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大学担任助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开始申请美国高校的研究生和奖学金。很幸运，我申请的十所学校都录取了我，其中六所提供助教奖学金。在一位英语教师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华盛顿州立大学。一方面，他们让我在乳品科学系做助理研究员，提供的助教奖学金最高。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为我提供用于交换访问学者的J-1签证。根据那位英语教师的说法，J-1签证比普通学生的F-1签证更容易通过美国大使馆签证官的面试。作为一个英文不好的学生，我在不知道J-1签证限制的情况下接受了她的建议，轻松通过了签证面试。

当时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情是，我母亲让我向父亲要从台湾到美国的机票费用。我当着祖母的面向我父亲提出了要求，在祖母的催促下，父亲同意给我买机票。当时我对他说：“我是向您借这笔钱的，以后会还的。”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还父亲机票钱，他就去世了。这是我一生中极少数答应别人却没做到的事情。

一九六二年，二十三岁的我从台湾前往美国，开启了我的“世界之旅”。我带着母亲给我的五百美元，登上泛美世界航空公司的飞机，途经琉球岛，然后飞往东京过夜。在东京，我遇到了一位日本笔友——远藤靖子。她是东京郊区的一名英语教师。她带我参观了著名的东京铁塔。在她的帮助下，我买了一台索尼收音机和一台佳能相机。我至今还留着收音机和相机。我记得我的机票包含一晚日式酒店里“榻榻米”式房间的住宿。日本旅馆的服务人员不会说英文，她按照日本的传统礼仪，跪在榻榻米上，给我准备早餐。然后，我坐飞机到了夏威夷。当我到达夏威夷的旅馆时，餐厅的女服务员问我：“我能帮你什么吗？”我当时不明白她的意思。她看到我的表情很迷惑，就问我：“你想要喝茶还是咖啡？”我回答：“我只是想吃点东西。”她给我看了菜单，大部分菜我都不认识，所以我就让她点她觉得好吃的。那是我第一次吃沙拉和汉堡。我心想，美国人难道把草当饭吃？在中国，我从来没有吃过生的蔬菜。

接下来，我从火奴鲁鲁飞到了西雅图，参加我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学的婚礼。我没有想到在美国，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婚礼做所有的事情。新郎不得不在教堂婚礼之前来机场接我。我参加完婚礼，在第二天飞往纽约之前，因为我对美国习俗的无知，还在这对新人的新公寓里住了一晚，为此，我愧疚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纽约，我在姐夫乔治的父母位于长岛的房子里住了三晚。我第一次体验了地铁，看了著名的无线电城音乐厅的“踢大脚”表演，参观了中央公园和大都会博物馆。我还坐火车去了纽约的波基普西市看望我的叔叔和婶婶。我和叔叔在电视上看了一场长达14局的棒球赛。当时我觉得这种美国认为是国宝的职业棒球赛实在是太无聊了。

在纽约待了一周后，我飞去了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然后坐灰狗巴士到了普尔曼。我的导师艾须·吾斯教授到车站接了我，他带我到研究生宿舍，帮我安顿下来。

研究生的第一学期，我住在宿舍里，因此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记得有一天，几个同学在我的房间里谈论学校的事情。突然，另一个同学进来问：“在煮什么？”我很疑惑，因为当时我什么也没煮。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说，这是一个俗语，意思是在干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关于英语，我还有很多知识要学。我们宿舍里有一台电视机，我经常看电视。有一次鲍勃·霍普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他说：“鲍勃·肯尼迪应该获得最佳制作人奖。”除了我，整个房间的人都哄堂大笑。我很不解，最后有人告诉我，鲍勃·肯尼迪有十个孩子，制片人这个词可以两用，指他孩子多。这件事后，我开始逐渐了解美式幽默。

那时，我们在宿舍里的一个娱乐活动就是打桥牌。因为我有基础，所以我是宿舍里的最佳牌手。我每周还去参加当地的复式桥牌比赛。如果排在前三名，我就能够获得美国桥牌协会的积分。有一次，一个同学邀请我去参加在斯波坎市举行的地区锦标赛。他有车，我们从普尔曼开车去斯波坎市，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锦标赛的队员有两百多桌。经过两天的比赛，我们在双人公开赛中名列第四。在这一轮比赛中，我得到了五十个红色积分。一个人必须获得三百积分才会被美国桥牌协会命名为大师，并且其中的一百积分必须是在地区或者国家锦标赛中获得的。我没有再追求大师的荣誉称号，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没有时间参加更多的锦标赛。

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有自己的吉祥物和校色。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吉祥物是一只美洲豹，校色是深红色和黑色。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同学们对这种校园文化特别热情，并热切地投入比赛当中。在美式足球比赛中，许多学生都会把自己的脸画成美洲豹，或者把文字涂在自己的身上，或者穿上带有校色的衣服。足球场的学生区就是一片校色的海洋。后来我才了解到，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的母校感到非常骄傲，他们愿意终身积极参加学校的比赛和活动，为学校的体育事业做贡献，这样学校也可以招募到有潜力的运动员来赢得比赛。许多美国人也把对球类运动的热爱延伸到他们的城市居住项目中。这是一种美国文化。如果一个移民不了解美式足球比赛的规则，不具备这种精神，那么他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我的英语基础很差，所以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过得很艰难。第一学期最重要的一门课是食品加工原理。当我第一次参加考试时，一共有四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如何加工一种叫红萝卜的蔬菜。我不知道红萝卜是什么，于是问了教师。他不敢相信竟然有人连这个都不知道。他试图向我解释，那是一种块茎类蔬菜，外面是红的，里面是白的。他的解释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块茎类蔬菜。自然，我考试没及格。后来我去超市看了红萝卜，了解红萝卜到底是什么。随着我英语水平的提高和对美国生活了解的加深，我的成绩也逐渐提高了。第一学期末，食品加工原理课我得了B。对于研究生来说，B只是及格线。在另一个一学分的研讨会课程上，我也得了B，因为教师不喜欢我的英语发言。

然而，我在食品微生物课上遇到的才是真正的问题。微生物的学名很长，很难记。在实验课上，我也遇到了困难。因为在台湾，我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实验设施。幸运的是，我的实验搭档是一位微生物学专业的女生。大部分实验都是她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通过实验操作考试。最后，这门课我得了C。对研究生来说，这是不及格的成绩。

想要继续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我所有课程的平均分必须达到B，否则我将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我第一学期上的最后一门课是生物统计学。很幸运，我很快就掌握了统计学的概念，得了A。因此，我可以继续我的研究生生涯。

在第二学期和之后的几个学期里，我没有再遇到什么困难，大部分课程都得了A。我也很好地按照艾须·吾斯教授的指导，努力做实验，按时完成了硕士论文。在他和我美国同学的帮助下，我的论文后来在《乳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

第二学期，我搬到了学校的已婚学生宿舍。那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平房改造成的公寓。当时没有足够的已婚外国研究生，所以学校允许两名单身外国研究生合住一套公寓。我的室友是一个埃及人。我们可以在宿舍做饭吃。因为他不会煮东西，所以每次都是我做饭，他洗碗。但是他洗碗也洗得不好，我常常不得不重新洗一遍。后来我才知道，他来自埃及皇室。在来美国之前，他从未进过厨房。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我攒够了钱，买了一辆二手的一九五六年的福特车，生活变得有趣了，因为我可以开车去任何地方。我也从宿舍搬到了外面的出租房，与另外四名学生合住。其中一个是我附中的同学王建华，我们同一年级但不同班。另一个姓张，是来自加拿大的华侨。另外两个是本科生，一个来自香港地区，另一个来自马来西亚。我们每天轮流做饭。我努力回忆我们家在台湾的扬州厨师做的菜，并尝试着做出来。由于当地缺少做中国菜的原料，我只能在超市找其他调料替代。有些菜做出来还不错，我也成为一名不错的厨师。

我在普尔曼的日子相对较短，只有两年，但它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等的知识，更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太太方心伟。

我的导师是一位和蔼的老教授。他对我很耐心，告诉我如何开展研究项目。我从他那里学到，所有的研究项目都有关键的步骤。我需要更多地关注并且花更多时间在关键点上，这是一个适用于生活中大多数事情的概念。他还在过节的时候邀请我到他家吃饭。我因此有机会认识了他在上大学的儿子和上高中的女儿。我从这些经历中了解了很多关于美国家庭生活和文化的常识。我一直都想回到普尔曼，再和他家人见面。不幸的是，我在伯克利的时候，他去世了，我与他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当我二○○二年回到普尔曼接受研究生校友成就奖时，我也没有找到他的家人。他们一定是从普尔曼搬走了。

此外，我还认识了汤姆和简·美洛斯基。汤姆是禽类专业的学生，我们一起上了很多课。他帮助我了解了一些课程的概念。他们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公寓吃饭。简·美洛斯基是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她会很耐心地教我英语语法、句子结构和词汇应用。在普尔曼的日子里，我的英语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简·美洛斯基的帮助。我们很多年保持着联系。

对于我事业的成功，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方心伟，感谢她的耐心、善良和鼓励，最重要的是她为我们的家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她是我们家的无名英雄。

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情发生在我待在普尔曼的最后几天里。在我完成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硕士论文后，我决定留下来参加毕业典礼，这样我就可以拍照给我母亲看，以证明我完成了学位。恰好，方心伟来普尔曼探望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正忙着准备期末考试，于是就问我是否能够接待一下方心伟。我欣然答应了。我开车带着她在附近的城市逛了一圈，去了当地的超市，还看了一场汽车电影。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决定离开普尔曼后通过邮件保持联系。

当我获得研究生校友成就奖时，我把我在普尔曼遇到方心伟的故事告诉了所有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我对他们说，我以为她的好朋友只是让我照顾她几天，没想到她指的是一辈子。大家听后都笑了。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遇到了几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师。他们告诉我，大多数获奖者他们都不记得了，但每个人都记得我，因为我讲了方心伟的故事。

从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后，我被加州大学食品科学教授高登麦·肯尼录取为他的研究助理。他是美国乃至全球天然食品色素专家。我开车去伯克利，中途去俄勒冈州的尤金市看望了方心伟和我的初中同学谢国成。在伯克利，我遇到了我的篮球老友唐亢，我们合租了一间公寓。

在多次邮件往来之后，我爱上了方心伟，一直想去俄勒冈州的尤金市见她，那里离伯克利有七百英里 。平时，我没有太多的空余时间，但有一个周末晚上，我开着我的福特车去了尤金市。五号州际公路上没有多少车，因此，我开车速度达每小时八十英里 ，中途只加了一次油。当我开到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交界处附近的山区时，公路上的雾很大。我的能见范围只有二十英尺 。我决定紧靠着四车道中间的白色车道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幸运的是，路上汽车很少。最后，我到了方心伟在尤金市的公寓。她的室友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她听到我在州际公路上开那么快，非常震惊。第二天回伯克利，我将车速放慢到了七十英里。当我驾车越过俄勒冈州边境的山丘时，看到一辆警车从另一边开来。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它停在路边，然后掉头来追我。我踩下刹车，把速度放慢到三十英里。当他快追到我时，我加速到六十英里，他跟着我开出了好几英里，最后拉响了警笛，叫我停车。我平静地摇下了车窗，问警察怎么了。那时候，警察必须出示超速证据。但他没有证据，只能说：“我开车路过，看到你好像年纪还太小了，不能开车！”我给他看了我的驾照，证明我已经二十四岁了。他不能给我开罚单，而且不得不把我放走。

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两年，奠定了我之后在美国生活的基础。由于环境的原因，我深深地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我大多数住在大城市的台湾同事和朋友都没有接触过这种美国文化。一个人要想在外国生活，并试图进入美国人的内部圈子，就必须要了解当地文化。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生活。在那里遇到了心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华盛顿州立大学一直是我在美国最喜欢的学校。 naxdhm2F+i+SOV0PF5+raN6jW05lxW4rgE1Tm5REvRj6UNsrZm2l8/fdyLB8HB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