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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看到航拍的红旗渠照片时，常有人惊叹，红旗渠就像是太行山的蔚蓝色飘带。确实如此！从空中看，渠水沿着弯曲的河道呈现出它的蔚蓝；渠道则从一座红色大山盘出，又从另一座大山盘过来，宛如灵动的飘带。绝美的风景，往往隐含着巨大的风险。著名的太行山属于嶂石岩地貌，自东北向西南绵亘于林县西部，山势巍峨，山形陡峻。组成山地的岩石，大部分为石英岩和石灰岩，岩性坚硬。由于石英岩层的节理较多，岩石顺节理崩落，常构成陡峻的峭壁，坡度为70至80度。一抬头，笔直的峭壁指向天空；一低头，下面是万丈深渊。很多地方不仅没有路，甚至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修筑红旗渠的另一技术难题是1/8 000的坡度。当初选渠首时，林县相中的地方海拔要更高一点，这样与下游的落差就能更大一点。然而，由于平顺县要在上游修水电站，因此林县只能选择侯壁断设坝引水。选择这里做渠首，与分水岭的落差就要小很多。根据测算，渠道每往前延伸8 000米，渠底海拔只能下降1米。如果是在平原地区修，这点要求当然不算什么，可这是在崇山峻岭、层峦起伏、九曲十八转的太行山。渠道上没有任何提灌、加压设施，全靠地势的落差使水自由下泄。这样的技术要求，对于林县这群没有什么先进的施工工具和测量器材的“土工匠”“土技术员”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修建红旗渠还必须面对经济上的难题。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艰难之中。“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举国上下，粮食短缺，财政困难。这就意味着，省里和地区很难有余力帮助林县修建红旗渠，林县人需要独立解决修建红旗渠所需物资。作家蒋元明先生曾提到，他在林县看到一份清单，当年修渠的干部、民工除自己带口粮外，工地有补助粮食。具体情况如下：1960年2月至4月，干部补1.5市斤，民工补2市斤；1960年5月至8月，干部补1.2市斤，民工补1.8市斤；1960年9月到10月，干部补0.8市斤，民工补1.2市斤；1960年11月至1961年5月，干部补1.2市斤，民工补1.5市斤；1961年6月至1966年5月，干部补1.2市斤，民工补1.8市斤。即使有这个补助，干部、民工仍然填不饱肚子，还要上山挖野菜、采树叶，拌上玉米面、红薯面、谷糠面放在笼屉上蒸。红旗渠总指挥、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亦曾回忆说：“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工程建设开始后，遇到的困难很多。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当时县财政的收入很少，完全靠上边投资又不可能，我们只能主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解决这一问题。”
2015年，杨贵在接受采访时曾言：“当时最大的困难不是穷困，也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来自外界的质疑声。”红旗渠工程刚动工，就有人反对，认为搞这么一个“巨无霸”工程不现实，是“隋炀帝凿运河”，指责县委“修渠硬充好汉”。对此，杨贵在1960年3月6日召开的盘阳会议上表态说：“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都要高举着红旗前进，并建议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红旗渠’！”红旗渠开启第二期工程时，正是中国经济处于异常艰难之际，全国开始反思与检讨“大跃进”。中央和省市要求农村减少大炼钢铁、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项目，减轻农民负担，让更多的劳力从工地上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对此，以杨贵为首的林县领导拍板，执行上级命令，让大多数民工回家休整，但留下300多名工程尖兵，集中力量攻克青年洞等咽喉工程。然而，有人趁着“百日休整”之际，开始就红旗渠老话重提，这些“指责”或“流言蜚语”被汇报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那里。1961年7月初，谭震林副总理在新乡的豫北宾馆召开会议。会上，谭震林严厉批评林县的工作：群众没有饭吃，林县还在强制群众修渠，还把“引漳入林渠”改名为“红旗渠”，真是“死抱着红旗不改”，“左”的阴魂不散。这个县委书记是个死官僚，应该撤他的职！杨贵和红旗渠的命运，到了生死关头。好在针对杨贵在会上就林县和红旗渠修建情况的说明，谭震林副总理在会后以最快速度向林县派出调查组，核查杨贵所讲确属事实后，红旗渠的命运得以峰回路转。忆起那段岁月，杨贵深情地言道，“林县祖祖辈辈缺水盼水，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对不住老区人民！尽管压力很大，但我还是顶住了。而且以后的实践也证明，修渠完全符合群众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