第六章

台湾大学的生涯

当年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的中、英文班，是以大学联考时的成绩，而不是以系别来分班的。因此，我被分在最好的中文班和最差的英文班。我原本是想成为一位中国文学小说家的，没想到最后却依靠我的英文水平在美国谋生。生活是如此的变幻莫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能如人所愿。

虽然我是农业化学系的学生，但是我们与化学工程系和化学系的学生一起上普通化学和实验课。化学工程系和化学系学生的高中化学基础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们在上这门课时有些吃力，尤其在上实验课时，常常跟不上。幸运的是，我跟一位主修化学工程系的学生分在一组做实验。实验都是他做的，我只在旁边负责记录实验结果。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后来我在美国研究院读书时，非常遗憾和他失去了联络。当时，我们旁边一组是两位农业化学系的女学生，一个叫曾南生，一个叫冯镒蓉。我想女同学应该是天生比较适合做实验的，因为她们很细心。当时做实验时，我们常向她们请教操作方法。

虽然我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我还是通过了所有课程的考试。对我来说，最有趣也最难学的课程是有机化学。这门课是由一位有经验的德国教授讲授的。她非常耐心、认真地给我们讲课。但她的德国口音很重，有些地方我听不懂，我跟不上课。我决定努力学习以应付考试。期末大考之后，她公布了全班的成绩，我得了五十九分，是全班第三名。由于六十分是及格分数，所以大部分同学都不及格。她决定把每个人的分数用平方根乘十倍，以六十分为限。因此，凡是分数在三十六分到六十分的同学都变成了六十分，我的努力也只换来一分。我当时感到很不公平，因为我可以不用努力学习，只要拿三十六分也可以及格。当时我没有想到，有机化学对我将来在研究院的学习十分重要。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为我后来在美国留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事后我意识到，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只是回报不一定是在眼前的。这件事也让我意识到，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事物，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就像当时有四十五名同学都得了六十分，但实质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有很大差别。

在大二的时候，我的两位高中同学陈枢和唐崇实转学到了农业化学系，我们成为农业化学系的“三剑客”。在大四的时候，每位农业化学系的学生都必须选择一位教授作为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我们三个人都选择了农药化学专长的陈玉麟教授。几年后，陈教授一家到加州大学校本部的伯克利分校进修。我们又见了面，我还和陈教授夫妇的两个孩子成了终生的朋友。

在大三的时候，我加入了农业化学学会的学生组织。我喜欢主持学会的活动，其中之一是担任《农化会志》的编辑。这些活动让我有机会与许多教授、同学交流。我还特别去了农学院院长室，采访了当时的院长马保之博士。一般大学生连院长是谁都不知道，我竟然这么大胆，直接采访院长。想不到后来我还和马保之博士有很多的联系。

除了农业化学学会的活动外，我在台湾大学并没有参加其他社交活动。一个原因是我比班上大多数的学生小一岁，因此班上同学都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尤其是女同学。在台湾大学的四年中我没有一次男女约会的经历。我又很受欢迎，因为我有时会在家里开舞会。当时台北没有夜总会、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只允许在私人住宅举办私人舞会。恰巧我家的客厅和餐厅彼此相连而且铺了硬木地板，非常适合办小型舞会。我母亲喜欢年轻人，所以她支持我在家里办舞会。一般来说，我只邀请我的高中同学和我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的同学参加舞会。我小舅年轻时受过严格的交际舞训练，他常常教我和我的同学跳华尔兹和四步舞。

任筑山台湾大学的毕业照（一九六○年六月）

除此之外，天主教会活动占用了我大部分的课余时间。在大二的时候，我母亲成了一位天主教徒。她要求她的四个孩子都接受洗礼，并给每人取了教名。我的教名是约瑟夫，因为这个名字与我的中文名字筑山发音相近。除了每周日上教堂做礼拜之外，我还加入了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协助小组。这位神父是《慈音》期刊的主编，我除了在他弥撒时做他的辅祭外，还协助他编辑这本期刊。在这本期刊上，我发表了我中学时骑自行车旅游台湾的故事。

大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我在台湾大学度过了平淡却有趣的四年。当时台湾所有大学毕业的男生按规定都要服十八个月的入伍训练。服役的第一阶段是大三结束后的暑假三个月。一九五九年，我在“竹子坑”山区营地服役期间，正碰上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水倒灌“八七水灾”。当时，山脚下的好几个村庄都被海水淹没了，洪水甚至冲进了我们的营地。我们与外界失去联络好几天。幸运的是，我们营地没有人受伤，只是断绝了两天的粮食。我们只能在野地里找野菜充饥。

我一九六○年六月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就被任命为台湾陆军少尉的预备军官。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高雄凤山镇的陆军步兵军官校担任数学教师。我会打篮球，因此被选为教师篮球队的球员。还有一位篮球打得很好的球员叫唐亢。他是成功大学毕业的。我们一起打了好几个月的篮球，成了好朋友。周末放假时，我们经常一起去凤山镇或是高雄市区打台球和吃饭。后来，我们在加州伯克利时一起住一个公寓。他还是我一九六五年结婚时的伴郎。

在陆军步兵官校工作一年以后，我被分配到凤山镇的第二军团火头军当少尉官，管辖军团的伙食。每天厨师问我今天想吃什么，他们就特别烧给我吃。这是我在台湾吃得最好的三个月。我在部队这三个月发生了一件有趣又惊险的事。我们奉命从凤山镇全副武装徒步三个小时到高雄附近沿海地区待命一星期，在没有被调遣的情形下，又徒步返回基地。后来得知，我们是作为美军后援团准备被空运到柬埔寨参加越南战争的“自杀部队”。因为美军要我们从背面攻击北越军队，可是又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以免国际公谴，所以是准备我们全队牺牲的。我想，如果我们当时真的被派往战场，我不可能活着回来。这个传言，是否真实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一九六一年十月服满十五个月兵役之后退伍，当时已经来不及去美国读秋季班了。我许多同学在年底前去了美国读春季班。我决定留在台湾大学陈玉麟教授团队担任讲师。我担任的是农药化学和普通生物化学的实验教师。农药化学实验课是小班制。当年我生物化学学得不好，因此在带生物化学实验时遇到不少难题。幸运的是，原来教这门实验课的讲师正在台湾大学进修，他答应把他上课的讲义借给我用。因此，常常在第二天上课之前，我必须认真研究他的讲义。普通生物化学实验课是农业化学系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人数相当多。我记得当年我在美国的姐姐和二舅妈给我寄了一些漂亮的袖扣。当我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袖扣就会露出来。后来有人告诉我，班里的女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花花助教”，意思是纨绔子弟，听起来极为不敬。其实，该班有几位女同学聪明、漂亮，功课又好，有两个对我很有好感。当时，身为教师不可以与学生约会，因此我没有约会过任何女同学。

我很喜欢我前后五年在台湾大学的生涯，主要是因为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也学会了如何才能成功地领导他人。我学会了和许多人合作来完成不同的任务。这些能力自然而然成为我各种技能盒中的一部分。中国有句老话：“活到老，学不了”，我想我在台湾大学的生涯充分体现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