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十九世纪初就有成立“农民大学”的呼声。一八六二年，一位叫奥斯汀·莫喏的参议员提议成立美国农业部，他又提出第二项立法——成立赠地大学。其目的是由联邦政府赠给每州若干土地，各州政府可以把土地出售，得到的款项用于建造赠地大学专注于农业和机械专业的研究以利农业长期的发展。

一八七二年莫喏参议员又建议立法给每州赠地大学一批联邦的经费用于主持赠地大学的教学、研究和推广。一八八七年，一位美国参议员建议立法对联邦政府给每州赠地大学的研究和推广经费统一由美国农业部每年提出研究和推广方向和题目。他又同时提议立法联邦经费的十分之一必须用于区域性的研究项目，目的是促进赠地大学农业研究的州际合作。

克林姆森大学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赠地大学，我在克莱姆森大学和我这一生的事业都受到上叙区域研究项目的影响。在我刚被克莱姆森大学录用时，两个海区研究项目没有分配给任何人：一个是水果保鲜研究，一个是蔬菜保鲜研究。我就接手了这两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提供资金聘请技术员，支持两名研究生的奖学金及购买各种实验物品。因此，我拥有了两名全职技术员、四名研究生、一些本科生和这些项目实验所需的研究经费。在任何大学里，很少有新的教授能够不撰写冗长的项目申请书来竞争机构和企业的资助就拥有如此强大的财务支持。

这两个海区项目都属于美国东北地区，因此我们每年的年会就在美国东北部的州立大学举行。每个州农业实验站的首席研究员必须在年度会议上做年终报告。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大开眼界。所有来自其他州的首席研究人员都是领域内资深的著名教授，我是唯一的助理教授，但那些经验丰富的教授都非常喜欢我，因为在他们例行的年度会议上，我就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尽管我的报告比其他农业实验站的报告差很多，但他们都对我非常友善。他们不仅指出了我研究中可以改进的地方，还为我提供了他们农业实验站的材料和资源，使我的研究结果得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在国家期刊上发表的水平。他们还帮助我加入了一些专业协会，这通常是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才能获得的荣誉。因此，这些海区项目不仅启动了我的研究，还给我机会认识了领域内许多知名科学家。其他农业实验站的助理教授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

在第一次蔬菜保鲜项目的会议上，我遇到了一位油脂专家，他是新泽西州罗切斯特大学的张驷祥教授。他告诉我，中国台湾相关部门要求他成立一个由生活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组成的食品工业研究与发展顾问委员会。我们在为时三天的会议上讨论了此事，最后向中国台湾相关部门推荐了九位科学家。顾问委员会迅速成立，我们每年都会在罗切斯特大学或是其他地方开会。当时，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食品加工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六个关键领域之一。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出口对台湾的农民和外汇基金很重要。记得有一次我在南卡海边城市主持会议时，当时的一位中国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还从台北赶来参加会议。我们除向中国台湾相关行政部门提供建议外，一九八○年还在台北举办了不少国家和地区参加的食品科学与技术研讨会。

除这个委员会外，我还另外参加了美国华裔工程师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美国与中国台湾会谈。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八年，我带领四位食品科学家在台湾交流了两个星期，考察了当时的食品工业，然后向中国台湾行政部门长官提供报告，指出工业界的困难地方和改进方法。

我们刚到克莱姆森大学的体验不是很愉快。当我们离开加州时，气温是七十五华氏度，湿度很低。但当我们到达克莱姆森大学时，气温是九十五华氏度，湿度是百分之九十。柏怡实在是太热了，她问我：“爸爸，我们可以回家吗？”

一开始，我们住在学校的职工宿舍里。那是一栋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军营改造成的两居室木制房屋。我们不得不急忙买空调来避暑。食品科学系主任带我去买车，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车里没有空调。他想得非常周到，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婴儿床和一张成人床，加上我们带来的以及买的一些家具和厨房用具，我们在美国南部的新生活就由此拉开了序幕。逐渐，我们了解到，与加州沿海地区的人民相比，美国南部人民非常虔诚和爱国。美国南部浸信会是美国南部最主要的教堂。但是，当时种族隔离仍然非常严重，白人去白人的教堂，黑人去黑人的教堂，甚至连公共汽车白人和黑人都是分开坐的。尽管联邦反种族隔离法在一九六二年就通过了，但在当时，公车上仍然是黑人坐在后面，白人坐在前面。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出当时种族隔离的严重性。当我填写克莱姆森大学的人事表格时，发现表格一栏需要填写人种。其上面只有两个选项：白色和有色。我问系主任，我应该填哪个，因为我是亚裔黄种人。他说：“哦，不，你填白人。有色是给‘黑人’填的！”

我们在克莱姆森大学经历的第一个足球赛日令人震惊。当天我们去超市购物，当我们从超市出来时，警察正在将所有车辆都指挥到足球场的停车场。我告诉警察，我们需要向另一个方向回家，但他们不理会我，仍然命令我到足球场停车。我们只好停了车，拿着东西徒步走了一英里回家。等到足球比赛结束时，我们回到停车场开走了我们的车。我开始意识到美国大学美式足球比赛的校园精神。由于我喜欢篮球，而克莱姆森大学是全国最好的篮球协会——大西洋海岸协会的成员，所以我买了两张克莱姆森大学的篮球比赛季票，从比赛中我领悟到了真正的校园精神。我发现融入这种校园精神对成为真正的校园成员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家仍然喜欢在电视上观看克莱姆森大学的球类比赛。

我们一直过着勤俭的生活。在存够了钱之后，我们购买了郊区的一幢旧平房。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给我们贷款的银行在合同中要求我们在出售这幢房子时，必须经过银行的同意。我问了银行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这是一个标准条款，所有银行都有这项条款，我们只是不希望您将房子出售给黑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南方的美国人对黑人的歧视依然很严重。

克莱姆森大学的人对我们很好。他们当我们是客人，而不是圈内人。我们在克莱姆森大学交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北方人或外国人。我们的邻居来自威斯康星州，是一对很了不起的夫妇。他们自己有两个孩子，但前后收养了十六个孩子。后来他们被选为南卡罗来纳州最佳的社会服务家庭，并应邀参加了华盛顿白宫的宴会。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叫海尔冰博士，他来自威斯康星州，是美国农业部农业实验站的南方主管。他喜欢我对食品科学技术的热情，为我提供了一些非常难得的与美国农业部的项目合作的机会，并使我成为农业研究计划基金开发小组的成员。农业研究计划后来成为美国农业部最主要的自由竞争补助项目。他的妻子在克莱姆森大学食品科学系担任感官评估技术员。他们的两个女儿就读于克莱姆森大学的食品科学专业。后来，我有机会协助他的大女儿完成了她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了表示感谢，她在论文首页上写道：“本论文得力于任博士的多方帮助，没有他也就没有这篇论文。”

我女儿柏怡是个聪明的孩子。她学知识很快。小学教师想让她乖乖上课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她当小助手。柏怡学过钢琴，她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我最喜欢的曲子《致爱丽丝》。钢琴教师说，其他孩子要花三年的时间才能学会。她第一次参加当地中小学钢琴比赛就获得了第一名（从来没有一个小学生赢得该项中小学钢琴比赛奖）。克莱姆森大学许多人都只知道心伟和我是柏怡的父母，而不知道我们的名字。

心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女士，她决心要生一个儿子，以便为我们任家“传宗接代”。但她在生了柏怡之后就无法再受孕。当地附近的镇上有一位在日本工作过十年的妇科医生。他告诉心伟，在亚洲，有一些妇女的卵巢会在生过一次孩子后向后倾斜，很难再受孕。他给心伟做了一个小手术，纠正了卵巢的位置。不久之后，心伟就怀孕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这时突然患上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医生建议她最安全的治疗方法是先流产再进行外科手术以缩小甲状腺。心伟拒绝了，她选择继续妊娠。她接受了放射性碘治疗以缩小甲状腺。第一次药剂量不足，因此她进行了第二次治疗，而这次治疗导致她的甲状腺过小，她需要每天服用甲状腺素。孩子快出生时，我带心伟去了医院，医生问她，如果有突发状况，孕妇和小孩只能救一个，应该救谁？因为心伟过去生柏怡的经历，医生不得不问这个问题。心伟毫不犹豫地回答：“救小孩。”她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给我生一个儿子。幸运的是，虽然比预产期晚了一个星期，孩子还是很顺利地出生了，婴儿体重超过六磅 ，他叫人诚。至此，柏怡多了一个弟弟，我有了一个儿子。

在克莱姆森大学，我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我的脚被一只棕色的大蜘蛛咬了。我喜欢在家里的后院工作以及修剪树枝。由于天气炎热、潮湿，我经常赤脚工作。有一次，我的右脚突然肿了起来，脚踝渐渐失去知觉。红色的肿块逐渐从我的脚上蔓延到我的小腿上。我马上去了医院。医生把我放在病床上，并把我的右脚抬到比心脏还高的位置。他们给我用了大量的抗生素，并告诉我，如果肿胀无法控制住，我就要面临截肢。幸运的是，肿块没有再蔓延。我在医院待了三天就出院了。医生给我的腿打上了石膏，我不得不以抬着腿的姿势睡了一个多月。另外，我患上了高血压。这是一种遗传病，因为我所有兄弟姐妹都有相同的病症。我的家庭医生威廉·亨特是一位老派的乡村医生。他开了药物给我治疗，控制住了血压。但是，我必须终生服药并一直监测自己的血压。

有了充足的研究经费，我忙于积累各个研究项目的研究数据。数据充足之后，我开始撰写论文，并将它们提交给《食品科学》期刊，进行发表。我的第一篇论文因为篇幅太长而被拒绝。我将其分成了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了《食品科学》和《园艺》期刊上。在十八个月的时间内，我一共在各种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十二篇论文。这是很少有的现象。曾经有段时间，系里的三个秘书都为我打印文章。此后不久，我开始收到担任美国食品科技展览会的分组主席、参加国际研讨会交流论文的邀请，并获得了食品工业界的咨询机会。我甚至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人类营养与食品科学系的面试邀请。该系是当时食品领域最著名的系，但我没有去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心伟正在接受四位当地医生的治疗。我没有去麻省理工学院是件好事。不到十年后，该校就取消了这个系，因为它不是麻省理工项目的核心任务。

一九六九年的秋季学期，我教的是人类营养学、基础生物化学和实验课。除了签证问题外，我选择在克莱姆森大学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份工作能够给我机会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认为用英语教学可以更好、更快地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只上过一门人类营养学课程，所以我在收集课程内容时遇到了问题。幸运的是，此前讲授这门课程的系主任将他的讲义借给了我。我更新了一些内容，得以在良好的状态完成了这项任务。针对基础生物化学和实验课，我却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编写讲义和设计新的实验。此前提到过，我上过三次普通生物化学课程，这对我讲授这门课有很大的帮助。实验课却上得很艰难，因为克莱姆森大学的实验室设备很差。那是艰难而又忙碌的五个月，不过我还是完成了任务。生物化学系才从化学系中分离出来，只有三名全职教师。我是食品科学系和生物化学系的联合教师。

第一学期过后，我决定将原来大三学生上的基础生物化学课改到大二上。这部分原因是为了使医学预科生、牙科预科生和护理学学生能够在有机化学与基础生物化学之间进行选择。除了使用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例子来解释复杂的生化机制外，我还开设了一些特别的课题，如胆固醇、心脏病、先天性代谢错误和镰刀型细胞性贫血症等。这些都是我从人类营养学和食品化学讲义中了解到的知识。学生很喜欢这些课程。一年之内，我的学生从第一学期的二十名增加到了一百五十多名。我最头疼的是实验室很小，只能容纳三十名学生，所以我不得不将一堂实验课重复上五次。幸运的是，学校为另外四次课程所需的助教和实验材料提供了资金。两年之内，我成为了克莱姆森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在这段日子里，我的英语水平也明显提高了很多。

除教学以外，我还担任了食品科学学生俱乐部的顾问，并进行推广工作，与当地食品行业的人员联系。我还参加了美国食品科技年会的当地区会和美国南部农业科学家协会的食品科学部。我的两名研究生获得了美国南部农业科学家协会颁发的最佳学生论文奖，另一名研究生获得了美国食品科技年会全国研究生报告第二名。美国南方学生的水平一般比其他地区要低，但我学生的表现令许多人都十分惊讶。当然，我的研究成果也被加以肯定。 NISUIly1y3yfgYtU+Jp/NKczwdXfGUK3SDfKBoWfdphPscpChjeqrtoIOgYb1T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