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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江南的血吸虫病，危害之大，在中国历代造成的人民性命和劳动力之损失，堪称惊人。即使到了 20 世纪初，中国的细菌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手段已逐步进展、兴盛，但多将目光与力量投注在致死迅速的传染病防治上面，对于所谓寄生虫病防治，仅有零星调查与报道，却无大规模防治之举措。一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的防治运动因党和政府的决策号召与群众动员等因素相加
[1]
，才得以逐步开展，并取得有效成果
，这段历史，已有不少二手研究，透过各种不同的视野加以关注
。不过，20 世纪 50 年代也是中医在经历民国初年废除中医案之后的另一次发展高峰，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对于过往歧视、贬抑中医的政策有所修正，这使得中医可以正式地进入各地的防疫工作
。透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医在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中的具体作为，以及中医本身在学术上对于寄生虫病的认识与治疗历史的挖掘尚未展开。本文之撰写，即在这个时代脉络中，寻找出中医与当时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方方面面的故事，来为中医在现代国家之防疫卫生工作所需要以及可以扮演的角色进行探究。现代中医对“虫”论述的展开，本身就是一段丰富有趣的疾病史。它至少牵涉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传统医学文献的梳理，另一面则是中医涉入科学话语后的认定与实际治疗成效的再定义。
本文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血吸虫病的论述，大体目前有几个方向的研究成果。首先是由一种地方风俗、环境的考察切入，例如探索血吸虫病导致农村生产力衰弱、家庭破碎的故事与歌谣之研究。例如据《余江县志》记载，1915 年，一位刚满 17 岁的妇女夏老香，在此后的 34 年中，先后改嫁 1 次，招夫 3 次，都是“头年做新娘，没过几年守空房”，5 个丈夫都死于“大肚子病”，到头来仍当寡妇。很多人为了缓解腹水的痛苦，甚至于用刀子刺破自己的肚子，把腹水放出来
。其次，则是在西方公共卫生学史的框架中，强调血防工作从“落后”到“进步”的历程，体现一种进步史观。它们多强调过去人们在未经“科学”洗礼下的许多错误行为或不卫生的习惯，例如：过去在河湖中刷洗马桶、随地大便等行为，容易导致疾病上身；采割湖草、搜集人便等作为肥料，造成感染的危险因素等
。更由于“大肚子病”一直以来被视为绝症，故人们常委因于鬼怪、风水等因素。这些研究多指出现代卫生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例如采取口头、座谈会、幻灯片、实物展览会、参观等，它们都在叙述一种科学、卫生现代性的“救赎”；它们多数时刻是对的，但探究这个时代的方式，有没有其他史学论述的视角呢
？较新的研究方法，则是从田野实察或新兴环境史的论述来梳理，例如李玉尚和孙琦的研究可作为代表
。
目前的研究，大多从环境与国家政策来切入，还有一些研究则专注在特定地区的生态和防治技术，探讨血吸虫病之防治，但从传统中国医学史的视角来检视血吸虫病防治的研究，尚未好好展开。这不令人讶异，因为中医史在过去总是甚少谈论微生物的历史
，史学家也很少关注中医如何涉入国家公共卫生的问题，特别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医仿佛“失语”，失去了医疗卫生的发言权。那么，如果我们从中医疾病史的视角来看待血吸虫病的防治，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新的研究视角呢？本文之作，即藉近代中医的视角，来反思疾病史研究之问题，并拓展血吸虫病史的研究广度。
有关于血吸虫病史的研究，一般史学研究者大概都会先介绍“虫病”的过往。例如施亚利论江苏之血吸虫病流行，追溯到 1 600 多年前的东晋，当时江苏著名医药学家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叙述了“水毒”“水蛊”等类似血吸虫病的症状。公元 7 世纪，巢元方则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自三吴以东及南诸山郡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春秋辄得。”其描述则更近似是血吸虫病。至民国以来，陆续有调查与进一步的发现云云
。笔者认为，类似的例子很多，不用在此赘叙。但是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类书写往往一面是传统医学的论述，一面则是西方医学的定义与调查，它们为什么可以被放在一起成为同一种论述呢？其实古代中医讨论疾病，是不论述微生物的。又，很多史学家或医者认识现代疾病的古代风貌，依靠的方法正是今日医史家认为要慎用的“反溯论证”
。但是目前的疾病史研究，它自然的、好像不得不谈一点西医的定义，其实所谓“西医的定义”，也是民国以后的认识。
细菌学进入中国的历史与对近代中医造成之影响，此处不拟多谈
。至于寄生虫病的研究，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进展，但其速度远逊于细菌学。民初顾寿白（1893—1982）在《寄生虫》（1931）一书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寄生虫疾病主要属于慢性轻症，远不及细菌性传染病来得痛切且引人注目。至 20 世纪初研究开始盛行，乃因应西方殖民医学的需求而展开；而各国也重视人民保健与体力强健，因寄生虫疾病特别容易让农夫、工人、儿童受到侵害，使国力衰退
。顾言：“今假定我国四万万同胞中有半数患寄生虫病，而每一患者均减少一成之活动力，则其结果与全国人口减少二千万人相等。”顾推测当时实际上罹患寄生虫病的人数“尚不止半数”，是国家劳动力减损的一大杀手
。但当时中医似较无这种体认，它们服膺的是另一套知识体系。
1929 年，陆渊雷（1894—1955）在《上海国医学院课程说明》内之“乙、基础医学·病原细菌学”条下解释说：“此为显微镜出世以来，发明最近、进步最速之科学。言传染病者，莫不谈虎色变，而至今尚无化学药物之疗法，不过利用动物之天然抵抗力，注射血清而已。事实上，可疑之处亦复甚多。至于免疫原理，说者虽多，皆属臆测。然医校中无此课目，人将诋为不识法定传染病也。此科包括细菌原虫及免疫学，每周二小时，一年而毕。”
当时中医虽注意到微生物学的重要，但整体来说，了解原理仍重于实验操作。Bridie Andrews指出，近代所谓的“细菌”，一开始范围相当广泛
，也包括寄生虫在内
。中医何廉臣（1861—1929）称赞西人用化学药剂来观察粪便内细菌和寄生虫的方法，他说：“西医于诊断上最为注重，谓二便中往往含有霉菌微虫，必以化学药品，投入二便之中，细细辨析，以判其病毒之所在。此种诊断，实堪效法。”不过，他说了另外一些中医用肉眼即可观察之重点，却完全是在辨别“气”之寒热、虚实与脏腑疾病之关系
。前述陆渊雷虽认为病理学、病原细菌等知识必须学习，但又辩称说：细菌原虫“不是传染病的绝对病原”
。
国学大师章太炎（1869—1936）还将中国对“虫”的观察过往来对比西医的细菌学，而其中又掺杂了中医的经典和佛教的思想。例如他说：“《宝积经》云‘初生胎时，有八万户虫，从身而生，纵横食啖，令身热恼，生有忧愁’。《僧伽吒经》云‘人将死时，诸虫怖畏，互相啖食，受诸苦痛，男女眷属，生大悲恼。’”
对于这类宗教思想的部分，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而要注意的是，他引东汉《金匮要略》的例子来说明虫病，其实与该书一开始谈的疾病三因之“房室、金刃、虫兽所伤”有关
。可见最初章氏解释西方细菌学，就是基于古典文献对“虫”的观察。而且章氏认为：“风本从虫，风动虫生。”“风之所及，虫自就焉。故其治疗，不得以虫为本，去其风、寒、湿、暑，而虫自灭，是以经方不论虫也。”
可见传统医学认为，虫病乃是因“六气”而生，病因并非着眼于“虫”的本身；看待寄生虫病，其焦点应该放在风、气等自然因子上，而不去论“虫”的生物因素。孙子云在《慈济医话》中谈到“虫病”时说：“短虫多秉脉中阳气而生，故凉药能杀之，间亦有用热药者，长虫多秉腑中阴气而生，故热药能杀之，间亦有用凉药者。要之，虫为气血所生，当然能为气血所化。”
可见只要能遵循身体气血之特性，来选择合适用药，一般中医都认为身体内的虫可以被杀死。
早在民国时期，对于血吸虫病的各方面知识就已确立。如顾寿白谓：“须有一个中间宿主者。”如钩虫、绦虫之于猪。而日本血蛭（日本血吸虫）之虫卵，则是经由“人体排出后，其中之仔虫乃游出水中，再入一种小罗名曰‘宫入贝’（即其中间宿主）者之体内，经一定之发育，成为幼虫，然后又脱离该螺，游出水中，俟与人体接触，遂穿通皮肤，侵入体内而感染。如无宫入贝为期（其）中间宿主，则该虫决不能发育而感染也”
。感染血吸虫的人，“因肝脾两脏肥大而始觉察，或因排泄血便”而最终确诊。若以症状来看，大概以血便和鼓胀为最主要的表现
。中医一般不从传统“虫”的理论来加以观察此病，在民国初年，没有专门谈血吸虫的专书，时逸人（1896—1966）在《时氏病理学》内已有介绍，但使用方剂的状况则不明确，仅是泛论而已
。
传统中医观察“虫”的方式，尚依据医者个人之技术与经验法则而定，在中医史中也是很有意思的例子。《诊余集》（1918）内就记载一则有趣的医案：
余在师处，见吾师诊太平州万安桥陈姓妇，年三十余岁，膈中时痛时止，痛时如针刺，止则亦无所苦，饮食如常，二便亦利，肌肉瘦削。吾师曰：“……一定是食管有虫粘住不下，在至高之处，杀虫等药又不能及。若以末药，又恐粘入食窍，填塞不通，有妨饮食。宜设一涌吐之法，不知可能得效否？”嘱病家停二日再来取方。吾师乃穷思三日，得一吐法：先令病人以鱼肉等佳味下饭，使其食之极饱，再以香油煎蛋，煎之极香，使病人坐在煎蛋之炉前，吸煎蛋之香气，以又䓤汁熏之，再令病人将所煎之蛋食下约三枚，病人饱不堪言。再以雄黄五分、花椒三分、藜芦五分为细末，调服之后，饮以炒盐汤，以鸡羽搅喉探吐，使其胃中谷食倾涌而出。探三次，胃中所食水谷，探之吐尽，以乌梅安胃丸一钱，煎汤止呕。所吐之水谷痰涎半桶，以清水淘净，捡出虫二十余条，形如鮕鱼，头阔尾锐，色紫有黑点、旁有两目、中有一口，其虫软而能伸缩，见风片刻即死，究不知何名？吾师云：“此由食马蝗子粘在食管而生，食人血肉，久则长大，阻塞食管，而成痛格。”所语亦相当然耳。然食管生虫，余所目击，若非吾师之巧思，虽读书万卷，亦徒然耳
。
这种观察方式是针对“目视”所及而论，另有《存粹医话》（1919）之记载：
问曰：仆有小女，年方八龄，质素颇强，亦无疾病，饮食苔脉一如常人，第数月来，每夜睡后肛门细虫蠕蠕而出，形如针锋，长约米粒，其色雪白，遍考方书，无比病名……答曰：内脏之虫，肺、胃、肠为多，虫从肛门出，其病近则在大肠，远则在胃，不关乎肺可知，然肺与大肠相表里，间有自肺而出。诸肠者虫之生或由于虚，或由于风，或由于温热，不外斯三者。今云质素颇强，饮食如常，大致是温热。如其舌质红而苔黄腻，面色或黄或带红而有光，唇色红者，可用苦寒杀虫药，贯众专杀胃中之虫，龙胆草专杀肠中之虫，宜食前末服。其名即《金匮》所称狐惑之惑也，惟惑能食肛，今不痛疼痒与惑稍异
。
这些医案记载的辨识与治疗“虫”之技术，并没有被系统化，仍需靠医者的经验和遇事临场反应来做处理；对于体内之虫的生成与病名，也未能清楚掌握。仅说明“虫”之生，仍从“风”和“湿”等六气理论来论述。当时就曾有人指出，认为血吸虫病是一股“气”，一旦感染，就无药可救
。理解了传统医学的想法，这种对虫的认识就不会很突兀。这些观念对近代中医学并非完全没有贡献，因为中医们从反复治疗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杀虫”药物的认识，在民国时期，它甚至是“杀菌”思维的基础
。关于对古典医书内“杀虫”药物的论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将成为中医宝贵的资产，下文还会加以论述。
中医以“气化”来概括生物、细菌之生发理则，似言之成理。然而，古代学说也有许多陈述在新学人士眼中觉得荒谬离谱之事，这些错误，需要靠显微镜才能突破传统学问之“盲点”。例如丁福保（1874—1952）言：“古书谓物能化生，如《礼记·月令》，鹰化为鸠，鸠化为鹰，腐草化萤，田鼠化为鴽。晋时武库中得雉，张华以为蛇化。老生常谈，奉为圭臬。”不单中国，即便是西方也有类似言论
，但经过科学验证后，丁氏认为自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确立了显微镜查验细菌之技术后，这种“气”能“化生”的旧说就破产了。丁氏还举寄生虫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微生物的实际生存与致病原因，透过显微镜所映照出的生物史，与建立在肉眼所见基础上的中国医学的传统知识架构有着极大的差异，已无人再以“气化”等旧说来解释寄生虫了
。李尚仁曾透过万巴德（Patrick Manson，1844—1922）扭转西方“瘴气说”的论述，而确立微生物——疟原虫对疟疾的致病因子影响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科学研究或理论之成型，其实背后牵涉到高度复杂之操作显微镜之技术、研究材料之取得以及研究成果之发表和确定，这都不是民国时期中医可以操作的技术
。顾寿白也指出：“寄生虫所致之疾病，其症状几无特异之处，不能谓有某种症状即系某种寄生虫病。”寄生虫所致之疾病，往往突然发生，很难抓到中间的发病原因。大概的判断方法为：“就发热症状言之，通常发热必有感冒、肺炎等为其原因，而寄生虫性之发热，并无可致热候之其他疾病可以证明。又如腹痛泄泻，大抵必有饮食失节、夜间受寒等为其近因，若并无此种近因而忽起腹痛泄泻，则往往为寄生虫所致。”所以，精确之诊断仍须仰赖显微镜来检验患者排泄物内之虫体，而显微镜查验尚牵涉到运用“远心器”或集卵法等搜集检体的技术，更非一般人所能操作
。
所以，用“虫”来作为一种病源学说的观察，像血吸虫这样的微虫，是很难单纯用肉眼来进行有效观察的。而且当时中医所秉持的学说与病因论述，也常为西医所抨击。中医在缺乏细菌学检验的技术下，贸然采用西医病名，只会使中医不成中医，最终，在中西医论争之下，中医仍选择面向自己传统的学术
。中医师们在《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内确立：“新学总论中之病变，系以病之机能形态发生变化为主，所谓实迹的，我国病症论，其最详备而可法者，以仲师《伤寒论》而言，分六经传变，所谓气化的，故酌古证今，宜合病理总论中之病变，及各论之全部，另成一病症论。”
如果“虫”是一种病因的“实迹”，那么可以说在民国时期中医并未开发一种观察与实验的方式，在 1949 年后，它们在政治上，实际防疫工作上，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疫情，可能大多仅止于一种疾病调查事业而存在，而且一切研究与认识尚在起步阶段，由《申报》上一则消息可以看出：
工部局卫生处发表消息，本埠西郊一带现发生一种血吸虫病。受传染者，人与犬最多。据云，此种病因系因河浜之中螺蛳、田螺之属首受传染，人畜夏令游泳于池浜中，病虫即由皮肤侵入体内。受染之后，人类即日曾黄萎衰弱。最近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对于此证之现象，检为注意。试院病理科学组主任罗伯荪博士，复从螺蛳、田螺之属加以广泛之研究，其结果虽尚未有受传染之螺蛳、田螺发见，但该病之来源，确已证明在虹桥河浜、罗别根路、虹桥高尔夫球场，以及白利南路、苏州河一带。而真如尤为此病发现之中心，该处螺蛳类一千枚之中，受传染者有十五枚之多。苏州河本身及其他有潮汐之河流，虽未必即属危险，但圣约翰大学附近之小河，确已受有传染。故沪西一带居民，切勿入河浜中沐浴，犬类尤应加以注意，勿使入水。盖此症轻者面色黄萎、身体衰弱，现贫血之状，而重者病虫侵入肝脏，因而成为鼓胀之病，颇足致人于死云
。
即使如上海一地，公共卫生相对发达，但对血吸虫病的现代统计与注意只是初步的，也完全没有谈及治疗，只能消极地禁止民众接触疫水。1929 年，上海市卫生局下辖高桥卫生模范区
，为推展乡村卫生事业，初以李廷安科长及卫生部金宝善司长兼任该区主任。1929 年，该区调查并改善一般环境卫生事项，就注意到厕所沟渠之垃圾、蚊虫、苍蝇和住血吸虫田螺之问题，也展开预防疟疾及住血吸虫病等防疫事项
，可惜“一·二八”事变后，工作一度停摆，大规模的调查与防治事业遂不可及。顾寿白医师曾指出新的卫生政策趋势：“近年以来，各国均极注意保健事业，大抵均由政府特设保健调查之机关，就各地方励行寄生虫之调查，以为驱除之预备。其实此项事业，由民间自行举办亦无不可。愿国人有志者亟起而组织之也。”
可见当时已有呼吁防治的声音，而地方也有相关的疫情报告，甚至有疾病统计也纳入血吸虫病患者人数
。部分地区如苏州也曾竖立警告标示牌，派出地方病防治所巡回工作队调查警戒
；甚至有地方派专员化验水质，等确认没问题后，再公布安全讯息
，不过，这些讯息都来自城市或卫生模范实验区，而没有扩展至真正广大的乡村。因此，血吸虫防治并非一朝一夕可成，问题不在“有没有”注意到疫情，而是城乡差距造成医疗资源不均的缺失，导致多数地区尚未注意到该病，而且大规模的防治任务较少。此处初步讨论一些民初的认识，例如顾寿白指出：
本虫不特能侵入人体，即家畜中之牛、犬、猫等亦易受其感染，故此等家畜往往亦为传播本虫之媒介，又我国向以粪便为肥料，致虫卵极易散布各处，而农夫驱牛耕耘水田，又适为感染幼虫之良好机会。如此反复传播，其结果乃益蔓延。故欲预防本虫病，不特须禁止裸体或跣足入水，且须扑灭人畜排泄物中之虫卵，一面尚非扑灭中间宿主不可。以上三要件苟不能完备，则决不能使本虫病绝灭净尽。故一面须奖励扑灭本虫之中间宿主宫入贝，一面尚须撒布石灰于田内以直接毒杀其幼虫，此二者在本虫病之预防上乃最有意义之事
。
消灭中间宿主宫入贝，或可“设法使土地干燥，并使该小螺减少生产”，或是“冬季水涸之时，该小螺即潜伏于泥中，此时趁机捕获而烧弃之”，皆为良法
。顾提出一套处理粪便之办法，他说：“粪便腐败，则寄生虫卵不能发育，往往有死灭者。”所以农家最好“备用两个粪池”，让其中一个内储粪便腐败发酵再行使用，可减少虫卵之散布
。在流行区域，若以裸露之手足或体部沾染含有寄生虫之积水或湿地，最为危险。所以农夫工人等在田园矿山等湿地劳动之人，及幼儿等喜好在污染之积潦池沼中游泳嬉戏者，皆有被感染之机会。顾指出：“此等感染最难预防，泰西诸国亦有用树胶之衣套等掩护手足以从事耕种者，诚非得以也。”
他还注意到，中国农村多用粪便当作肥料，而且普遍没有抽水装置与密闭封存，所以寄生虫病往往比泰西各国严重。如果必须顾及粪便的肥料价值，就必须有待寄生虫学者与农学专家共同研究。而且寄生虫虫卵的抗毒力非常强，如何使用很毒的药物，又能不损害肥料之价值，应为日后研究重心
。顾的呼吁，在后来一些防疫工作上都可找到蛛丝马迹。曾被聘为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尹集廷（1919—2002）则在抗日战争后指出：“地方病更是影响我国民族健康的一个严重问题，华北的黑热病，长江流域的住血吸虫，西南的疟疾等，历年蔓延不绝，造成了高度的死亡率。”他点出了防疫事业刻不容缓之要素，首先需要有完善计划及调查事业，以疾病流行实际之需要来进行规划。他认为除了中央设有完善之防疫机构外，地方防疫事业却还未开展，此点尤其重要，因地方卫生单位接近民间，易于了解疫情，直接捕灭，更不可忽略，点出未来需要注意之方向
。地方卫生之重新启动与地方病之扑灭，则有待于新中国卫生事业之开展。
曾在书中记载血吸虫病的时逸人，表示了近代中医面临的挑战。他谈到许多西医的新病名“古书中虽有类似记载，但名称未曾确定，治法尤多紊乱”，所以“有汇集整理编订之必要”
。但是，中医在民国时期没有发展出实验室医学，仅拿中医的理论来对照，似乎说服不了西医；并且，很多中医对同行一直拿西医病理学来硬套中医的学说，也不甚满意。民初医者兼小说家陆士谔就说：“中医书上，素无发炎、细菌等新奇名词，中医方药，又从无治疗此种新病之记载，试问有何根据，有何把握，胆敢以人为试验品，以草根树皮医治发炎、细菌，私心自用，绝无师承，毫无根据。”
陆认为，如果只是采用西医的名词来套中医，中医无法实验，中药的效果无法确定，根本无法用一种科学的证据来说服中药确实“有效”。这个困境，在 1949年后有了重大转变，国家权力创造了一个新环境，而血吸虫疫情之严重，也为中医创造了新的介入契机。
1949 年后我国的中医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民国时期中医的科学化，不能不说是带有被强迫性质的，但就逃过“被废除”下场来检视其成果，还算是正面的
[2]
。待至上海解放后，反中医色彩浓厚的“上海中华医学会”举办了“改造中医座谈会”，还出版《改造中医基本方案》的小册子。主导会议的余岩（1879—1954）、庞京周（1897—1966）、汪企张（1885—1955）等人，皆为民国时期反中医的著名人物。据说余岩自称对中医问题素有研究，所以“一说到中医，他就要发表意见”
。他于 1954 年过世，恐怕也是反中医思潮衰弱的一个标志。在法令方面，1951 至 1952 年发表的几条对中医的法令，虽都较民国时期更加严苛，但 1953 年起，毛泽东（1893—1976）开始注意这些情况，隔年即撤换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1955 年，更从“中学西”转成了“西学中”。至1958 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些改变所跨越的时间点，都和毛泽东指示消灭血吸虫的政策和指示互相重叠。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任意批评中医药都可能代表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很容易受到指责
。
1952 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会首次举办有关血吸虫问题的展览
。至毛泽东“消灭血吸虫”一声令下，它成了国家政策，“团结各方”的意向就变得很重要。从防疫治病到除“四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斗争
。在 1954 年，毛泽东抨击了卫生部门歧视中医的现象
。中医参与消灭血吸虫的“战疫”，立刻拥抱了民国时期中医所无法享有的、在国家政策内参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合法与合理性
。此时，政府把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结合；在“人人”参与的政治话语下，西医无法如过去那样将中医这些“群众”给排除出去
。即便还是必须依靠西医的力量来防疫，因其对公共卫生的处理方式已有经验、有掌握，且诊断之技巧也有胜过中医之处，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中医替换，但本文点出当时卫生政治的氛围，实已营造了一个中医参加治疗过程的客观环境。
更何况，当时真正投入打击血吸虫防疫战的困难，还在于专业人士的不足和必要仪器之缺乏。20 世纪 50 年代，整个大陆的正规西医只有 3 万多人，但该病在大陆地区估计共有 1 000 万人罹病
。在血防站工作的医师甚至可能一个人照顾近 200 个患者。1950 年湖南医科大学教授陈祜鑫（1918—1981）至湖南省该病流行最严重的岳阳县，筹建岳阳县血吸虫病实验所，这类防治所的组成大都不仅止于地方卫生单位，还包括农业厅、水利厅等单位，当时血防所也负责培育技术人员。但由于防治工作起步晚，现代医学教育落后，故专业医师甚少
。据当时有关资料记载：血防机构的配备简略，少有现代化的医疗仪器，还常出现短缺情况
。在血防第一阶段，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政府对血吸虫病患者进行了治疗，基本上采用锑剂 20 日疗法
。此外，外科疗法则仅是切除肿大的脾脏，一般来说，在西医人数较少的乡村，手术施行不易，而且手术后还是需要靠锑剂来治疗
。锑剂易导致心脏衰竭的后遗症，当时的血防站却可能连一台心电图机都没有
。这些背景与情况，都为中医在国家权力的认同下加入防疫工作创造了可能的契机。
其实，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刘民叔（1897—1960）在其《鲁楼医案》中就已有不少和血吸虫病交手之记录。他的医案较少国家政治的因素，显示在国家卫生权力吸纳传统医学进行抗疫前，中医早已揭开与血吸虫抗战之布幕。1953 年，一位住在上海浦东的 39 岁的男性患者谢岑楼，经过西医钱贻兰的诊断，确定感染血吸虫症，而且并发肝硬化病变。在住院期内，西医以吐酒石酸锑钾治疗，有些许反应，但西医建议先治疗肝硬变，等休息 3 个月以后，再行治疗“日本住血吸虫”。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肝硬化腹水对西医而言是个难以应付的症状，而治疗血吸虫的西药副作用又太大，两者皆颇为棘手，故西医在诊断报告上模糊的写着：“只以目前诊断而说，不能负责未来之病变。”似乎已为“不治”预设伏笔
。这位患者找上刘民叔，经中医治疗后逐渐转好，医案记载如“连日畅泻，大腹已平，膝胫已伸（六诊）”“症结全消，虚羸渐复（十诊）”，至第十三诊时，患者自言已痊愈，刘民叔认为应该再服十二剂，在医案中仅记载到此结束。第二则医案是住在常州市的患者钟士芳，据其云：“当十七岁时，腹内痞结，屡就中西医治疗不瘥，延至两年前，腹渐胀大，今年夏，隆起如抱甕，赴无锡梅园乡卞家湾疗养，未能个别饮食，与众共饭，盐咸油腥，无所避忌，至是大腹膨胀，胀满之苦，无可名状矣。”后经过多个西医单位诊断，确定为罹患血吸虫病
。当时患者到处寻医问药，询问自己的病情，从原医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血吸虫病患者将面临的困扰，例如患者似乎不愿意动外科手术将脾脏切除，但上海医学院外科学院却这样回复：“经本院医师研究，在目前尚无根治办法，因为切除脾脏仍不能解决腹内生水问题，所以目前除试用组织疗法及增进营养外，别无良策。”还有的就是费用问题：“到上海住院治疗，每天住院费用同膳食费一万五千元，其他手术费、输血费等亦有卫生局规定，至于所化费用之总数，则视病情轻重及住院日期长短而定，恕难肯定估计数目。”
可见患者非常在意手术和住院费用问题，这可能也是患者当时转向寻求中医诊治的因素之一。
患者钟士芳在经过十五诊后，结束了这段中医的疗程，但似乎患者还是和中医保持联系，继续拿药服用，大概又服了两个月。医案记载了刘的徒弟李鼎的报告，他说：“自钟君返乡而后，或通函论病，或来沪求诊，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蛊胀全平，惟左腹痞结尚存三分之一，因固执根治此病必须切除脾脏之成见，屡欲施行手术。”可见患者虽然大部分症状有所改善，但似乎仍为脾脏肿大所困扰，想要切除之。刘则这样指示：“不必，大腹既已平复，痞亦消去三分之二，苟能续持药治，十全大功，为期不远。若切除而幸愈，则身中缺少一脏，其影响生理亦必大焉。若切除而不愈，其流弊尚堪设想耶！”医案最后记载：“后来沪续治，于农历新正而竟痊愈。”也许，患者回去后可能经历了各种“建议”，来自家人、朋友或是西医希望他开刀切除脾脏的声音，其间有着各种力量的拉扯
。至少，医案的最后是显示好消息，这位患者似乎痊愈了
。
在和弟子解释这些病例时，有位弟子叶茂烟注意到刘喜欢用“巴豆”。叶说：“常见师用原巴豆治疗日本住血吸虫病晚期腹水，愈者甚众。敢问征诸古医经传，其有说乎？”刘民叔的回答很有意思：
有之！但稽考中医书籍，并无日本住血吸虫病之名，如此七字长名当读为日本句，住血句，吸虫病句。不识能符日人创始命名之义否，余处方屡用原巴豆以治之者，盖亦有所据焉……《神农本草经》下品木部第一种云：“巴豆，味辛温，主伤寒、温疟、寒热，破癥瘕、结聚、坚积，留饮痰癖，大腹水胀，荡涤五脏六腑，开通闭塞，利水谷道，去恶肉，除鬼毒蛊疰邪物，杀虫鱼。”夫蛊之为物，犹今之所谓属动物性者，名原虫也。疰之为物，犹今之所谓属植物性者，名细菌也。中外异名，古今同物，然皆非肉眼所得而见之者也……住血吸虫余尝得而见之矣，其为形也，雌雄异体，各自独居。雄虫长12～ 20 毫米，雌虫细而长，平均为 26 毫米。此皆肉眼可得而见之者，非若细菌原虫体极微细，人目不易窥见，非藉高度之显微镜，难以显示其形状者。然则其巴豆主杀虫鱼之所谓虫乎？虫而与鱼骈列并举，则此巴豆所杀之虫，除汉唐间所称射工、水弩、沙虱、溪毒之外，当必包括住血吸虫无疑……尝见渔家每以巴豆杀鱼，而螺虾等水族，亦被毒杀，窃推其义，用之以治人身中住血吸虫所致之晚期腹水，屡试而屡验，居然疗效卓著。遍考神农经典，言杀虫鱼者四，除巴豆外，有芫花、莽草、蜈蚣。按此三味虽皆属味辛温之药，然无巴豆“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利水谷道”之功能。且“大腹水胀”四字，又赫然著录于巴豆主治之下，明文可据，夫复何疑
。
刘对血吸虫的病原与传染方式都有所掌握，他和传统古文字考证的医家以经解经的旧方式有所不同。虽然只是初步，但他已开始从医书文献出发，再结合实际观察与临床效验，来建构一种新的疾病知识的论述。当时南京市江苏省中医院叶心铭也曾做巴豆的实验，但苦无结果
，他很高兴刘在临床上证实了他的想法。在中医还未在科学实验技术上有所突破时，刘先从梳理文献出发，用于临床，也许是可行或顺应情势之法？在之后的中医视野中，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有了国家权力的保障，中医可以自由发挥所长，这和中医在民国时期的境遇确实大不相同。我们发现，在实际的工作中，中医寻求一种西式理解“虫”的理论，再运用中药治疗的汇通模式。中医对过往文献的经验追索，进行的正是一种基于古代医学文献的“反溯论证”。今日史家所为“考证”病名之工作，其实是当时中医据以立论，展开“科学”工作、投入公共卫生的基础。
在文献搜索的过程中，他们开始从过往患者的“症状”，而非微生物的思考脉络来确立病名与治疗方法。例如从“蛊毒”立论：“蛊者腹中虫也，从虫从皿。”“男子之胀病，如犯蛊毒也。”又如五蛊、蛊毒、血蛊、蛊胀、石水、水毒、癥瘕、积聚等门类之记载，可能都与该病有关，被认为“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医杂志》中，有许多类似文章，他们的发现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具有高度类似的病因论述和发病之认识
，在中医展示医疗成果时，也不忘将过去文献中的成果加以梳理一番，这时中医文献学与历史研究成了重要的方法
。又，虽然也有像李蔚普曾指中医对血吸虫“散见的个别类型，缺乏系统的认识”
，不过，张赞臣（1904—1993）却具有自信地指出：在汉唐开始，中医疾病分类之依据就不是微生物，而是疾病所展现在人体各个分期的明显证候。例如下痢或腹水，可能先后出现或同时出现，但张认为可以克服；又如在“蛊毒”内虽找不到早期血吸虫的感染途径，但在“水毒”的文献中，则有相当多的线索。换句话说，把一种西医病名用多种中医古病名之症状来加以对应，是向血吸虫病“作斗争”的好方式
。现在，已不仅止于寻求病名一对一的对照，而是透过历史文献的梳理，来找出任何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法的挖掘，大多会先介绍西医对血吸虫的病理认识，但随后又肯定“数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积累和总结”，强调中医响应国家政策，应该负担公共卫生责任的一面
。
此时的中医更能藉用西方医学的发现来解释古代的疾病。可以看到李聪甫（1905—1990）的辨别就很有意思。他梳理了古代医学文献后，除了提出病名的考证与和实际病症对照的论述外，他认为鼓胀容易和“疟母”引起之脾肿大混淆在一起，所以临证时如患者有得过荨麻疹或痢疾后才逐渐腹胀，那么，几乎就可以确定是血吸虫所导致的。此即根据现代血吸虫病理进程之认识，再反推至古代医学典籍的一种方式
。第一时间的诊断，还是需要靠西医的技术，所以以下将可以看到，许多当时中医的验方是针对该病的“晚期”，西医比较难处理的腹水来进行论述的。这当然还与锑剂某部分的危险性有关，且该药对晚期的患者效果也不大。有些文献则指出：放弃晚期的患者，就是一种“不关心群众疾苦的资产阶级思想”。由于中药可以治疗晚期患者，所以也将得到青睐
。
当时有许多中医投入消灭血吸虫的卫生运动中，这是之前民国卫生史中难得一见的情况。路志正是较早参与防治血吸虫中央卫生工作的中医，他回忆说：“当时由卫生部部长齐仲桓（1910—1970）和防疫司人员领导，加上苏联专家鲍尔德烈夫带领，从北京到上海青浦，再转赴苏州、扬州，并在高邮湖亲自体验当地防疫人员乘载有烧水锅炉的汽艇，用开水来杀灭钉螺。后来中国科学院一个专家建议，用焚烧的方法消灭钉螺，并加以推广”。
路回忆说，在血吸虫病晚期，西药的锑剂虽对杀虫有效，但腹水却一直是个难解的问题。反而是中药杀虫力较弱，但对治疗腹胀、腹水却很有效。于是路拟订了《中西医协作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方案》提供给当时的领导小组，他在提案中指出：先用中医治疗腹水，待患者腹水消退，症状减轻后，再用西药来杀虫。他还指出，是否可以在中央血防局和各地血防站中增加中医人员，来发挥中医的作用。他对这段时期工作的回忆是：“经领导研究后，认为这一方案很好，立即批准执行。”路认为，血吸虫是江淮一带的特殊地方病，一般中医对此认识不足，他针对此弱点，在 1956 年撰写文章刊登在《中医杂志》上，并建议各中医期刊可以优先选刊关于治愈经验的文章
。
一些中医更亲身投入这样的公共卫生工作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初期，全国血防委员会和九人领导小组，集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省的部分名老中医深入疫区，面对患者，各展所长，多次集会总结治疗经验，提出较为规律性的药方。湖南省名老中医刘炳凡指出，他参与工作 13 年，足迹踏遍洞庭湖周围诸县市，诊断 2 000 多名晚期患者，吸收了不少实际经验，后写成《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分型与辨证论治》（载于湖南省岳阳地区 1979 年内部《血防参考资料》）一书
。至于杨志一（1905—1966）在江西，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之间，与该地各中医药研究院所、寄生虫病研究所、玉山县血防站等单位合作，展开中医药治疗血吸虫病的科研工作。他常深入疫区实察，奔波于血防第一线。他的诊察医案，常常会有一些血常规、粪便检查，很自然的，中医也就熟悉这些验证和科学数据的意义
。没有资料显示中医是先吸收这些现代知识后才展开工作的，那样效率太低且缓不济急，而很可能是“从做中学”的成果。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医疗卫生部门流行组建巡回医疗队，出发到农村、牧区和林区，为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服务。上海也响应了这样的运动，著名老中医程门雪、内科专家黄铭新、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等参加的第二批医疗队，大部分在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农村结合巡回医疗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为了适应农村需要，参加医疗队的许多专科医生都学习了在农村中常用的医疗技术，使自己达到“一专多能”。这在当时是一种理想，所以西医也必须学习中医技巧，例如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参加医疗队的人，几乎都学习了中医的针灸疗法
，而中医当然也学习到西医的诊断技术与简单的治疗，中西医汇通，在这样的时代和场域中实际发生。
在时间脉络上，当一些医者发表他们宣称有效的治疗方剂与辨证方法之前，令人瞩目的反而先是下层中医、草药郎中的“献方运动”。当时对方子中药物之疗效确认，是来自各地具有人体试验性质的各种“医案”或“经验”的中药方子汇编。这类文献都不谈高深的医学理论，只是强调他们的方子为“祖传”或“秘方”，现在献给国家，响应消灭血吸虫的卫生革命，而官方显然也乐于见到这样的发展，所以多抱持鼓励态度而少有质疑的声音。在《怎样消灭血吸虫病》的书中，就指出血吸虫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疾病，中医药必定拥有不少治疗经验和有效方药，只因过去没有重视，故今后应该“贯彻党对中医的政策，虚心向中医学习”，并且乐观相信：“要找出一种比现在所用药剂更合理想的药品，是有充分可能的。”
1955 年卫生部表彰浙江徐碧辉公开之祖传三代“腹水草”（又名“仙人搭桥”，玄参科）具有杀虫效果，并通过吐泻来排除腹水。该药经常山县卫生院试治了 39 名晚期患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21 人腹水消除、肝脾缩小，面色红润，这些患者食欲体力均有不同的恢复，有的已经参加生产劳动”。浙江卫生厅随即成立“腹水草”研究推广委员会，分五组进行疗效的实验研究，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也都派人前往参加学习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
。这项国家公开的奖励，等于是鼓励民众（不只是中医）献出各式有效方剂，当时比较著名的方剂还有：安徽省安庆市医院，用中药半边莲（俗名“细米草”）治疗了 40 名血吸虫病晚期腹水患者，除 2 人变化不大和 1 人病重死亡外，其他 37 人腹水明显减少，有 8 例参加生产劳动。江苏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用“葫芦—虫笋”治疗 23 名晚期腹水患者，除 6 人无效外，其余 17 人腹水减少，下肢水肿症状消失、体力好转，因而可以接受锑剂之治疗
。还有苏州市卫生局编写的《复方荜澄茄治疗血吸虫初步观察报告》等
，上述皆可以说明中药对血吸虫病的确具有部分疗效
。1956 年，全国血吸虫病治疗工作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会上认为锑剂短程疗法是今后大规模治疗的努力方向，座谈会中对几种中医验方及其疗法，以及有关科学研究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在中医中药方面，研究了十个省市提供的验方和针刺疗法。会上还有人提出各地医疗机构在治疗血吸虫病中对研究和采用中药还不够重视。与会代表们建议，重点试用杀虫类的复方荜澄茄片、消除肝脾肿大的猪儿草根和臭椿树根皮（外用），并应用消除腹水的半边莲和能够制止锑剂反应的针刺疗法。另外，还有约十一种中药被中医代表提出，建议由各省市的防治机构继续研究
。
不过，在这样一片乐观的声浪中，也有人指出不只要重视单方，所谓“单方一味，气死良医”，不能只当一个“机械的方药实验者”，还要结合中医理论核心——辨证论治，来把握中医的价值。这一思路的产生，大多从文献出发来归纳有效的证型
。早先治疗血吸虫的草药多是一些单方、草药、验方，它们虽有短暂效果，但病人随访后多有腹水复发、缩小的肝脾又见肿大的缺点。自 1955 年后，中医界吹起了探索“辨证论治”的风潮
，后来发展成要能融入“辨证论治”的病理思考后，疗效才更加确实的认知
。这里举几个比较著名的故事，首先是江西杨志一，他常深入疫区实察，奔波于血防第一线，实际寻求血吸虫病的中医用药规律。其实是有该省中医实验院推动的中医临床研究计划，才得以让中医提出近代以来所没有的“实验报告”，此乃近代中医的显著转型
。杨总结出运用《伤寒论》六经辨证来分类治疗血吸虫病，这种回归经典的研究，对中医而言是极有意义的
，后来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也声称血吸虫病从急性期到晚期的发展，是符合古代中医“六经”辨证的
。王玉润（1919—1991）则以中医的身份，被聘为华东地区防治血吸虫九人领导小组之一，当时公私合营的医疗机制，使他可以进入大型医疗院所，展开新的科学研究。他在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部工作，后来还开设中药药理实验室，来开展一系列灭杀血吸虫的中草药实验，也常亲自下乡了解疫情。他在 1956 至 1960 年参加血防队，前往浙江嘉兴的农村
，他主要的贡献在于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药物与治则之确立。他寻找几个证型来与古代方药疗效做现代对照，靠着对患者体质和疾病证候的分析来加以治疗，得到好的效果，逐渐从 6 个证筛选到 1 个最有效的证型——活血化瘀。这是一种新的发掘知识法，也成为后来中医常见的论述疾病治疗之模式
。
中医研究的问题，在于孙琦的研究所指出的：首先，中药对于杀虫的成效不彰；其次，很多人接受了中医的治疗，但最后还是回去寻求西医的锑剂治疗
。这其实牵涉到“治愈”的标准为何。通常一个患者治愈的标准，就西医而言，可能是虫体或虫卵的消灭，但在中医而言，在当时并没有这种标准，所以主要还是跟着西医走；在恢复身体功能和痛苦症状的解除上，才是中医强调的重点，而不是将身上的寄生虫杀光。在 20世纪 50 年代，血吸虫病的检验就是依赖患者粪便的“孵化法”或“沉淀集卵法”；在化验方面，不管在技术或人员训练上，都有些许困难
，即便是现代诊断，也还有所谓“慢性”或“隐匿型”，不依靠更进步的检验方式，是无法觉查的
。西医在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就不断寻求杀虫的内服药物，“杀虫”一直是西医的思维，但包括锑剂在内的药物总是有毒性反应大的缺点。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德国吡喹酮（praziquantel）问世后，“杀虫”这样的思维在西方医学内获得巨大胜利
。
至于中药能不能杀虫？西医抱持怀疑，中医则想追问。似乎中医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受到西医杀菌、杀虫论述的影响，而在新旧疾病观、文献记载和现实治疗间，挣扎求取突破。在“除四害运动”时，中医已经开发了不少体外杀虫或杀灭钉螺的外用药物
，但用于人体内又是另外一回事。路志正指出：“我们应从整体来考虑中药在人体内引起的生理机转作用，如症状的改善和体力的恢复等。不能机械地单纯从试管中杀死成虫与否来肯定它的效果。”
可见一开始中医并没有只重视杀虫，这和民国以来中医学术的发展中认为中药不专主杀死微生物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不过，透过医药文献的整理，中医确认对该病的治疗，有吐下、逐瘀、逐水、扶正等法，但也包括了杀虫法。有中医提出，应通过更多的实验来加以证实，进一步发掘以充实研究资料
。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经验方，其实都没有科学实验在支撑，有的只是实验于人体的治疗经验，对中医而言，当时做实验并不容易，没有针对中药的大规模研究的限制可能包括以下因素。如路志正所回忆：当初他根据下面报上来的资料，编辑成《临床资料汇编》1、2 辑，他回想当初在卫生部工作时，想把这些资料出版，为促进中医事业尽点力；然而，个别领导不同意，说这些病案“没有实验室研究，仅是一些临床验证资料”，故只能作为“内部发行”。例如《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尽管 1956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刊印，但一般人应该是看不到的，接下来的第二辑，也是如此
。笔者手上购得一些血吸虫验方书，也被盖上“内部发行”
，原来一般中医很难看到这样的资料。而对上层中医而言，很多验方都属于地方性药材，无法大规模的持续供应
；加上过去从未有中医主导的中药实验，中药种类如此繁多，却从未有任何数据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实验”，追上微生物研究已有 70 多年经验的西方医学水平，相当不容易。所以其价值可能不在“追上”，而在于一些新式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医学体系内的起步。
以西医杀虫的思维来检视中医的想法，这本为中医之弱项，从民国时期以来就一直如此。按理说，中医应该不着重于这一治疗思维，但正好相反，从民国已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杀菌、杀虫一直都是中西医药对话之重点。1953 年以来，应用血吸虫成虫体外培养法和治疗感染动物实验，筛选出大量中草药。很多研究就是依据锑剂杀虫的效果来作为一显著之对照组，而且实验模式以观察被感染动物体内是否有“虫体（向肝门静脉）移行”的方式，来快筛中药有无具体效验，这也是从西药锑剂的动物实验成果而产生的灵感
。当然，在实验法则上可能仍有若干差异。在当时 1 000 多种中草药的筛选实验中，曾发现《本草纲目》所载“蛊毒”的主治药物中，用以解蛊毒的荠苨、桔梗、常山、藜芦、斑蝥等中药具有杀虫作用。1978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发现，仙鹤草根芽所提炼出的鹤草酚具有杀虫作用；1976 年云南大理州血防所也运用黄花蒿（菊科植物）治疗小白鼠、兔、犬等动物身上的血吸虫，后来也证实该药对成虫具有杀灭作用
。当时，有不少人对这种实验提出质疑，例如祖述宪回顾：1958 年时，有人认为，“只要敢想敢说敢干，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时一所医院传染病科的黎磊石医师，响应“中西医结合”的号召，查阅了《外台秘要》《景岳全书》等多种中医古籍，找到中药“藜芦”治疗血吸虫病的“证据”，于是将它贡献出来。据说那味药根本不是“藜芦”，而是萱草或野金针菜，即可能为了配合“文献足征”而硬套上“藜芦”之功效。由于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锑剂注射具有严重的毒性，因此这一发现令人十分欢欣鼓舞。祖述宪指出：他当时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书，其师苏德隆（1906—1985）教授对这个发现持审慎的态度
。但当时因“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诬陷中医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质疑声浪。后来临床发现“藜芦”具有严重毒性，早在“献方”前就已经知道，它将导致视神经萎缩，许多患者的眼睛瞎了，还造成一些死亡，临床治疗立即停了下来。后来证实，“藜芦”不过对初期的虫体有抑制作用，停药后虫体恢复正常，故没有临床价值
。以上回忆对当时中医而言，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指控。中医的经验报告，或许有欺瞒或不可信的状况，但也不能视为全然作假。相对的，因为同样有当年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所指出的：该药具有毒性，“尚无妥善的解毒办法以前，尚不宜推广运用”
，所以，其实也并非不能提出“某某中药无效”这样的言论。又如“半边莲”的研究报告，也曾指出 40 例治疗的患者中有 16 例的粪便转为阴性，但他们认为“这些成绩仍应归功于锑剂”，而对半边莲的态度有所保留，并非一面倒地说某某中药确实能杀虫，也可见当时中西医有时是一起治疗一个患者的，或说患者常将中西药混合服用
。再者，王玉润则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上海市第五门诊部创设了中药实验室，率先引进了动物实验于中医药研究上
。他后来对古医方中可能对治疗血蛊、蛊胀、溪毒等病所记载的 18 种中药进行化验研究，皆属无效，这也和上面中医的“乐观”实验有所出入；也就是说，即使对同类药物的实验，其实验结果之呈现也不尽相同。在 1958 年的实验中，他发现了昆布、海藻这一组药物，经过家兔分组注射虫蚴与药物后，解剖后证实该药对杀灭虫体确实有效，也可能对虫的成长有抑制作用，这是他唯一确立的杀虫药物研究
。
早先，路志正言其开发了许多针对缓解症状的方剂，但仅是针对古代病名所选用之方子来加以介绍
。中医需要从实验中获取疗效之确认，但其施行有环境与条件上的限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民众劳动力可能是最大之目标，多数机构很难支持一个大规模的中药动物实验，令人信服后再运用在临床研究上，那将花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故只能先用于人体，再求疗效之科学验证；并且，中医认为出院后的追踪与疗效之巩固是一大问题，比较难以克服，对中药治疗的疗程摸索，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仍只处在观察与累积经验的程度
。也可能出现前述所言，上层医者不断研究，但其成果属于“内部参考”，不能公开研究讨论。而一般民间医生却还继续使用无效或低效的药物，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民间中医的素质，也许还必须加以考虑，很多懂几味草药的医生，也自称“中医”，连基本文献都没有读过，当然就会出乱子。
看待这段中医史当时的价值，比较不受争议的还是在于患者的体能恢复与腹水之消除，而非杀虫。李聪甫（1905—1990）就指出，一些中药方剂能够缓解症状，但能不能杀血吸虫，则必待实验后才能得知。他刊载许多《蛊胀集验方》，显示中医不专主杀虫，而是重视逐瘀、消肿、软坚、补气等效果，主要还是希望多方面照顾患者。他说，这些验方都来源于中医文献，经过临证实践证实的有效方剂，“但选方还不够全面，只能是大体上的治疗方法”，他希望民众“相信广大中医，特别是经常接近血吸虫疫区的中医”，一定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和验方，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另外，他也说：“中医对血吸虫病的中、晚期治疗，减轻症状，改善体征，为锑剂治疗准备条件。”
其实也是一种中西医结合互助的治疗法，这是比较实际的，而不是去比杀虫效果。可能是新型西药的出现，中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几乎都着重在晚期血吸虫肝硬化的相关治疗上，实验杀虫药已较不具临床价值了，找出能够杀虫的中药，显然没有必要性了
。不过，中医还是有别的收获，在搜集验方的过程中，中医对“新药”展开实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经历
。在这样的过程中，如王玉润意外地发现桃仁对缓解晚期血吸虫导致肝硬化的治疗成果，是其最有贡献之发现
。刘炳凡则是透过 10 年来的临床，所积累之方法，不单可以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而且证明其用于对门脉性肝硬化、肝炎后肝硬化，凡病异而症状相同者，亦可收到良好的效果。不去论杀虫之功过，但透过对症状和药物的实验，达成了某些创新与整理之功，这或许是中医在当时的国家权力机制中，另一种意外的收获吧
。
重新认识现代意义的寄生虫，本来就是中医学说再解释与实际环境及需求互动的结果。重新挖掘的意义，就在于应对现实各种新的需求，这个过程不只是找老中药来用，也可贵在创新治疗思路。这当中有不那么成功之处，例如用中药杀虫；而从消水则取得的成果，调理肝炎、肝硬化和腹水等症状，则取得较好的成果。中医的治疗，变得在现代寄生虫病中有正向的意义，在国家的推动下，中医界个人的整体经验与治疗技术也提升了，更多的中医在这个历程中学习到现代医学的知识，也从实作中考验中医药之所能并思考必须改革之处。而过去个人零星的经验，也变成可以共享的知识，而且可以透过国家的力量来推展、介绍，这都是过去中医史上所未有之进展。
回顾那批判中医向来不遗余力的傅斯年（1896—1950）曾说的话，民国时期中医的“科学化”运动其实是在玩一种“移花接木”的把戏，他指出中医当时将“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他批评说：“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
如果照傅的标准来看，中医古书根本没有实验的价值与可能。20 世纪 50 年代中医从传统文献出发，来搜索出杀虫之法，并藉由科学实验、临床数据来确认药物的疗效，是令上一代学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段历史，尽管有若干值得争议之处，但却代表一种中医在近代以来的进一步转型。
近代中医旧式观察“虫”的方式，多依据医者个人之技术与经验法则，医学解释的话语也主要依据传统中医的气化理论。民国以来，杀虫疗法一度成为中医论述杀菌的依据，许多言论，其实反映的是近代中医害怕被西医抢走话语权的一种忧虑，也凸显中医所仰赖的传统文献和西方科学实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至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透过国家权力对医疗政策之转向，中医走向“人民”，不再是那个五四运动以来背负“反科学”招牌的过时产品，一跃而成为恢复人民劳动力、解救贫苦大众、反西方帝国主义的生力军。而从血防史中搜索出中医药科学化的脉络，令人瞩目。首先是从文献出发，中医师们肯定了古人确实有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近代中医采用的方式，正是“反溯论证”——藉由梳理古代病名，找出与现代病名所指称相似症状的部分，再进行搜集相关中药方剂和民间验方，而后者大概在 1958 年之后减少了 [3] 。在确认疗效部分，中医逆转了既有的科学实验法则，先用于人体，经过统计后形成科学数据，用以证实某些药物在临床上是有效或无效的，而先跳过分析药物之化学成分；部分实验则参照西医锑剂的功能来进行属于中药的药物实验。后者虽是比较保险的做法，但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当时其实两种模式都是存在的。
中医过往不重“数据”，在治疗疾病时，并不需要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疗效。至 20世纪 50 年代中期后，中医开始依赖临床疗效之“数据”，作为说服质疑者的武器，这类转变与古代中医的知识实践呈现一种断裂。这里面王玉润的动物实验就非常有意思。但我们所知的有限，或许有更多中医挖掘新知识的看法与实验操作，等待我们来探索，而那不只是医疗史的问题，也是科学史上有趣的论题
。而属于对中医学理之贡献与启发，在于参与血吸虫治疗时所发现、归类之属于中医的治则与证型，这时除“效验”外，还必须找出古典医学的理论依据，并针对细部的证型、方药再加以分类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也和古代理论保持一定的链结，故这个时代的中医有所转型，但终究未成为西医，对中医之发展是正向的。
当时的政策，保证了中医可以自由运用且有机会学习西方科学的理论和统计，而不需要太多动物实验、药物分析等实验室成果支持。这里面当然就免不了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作为，就像路志正指出的：“防治任务是上边安排的，必须坚决执行。由于缺乏经验，不少地方为了迎接检查，虽费尽心机，但所出的点子脱离实际。”
幸好，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意思的，古代中医藉“医案”来展现个人医技，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防治血吸虫的经验，使得中医从古代文献中转化的“个人经验”，能走入实验室研究与医院病例、药物的科学样本分析的进程，甚至于应用在稀有但却极具意义“动物实验”上等，此皆中医史上的重大转变。或许，下层且无经验的医者无足深论，但有些医者误读中医文献，或有意捏造比附，可能减损了文献的正向价值，这对中医发展是负面的影响，也需要被纠正。当我们把国家的力量拿走后，只有“商业利益”的选项，难保不会出现一样甚至更严重的结果。比较乐观的观察是，经过这个时代的洗礼，大概所谓疗效之确认，除了参考古代医籍外，透过实验室之实作验证，已逐渐成为不可回避的一项科学历程了。这是一种“中国医学式的科学历程”之诞生，后代史家或许可以找到更多这样的研究案例。
这正是历史研究之功能与意义，中医参与血防运动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有创造性的、属于中医式的实验，或许可以是从医书文献出发，经过实验确定疗效后再进入人体的试验与治疗。重视古代医书的资产，则可以视为是民国以来中医在转型时的一种连续性视角——自晚清以来，中医即声称许多西医的新治法已在古代的医书中被实践了；而 100 年后，中医依旧从某部分古文献中吸取经验，并与西医对话。另外，在此历程中不是说中医“返古”了，因为中医也同时学习、吸收到西方公共卫生的操作模式，例如协助管理排泄物、办理卫生教育、结合各行政机构来进行扑灭钉螺等新技术。在参与防疫、处在现代卫生体系与国家政策中，中医拥有对传染病解释的部分话语权，这些都是民国中医无法享受到的公卫话语权。而中医也抓紧的国家权力，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血吸虫的保证
。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与推展下，“华佗”当然可以，也有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资格与“小虫”对抗了。对理解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医史发展，血吸虫防治是一个极好的案例。从该病防治的经验，我们可约略看出一个中医近代史中长程、连续性革命的可能，还有哪些知识与技术的连续性与断裂的面向，这些牵涉中医如何与国家权力和科学互动的各个层面，相信还有更多例子等待今后史学家去论述。
[1] Miriam Gross，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2] 皮国立：《国医：近代中医的转型与再造》，载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国字型大小事物的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48 -309 页。有关大陆地区中医科学化，新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内涵，可参考Elisabeth Hsu，ed，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43-369．另外，这段历史与中医教育等相关政策的国家化、现代化，可参考Kim Taylor， 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 ， 1945 1963： a medicine of revolution （London； New York， N． Y．： Routledge， 2005 ），pp．63-108．
[3] 这也可以提供我们探索疾病史方法的一种思考。虽然有人指出不应该用“反溯论证”来论述古代疾病史，但如果舍弃了“反溯”，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古病名？较Rosenberg更进一步，笔者以为，研究古代疾病史，必须要有现代医学的部分加持或“定义”，不然我们很难告诉生活在现代的一般读者：史家到底在论述什么？医史家要做的，应该还是补足、解释社会文化之脉络，对一个疾病认识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此就能恰如其分的“反溯”，避免过度之推测。参看Charles Rosenberg，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0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