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辍学生

除了日本轰炸机和小沙弥事件外，我对自己青少年时期在中国大陆的生活记忆不多。我只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我每天必须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去一个叫克里斯汀的私立教会小学上学。我们三年级就要上英语课，但我学得不好，经常考试不及格。另外，在南京的时候，我大舅（我叫他老虎舅舅）和二舅（我叫他狮子舅舅）每天会用自行车载我去一所叫“琅琊路小学”的公立小学上课。后来我才知道，琅琊路小学是南京最有名的小学，到今天仍然如是。另外，我们还在杭州待过两个月，当时我们住在西湖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快活的时光，因为我不用上学，我母亲也没有找教书先生来给我上课。

一九四九年，我们全家从上海迁往台湾。当我们的商船驶离上海黄浦江的时候，长江对面的大炮正向我们这边开火。当时我才十岁，年少无知，觉得在甲板上看炮战非常有趣。出于对我安全的考虑，母亲命令我躲到船舱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们乘坐的商船是离开上海的最后一班商船。两天后，我们到达了美丽的台湾岛。

到达台湾后，我们一开始住在台北郊区一个叫“北投”的小镇上，这是一个以温泉而闻名的度假胜地。我们在那待了一个多月后，就搬到了台北“总统府”附近一所日式房子里。新家安顿好以后，我被安排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五年级。我很不开心，因为在离开上海之前，我已经上完了五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而我应该读的是五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在台湾，年满6岁的孩子才开始读一年级，而我和我姐姐在大陆时5岁就读了一年级。

上完五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后，我想转到私立小学读六年级。私立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的毕业班不收转学生。不过他们可以收我上六年级第一学期的“春季班”。念完“春季班”后，我看到报纸上有一所新开的私立中学招收新生的广告。我决定用“同等学力”申请参加考试，并通过了考试。我母亲对这所私立中学不满意，她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私立小学念完六年级的全部课程再升学。我向祖母求助，因为这所学校的校长是江苏宜兴人，所以祖母同意了我的请求。因此，我小学没有毕业就读了初一。后来，我还经常调侃说自己的教育背景差，小学没有毕业，是一个“辍学生”。

在这所私立中学念了一年后，在暑假期间，我又在报纸上看到公立成功中学在招收转学生。我参加了转学考试，并勉强通过了考试，进入了台北排名第三的成功中学就读初二。在这个班里，我基本跟不上课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数学教师在表扬月考中取得极大进步的学生时，班里其他同学的成绩都是从六十分升到八十分，而我的成绩是从四十分上升到六十分。六十分是刚刚及格的分数。在这所学校，我结识了四位同学：谢国成、陈文渊、王连欣和张藻。我是五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课余的时候，我们经常骑脚踏车到近郊的新店镇旅游。路上有一个池塘，我们就会跳进水中学游泳。我不喜欢把头埋进水中，所以只学会了蛙式游泳。

读完初三，初中毕业，我在高中联考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被台北排名第二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附中”）录取，并安排在高四十班（又叫S40）就读。一直以来，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都是倒数第几名。高一时，我两门主科英语和生物都不及格。当时的规定是我必须要留级重修高一。对此，我母亲当然很不高兴。在秋季开学的前几天，教育厅出了一项新政策，凡是两门主科不及格但分数在五十分以上的可以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如果补考超过六十分可以继续随班就读。正巧我的英语是五十分，生物是五十一分，可以参加补考。我的补考成绩是英语六十一分，生物六十分。因此，我可以跟我高一的老同学一起上高二，不用再留级了。

由于参加补考，我晚了一周才去学校报到。当时，班里的座位已经根据同学们的身高按从矮到高的顺序排好了。高一时，我在班里的座位是三号，因为那时我的个子很矮。再回到高四十班时，我的个子依然很矮，却坐在班里第五十号的位置上，在全班个子最高的四十九号高正明的旁边。我一个最好的朋友童德淦在休学一年后复学。他在我报到后的一天出现在高四十班，坐在五十一号。两年后，我完成了高中的全部学业，成绩是班上的中下游。

对我而言，能在附中度过高中三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附中以推崇自由精神著称。学校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去培养课外的兴趣和爱好。我记得有一年，由于我不会唱歌，而导致音乐课要补考。在一门工艺课上，我也遇到如画画、做飞机模型等问题，常常需要同学们帮忙才能通过。附中最好的一点是每个年级和每个班级都有各种竞赛，这使得每班的同学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为班上荣誉而互相协助。时至今日，我生活中最好也是最可信任的朋友大都是当时高四十班同学。

高中毕业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大学联考。联考是决定每一个想念大学和专科职业学校的学生必须参加的考试。考试依学生想报考的科类分为四组：文学、理工、医学和农业。在填报志愿时，我原本想选“文学”，因为我的中文根基很深，并且在中学时就开始在报纸和期刊上投稿。但我母亲说，台湾作家的生活都很拮据，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因此她要我报考理工专业。这样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且这类专业，大学毕业后有到外国去留学深造的机会。

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准备联考，很快我就养成一种全神贯注的习惯。我一旦专注看书，就会把外界事物都抛之脑后。我常常在书房里播放古典音乐唱片。一旦我专心投入看书，我就听不到音乐或是母亲叫我吃饭的声音。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唱片已经结束了，在唱片机里发出刺耳的“咕咕”声。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我联考的成绩非常好，被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录取了。我当初听了母亲的话，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填报化学相关的专业，因为我在附中时曾遇到一位非常出色的化学教师。台湾大学录取我的是农业化学系（代码为4563）。该系是我的第三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化学工程系，因为我的联考总分不够高，所以我没能被化学工程系录取。我的第二志愿是化学系。由于化学系只收六个学生，排在前四名的学生被录取后，只剩下两个名额。可是有六个联考分数相同的学生竞争这两个名额。我是其中之一，我不够幸运，没有在六名中脱颖而出，因此进入农业化学系。

其实，我进入农业化学系对我的发展是有益的。这个系的专业班级有五十多位学生。在班级里，我们有很多机会交朋友。我也学会了和同学们和睦相处，在小组活动中互相交流，彼此讨论，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且拥有许多机会培养领导能力。

回忆我小学和中学的生活，我有两个感触。第一个感触是我似乎与生俱来就有勇于奋斗和不屈不折的精神。虽然我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是我都会全力以赴克服。第二个感触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多半是在他幼年就学的时代形成的。对我而言，儒家和佛教的思想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讲究做事要有耐心、为人友善、三思而后行、波澜不惊。这也一直是我做事的态度。我想我比和我同龄的中国人更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后来我了解了美国的文化和思想，从中学到了美国人积极进取的精神、果敢的决策能力，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守法精神。在我后半生思考如何处理每天的人和事时，东西方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冲突。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及时地利用这两种哲学思想，很快、很好地处理我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一意孤行地用一种思想。我想这要归功于我与生俱来的“直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