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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在现代海洋经济的开发进程之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得到了海洋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法等传统海洋经济强国以及近邻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分别制订了海洋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优先发展海洋高科技的战略决策，旨在激励和引导科学技术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竞争力，保持其在海洋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长达22 680千米的海岸线和340万平方海里的海洋经济区，是世界海洋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非常重视海洋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实行全面的海洋科技强国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如《全球海洋科学规划》《90年代海洋学：确定科技界与联邦政府新型伙伴关系》《1995—2005年海洋战略发展规划》等。进入21世纪，美国发布了《21世纪海洋蓝图》《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等。2007年，美国发布了《规划美国未来十年海洋科学事业：海洋研究优先计划和实施战略》，对美国的海洋科学事业进行了十年规划
。
近年来，美国从国家层面和机构层面密集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战略研究报告和计划规划。2011年9月发布的《2030年海洋研究与社会需求的关键基础设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or Ocean Research and Societal Needs in 2030）
报告是一个海洋研究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针对的是关键基础设施，用于满足2030年海洋基础研究需求和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展示了美国重视海洋技术发展的一面。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发布的《一个海洋国家的科学：海洋研究优先计划修订版》（Science For an Ocean Nation: An Update of the Ocean Research Priorities Plan）
，是对2007年发布的《绘制美国未来十年海洋科学发展路线图》的修订，阐述了美国的海洋研究优先事项应面向国家海洋政策需求，并从海洋科学本身和与海洋相关的社会学两个方面指出了美国海洋研究的优先领域。为了集中有限资源，实现美国最重要的海洋研究目标，2015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发布的《海洋变化：2015—2025海洋科学10年计划》（Sea Change: 2015-2025 Decadal Survey of Ocean Sciences）
系统分析了美国海洋科学的重点突破方向，在此基础上确定出8项优先科学问题，并研判了实现这些优先科学问题的路径，旨在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未来十年的海洋科学资助布局提供重要决策支撑。2018年11月，NSTC发布了《美国国家海洋科技发展：未来十年愿景》（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America's Oceans: A Decadal Vision），确定了2018—2028年美国海洋科技发展的迫切研究需求与发展机遇，以及未来十年推进美国国家海洋科技发展的目标与优先事项。该报告提出美国未来研究机遇主要聚焦在将大数据方法完全整合到地球系统科学中、提高监测和预测建模能力、改进决策支持工具中的数据集成、支持海洋勘探和描述、支持正在进行的研究与技术合作这5个重点方面。
在机构层面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了《NOAA未来十年战略规划》（NOAA's Next-Generation Strategic Plan）
、《NOAA北极远景与战略》（NOAA's Arctic Vision and Strategy）
、《NOAA海底研究计划》（NOAA Undersea Research Program）
等，内容涉及海洋科学技术整体发展规划、专项研究计划等，既代表国家行为，也反映了机构本身的发展要求。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WHOI）发布的《海洋酸化的20个事实》（20 Facts About Ocean Acidification）
，是针对海洋酸化问题的重要研究报告，对推动开展海洋酸化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英国濒临北大西洋，是由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及附近5 500个小岛组成的岛国。英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总长约11 450千米，其间良港密布，近岸海域油气、渔业等海洋资源非常丰富。作为传统海洋强国，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出了一系列国家级海洋战略和海洋科技计划，致力于“建设世界级的海洋科学”。为了协调海洋研究和海洋战略的实施，提高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效率，英国成立海洋科学协调委员会（Marine Science Co-ordination Committee，MSCC）。通过建立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联合开发机制，增加科研投入等措施，有效促进了英国海洋科技的长远发展。
2005年，时任英国首相布朗提出“建立新的法律框架，以便更好地管理和保护海洋”，标志着英国开始从国家战略层面综合布局海洋开发和研究。2009年，英国发布《英国海洋法》，为其整体海洋经济、海洋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近十年来，英国推出了一系列国家级海洋战略和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和规划具有显著的国际视野，致力于“建设世界级的海洋科学”和领导欧洲海洋研究。《英国海洋科学战略2010—2025》（UK Marine Science Strategy）
是英国整体海洋科技战略的核心，为英国海洋科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英国最重要的海洋研究机构之一，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NOC）发布了《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中长期战略目标》
，为未来发展设置了四个战略优先方向。《英国海洋能源行动计划2010》（Marine Energy Action Plan 2010）
为英国的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路线图。此外，《英国东部海岸及海域海洋规划（草案）》（Draft East Inshore and East Offshore Marine Plans）
、《全球海洋技术趋势2030》（Global Marine Technology Trends 2030）
以及《大科学装置战略路线图》
等也分别从全球、区域以及重点领域对英国未来的海洋科技发展进行了部署。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于2018年3月21日发布了《展望海洋的未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海洋科学和研究在应对全球海洋领域机遇与挑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加深对全球性变化的理解、挖掘新的海洋资源和评估开发影响、提高人类对海洋灾害的预测和防护能力、加大技术转换能力以推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等众多方面。2019年1月24日，英国政府宣布成为全球海上科技中心。2019年2月英国发布《海事2050战略》（Maritime 2050）
，旨在保持英国在未来30年里全球海事行业领导者地位和海事行业蓬勃发展的长远态势。
日本四面环海，拥有长达29 751千米的海岸线和45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岛国。日本虽然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但它依托人力资源和高科技优势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海洋产业是日本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日本的海洋面积相当于其国土面积的12倍，日本99.9%的自然资源来源于海洋，进出口货物对海洋交通运输业的依赖度高达90%，海洋产业总产出占GDP的比重高达50%。
日本非常重视海洋科技的规划和创新发展，很早就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报告，并将海洋科技纳入国家法律层面。1968年，日本发布《日本海洋科学技术》，制定了促进日本先进工业技术在海洋领域拓展应用的相关措施。1990年，日本出台了《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海洋开发方针政策的长期展望》，提出以海洋技术为先导，着重开发包括海洋卫星和深潜技术、深海资源开发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以促进日本的海洋科技创新并提高国际竞争力。1997年，日本政府制订《海洋开发推进计划》和《海洋科技发展计划》，计划面向21世纪提出要发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基础海洋科学、海洋高新技术等，以提高国家竞争力。2007年7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海洋基本法。在海洋基本法的基础之上，日本内阁于2008年3月18日正式通过《海洋基本计划（2008—2013）》，并于2013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形成《海洋基本计划（2013—2017）》，提出了新的五年海洋政策新指南。在政策强有力的支持下，日本重点推进海洋开发战略计划，推行“海洋强国”战略行动。这一战略行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重视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日本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海洋事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综合性海洋政策体系。
日本重视海洋科技开发及规划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和参与国际海洋事务。通过召开海洋学大会、制订深海研究计划以及提出海洋关键技术的开发实施时间要求等措施，确定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以海洋技术为先导，着重开发海洋高新技术，以提升日本海洋产业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制订国际合作计划，积极参与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研究，提升本国海洋高新技术研究水平；加大深海探测技术、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的研究力度，通过科技进步不断改造传统型海洋产业，逐渐实现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洋管辖范围，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达1 60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其陆地面积的2倍，是一个真正的海洋超级大国，其海洋产业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以海洋油气业和海洋旅游业最为突出。
与英美等国家相比，澳大利亚政府曾经对海洋科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但这种情况随着其对国际海洋利益认知的提升而改善。澳大利亚政府于1998年发布了有效期长达10～15年的《澳大利亚海洋科技计划》，对澳大利亚海洋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为澳大利亚领海、毗邻区的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使用制订了基本的科技行动计划
。2003年，澳大利亚国家海洋办公室（NOO）发布了《澳大利亚国家海洋政策—原则与过程》，阐述了制定澳大利亚海洋政策的原则，以及围绕这些原则制定的海洋政策。2006年，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管理部长委员会发布《综合海岸带管理国家协作方式—框架与执行计划》，确定了海岸研究的6个重点。2013—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海洋科学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海洋国家2025：海洋科学支持澳大利亚蓝色经济》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发布的《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2015—2025年研究计划》
，以及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和昆士兰地方政府联合发布的《大堡礁2050年长期可持续发展计划》
对澳大利亚海洋科学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了部署，主张不仅要有了解海洋的愿望，还需要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作为保障。因此，澳大利亚建立了诸多海洋领域相关的学术和科研机构，如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Australia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澳大利亚海事学院（Australia Marine College）等。这些机构在提升国家整体海洋科研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澳大利亚有很多资金组织致力于资助海洋科学研究，推动海洋科技和研究的革新。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非常重视海洋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发展，依托英、德、法的海洋科技优势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在海洋设备制造、深海探测、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欧洲海洋局（European Marine Board，EMB）发布的《第四次导航未来》（Navigating the Future IV）
是2001年开始出版的《导航未来》报告系列的延续，为下一个时期欧洲海洋研究提供了蓝图，从多个方面阐述了欧洲海洋研究的优先研究领域。《欧洲离岸可再生能源路线图》（EU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Roadmap）
重点阐述了海上风能、波浪能和潮汐能三大离岸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增效效益以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欧洲海洋可再生能源—欧洲新能源时代的挑战和机遇》（Marine Renewable Energy: Researc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 New Energy Era in Europe）
指出，到2050年，欧洲50%的电力需求将从海洋获得，需要采取措施确保海洋可再生能源纳入欧洲海洋研究议程。欧洲海洋局发布的《潜得更深：21世纪深海研究面临的挑战》（Delving Deeper: Critical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Deep-sea Research）
从深海研究现状、相关知识缺口以及未来开发和管理深海资源的一些需求出发，提出未来深海研究的目标与相关关键行动领域。《欧盟深海和海底前沿计划》（The Deep-Sea and Sub-Seafloor Frontier Project， DS3F）
则讨论了未来10～15年与深海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地质灾害和海洋资源相关的海洋科学问题，目的是在欧洲范围内提供面向可持续性海洋资源管理的路径，制定海底采样战略，从而提高对深海和海底过程的认识。2016年，欧洲海洋局发布《海洋生物技术战略研究及创新路线图》（The marine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oadmap）
，绘制了欧盟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和创新发展路线图，是对欧盟2012年提出的“蓝色增长战略”的重要反馈。
不同的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布了一系列海洋科技战略研究报告和规划计划，对未来10至20年（2025—2030）的海洋科技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国际大洋发现计划（2013—2023）》（The 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Science Plan for 2013—2023）
及其前身《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1983—2003）》（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1983—2003）
、国际大洋中脊计划（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idge-Crest Studies，InterRidge）
等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旨在利用大洋钻探船或平台获取的海底沉积物、岩石样品和数据，在地球系统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探索地球的气候演化、地球动力学、深部生物圈和地质灾害等。目前，IODP依靠包括美国“决心号”、日本“地球号”和欧洲“特定任务平台”在内的三大钻探平台执行大洋钻探任务；年预算逾1.5亿美元，来自八大资助单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日本文部省（MEXT）、欧洲大洋钻探研究联盟（ECORD）（包括14国）、中国科技部（MOST）、韩国地球科学与矿产资源研究院（KIGAM）、澳大利亚—新西兰IODP联盟（ANZIC）、印度地球科学部（MoES）和巴西高等教育人员改善协调机构（CAPES）
。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国际海事组织（IM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发布《海洋与海岸可持续发展蓝图》（A Blueprint for Ocean and Coastal Sustainability）
，提出了十项具体建议，旨在从传统管理模式转变为可持续的海洋管理范式，以便为里约会议20周年峰会海洋问题提供参考。
2016年5月，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海洋物理学协会联合发布由14位国际海洋学专家共同完成的评论报告《海洋的未来：关于G7国家所关注的海洋研究问题的非政府科学见解》
，作为国际科学界对2015年10月G7国家科学部长会议所提海洋科学问题的回应。该报告对G7国家科学部长会议所提出的“跨学科研究、海洋环境塑料污染、深海采矿及其生态系统影响、海洋酸化、海洋变暖、海洋低氧、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失、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等8个全球重要海洋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述，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行动。
2017年6月8日，在“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联合国海洋大会发布题为《全球海洋科学报告：全球海洋科学现状》（Global Ocean Science Report: the Current Status of Ocean Science around the World）
的报告，首次对当前世界海洋科学研究情况进行盘点，并主张加大对海洋科学研究的投入，呼吁加强国际科学合作。该报告指出：全球海洋科学是“大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人员性别比例更平衡；海洋研究支出在世界范围内差异较大；只有少数国家具有开展海洋研究的能力，且研究差异较大；以及海洋产出和合作正在加强，海洋数据得到更广泛应用等。
通过分析解读各国海洋科技发展规划及研究报告，时间尺度大都相近，起始时间大致在2010—2015年，目标时间大致在2020—2030年，可以了解未来10～20年全球海洋科学与技术发展走向，以及主要海洋国家海洋科学与技术的战略部署，对我国整体和上海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综观当今全球海洋科技的发展，呈现如下五大日益明显的趋势。
海洋暖化、海洋酸化、海洋塑料污染三大问题连续成为年度海洋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也必将成为未来若干年的关键问题，对促进海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义。我国在海洋暖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部署和投入，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海洋酸化和海洋塑料污染方面的研究部署不足，研究成果影响较小。另外，中国海陆架宽广、海洋经济发展迅猛、海洋环境问题突出，需围绕上述国际性海洋环境问题主动部署，聚焦国内研究力量开展研究，在海洋全面开发利用过程中需更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以实现中国海洋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海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深海勘测和开发技术逐渐成熟，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在船舶设计和生产中加大应用，科学考察船、载人潜水器、遥控潜水器、深海拖拽系统、卫星等先进设备广泛使用，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逐渐从近海向深海推进，开发内容也由简单的资源利用向高、精、深加工领域拓展。除了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国际大洋中脊计划等全球性研究计划，多个国家启动了海底网络观测计划，如美国“海王星”海底观测网络计划（NEPTUN）、欧洲海底观测网（ESONET）、日本新型实时海底监测网（ARENA）、美国Hobo海底热液观测站、美国新泽西大陆架观测网、美国ORION计划等
。这些计划的实施，对深海技术的发展以及深海科学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极地在地缘战略、自然资源、航运及科研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各海洋强国在南北极海洋研究进行了密集部署，使北极继续成为海洋研究的焦点。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提交新版《2025年前北极地带发展国家计划（草案）》，该计划建议在俄北极地区建立8个支撑区域，以提高北方海路的运输潜力和货物输出能力；日本拟于未来5年在南极内陆新建一个科考基地，并考虑与美国、挪威等国合作观测和钻探冰芯，分析地球的气候变迁。2018年1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关系到中国在农业、林业、渔业、海洋等领域的经济利益。未来几年是部署北极研究的关键期，需要集中国内研究优势，进行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在北极建设研究机构和观测站，围绕北极问题实施综合性的重大国际研究计划，拓展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海洋技术是海洋国家勘探开发海洋资源、确保国家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海洋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人类向深海大洋的进军，对海洋技术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强烈，从海洋钻探船、科学考察船、水下机器人、滑翔机，到开发利用离岸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海洋技术的发展贯穿始终。随着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大幅提高、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围绕海洋科考、开发各项活动，研制各种新概念船海装备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未来船舶技术将继续向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深海油气资源、海底矿产资源、海底“可燃冰”，这些沉睡在海洋中的战略性资源，即将进入勘探开发的新阶段。新西兰批准了全球首家商业化海底开采铁矿砂项目，具有标志意义。各国对海底资源和海洋可再生能源研究的持续投入，必将迎来相关技术的重大突破，届时将引起新一轮的海洋科技竞争，改变全球资源能源格局。
1）新加坡
新加坡本地海洋资源极为紧缺，但其利用四面环海、海上交通线这一重要资源，实施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创建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环境、鼓励民间研发创新及创业投资，大力发展石油业、海洋装备工程制造业、航运金融等相关产业，使新加坡在海洋资源极其匮乏的现实下，海洋事业却能蓬勃发展。新加坡对海洋科技的发展极其重视。
一是加大对研发的人力和资金投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人才和技术等措施，弥补新加坡国内人才缺失、企业信息集成度较低及研发能力较弱这一现状，积极推动企业的机械化、自动化进程。
二是注重创造海洋高端科技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新加坡专门设立了“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在国家创新、创业的策略和政策制定上提供咨询；构建了以航运为核心，融合修造船、石油勘探开采冶炼、航运金融保险等各种上下游产业的海洋事业全产业链条，大力发展海洋高科技产业。
三是充分鼓励民间创业投资及研发创新。通过各种手段来奖励投资，包括税收奖励、资金奖励等，推动新加坡工业发展步伐；积极引进外援并强调自主创新，鼓励外国企业根植于新加坡，为本土的海洋科技创新注入活力。
2）美国
美国十分重视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为了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美国一直在海洋教育和海洋科技方面加大投入，力求促进海洋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一是建立一流的海洋研究机构。汤姆森路透集团公布的名单列出了世界排名前30位的海洋研究机构，美国占了17个席位。其中，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HOI）排名世界第一。这些研究机构和院校通过海洋生物、海洋地质、海洋化学等研究与成果转化，以及海洋科技人才培养等，为美国海洋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指导和支撑。
二是重视高端海洋教育和高级海洋人才的培养。美国目前有华盛顿大学、缅因大学、南加州大学等超过150所高等院校从事高端海洋教育活动，培养高层次海洋人才。其涉海专业课程涵盖海洋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多个方面，还单独开设海洋科技教育活动，为海洋科研培养生力军。
三是政府对海洋科研资金投入巨大。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技术，美国在海洋科技研究方面的投入一直处在世界领先水平。其海洋科研经费的出资方不仅有国家、企业以及社会捐赠，还包括国防部和海军。据统计，1950—1970年，美国海洋科研经费从不到0.21亿美元上涨到11.2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20%。21世纪初期，美国海洋开发经费已达数百亿美元，为海洋科技的深层次研究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
四是重视海洋科普，培养全民海洋意识。美国立足不同层次的海洋认知水平搭建教育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了“海洋教育网络体系”，对公众进行普及教育；潜移默化地普及海洋知识，旨在促进海洋教育在各个年龄段的全面普及。
表1 世界排名前30位海洋学研究机构
梳理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和辽宁等11个沿海省区市的海洋规划发现，与以往强调海洋经济增长、增速相比，这11个省区市的“十三五”规划在海洋资源利用上更加注重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在我国海洋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海洋科技对于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性。结合分析规划内容可知：海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巨大驱动力。
多个省区市在规划中明确了海洋研发经费支出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山东省海洋“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提高到70%以上，成为11个省区市中规划海洋科技贡献率最高的省区市。这显示出提升海洋经济的科技支撑，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共识。
表2 我国沿海11省区市海洋发展“十三五”规划概况
下文将以青岛市、深圳市为例，分析其海洋科技创新的成果及经验。
1）青岛市
青岛海洋科技创新突破和体制机制改革的经验值得借鉴。青岛拥有30多家代表国家级水平的涉海科研和教学机构，拥有占全国30%的高级海洋专业人才，拥有占全国70%的涉海领域两院院士，还承担着全国50%以上的国家级海洋科研项目
。
一是加快高端创造平台和载体构建，集聚海洋高端资源。青岛市以“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建设为突破口，打造“蓝色硅谷”，凝聚高标准海洋资源，国家深海基地建设扎实推进，不断与国内外大院大所进行战略合作，充分发挥自身涉海机构集中、海洋研发人才密集的优势。
二是加快推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青岛市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功能全市范围布局，以“东谷”（青岛蓝色硅谷国家海洋实验室）为海洋科技创新源头，以“北城”（青岛国家高新区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为海洋科技转化孵化区，以“西岸”（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为海洋科技产业化基地，形成“环湾布局、三城联动”的格局，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2018年的《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显示，青岛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居全国首位，发展优势明显。
三是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促进海洋优势产业发展。瞄准国家需求和未来前沿，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海洋优势产业和未来新兴产业。推进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构建更加高效的科技创新组织体系，重点在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环境安全、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海洋仪器仪表、海上应急救援等领域展开核心技术攻关，引领海洋高端产业创新发展。
四是拓展海洋发展新空间。青岛以海洋国家实验室为中心，积极构建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治理，先后与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英国国家海洋中心、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等国际著名海洋研究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参与国际海洋领域大科学计划，并在全球布局建设5个海外研究基地，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
2）深圳市
深圳在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进程中疾步迈进，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18年底出台了《关于勇当海洋强国尖兵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决定》，提出了“十个一”工程，作出了非常有力的响应。
一是海洋意识超前，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创新。虽然深圳海洋经济体量较小，海洋科技的软实力低于上海、山东等省市，但是深圳早在“十二五”中后期就意识到海洋板块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从2013年起每年投入2.5亿元发展资金专项支持海洋未来产业：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医药和邮轮游艇业。2018年，深圳上述四个板块的产值占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10%，而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油气业三大传统板块的产值占比则降到了90%以下。深圳市通过各项规划建设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壮大海洋教育研究机构、集聚海洋领域专业人才、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以多元举措持续提高海洋科技创新水平。
二是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用创新体系与合作平台建设。深圳市出台了“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专项扶持计划，推进了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项目。截至2018年底，深圳市已建成海洋产业相关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5个，市级重点实验室6个，市级工程实验室14个，还积极引进中船重工、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机构在深圳设立海洋科研机构；海洋产业领域已建成省市级重点实验室7个、工程实验室7个、工程中心3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3个，聚集了近千名海洋领域高级研究人员。
三是善用国家层面授权，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条件，抢占发展先机。2019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仍持积极态度，并要求“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与基础研发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深圳也是一线城市中唯一没有“985”“211”大学的城市，正可借助组建海洋大学弥补其研发型高等教育薄弱的短板。《意见》将深圳的科技创新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支持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四是以企业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深圳在科技创新领域本就拥有独特地位，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展现了非常旺盛的活力。深圳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到全国的将近一半，培育了诸如华为、大疆、中兴等一大批国内最强大的科研型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超过95%，每年高科技的增加值达到上万亿元，这些都奠定了深圳作为中国科技前沿地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