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念初一的时候，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那就是学习如何玩西方的一种纸牌游戏——桥牌。我的两个舅舅章德甫和章德善都很喜欢这个游戏，他们当时住在我们家。章德甫舅舅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他有一个同学叫沈君山，也喜欢打桥牌。打桥牌需要四个人，于是他们就叫我一起玩。我们在家里每个月打两三次桥牌。因此，尽管我对这个游戏知之甚少，两三年下来，也被他们训练成一位很不错的桥牌好手。

在我念高一的时候，德甫舅舅已经去美国念书了，德善舅舅在台北东吴大学就读。在课余时间，他还兼任了《桥牌与象棋》期刊的主编。为了充实期刊的内容，他让我把美国作者高伦编写的《怎样打桥牌》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作为特稿刊登在这本期刊上。当时全球打桥牌的人采用的都是高伦创办的桥牌制度。经过前后一年时间，我彻底了解了高伦的桥牌制度，加上以前打桥牌的经历，确实使我成为一名桥牌高手。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一位叫黄光明的同班同学也喜欢打桥牌。他叫牌冲劲很大，而我比较保守，我俩配合得很好。我们参加了很多次台北的桥牌锦标赛，取得了冠军或亚军的成绩。我们是台北当时最佳的双人桥牌组合之一。我们一同进入台湾大学就读时，还组建了一个由六位附中校友组成的“附光”队，参加台湾大学的桥牌锦标赛。尽管台湾大学有七支由高年级学生组成的队伍，但我们击败了其中六个队伍，包括他们当中排名第一的队伍，差点就取得了冠军，他们让排名第二的队伍故意输给排名第一的队伍，利用计分的方式，使我们错失冠军。从这次比赛中，我明白了竞技比赛也不全是公平的，使用技巧和规则都会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结局。

我上大二的时候开始对跳舞感兴趣，不想再花太多时间在打桥牌上。于是，黄光明就和他的弟弟黄光辉组队打桥牌。后来，他俩成为了台湾最佳的一对桥牌选手之一，并且在世界顶级桥牌锦标赛百慕大杯上荣获第二名，并扬名全球。二○一九年，黄光辉带领中国青年桥牌队到我住的拉斯维加斯市参加国际比赛时，我们第一次碰面。当时，他还不知道章德善是我的舅舅，也不知道我翻译了《怎样打桥牌》这本书。

回想我的高中时代，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特别是英语、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些课程。我喜欢中国文学，高一开始就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文章。台湾一家报纸还为我在儿童版上设立了“成语故事”的专栏。我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但最终没有走上这条路。唯一能记得的是，我母亲请了一位中文教师来教我书法。我记得那时我要用一根粗大的毛笔写巨大的方块字。我认真练习的动力就是如果老先生认为我的字写得好的话，我母亲就会给我一些零用钱作为奖励。我们小时候没有固定的零用钱，因此这些奖励就是我用来买糖果的经济来源。

回想我中学时的日子，我感到很幸运，能够认识像沈君山和黄光明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天才。沈君山后来成了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还是世界知名的桥牌和围棋选手。黄光明原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到美国后改学应用数学，他在研究思想和创新思维方面闻名全球。

一个人小学和中学时代的生活往往塑造他日后的性格。我的小学生涯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的高中生活相当美好，在这里我认识一批至交好友。附中是一所推崇自由的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多种课外活动，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人，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比台湾其他中学毕业的学生更优秀，更易取得成功。当时台湾的人们只注重升学和分数，以致大多数学校都忽略了学生社会实践技能的培养。这种传统的教育只能培养出优秀的执行者，但无法培养出领袖人才，而附中是唯一的例外。

到美国久了以后，我发现美国的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但有时基础学识不足。因此，东西两种文化都有其优劣势，很难说哪一种比较好，可能要看一个人的个性更适合在哪种体制下才能吸收最好的教育。 +wSodkM2EUMA5z3xrMJR3K+P3JAdq11G7Y/hdz5bNmQVLS2kUf77SNv5AMih1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