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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姆森大学工作六年后，我获得了学术休假资格。我选择前七个月在美国农业部贝尔茨维尔研究中心园艺作物研究部、后五个月在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做客座教授。
在贝尔茨维尔研究中心工作时，我们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套公寓。柏怡可以步行去附近的小学上学。心伟和人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寓里。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有机会和美国顶尖的仪器专家卡尔·罗纳丝一起工作。他用我从克莱姆森大学带来的特种小番茄为材料进行了光分析，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他选了一个特别大的光分析箱放小番茄，然后用红光和远红光照射番茄，记录每次光处理后的吸收光谱。他计算出两个光谱的差值，得到了所谓的作用光谱。他又使用电子增强技术将光谱重复了一千次，结果发现番茄中有光敏色素。我们在《植物生理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被认为是当时植物科学中最重要的著作。这提高了我的学术地位。这篇文章的第三位作者是爱理·瓦他达博士。爱理是美国农业部园艺作物研究所的所长。他邀请和安排资助我在该所工作七个月。我还和他共同发表了两篇关于番茄和桃子成熟机制的论文。我们一起申请参与在佛蒙特州康科德市举行的每四年才一次的高登世界百强植物生理学家的会议。我是参与者中最年轻的科学家。这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这个领域内不同国家的资深科学家。
我们在美国农业部工作的第一个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我们所住公寓楼的下一层发生了火灾，心伟只能抱着人诚逃生。房子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在救火中被损坏了。幸亏我们来休假时没有带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的被褥和很多衣服都不能用了，只能买新的。第二件事是，我收到消息说我父亲得了肺癌。我向医生咨询了父亲的情况，然后求助于我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朋友。我朋友说我父亲患的是鳞状细胞癌，当时还没有可以治疗的手段。他说我父亲最多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可活。由于我到美国农业部工作时签订了七个月的合同，只能请一周的假。我只能选择马上回台湾见父亲最后一面，或是去参加他的葬礼。最终，我决定马上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在台北，我去父亲家看了他两次，还陪他去了两次医院。医生和我说，我父亲最多只能活一个月了。我回美国后的一周他就去世了。
学术休假的后半段我生活得很愉快。一九七六年二月我们来到台湾大学，住在海外学者宿舍。那是台湾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套独立房子。柏怡去了台湾最好的小学——再兴小学上学。她本来应该读三年级的，但考虑到她的中文不好，学校建议她读二年级。第一次月考，柏怡由于看不懂中文，只考了八分。但柏怡很聪明，学习能力很强。第二次月考，她就考了九十八分。不久，她就能看懂中文报纸和期刊了。她在学校的生活很快乐。虽然在回到美国以后的生活中她很少使用中文，但在需要时她还是可以说中文。人诚当时只有两岁。我们请了一位学生来照顾他，陪他在家里玩耍，所以他一直都很开心。心伟的生活是最忙碌的。她除了向台北的两位著名画家学习国画外，还报名参加了台湾著名的烹饪课，参加以前同学聚会等活动。我为农业化学系研究生开设了“高级食品化学”课。当时只有十几名研究生报名上课，但四十个座位的教室里坐满了其他系的研究生和很多农业化学系的本科生。后来，我碰到了以往来听我课的学生，他们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上课生动有趣，还很有创意。最重要的是，我会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台湾大学的很多课都是传统模式的死记硬背。除了教授这门课，我还加入了几个研究生委员会，并担任本科生研究项目的指导。
在教学之余，我去台湾大学附近的一家字画装裱店，和店里的老画师学习国画装裱。我买了四种不同的毛刷、宣纸，学会了把淀粉糨糊在宣纸上，这样干了的宣纸就没有半点褶皱。我还学会了测量、切垫子，完成整幅画的裱装。后来，我把心伟的画都装上了画裱，这些画是她后来在克莱姆森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举办中国画画展用的。由于我从小练习书法，所以有时写中文诗，并把它们题在心伟的画上补白。我们许多朋友家里都有心伟的画。
在台北，我们还乘火车去了台湾南部地区旅行。我们一路向南，到了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国家公园。公园里有许多热带植物、小动物和岩石。参观完公园后，我们去了海边的一个渔村。我看到一艘渔船驶来，船上放着一个有十六英寸
宽的巨大的白色珊瑚，形状像扇子。我问渔夫：“这个珊瑚卖不卖？”他说：“二百五十元新台币。”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我还是买下了它。我们拿着珊瑚坐火车返回了台北。我去了一家珠宝店，问老板能否做一个放珊瑚的盒子，这样我就能把它带回美国了。店主说可以做，但要五百元新台币。一周后，我去取盒子，非常惊讶，珊瑚放在一个以红丝绸为内衬的精美盒子里，洁白的珊瑚显得非常漂亮。盒子还配有玻璃外罩和柔软的丝绸内垫，以免运输中珊瑚受损。店主看着也很喜欢，问我能不能以一万元新台币的价格把珊瑚卖给他。我考虑了一会，没有卖。我问他为什么要以这么高的价格买，他说，几天内他就能以两到三倍的价格卖给日本游客。到现在，这个白色珊瑚我们仍然保留着。只不过在后来的搬运中珊瑚受到了一些磨损。现在这个珊瑚看起来像一个心形而不是扇形。我们总是把它摆放在家里的客厅。有客人来时，我们经常会谈论起这个珊瑚的故事。我想也许这些年它给我们家带来了祝福和好运。
在我休假回美国后的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和心伟成为美国公民。一九七八年，我出现了严重的过敏问题。亨特医生给我测试了三十种过敏源，我对其中的二十九种都过敏。我的脸因为严重的过敏反应肿了起来，亨特医生只好给我打一针麻黄素以消肿。我打了一年的脱敏针，过敏问题才有所缓解。尽管如此，我一生都要忍受不时的过敏反应。
方心伟画的花鸟，任筑山题的词（一九九五年九月）
一九七八年，我在食品科学技术领域已经很有名气了。除了在《植物生理学》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外，我还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食品酶制剂相关的论文。这篇论文被认为是食品酶化学领域的先驱研究。我告诉我的研究生，我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参加了几次联邦会议。虽然这些会议主要是针对营养、生物化学和医学科学领域学者的，但会议中经常会提出一些独特、创新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我把它们灵活地应用到食品科学中，我就成了第一个用这些方法和技术解决食品科学问题的人。
除食品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外，我还做了一些应用类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个是研制苹果干片。我用真空浸泡和低温干燥技术，把糖转到了苹果片的细胞里。做出来的苹果片口感酥脆、香味宜人。当时我没有商业头脑，不然我就会与食品企业合作生产这些产品。几年后，这些产品就在市场上出现了。不仅有苹果干，还有其他水果干，如香蕉干、草莓干等。另外一个项目是制作豆腐。为了掩盖豆腥味，我在传统的豆腐中添加了巧克力和水果的味道。这再一次走在了时代前沿，几年后类似的产品就在市场上出现了。
我很喜欢在克莱姆森大学的经历，让我有机会了解了美国南方的生活和文化。尽管我在克莱姆森大学取得了成功，但我仍然面临着种族的歧视。一般来说，助理教授四年晋升为副教授，再过五年晋升为教授。不过，研究成果突出的话，可以破格晋升。四年后，我晋升为副教授，又过了四年，即一九七八年，我申请提前晋升为教授，但没有被批准。然而，和我同年任命的一位成就比我差很多的白人副教授却获得了提前晋升。于是，我开始有了离开克莱姆森大学的念头。
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如果我在克莱姆森大学再待上二十年，会是什么样子。我可能还会坐在同一间办公室，教授相同的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发表论文，那又如何呢？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吗？我往后的一生都要这样度过吗？因此，我开始有了申请其他工作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