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位于河南省最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豫、晋、冀三省交界处。由于境内断层较多,石灰岩广布,多裂隙、溶洞,地表水极易散失。“一部林县志,满卷旱荒史”,“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可谓是林县历史的真实写照。因为缺水,不少人家几乎不洗衣服、不洗手脸,即使用水,也是男人洗了女人洗,大人洗了小孩洗;用过的水也舍不得扔掉,留作他用。26岁时被任命为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之前在太行山打游击时,他就听说林县十年九旱,老百姓平时都不洗脸,长年累月不洗衣服,只有在婚丧嫁娶这些大事来临时,才舍得去缸里舀一点水来,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洗完的水也舍不得丢掉,或给牲口喝,或拿去浇菜。因此,林县的姑娘嫁人是“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在林县,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那是20世纪初的时候,林县任村镇桑耳庄村的300多户人家,没有别的取水手段。年复一年,他们都要挑着水桶,到8里地外的黄崖泉担水吃。有一年大旱,黄崖泉的泉水越来越小。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桑林茂老汉一大早去黄崖泉挑水,因为挑水的人太多、路又太远,天黑了还没回家。刚过门的儿媳妇王水蛾半道去接他,天黑路陡,她接过水桶没走几步,就被石头绊了一跤,两桶水全洒了。老人见费尽艰辛挑来的水洒了,跪在地上仰天长叹。儿媳羞愧难当,当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缺水干旱给林县祖祖辈辈留下的,是痛苦不堪的历史记忆。当地民谣这样唱道:“咱林县,真苦寒,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据《林县志》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林县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因大旱连年,河干井涸,庄稼颗粒不收,出现“人相食”的惨景5次。“荒年碑”是林县独有的历史遗存,这是历代林县人对干旱的记录。合涧镇小寨村的“荒年碑”记述了清光绪三年(1877年)的旱灾惨景:“……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正是因为深受缺水之苦,林县人很早就开始修建水利工程,林县的历史就是一部修渠的历史。早在宋元之际的1268年,时任知州的李汉卿牵头修筑了林县历史上第一条有影响的引水工程,即引天平山清流缓解当地干旱缺水的“天平渠”;明朝万历年间,时任知县的谢思聪亲自组织官民出钱出力,引洪谷山泉出山,修筑了“谢公渠”;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该县合涧河西村的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利用战斗的间隙,亲自带领部队和群众修筑了一条从河西村起到二道河村长约两千米的被当地人称之为“爱民渠”的引水渠。
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民为改变生存环境,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防治水土流失为重心的治山治水活动。1957年,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林县人开始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提出“下定决心,让太行山低头,令淇、淅、垣、露水河听用,逼着太行山给钱,强迫河水给粮,从根本上改变林县面貌”的口号,并根据中央“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治山治水方针,要求社社队队开渠引水,筑库蓄水,劈山钻洞,埋设地下管道,引山泉,打旱井等,水利工程遍地开花。1958年,又在全县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修筑了要街、弓上、南谷洞等三座中型水库。当时人们以为,有了这三座水库就可彻底解决林县南、中、北部农业灌溉问题。
然而,红旗渠修建前,林县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村常年人畜饮水困难,181个村要跑2.5千米以上的路取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换而言之,林县人每年要把将近4个月的时间,耗费在那漫长的取水山道上。1959年大旱,林县境内的淇、淅、垣、露四条河流都干了,已建成的3个水库来了个“底朝天”。林县人意识到:把天降的雨水蓄起来,把地上地下的水挖出来,都离不开“天”的摆布。只有寻求可靠的新水源,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干旱缺水的状况。通过考察发现,最有可能成为水源的是流经山西平顺县并绕林(县)涉(河北涉县)两县边界的浊漳河。为此,林县人决定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彻底送别“水缺贵如油”的历史,由此开启了“引漳入林”工程,即“红旗渠”的建设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