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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文化精神

孙逊(中国红楼梦学会原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大家知道,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当时刚刚新任江宁织造府织造的曹頫,在这一年的阴历三月,给康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奏折的内容说到他的嫂子马氏现已怀孕在身,将近七月。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那么他哥哥的子嗣就有望了。这个奏折在已出版的曹家档案材料里面有。如果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如果这个男孩就是曹雪芹,那么2015年正好就是曹雪芹诞生三百周年,算下来应该就是阳历七八月份的时候。曹雪芹什么时候死的呢?说法不一样,现在相对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壬午年,这有脂砚斋批语为据,说他壬午除夕因为泪尽而死。壬午年是1762年,这样他大约活了四十七八岁。曹雪芹有一个好朋友,叫敦诚,给他写了一首挽诗,其中开首两句诗是:“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后又改成“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曹雪芹另外一个朋友张宜泉,则在《伤芹溪居士》诗注中说他“年未五旬而卒”。因此《红楼梦》研究界一直有两个说法,一个认为曹雪芹活了四十七八岁,一个认为他只活了四十整岁。中国台湾有一个从事大数据研究的学者叫黄一农,最近在北京“曹雪芹与张家湾”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他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把“四十年华”“五十年华”“六十年华”等数字输入进去,结果发现和曹雪芹同时代的一些著名诗人,他们用这些数字的时候很多是指四十七八岁、五十七八岁或六十八九岁。这说明用“四十年华”指称四十七八岁是那个时代习惯的用法。这样看来,曹雪芹如果是1715年出生,死在壬午年(1762年),正好是四十七八岁,既符合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又与敦诚以“四十年华”指称四十七八岁相合。这个年龄判断,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红楼梦》所写到的那些经历就能够大体合隼。

“文革”后期,在北京通县的张家湾,一个农民在地里无意中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曹公讳霑墓”,墓石角上,正好刻有“壬午”两个字。脂砚斋的批语与这块石头相互印证,说明曹雪芹确实是壬午年死的,而且死时非常惨,只能草草埋葬,连棺材都没有。从墓石挖下去一公尺,就有一具尸骨。农民们不知道曹霑是谁,而且当时《红楼梦》也没有现在这么红,那些农民只是关心头盖骨里面有没有珍珠宝贝。所以这个尸骨也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这块石头就被这个农民砌在房子里面了。后来他也慢慢知道了曹雪芹和《红楼梦》,有一天突然想起了这块石头,于是引起了一场有关曹雪芹墓石真伪的争论。后来这块墓石得到了冯其庸、刘世德等红学专家的肯定,现在收藏于张家湾博物馆。过去大家都认为曹雪芹晚年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现在那儿有一个曹雪芹故居。当然是否真是故居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但它的确和曹雪芹的一些传说有关。但是东郊通县张家湾也不可忽视,这儿是大运河的终点,当时南北运输都是通过大运河,曹家和通县的渊源还是很深的。曹雪芹的祖父叫作曹寅,他的父亲曹玺死在南京织造任上,他要把父亲的灵柩护送回北京,就是一路坐船,通过大运河回到北京。一路上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诗,到了通县,这个诗就结束了。埋葬他的墓地,就是他家祖坟所在地,这个祖坟就在张家湾,现在这里还有“曹家大坟”的说法。曹雪芹死后草草埋葬在祖坟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在曹頫被抄家的档案史料里,也有说到曹家在北京通县有庄田六百亩,以及当铺一所。这就使我们自然联想起《红楼梦》第十三回里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现在他们家赫赫扬扬,非常兴旺,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但是要想到将来的退路,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用。《红楼梦》还写到薛蟠家里有一个当铺。这些综合起来,曹雪芹后来回到北京的人生轨迹,既有西郊,有菜市口,还有东郊张家湾。敦诚的诗歌中,经常写到一个地方——潞河,这正好是曹雪芹墓地边上的大河。

大家知道,清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赵翼,他有两句著名的诗,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通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如果说先秦是散文的黄金时代,汉代是辞赋的顶峰阶段,唐宋是诗词的豆蔻年华,元代是戏曲的丰收季节,那么明清就是小说的繁荣岁月。首先,这种繁荣体现在数量上。明清小说数量,几十倍,甚至上千倍于《全唐诗》《全宋诗》。现在《全唐诗》排出来,一个书架就够了。但是要把明清小说全排出来,大概一个房间都不够,如果算上不同版本,更是可以成立一个专门图书馆。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就是明清小说最优秀的代表。其实还不止这四部,扩充一下,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清代有两部名著:《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就是六大名著。这还不包括“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这样的短篇名著。每一部名著,都是一种文化的代表。《三国演义》是忠义文化,《水浒传》是绿林文化,《西游记》是神魔文化,《金瓶梅》是性文化,《红楼梦》是情文化,《儒林外史》是士文化,《聊斋志异》是狐文化。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儒、释、道著作当中,也存在于唐诗宋词和古典小说之中。《红楼梦》就是新国学的集大成者。当然,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首推还是《红楼梦》。下面就和大家讨论一下《红楼梦》所代表的情文化。

首先,我要介绍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男性世界到《红楼梦》的女性世界。《三国演义》主要写的是男性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女性不仅很少,而且只是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有名有姓的,一个是貂蝉,她扮演的是离间董卓和吕布关系的美人计角色,并因此成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孙尚香,是孙权的妹妹,最后嫁给了刘备,也是周瑜算计刘备的美人计工具。在《三国演义》里面,我们看不到具有独立女性性格人物的存在。《水浒传》同样展示的也是男性世界中血与火的征战,力与勇的凯旋,一百零八条好汉,只有三位女性。而且这三位女性都是被异化的女性,即被男性化的女性,例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她们身上很少有女性的魅力,都是长得很吓人,并且杀人如麻。还有就是被丑化的女性,例如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她们都是淫妇,为衬托男性的伟岸和顶天立地而存在。《西游记》讲的是四个和尚,清一色的男性赴西天取经的故事。里面有三类女性,第一类是白骨精、蜘蛛精一类女妖精;第二类是菩萨化成的母女四人,菩萨为了考验他们取经的坚定性,在一个晚上,四个菩萨化为母女四人,招待他们住宿吃晚饭。年老一点的母亲对唐僧说:“你们去西天,那么远,路上很多妖魔鬼怪,哪能过得去呢?不如在我们这儿住下来,你们师徒四人,我们正好有四个女的,一对一,不是很好?”其他人都不心动,唯独猪八戒动心了,他还不好意思,当面说是从长计议,结果他当天晚上就瞒着他师兄们,一个人跟这位老夫人说合,说自己愿意留下,还说他们三人不留,他一个人可以一妻三妾。结果第二天一早,师徒上路,发现猪八戒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他们睡在旷野里,一个网罩罩住了猪八戒,原来这是菩萨化成的四个女人,来考验师徒的革命坚定性;第三类是女国王、公主等上层女性,她们也是说何必要去西天取经一类的话,唐僧当然是不为所动。所以这些女性,也都是为了考验男性的革命坚定性而设定的符号,不具备独立人格。到了《金瓶梅》,确实写了许多女性,书名就是三个女性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取一字连缀而成。这是第一部将女性名字连缀成一部书名,后来很多人都学习这个方法,如《平山冷燕》等。但《金瓶梅》虽然写了很多女性,却仍以男性为中心,站在男性角度,特别是以男性的“性思维”为中心,把女性作为男性征服的对象和性炫耀的工具。这部书,说到底讲了西门庆和十几个女性的关系,其中有六个是他正式的妻妾,更有大量的仆妇和妓女。西门庆是主角,所有女性都是作为衬托他男性的伟岸,作为他性征服的工具而存在。

这种情况,到了《红楼梦》,发生了革命性的颠覆,展示的是一个绚烂多彩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起码活跃着六十个年青可爱的女性生命。《红楼梦》小说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到了一个地方,有很多抽屉,第一个抽屉,是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写了两个人,一个是晴雯,一个是袭人。袭人上面是一幅破席子,还有几句话。晴雯上面是云彩,也是一幅画,有判词。他又打开了另外一个册子,是副册,他翻了香菱,上面画了莲花,也是预示命运的。他又打开了最上面的抽屉,是正册,他一个个打开了,是十二个出生比较高贵的女子。第一个是薛宝钗,第二个是林黛玉,这两个是他的爱情对象。第三个是元春、第四个是探春,都是他的同胞姐妹。第五个是湘云、第六个是妙玉。为什么不是他的另外两个姐妹迎春、惜春呢?他们也是亲情关系啊。因为中间插进来两个人:湘云和妙玉,其实这两人都是宝玉在暗处的恋人。

所谓“金玉良缘”,大家都以为是指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和薛宝钗的金锁,这是对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指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和史湘云的金麒麟,小说也是花了很多笔墨写了的。这个金麒麟是史湘云本来就有的,后来贾母带了一帮人到清虚观打醮,道士拿了一盘法器之类的宝物,让贾宝玉挑选。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入贾宝玉眼的,他一个公子哥,什么东西没见过。但是他看到里面有个金麒麟,一下子留意了,因为他知道史湘云也有一个金麒麟,于是他就伸手把它拿了。他当时已经感觉到林黛玉在看着他,就讪讪地把它放到口袋里,说是留着给她玩。回到家里,小说写林黛玉非常警惕。黛玉这个人心眼很细,她知道史湘云有一个金麒麟,宝玉拿了这个金麒麟,肯定是想和湘云配对的意思。于是有一天湘云来到怡红院,她就尾随着去看个究竟。正好史湘云也在,丫头翠缕也在,都在看麒麟。贾宝玉看到史湘云,连忙说要给湘云看个宝贝,就掏口袋,结果发现金麒麟丢了。丢在哪里了呢?丢在了大观园,又恰好给史湘云的丫鬟翠缕捡到了。翠缕就说这个金麒麟比小姐的一个大,于是引出了阴和阳、公和母的一段小儿女对话。可见,作者对这个金麒麟非常在意。林黛玉走到房间外面,正好听到他们在讲这事,史湘云就把捡到的麒麟拿出来,问宝玉丢掉的是不是这个。宝玉奇怪怎么到她这儿来了。史湘云说是掉在园子里了,恰巧被翠缕捡了,并说幸亏是这个,要是做了官,把官印掉了,那可就不得了了。贾宝玉则回答说,那官印无所谓,这个可不能掉。袭人在旁边说:“姑娘,你不要和他说这种话,他是不知好歹的。上次宝姐姐也是和他说了一些正经话,他就脚一蹬走了,幸亏宝姐姐涵养好,要是换了林妹妹,不知要赔多少不是呢。”这时贾宝玉说了一句话,让林黛玉非常感动:“林妹妹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这句话感动了在外偷听的林黛玉,使她了解了宝玉内心真实的想法。湘云之所以能够在金陵十二钗当中排第五,因为她也是“金玉良缘”的可能性之一。所以,关于《红楼梦》最后的结局,有一种说法是宝玉沦落为更夫,史湘云流落在外成为妓女,两人在街上相遇,最后结为夫妇。

还有一个是妙玉,这个妙玉也符合《红楼梦》里“双玉”之称。“双玉”一般是指宝玉和黛玉,其实也可指宝玉和妙玉。他们两人之间也有说不清的暧昧情愫,大家应该能感受到。说一个例子:刘姥姥来了,贾母带着大家进了栊翠庵,妙玉礼节性接待之后,就招了钗黛去内室喝“体己茶”,贾宝玉看到后就尾随着进来。妙玉给宝钗和黛玉的茶杯都是古董级的稀罕之物,给宝玉的是她平时自己喝的绿玉斗。宝玉还不服气,说他们都用“古玩奇珍”,他就只配用个俗器。其实这个俗器是妙玉自己平时喝茶用的,把自己常用的器皿给宝玉用,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再有是宝玉的生日,除了贾母、王夫人和贴身丫鬟知道,其他人可能都没有在意。但是有一个人在意了,这就是妙玉。宝玉那日在外面吃完生日宴回来,见到案上有一张帖子,打开一看,竟是妙玉的贺寿帖。他很惊讶,忙问帖子是什么时候送来的。晴雯说是早些时候妙玉派人送来的。宝玉就责怪晴雯,问她怎么不早点说。于是他马上写了回帖,当晚要丫鬟连夜送去栊翠庵,从门缝里面投进去。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异性,谁对谁的生日知道得最清楚?除了夫妻,恐怕就是情人。夫妻可能有时候还忘记了,情人则会记得最清楚。妙玉已经出家为尼,却记住了红尘中宝玉的生日,这实际上是一个暗示。所以,湘云和妙玉,实际上是宝玉两个在暗处的恋人,所以在十二钗中排到了前面。

接下来就是迎春和惜春,又回到了亲情关系,即血缘比较疏远的姐妹,排在第七和第八。再接下来是凤姐和巧姐,一个是宝玉的表姐和堂嫂,一个是宝玉的侄女,比宝玉小一辈。贾府抄家之后,唯独巧姐,因为当年王熙凤接济过刘姥姥,最后巧姐被刘姥姥解救出来,和板儿结成夫妇,这在小说里面也是有伏笔的。再后面是宝玉的寡嫂李纨,最后一个是秦可卿,贾府草字辈贾蓉的媳妇,辈分也比宝玉小一辈,是他的侄儿媳妇,要叫贾宝玉叔叔。第五回写宝玉在秦可卿房里睡午觉,一个叔叔,竟在侄儿媳妇床上睡觉,还做了一场春梦。梦里警幻仙姑教他男女性爱之事,女方就是警幻仙姑的妹妹,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这是一个云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兼有宝钗和黛玉之美。“十二钗”的排序很有讲究,反映了作者对爱情和亲情,以及十二个主要贵族女性的看法。

副册也应该有十二个人,小说第五回点到了香菱,是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被拐卖了,后来被薛蟠买了去,做自己的妾,改名香菱。她跟林黛玉学诗,学得非常好,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性,为副册之首。副册标准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但是又不是丫鬟。其中应该有宝琴、岫烟、李纹、李绮、尤二姐、尤三姐、尤氏、智能、张金哥、夏金桂、傅秋香。

还有又副册,小说写到了两个人:晴雯和袭人,和她们地位相当的,应该有十二个有头有脸的大丫鬟,我排出来的有平儿、鸳鸯、麝月、紫鹃、莺儿、金钏、抱琴、司棋、侍书、入画。

此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册子呢?小说只写了三个,但按照脂砚斋的说法,应该有五个册子: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副册、四副册。三副册小说没有写到,我判断应该是十二个小丫头,为首的是小红,其他有茜雪、玉钏、彩云、彩霞、柳五儿、四儿、雪雁、翠缕、翠墨、卍儿、坠儿。四副册则是十二个唱戏的女子,为首的是芳官,她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是“情榜”中人。五个册子,每个十二个人,一共六十个女子,是《红楼梦》重点描写的人物。处于榜首的是贾宝玉,他是“诸艳之贯”,即贯穿众女儿的一个人物。《红楼梦》的最后警幻仙姑要揭开一个“情榜”,榜中就是宝玉和六十个女子的名字以及围绕“情”字而展开的评语。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红楼梦》之前的小说,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只是男性政治斗争、人格完善的工具和性征服的对象。而《红楼梦》则是以女性为中心,男性反而成为女性的陪衬,即以男性的腐朽、委顿,来衬托女性的鲜活、美丽。把女性置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是《红楼梦》之前小说的通病;把女性置于最尊贵、最亲近的地位,是《红楼梦》的超越前人之处。

第二个我要讨论的是,从《金瓶梅》的“性思维”到《红楼梦》的“情本位”。前面讲了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男性世界到《红楼梦》的女性世界,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对前人的超越。马克思说过,人类的解放是以女性的解放为天然条件的。这个话很有深度,人性的真正解放,最后要落实到女性的解放上来。由此看到,《红楼梦》在两百多年前,能把女性推崇到这样高的地位,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前面我们讲到,《金瓶梅》虽然写了很多女性,但她们都是围绕着“性”而活着,体现的是一种“性思维”。这种“性思维”的表现之一,就是小说里的所有女性都是为“性”而忙碌着,为“性”而争斗着。以潘金莲、李瓶儿为代表的妻妾,整天都在争风吃醋,想着今天西门庆去哪里睡了,被睡的女性就成了第二天的众矢之的。她们的自我价值,就体现在男人到她们房里睡觉。以春梅、宋惠莲为代表的女仆也是如此,和西门庆睡了一个晚上,赏了她一件首饰礼物,就到处炫耀,似乎从此就高人一等。以林太太为代表的上层贵族,她是一个皇亲国戚,虽然衰落,但是贵族身价还是在的。可是她却对西门庆委身相求,西门庆作为一个暴发户,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到她卧室,任意玩弄她、侮辱她。还有以李桂姐、郑月儿为代表的下层妓女,也同样以博得西门庆的欢心为主要目的。所有女性都为“性”而忙碌活动着,这是《金瓶梅》性思维最主要的表现之一。

表现之二是,西门庆作为一个有着多重社会身份的男人,一个忙于在官场、商场建功立业的人,也把“性”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和最后归宿。他从一个商人,最后卖官鬻爵,做了山东地方提刑,上至皇帝和朝廷权相,下到地方三教九流,其中包括山东一省官员,都和他交好。朝廷的大太监路过山东,当地官员要到西门庆家里摆宴席宴请,搞得山东一省轰动效应,大家都来围观他家的酒席和仪仗。不仅是官场,商场他也十分忙碌。他放高利贷、搞长途贩运都非常成功,因而事业越做越大。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官场和商场忙于建功立业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他同样在情场上也要取得成功,把对女性的占有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和最后归宿,并以此作为男性成功更重要的一个标志。与西门庆有过性爱关系的女性有二三十人,包括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李瓶儿、潘金莲、春梅、宋惠莲、王六儿、章四儿、贲四嫂、林太太、李桂姐、郑月儿,等等。

《金瓶梅》“性思维”表现之三,还表现在小说除了男女之间直接的性描写之外,包括人物的服饰、外貌和其他举动,像借瓢、吃菜、烧火、拍蚊子、唱曲等,都被赋予了“性”的含义。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小说中写西门庆看到一个女性怎么漂亮,他的眼睛像X光一样,可以透过衣服看到里面,这种外貌描写被赋予了“性”的含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用这段话来形容《金瓶梅》的外貌描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们对男性外貌描写也是如此,如形容一个胡人的头,就是按照男性生殖器来描写的。

我们如何看到《金瓶梅》的“性思维”呢?也要一分为二:一方面,它体现了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冲击,为我们展示了特定时期崛起的商人阶层实现其生存价值的独特方式,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既要追求商场、官场的成功,也要追求情场的成功,这是世纪末普遍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小说并未能从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抨击中引出一条健康的道路,作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蔑视女性、践踏女性的态度,反映了封建意识形态对新兴商人阶级的侵蚀。西门庆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人,他原本可以成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但他在肆无忌惮的官商勾结和生命透支中,早已被封建的意识形态异化了。

在许多方面都借鉴了《金瓶梅》的《红楼梦》,却毫不犹豫地摒弃了《金瓶梅》的“性思维”,而上升到了“情本位”的高度。《红楼梦》很少直接露骨地写“性”,小说中涉及“性”的屈指可数的几回,都是写得非常含蓄的。《红楼梦》主要写“情”,以“情”为本位,构建人物和情节的全部大厦。从《金瓶梅》的“性思维”,到《红楼梦》的“情本位”,正体现了现实主义在我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深化和升华。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红楼梦》“情本思想”的丰富内涵。如上所述,《红楼梦》以“情”为本,这个“情”既包含了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又包含了超越男女的、更广泛的人类之间的博爱之情,还包含了人与自然的体贴关爱之情,具有一种哲学的形而上的意义。

首先,《红楼梦》里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超越性爱之上的、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情爱观。这是《红楼梦》了不起的突破。古代讲男女之情的作品多得很,《西厢记》《牡丹亭》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古代的所谓爱情,大都不脱才子佳人、郎才女貌、讲究门第身份的窼臼。《红楼梦》里的男女之情则不是如此,小说通部写到的“情案”很多:宝玉、宝钗、黛玉是爱情主线;宝玉、湘云是另一对“金玉之缘”;宝玉、妙玉是另一对“双玉”;宝玉、袭人是宝玉、宝钗的影子;宝玉、晴雯是宝玉、黛玉的影子。这之间都有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愫,不涉及“性”,只在“情”的层面。还有其他男女“情案”:秦钟和智能儿,茗烟和卍儿,贾蔷和龄官,贾芸和小红,尤三姐和柳湘莲,也都是在“情”的层面展开。其中小红是三副之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子,与之相爱的贾芸则是非常有志气的男子。按照脂砚斋的批语,八十回以后,在贾府被抄家败亡之后,王熙凤、贾宝玉等人一度被关进监狱,是贾芸和小红靠着他们的江湖兄弟,买通狱卒,进去看望宝玉和凤姐,并设法将他们营救出来,这就是“狱神庙慰宝玉”回,这一回才是小红和贾芸的正文。但是现在的续书把贾芸和贾蔷都写得很不堪,写他们二人串联起来,把巧姐变卖给外藩的藩王,这是完全不符合曹雪芹原著的。尤三姐也是一个烈性的奇女子,虽然她曾有过不检点的事情,但是也是环境所迫的。柳湘莲听说她是宁国府的人,就想反悔毁约,她听到之后,就拔出宝剑自尽了。藕官和菂官,她们是同性恋,菂官是演大花脸的,藕官是演青衣的,两个人演戏演多了,生活中真产生了暧昧感情。司棋和潘又安,司棋是迎春的大丫头,她的表哥潘又安写给她的情书被发现,他们二人也是受害者。还有金哥和其未婚夫,王熙凤一纸书信,就害了他们两个人的性命。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红楼梦》提出了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情爱观。我们不妨看看宝钗、黛玉的外貌和性格比较,我相信多数人会挑选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因为论家庭、体质、性格、脾气,都是薛宝钗优于林黛玉。论家底,薛宝钗虽然父亲死了,但她还有哥哥和妈妈,在北京还有生意,是皇商;林黛玉父亲虽然也做过官,但是父母都已去世,是孤苦一人来到贾府投亲靠友的,所以她到贾府,处处小心,不能多走一步路,不能多说一句话,反映了寄人篱下、令人同情的身世。论身体体质,薛宝钗体态丰腴,是一种健康美;而林黛玉体弱多病,是一种病态美,而且是肺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娶了她,就等于把一个药罐子抱了回家,要终身为她熬药服侍。再论性格脾气,薛宝钗大度,讲话得体,上下都得人心;林黛玉则喜欢使小心眼,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喜欢“作”,说话也总是带刺,谁听了都不是很舒服。放在今天,多数人会选薛宝钗,选了林黛玉,没有钱财,什么都没有,又是一个病人,一辈子要服侍她,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她,男人也会挺累的。但是,宝玉最终选择了黛玉,而这样选择的唯一原因,就是“林妹妹从来不说那些混账话”,即黛玉从来不劝他读书上进、仕途经济之类的话,这就是性格、思想一致的现代爱情观,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肤浅的“郎才女貌”不在一个层面上。

其次,《红楼梦》里的“情”,又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特别是弱势女性的、可贵的平等精神。我们往往觉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一定会有“那种事情”,但是实际上未必,男女之间可以有超越私情的关爱之情。《红楼梦》就写到了,我举三个典型的案例。

第一个例子是宝玉对平儿的关爱。平儿是贾琏的妾,宝玉难以接近她,但是对她有好感,却没有机会为她效劳,非常遗憾。后来机会终于来了,王熙凤生日,吃酒吃多了,回去洗脸,正好撞上了贾琏和鲍二家的偷情,悄悄说了许多私房话,把平儿也带上了,说贾琏娶个老婆像阎王似的,最好早点死,把平儿扶正云云。王熙凤算是一个女强人,但是可悲的是,她没有进去打自己的男人,反而回头打平儿一巴掌,说:“好!你这个下作娼妇,你们都一起算计我!”平儿有苦无处诉,只能拉着鲍二家的扭打。贾琏不问青红皂白,也打平儿,结果王熙凤打她,鲍二家的打她,三个人都打她。王熙凤不敢打贾琏,只能逃到贾母那里,哭叫:“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了!”平儿三重冤屈,痛苦至极。这时宝玉就主动地邀请平儿到怡红院去,先是代贾琏、凤姐向平儿赔不是,又殷勤地把自己调制的胭脂给她用。平儿梳妆好以后走了,却把手帕忘了。宝玉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儿,竟然亲自动手把平儿的手帕洗了晾上,又把平儿换下的衣裳拿熨斗熨了叠好,并为平儿的身世遭际“尽力落了几点痛泪”,体现了可贵的平等精神。

第二个例子是宝玉对藕官的关爱。菂官死了,藕官烧纸钱送她,被老婆子发现了,要拉她去管家那里。贾宝玉护着她说:“这个是我要她烧的,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中要我在园子里烧纸钱,你冲撞了我的大事!走!跟我见老祖宗去!”吓得这个老婆子溜之大吉,救了藕官。

第三个例子是宝玉对香菱的关爱。香菱是薛蟠的妾,比平儿更隔了一层,宝玉平时根本没有机会和她接近,因为他没有理由走近她。有一次机会来了,香菱在和芳官、荳官等玩斗草游戏,荳官说“我有姐妹花”,香菱说“我有夫妻蕙”,大伙笑话她,说她想老公了。香菱羞了,就打起来了。他们人多,把香菱摔到了地上,当时正好下过雨,地上有积水,把香菱的裙子弄脏了。这可怎么办?薛姨妈也是大户人家的老太太,回去肯定要说她不自重的。正在发愁的时候,贾宝玉来了,说:“姐姐,这裙子刚好袭人有,你跟我到怡红院换一条去。”于是就像待平儿一样,宝玉带她回怡红院,洗脸、化妆、换裙子,也是想到她“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好一阵伤心。宝玉对香菱,也是超越了男女之情的平等关爱之情。

不只对女性,贾宝玉对同为“情种”的男性,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同样因为知己,不以富贵贫贱限人,表现了同样可贵的平等精神,表示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最后,《红楼梦》里的“情”,还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广泛地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了人类必须体贴和善待自然万物的情怀。宝玉和黛玉的惜花与葬花,宝玉对自然万物的痴情,宝玉有关天下之物皆有情的“痴话”,都是这种自然观的生动演绎。

《红楼梦》最后的“情榜”,宝玉的评语是“情不情”,黛玉的评语是“情情”,两个都是动宾结构,前者指对世间无知无识之物,要有痴情去体贴,后者指对世间有情之物,也应有一痴情去体贴。这都是脂砚斋评语。二者合起来,是对世界上一切有情之物、无情之物,作为人类都应该用痴情和真情去体贴他们。这种情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可以是超越男女之情的关爱之情,也包括人与自然的体贴之情,其中“情情”是人伦之间的关系,“情不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红楼梦》对待道德伦理和生态伦理的高度概括。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冯梦龙写了一部《情史》,其中有题词:“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相环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按照佛教观点,四大皆空,其实情并不空,是人在世上实实在在体验过并难以忘怀的。《红楼梦》在色空之间,引入了“情”作为中介,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色”与“空”之间,引入了“情”作为中介。这里“色”指客观万物,“由色生情”,指由客观万物生出人类的感情;“传情入色”,指人类把自身的情感主动投射到客观万物之中。色——情——空的循环,“色”和“空”是人生的起点和归宿,“情”是人生生死之间,漫长的经历和过程。对于人生来说,开始和结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过程,即“情”。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人生的漫长过程,即“情”的过程。两人相遇、相知、相爱并拥有孩子的过程,就是“情”的过程。“情”最后也是要归于“空”的,但是中间的过程不是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这就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人生哲理。 xCNqESbeackFIxKDx9KtVTZ9HDRIwtEC28fnpk6DuCv2vNewV8p30rHmfgS716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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