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利分校的五年生活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这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三件大事，分别是：与方心伟结婚；获得博士学位；第一个孩子任柏怡（身在伯克利 、心在台湾的意思）诞生。

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我和方心伟在纽曼教堂举行了婚礼。这是中国学生经常去的一个天主教堂，因为这里的天主教神父对中国学生很友好。其他教堂就不那么友好了，有的教堂甚至不让中国学生进入。那时美国对亚洲学生的歧视是很明显的。婚后我们搬进了钱宁路一九三七号，房东是一对老夫妇，住在楼下，我们住在二楼。

在伯克利分校，我们经历的第一件事是自由言论运动。当时很多学生和社会人士常在学校行政楼前的台阶上发表演讲。国家和地方电台的摄像机队成了大楼前的标志物。当时被称为“嬉皮”的一些演讲者和旁观者，带着他们的狗一起跳进了大楼前的喷泉池里，很不雅观。有时这些人还会在校园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都没有影响到我的研究生生活，因为我的实验楼和上课楼都在校园的西南角，而这些活动都集中在校园的东北角。偶尔，我会步行去行政大楼对面的学生会大楼的咖啡厅。我买了午餐，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咖啡厅的落地窗，是观看抗议者活动又听不到噪声的完美场所。我和方心伟还去过学校行政大楼附近的电报大街吃饭。在那里，我们会遇到一些穿着精美的嬉皮客人，我想他们应该被称为“披头”。我记得我们碰到过一个家庭，父母和孩子们都披着相同的漂亮毯子，毯子上面有一个洞，从洞里可以把头伸出来，看起来相当有趣。

我的博士生导师麦金尼博士，是伯克利分校一位有名的老教授。他是加州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系三大知名教授之一。当年，伯克利分校决定把所有农业类专业转到戴维斯分校时，这三位老教授都不愿调去戴维斯分校，就留在营养科学系一直工作到退休。麦金尼博士认为，他的学生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就必须在他众多研究领域中的某一方面超过他。这就是所谓的科学进取精神。但他是研究天然色素和食品添加剂的世界知名专家，这个要求对他的学生来说很不容易。我的论文研究方向是叶绿素化学。我需要学习量子化学，建立专门的气相色谱分析方法，并用电脑来完成我的研究工作。我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光化学与光生物学》期刊上，但这和我想从事的食品科学与技术领域相去甚远。我的博士学位是比较生物化学，这意味着我必须满足生物化学博士毕业所需的条件，包括应该掌握的课程、语言能力以及研究技能等。不同的是，我的导师不是生物化学系的教授，所以我的学位叫比较生物化学。我必须学习用法语和德语两门语言来阅读和翻译科学论文。如果我是营养科学系的学生，我就可以把中文作为两门语言之一，但生物化学系就不行。我的法语学习没什么问题，却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刻苦学习德语才通过了翻译考试。

加州大学对生物化学课程的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生物化学课”，尽管我在台湾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都已修过这门课，还是必须重新选修。我原本以为这门课我能轻松得A，但我只得了B。这说明上这门课的学生水平都很高，这其中很多学生还是第一次上生物化学课。我从这门课上确实学到了很多知识，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酶化学及实验”这门课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记得为了结晶一种酶，我在实验室不眠不休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才完成这项任务。令我惊讶的是，有些学生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难怪加州大学的生物化学系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世界生物化学家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在伯克利分校读书时，我的祖母在台湾去世了。我非常伤心，因为祖母很疼爱我，给过我很多保护。我从祖母的遗产中分得了二百美元。我想祖母的每个孙子都分到了相同数目的钱。我用这笔钱买了两股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的股票。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它们变成了四十八股。我想我不会卖掉它，我会把它传给我的儿子，作为对祖母的纪念。

有次我看到了一个石油公司的新股票正在首次公开发行。我用存下的钱买了一百股。两周内，这股票价格上涨了六倍多。我把它卖掉了，赚了不少钱。卖掉之后，这股票在两天内就跌回原来的价格。有趣的是，股票经纪人还来我家采访我，问我是怎么知道股票价格会下跌的。我告诉他这纯粹是运气，因为我对股市一窍不通。这个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很多年，并激发了我对股票市场的兴趣。在我退休后，它成了我的爱好。由于我善于快速做决定和我的直觉，我退休后从这个爱好中赚了不少钱。

我和方心伟在钱宁路住了五年，那里有我们的很多回忆。这套公寓是两室一厅的，还有一间大厨房。我们请过很多朋友来家里吃饭和打麻将。那时房东太太家里有一台当时很少人有的彩色电视机。他们喜欢年轻人，常邀请我们一起看电视。那台电视机的颜色像是一种涂料。我记得那时我们最喜欢的节目是“西部武打片”。

加州大学的研究和学习任务很繁重，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因此，我得了严重的头痛和胃溃疡。幸运的是，我的胃溃疡发现得比较及时，只在十二指肠壁上形成了一小块溃疡。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治疗，而不用开刀。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我康复了，也没有后遗症。

我人生中的第二件和第三件大事在九个小时内相继发生。方心伟生柏怡的预产期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而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安排在六月一日。柏怡可能是个争强好胜的女孩，我想她是想要打败我，所以她提前一周出生了。在五月三十一日晚，方心伟开始腹痛。我把她送去奥克兰的恺撒医院。柏怡在零点过几分出生。在看完方心伟后，我回到家，久久不能入睡。我的论文答辩时间是六月一日上午九点，答辩如期进行。答辩委员会一共有四位教授（两位来自生物化学系，两位来自营养科学系）。我很担心生物化学系的教授，因为听说他们通常会向非生物化学系的学生提出很难的问题。结果我的情况正好相反。生物化学系的教授开始确实问了我几个问题，但我回答得很好，所以他们没再继续问了。营养科学系的两位教授利用这个机会，不停地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他们所有人的问题了。原定两个小时的答辩最后持续了三个小时，到中午才结束。我匆匆吃了点东西，就赶去恺撒医院。到医院之后，才知道方心伟昨晚大出血，还在重症监护室。医生和我讲了事情的具体经过。方心伟在生柏怡时难产，失血过多，所以留在了重症监护病房观察。他们允许我抱着柏怡去重症监护室看望方心伟。方心伟这是第一次见到柏怡，很高兴。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身体飞到了窗户边的天花板上。窗外，一个老人向她招手，让她和他一起去天堂。方心伟告诉他，她不能随他去，因为“筑山在等我。他一会儿就来”。我认为医院对我的妻子照顾不周，为她接生的是一名实习生。后来一些美国朋友说，我们可以以照顾不周起诉这家医院。但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起诉，我也确信医院会为了保护那位实习生而否认事情的真相。

博士毕业之际，我开始找工作。最初投的二十多份简历都没有结果。我想我的简历可能需要修改。我请了在加州大学的美国同学帮我修改简历，并教我使用恰当的表达方式。申请每一份工作的简历都应该是量身定做的，而不是使用统一的标准模式。之后，我开始收到回应。最终，我共得到了六次不同形式的面试机会，并收到了五份录用通知。其中有三份是博士后工作：一个是在纽约州普拉茨维尔的纽约大学从事植物生物化学研究；一个是在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研究鱼类生物化学；还有一个是去美国农业部的加州帕萨迪纳果蔬化学实验室研究胡萝卜素。另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份有趣的工作，研究维生素A的代谢过程。维生素A在化学结构上与胡萝卜素相似。这份工作的地点是泰国曼谷。研究助理的薪水够我们住在曼谷，还可以有女佣和司机。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州立克莱姆森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我与心伟商量之后，决定接受克莱姆森大学的录用。除了提供职位外，这所大学还答应帮我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由于我持有的是交换学者的J-1签证，所以在我完成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待十八个月，必须离开美国，两年后才能重新申请来美国。这样在曼谷的两年工作对我就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符合J-1签证的要求。我不确定克莱姆森大学是否知道J-1签证的要求。但他们有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武器。克莱姆森大学兑现了他们的承诺，邀请了美国国会资深且有权势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作为我的推荐人。我在克莱姆森大学工作一年后，也就是在一九七○年，就获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如果在其他大学，学校是没办法帮我申请到永久居留权的。我们在申请到永久居留权的七年后，申请了美国国籍，并且得到了批准。我和心伟于一九七七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我们在离开加州飞往南卡罗来纳州的那天，有点伤感，因为伯克利是我们的第一个家。我们将远离许多亲密的朋友，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也不认识。当我登上飞机离开加州前往南卡罗来纳州时，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我将步入社会，为生活和前途展开奋斗。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冒险，尽管它最后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笔巨大的财富。我这样讲是想说一个思路：人不能害怕走出自己的舒适生活圈，要敢于面对人生新的挑战。因为越是难的挑战，越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也越快使自己成长为更完善的人。 pyyPK0my9ZgrH+/KxmslU75IJxYM1iUeFWKlIpLBNBDbN2xKlFZQzhDxn1uds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