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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成无己的祖籍及生平并无直接史料记载，后世多从文献侧面考证。成无己系金代山东聊摄人，公元1142年河南洛阳严器之的《伤寒明理论·前序》记载有“聊摄成公，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记问赅博，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公元1144年严器之在《注解伤寒论·序》中云“昨者邂逅聊摄成公”，公元1172年王纬序云“今者聊摄成无己先生注解”，同年渑池令魏公衡云“聊摄成无己为之注解”等文献可证。成无己的出生年代经考证有二，一为生于庆历末年到至和初年（1044~1052年），一说为嘉祐元年到治平二年（1056~1065年）。其卒年，无确切资料可考。关于《注解伤寒论》撰注年代，后世诸家多以严器之序“甲子中秋日”为据，推断其成书年代约为1144年，但据有关文献考证，该书至少在1140年以前就已经完成。现《注解伤寒论》常见的流传版本有明代汪济川本（刻于1545年）、明代赵开美本（刻于1599年）、明代吴勉学《医统正脉》本（刻于1601年）。本书是以涵芬楼影印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汪济川校正本为底本。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开注释、阐发《伤寒论》一书之先河。对成氏作注的评价，历代贤哲多有宏论，其中可谓褒贬皆有之。如何客观地评价成氏的学术成就，笔者以为不能轻率为之，需在仔细研读其注释后，方可作出定论。笔者有幸借此著书契机，重新咀嚼研读《注解伤寒论》，有别于早年间的认识，更深感其中所蕴学术思想的精深，现撮其吉光片羽，罗列于此，或可窥成氏学术之一斑矣。
《仲景全书附载·医林列传》谓成氏之注“分析形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真可谓言之中肯。笔者尚认为，不只在形证，即仲景大论中所有相类处，成氏都能条分缕析之。稽成氏行文作注之一大特点，就是在某一相类的证候、症状、汤方、脉候的比较上不遗余力。意在通过类方、证、症、脉的比较分析，来突出其注重辨证的学术观点。
《伤寒论》一书由于成书年代久远，又加之历代传抄及兵燹之灾，隐晦难明之处颇多，淹没了辨证论治的本来面目。成氏在作注时，本着严谨而实事求是的学风，运用连类并论的方法，详加辨析，通过他详尽的阐发分析，不少疑窦得以冰释，辨证论治方法亦得以大放异彩。
（1）类方并论：《伤寒论》中方剂配伍十分严谨，不少方剂仅因一味之差或药量有变而所主之证候则别若霄壤。成氏作注时，在阐述这类方剂的异同处，尤多着墨。如对太阳病篇14条桂枝加葛根汤的药物组成，历来有用与不用麻黄之争。成氏在阐述此条时，不是武断地加以肯定和否定，而是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把后31条葛根汤条文并列于此讨论，指出：“后葛根汤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药味正与此方同，其无汗当用麻黄，今自汗出，恐不加麻黄，但加葛根也。”分析有理有据，令人服膺，充分体现了他注重辨证的学术思想。因为两方虽只有一味麻黄之差，但一则适用于自汗之表虚证，而一则适用于无汗之表实证，虚实之性可谓泾渭分明矣。若不深谙于辨证之道，安能识得如此分明哉！此种将同类方剂连类并论的研究方法，对后世研究《伤寒论》的类方派无疑是有一定启迪作用的。
（2）类证并论：临床上，一般不同的疾病表现为不同的证候，然而，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在某些疾病的过程中，却往往会出现和其他疾病相类的临床表现，这无疑增加了医者识病辨证的难度，而这一点又恰是一个医者必须熟练掌握的。成氏在阐述仲景大论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便于疑似病证，每多详加辨析。如他在阐述少阴病篇282条的下利证时谓：“自利不渴者，寒在中焦属太阴。此自利而渴，为寒在下焦属少阴”，连类论及太阴之下利。虽然二者皆属之虚寒下利，但病之浅深迥异，通过对口渴有无的识别，明确了病位。成氏这种类证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后世研究《伤寒论》开辟了又一蹊径，成为类证研究法的开山之举。
（3）类脉并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即便是同一个脉候，亦往往可见于不同的疾病中。为了辨其所主之病，就必须详加辨别。成氏深谙于此，在其注释中，为了阐述脉象的不同病理意义，博引《内经》《难经》《脉经》之学，结合四诊进行分析，为后人提供了辨脉辨证的方法。如他在平脉法第2篇对“脉形如循丝，累累然，其面白脱色也”的注释写道：“《内经》曰：血气者，人之神。恐怖者，血气不足，而神气弱也，脉形似循丝，累累然，面白脱色者。《针经》曰：血夺者，色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是知恐怖，为血气不足。”又如他在论述促脉时，于太阳病篇21条注释中写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促为阳盛，则不因下后，而脉促者也，此下后脉促，不得为阳盛也，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此下后脉促而复胸满，则不得为欲解，由下后阳虚，表邪深入，而客于胸中也。”阐述了促脉不仅可见于阳盛，且可见于下后欲解及阳虚邪客胸中之证中，一脉而主三候，突出了辨脉识证的重要性，是深得仲师脉法心传的。
众所周知，《注解伤寒论》一书的最大特点，是成氏在阐述仲师旨意时，广引《内经》《难经》，博采《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典医籍凡十五种之多，融入于宋以前各家之学，从而使得《注解伤寒论》的学术思想更趋完善。从成氏的广引博征中，我们不难窥见成氏学术思想的内容所涵及其所本，益因“文如其人”是也。
成氏在注释卷一《辨脉法》第4条时，曾前后4次引用了《内经》《难经》之说，而且经论之间的相吻又是那样的契合，起到了发隐就明之功。在解释原文“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也”的筋急时，成氏引《难经》之说，谓：“《难经》曰‘气主呴之，血主濡之’，血虚则不能濡养筋络，故筋急也。”在其后的论述中，又分别引《内经》《针经》之语，谓：“《内经》云‘脉者，血之府也’，脉实则血实，脉虚则血虚，此其常也。脉沉者，知营血内微也。《针经》云‘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者也’，脉浮汗出如流珠者，腠理不密，开合不司，为卫气外衰也。浮主候卫，沉主候荣，以浮沉别营卫之衰微，理固然矣。然而衰甚于微，所以于营言微，而卫言衰者，以其汗出如流珠，为阳气外绝，所以卫病甚于营也。又云‘卫，阳也多营，阴也’，烧针益阳而损阴，营气微者，谓阴虚也。《内经》曰：阴虚生内热，方其内热，又加烧针以补阳，不惟两热相合，而营血不行。必更外发热而内烦躁也。”可谓阐发无遗矣。
同样，成氏对论中方剂的解析，亦悉遵《内经》中组方配伍之说。如在阐述调胃承气汤方义时，成氏引《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芒硝咸寒以除热，大黄苦寒以荡实，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陈而缓中。”可谓论述精当之极，使人产生一种仲景之论和《内经》学术浑然一体之感。又如对四逆汤的阐述，成氏谓：“《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又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甘草姜附相合，为甘辛大热之剂，乃可发散阴阳之气’。”同样深得《内经》旨意。
疾病是正邪斗争的具体表现，从成氏作注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他“祛邪护正，重在祛邪”的学术观点。如对少阴病三急下的认识，后之医者每多滋生疑窦，因仲师行文简洁，使得后之医者不能很好地领悟其精神实质，这是自然。成氏在注释此类病证条文时，却能独具慧眼，紧紧抓住正和邪这两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若能尽窥成氏之注，则疑窦可顿消矣。考成氏在阐述三急下320、321、322的条文中，于320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322条“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分别强调用大承气汤是“以全肾水”和“以救肾水”，321条“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则谓：“以肾蕴实邪，必心下痛，口干燥也，与大承气汤，以下实邪。”点明了大承气汤之目的所在，突出了他“祛邪护正”的学术思想。
在《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171条，成氏更能发仲景所未发，认为下药之“汤”能“涤荡肠胃，溉灌脏腑，推陈燥结，却热下寒，破散邪疫，理导润泽枯槁，悦人皮肤，益人血气”，点出了下法这一攻邪之法有“理导润泽枯槁，悦人皮肤，益人血气”之效，无疑是其祛邪以护正、补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
仲景《伤寒论》一书，开后世辨证论治方法之先河，其中六经辨证方法可谓是贯穿了整个大论的始终。后之医家亦多以为仲景大论只言六经、八纲，而他法未举，成氏在作释时，却能在仲师学术的基础上，独树一帜，许多条文的阐述融入了三焦辨证的方法。尽管这一辨证方法尚处于极根之中，但已为后世之三焦辨证创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出现了三焦辨证方法的端倪。
如成氏在注释第159条“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的下利时谓：“伤寒服汤药下后，利不止，而心下痞鞭者，气虚而客气上逆也，与泻心汤攻之则痞已，医复以他药下之，又虚其里，致利不止也。理中丸，脾胃虚寒下利者，服之愈。此以下焦虚，故与之其利益甚。”脾胃居中焦，理中丸本为脾胃虚寒之中焦下利而没，若以之治下焦之下利，则必然药不达病所，自然其利益甚。欲正确指导此两种下利的治疗，必须很好地掌握辨别下利病位的方法，区别其是在中焦抑或是在下焦，而这种辨别方法恰是三焦辨证的具体应用。
再如《辨不可下》原文：“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浮反在上，数反在下。浮为阳虚，数为亡血。浮为虚，数为热。浮为虚，自汗出，而恶寒；数为痛，振寒而栗。微弱在关，胸下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于胁，振寒相搏，形如疟状。医反下之，故令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小便淋沥，小腹甚硬，小便则尿血也。”成氏注云：“此里邪未实，表邪未解，医反下之，里气益虚，邪热内陷，故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此热陷于中焦者也；若热气深陷，则客放下焦，使小便淋沥，小腹甚硬，小便尿血也。”指出了根据症候辨别邪客中、下二焦的方法。
要之，虽然成氏论述之三焦辨析方法，在内涵上不尽同于后世之三焦辨证，但毋庸讳言的是，成氏已经具有了相当朴素的三焦辨证的学术思想。通过他比较详尽的阐述，道出了仲景的言外之音，无怪乎王履誉之曰：“可谓善羽翼仲景者。”（《医经溯洄集》）
成无己乃注释、阐发《伤寒论》之一代先师，正如清代汪琥所谓“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唯首创耳。”诚是的当之语。值得提出的是，王太仆之注《内经》尚有全元启、杨上善诸先者，成氏注《伤寒论》堪称得上是“前无古人”。注释中“虽抵悟附会，间或有之，然诸家莫能胜之，初学不能舍此索途也。”（明代张遂辰语）仔细研玩，诚属瑕不掩瑜之作，他那“表章明义，迁悉不遗”的感触，实有伸于吾辈矣。
陈宁勇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