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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市，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约6 300千米。北宋词人李之仪曾写下千古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用江水之悠悠不断，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悠悠之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滋养了中华大地的繁华景象，也发展演绎出一部跌宕起伏的治江历史。作为亚洲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长江既有其大气磅礴、雷霆万钧之势，也有其桀骜不驯、横冲直撞之祸。一代又一代长江沿岸百姓深知长江滚滚向前所带来的势不可挡的力量，也饱尝过长江水患之苦。
常言道，“千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江自湖北枝城以下至湖南城陵矶一段400余千米，因其属古荆州，因此又称荆江。自古以来，荆江是长江防洪的关键之处。正所谓，“湖北政治之要莫如江防，而江防之要尤在万城一堤（万城堤即今荆江大堤）。”晚清名臣翁同龢一针见血地指出荆江大堤一旦失守，整个湖北难逃洪泽之难。荆江全长423千米，由于河道九曲回肠、来回折返、曲折蜿蜒，是整个长江最为复杂的河道，加上沙泥沉积，河床抬高，势必洪水猛涨，形成险情。每到汛期，荆江水位要高出沙市、荆州、武汉等城市地面8—10米。一旦大堤溃决，洪水以高出地面10米以上落差顷刻而下，犹如泰山压顶一般，瞬间汪洋一片。
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回望一下长江滔滔洪水给沿岸民众带来的苦难。根据史书记载，自从秦末到清末这2 000余年间，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共发生两百余次洪水灾害，大约每隔10年长江就要发一次洪水。近代以来，长江流域发生洪水的频率也是呈上升趋势，几乎每5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洪灾。
洪水给两岸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使无数良田被淹没，使无数人命丧于滔滔长江水中。例如1931年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由于冷暖空气在长江流域长期对峙，产生了长达1个多月的连绵暴雨，引发了长江全流域的特大洪水，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全部被淹，受灾面积达到15万平方千米，5 000多万亩良田变成泽国，导致2 800多万民众沦为灾民，14.5万人死亡。
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全国救灾委员会主席宋子文称：“如此水灾之大，所费金钱，纵无限量；所筑堤岸，纵及强固，亦无术抗此洪流。”这只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冠冕堂皇的托词，各地将修堤专款移作他用，致使各省堤防年久失修，水利荒废，遇到暴雨，势必泛滥成灾。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江水患依然是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灾害。1950年2月，由水利部领导成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立即组织专门机构编制《长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准备三峡大坝建设资料，积极确立了以防洪为主要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并且开展复堤固堤等工作。然而，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123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1 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通车达100天，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1955年3月，毛泽东主席为抗洪胜利欣然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江水。”此后，党和政府全面启动了长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1959年正式提出《长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其中明确了长江防洪治理“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总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治理从四个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一是加强堤防建设，全面加固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无为大堤、荆江分洪区南线大堤、汉江遥堤等。二是加强分蓄洪区建设，规划建设了荆江、城陵矶、武汉市和鄱阳湖附近的四大分洪区。三是加强支流水库建设，自1950年年底起在长江支流共修建了各类型水库4.8万多座，比较著名的有丹江口水库、柘溪水库、漳河水库、鸭河口水库等，这些水库为长江泄洪预留了库容。四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河道整治，1966年、1969年、1972年前后三次对荆江河道实施人工裁弯，疏浚河道，减少了泥沙淤积。
然而，这些防洪工程和综合治理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长江水患爆发的频率与威力，却依旧无法根本上降服长江洪水的威胁与挑战。特别是1998年，连续几个月的强大降水使得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水位急速上涨，还没来得及疏导引流，长江中下游口岸突然决堤，洪灾暴发，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受灾人口众多，经济损失严重。千百年来，因为长江洪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计量，生活在其沿岸的人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长江洪峰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治理长江、防范洪水一直被视为是“天大的事”。长江沿岸百姓无不希望早日驯服这滔滔长江水，彻底解决这一心头大患，使长江真正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母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