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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瘟疫频发，对社会经济、人口、医疗产生了重大影响。疫病来势凶猛，波及面大，救治时用药效率至关重要。以往救疫的常用方式是大锅投药煎煮，或配制散剂成药，然后广为散发。这种药物供应方式常见于突发性疫情中的有组织应对，受限于固定的时间、地点，不适合于常态防疫。由于清代江南地区市场经济发达，传统中药剂型的成药已经颇具市场规模，涌现了一批治疫中成药，在社会日常预防和应急防疫中承担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明清以来药业发展的特点是私营中药堂兴起，官药局式微。许多较具规模的药堂均曾以药号名义刊发药目。药目类似现今的产品名录册，药堂刊发药目主要是为方便前来购药的顾客检阅，“广为印送，凡仕官巨商赐顾者，可无虑丸丹之不精也”
。药目的内容主要收录该药堂制售的各类丸散膏丹、胶膏露酒等剂型的成药产品，详细介绍各自的主治功效、服用方法、忌宜、药价等信息，但不载药物组成。范行准十分重视这类文献，指出其在药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地位
。目前国内对药目的研究主要包括 4 类：一是药目版本整理，如《栖芬室藏中医典籍精选·第二辑》辑录了 24 种药目并撰有内容提要
；二是成药方的整理研究[
，
]；三是经济文化类的研究[
]；四是单本药目的综合性文献研究，如《同仁堂药目文献研究》《〈育宁堂颐世方书〉文献研究》[
]。
药堂生产的治疫成药是市场流通商品，药目所载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这些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情况，成药价格亦可供比照推断民众在疫情中的医疗负担，从而有助于了解近代社会防疫、治疫的实际情况。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清代江南杭州、上海和苏州 3 个主要城市共 8 家药号所刊印的药目资料，对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清代的江南是全国疫情的重灾区，据余氏整理的《清代全国和江南灾情分类对照表》，江南发生大疫共计 26 次，占全国疫情总数的 25％，占江南所有大灾总数的 9％，超过全国其他城市
。江南拥有较为湿润的气候、相对密集的人口、繁荣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以及频繁流动的人口，多种因素交织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疫病流行，对江南的经济、人口数量、医疗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瘟疫频繁发生的同时，江南地区对瘟疫的医疗水平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其中，明末和清代的医家将外感热病从伤寒外感病中正式独立分割出来，由此温病学派的发展进入鼎盛期。明崇祯十五年（1642），江苏吴县吴又可撰成第一部温病专著《瘟疫论》，提出瘟疫的病因为“戾气”经口鼻入里，抵达半表半里之“膜原”，再“伏越于某经”，具有传染与流行性
。纵观江南地区温病学派取得的成就，首先以温病“四大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为代表，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体系，后建立了通过辨舌、验齿、辨斑疹等一整套独特的诊断方法，并确定各个阶段的治疗大法
。这些理论为防疫治法与药物的发展提供了指导。例如被称为“凉开三宝”的著名成药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与牛黄至宝丹，虽然早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便有记载，但经吴鞠通《温病条辨》推崇后始广为盛行。吴氏认为：“此方荟萃各种灵异，皆能补心体，通心用，除邪秽，解热结，共成拨乱反正之功，大抵安宫牛黄丸最凉，紫雪次之，至宝又次之，主治同，而各有所长，临用对证斟酌可也。”
温病医家充分肯定了成药治疗热性外感病的作用，几乎每家药堂都制售这类药物。
江南地区流行的治疫成药不仅仅是“凉开三宝”，还有许多品种，见于各种药目。由于当时没有系统地统计，无法获知整个区域的成药产销数据。本文所考察的 8 本药目，其所属的药堂在清代苏州、上海、杭州均有相当知名度，具备一定代表性。还有一些当时也较知名的药号，或未留下药目，或虽有药目但暂时无法查阅，本次研究未能纳入。
本文主要根据药目所载成药的功效和主治来确定是否属于“治疫成药”。“疫”在本文中含义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传染病
。但是传染病病种众多，各药目的记载又不一致，因此难以与现代传染病一一对应，有的只能作为“疑似”纳入。现根据中医对疫病的认识，将药目记载某药的功效与主治中，凡在病因、病名或症状涉及传染性、流行性因素者，均作为“治疫成药”进行统计。被纳入的关键词包括“疫”“瘟”“时行”“时邪”“四时不正之气”“喉痹”“喉闭”“烂喉”“喉风”“白喉”“痧”“霍乱”“痢疾”“疟痢”“疟疾”等，治疫成药数量统计如下（见表 1）。
表 1 清代江南 8 家药堂药目治疫成药数量统计
归纳表 1 中 8 家药堂生产成药的特点如下。
从表 1 可见，8 家药堂生产的治疫成药种类都超过 40 种，占药目所载成药总数的12％～ 19％。其中最多的是清光绪时期的杭州万承志堂，种类达 62 种。其覆盖的病种，除了属于传染病总称的“瘟疫”“疫疠”“时行”“时邪”“四时不正之气”以及关联病种极广的“痧”外，可能涉及的传染病病种，参照《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归纳有 7类：一是由霍乱弧菌感染引起的霍乱病，包括“霍乱”“霍乱吐泻”“霍乱转筋”“绞肠痧”“吊脚痧”
；二为沙门菌肠胃炎和志贺杆菌病相关的痢疾，包括“痢疾”“下痢”“白痢”“赤痢”
；三为疟原虫引起的疟疾病，包括“疟疾”“各种疟”
；四为白喉杆菌引起的“白喉”“喉风”
；五为链球菌性咽喉炎相关的“喉闭”“喉痹”
；六为猩红热相关的“烂喉痧”
；七为属于天花、水痘和麻疹范畴的“痘疹”
。
药目文本中描述一种成药通常可以治疗多种疫病，鲜少出现专病专方的药物。如“万应锭”可以治疗喉闭、霍乱、瘟疫、疟痢、斑疹、伤寒、小儿痘疹惊风；“辰砂寸金丹”可以治疗霍乱、痢疾和一切外感；“紫金锭”可以治疗一切时行瘟疫；“六合定中丸”可以治疗疟痢、霍乱、痧气。即使看似为专方的“蟾酥痧气丸”也可治疗除痧症以外的“霍乱吐泻，四肢厥冷，不省人事以及山岚瘴毒”。在病证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成药方的确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即所谓“异病同方”。但与“蟾酥痧气丸”属于同方异名的“痧药”，在《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其主治功效仅仅描述为“此药专治绞肠腹痛，头晕眼黑，一时昏闭，不省人事，癍痧等症”
。可见药目书写者考虑到私营药堂的产品名册应兼具商业属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药物的适用范围。
药目中治疗痧症的成药方品种较为丰富，以《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为例，52种疫病相关成药中有 18 种明确可以治疗痧症。其中有关痧症的描述分几种情况：一是作为一种病名，如“盛夏行路，亢暑逼人，或空心受秽气，或多汗饮冷水以致寒热交争，痧胀腹痛”“凡春夏之交，天地郁蒸之气，流行世间，即为秽邪，人触之即成痧”；二是将“痧”作为症状描述，如“四时有不正之气，人触之则中暑中热，是为时疫至当酷暑之时，人触之则为霍乱，或吐或泻或发为痧”；三是与其他疾病合称，而成为另一种专有疾病名称，如“绞肠痧”“烂喉痧”“吊脚痧”
。由此发现，药目中所提及的“痧”好发于春夏之交，因接触“暑气”“秽气”“不正之气”或饮食不慎等引起，不一定具有传染性，其典型症状为“发痧”，伴随症状表现众多，如腹痛、呕恶、头胀发晕、吐泻，严重者可表现为昏沉胀闷，上下不通，四肢厥冷，不省人事，六脉皆伏，针刺无血，危险异常。痧又常与其他疾病联系，如霍乱病中表现的剧烈腹痛被称作“绞肠痧”，因大量吐泻引起全身脱水的腿部痉挛被称作“吊脚痧”，以及表现为咽喉糜烂或全身发斑疹的“烂喉痧”“喉痧”“痘疹”
。可见“痧”的使用范围极广，并无特定的疾病定义，而是一个疾病范围
。“痧”主要是指各种急症，而由于疫病发病有来势急骤、发展迅速的特点，许多“痧药”可以应用于治疗。
现代提到“痧”一般指“刮痧”，实际刮痧只是治痧方法的一种。清代医家郭志邃在《痧胀玉衡》提出“治痧三法”：一为刮痧，针对肌肤痧；二为刺痧放血，针对表现为皮肤可见青紫的血肉痧；三为“肠、胃、脾、肝、肾，三阴经络痧”，需要用药物内攻，治疗时“须辨经络脏腑”
。刮痧和刺痧放血因为操作便利，经济负担低，所以被广泛使用。而“痧药”由于也能实现迅速给药，常被制成中成药。
药目中介绍相关治疫成药往往称其“效验如神”，或具有“神效”，建议“出门身佩携预备不虞”。如胡庆余堂的“胡氏辟瘟丹”系主人胡雪岩感于疫情多发，延请浙江省名医共同调配而成，可针对各种瘟疫时邪，其“药味甚众，珍宝之品居多”，被施送远近各省，此后“每年秋夏之交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乞药者亦日不暇给”
。胡氏此后奉命为左宗棠限期制备大批军用成药时，就包括胡氏辟瘟丹，以及诸葛行军散、红灵丹等，其药效显著，使 6 万清军在远征过程中免受疫毒传染之苦，保障其成功收复新疆。胡庆余堂的例子充分体现清代药堂精湛的配药、制药工艺，是当时社会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药目序言中可以发现，由于当时各家药堂皆要求采购道地的药材，聘请有经验的管理者奔赴各地采办，所以从原材料的甄选上就为其出品质量打下基础。而在制药工艺上也严格要求按古法炮制。江南儒商文化影响深远，药堂主人大多拥有儒学背景，重视商德，信守济世利人的理念，绝不以次充好，所以他们塑造的字号品牌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8 种药目中有 3 家记载了成药价格，3 家共有的治疫成药的价格情况见表 2。
表 2 清代江南 3 家药堂治疫药价格比较
（续表）
注：根据丘光明著《中国度量衡》（新华出版社，1993 年）载，清代一两约合现在 37.0 g，十钱为一两，十分为一钱，十厘为一分。
从表 2 可见，药价有以重量（两）计价，有以个数（丸）计价。其中有“换”这样的价格单位，有研究者猜测“是一种根据时价的比价”
，但清代其他商品极少见这种标价单位。根据前后文来看，这是对以重量（两）计价中价格达到以“两”计者的一种特殊写法，“换”即是“两”，“每两一换”即每两重售一两银，免得写成“每两一两”容易误会。同理“每两五换”即每两重的成药售五两银，“一换二”就是一两二钱，如此类推。
从表 2 可见，苏、杭两地同类药品价格多数相差不大，但也存在差别，可能与处方和材料不同有关。
清代江南地区的工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工匠群体日益壮大。对工匠的收入水平研究的现有资料较为丰富，可以工匠阶层为研究对象进行医疗负担能力的探讨。岸本美绪在《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中根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制作出“清代苏州的踹布工价表”，其中乾隆四十四年（1799）到同治十一年（1872）之间苏州府踹匠的工价在 1. 至 1. 分/匹，按每日最多可踏 12 匹左右计算，每日可得一钱五分六厘至一钱六分八厘
。黄敬斌对 18 世纪中期普通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整体水平和一般结构进行量化描述，得出恩格尔系数为 59.％
。
药资的水平反映该地区的医疗负担能力，属于重要的民生问题。由于药资受到疾病、成药名贵程度、疗程、物价波动等因素的干扰，所以很难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但是，药价在同一地区具有统一性，若按疫病防治中最常用和具有广谱性的辰砂寸金丹、六合定中丸的价格和用量，计算日均所需费用，结合各阶层的日工资水平和恩格尔系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价出清代疫病流行期间的医疗负担问题。本文尝试选取部分治疫成药，与踹匠工资进行比较（表 3）。
表 3 苏州劳松堂常用治疫药品药资情况与踹匠日工资对照
注：根据丘光明著《中国度量衡》（新华出版社，1993 年）载，清代一两约合现在 37.0 g，十钱为一两，十分为一钱，十厘为一分。
33] 按每丸八厘计。
以表 3 的价格进行比较，若每日药资所占工资的比例未超过除去食品消费后结余的 40.％，则对于工匠阶层而言，疫病流行期间尚可以承受单人的疫病医疗费用。可见，以踹匠的工资似乎是可以负担其感染疫病期间的医疗费用。可是考虑疫病的流行性，若阖家感染，一旦家庭内部出现超过 4 名的感染者，经济上即出现困窘。加之疫病流行势必影响工农业的生产活动，引起群体性失业，工匠收入必然受到影响。所以，正如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所言，清代江南的民生在能够满足温饱的情况下，稍具抗御灾荒的能力
。但疫病流行，一定程度上影响工农业生产，工匠收入不稳定，且医药资源在地域上分布不均，农村几乎不见药店，所以大部分民众使用成药的机会是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救助。
清代江南药堂治疫成药的价格，相对于普通民众的收入而言偏高，那么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是谁呢？结合具体资料发现，清代疫病成药的主要消费群体分以下两类。
一类是政府或民间开展疫病救助带来的公共性消费。如前文提到的 19 世纪中后期清军收复新疆的战斗中，将士使用的由胡庆余堂出品的诸葛行军散、胡氏辟瘟丹等大批痧药
。在《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序言中也提到该堂施送疫病成药的记载，“同治初年匪扰省城，掣眷居宁，是时蹂躏余生，多有受邪疫者，主人虔制诸痧药施送已及数省”
。1878 年天津发生疫病，官方商请药房备制痧药、藿香正气丸、灵宝如意丹、梅花点舌丹、人马平安散作为慈善之用
。1884 年上海暴发春瘟，绅商捐助“（纯阳）正气丸”，戏鸿堂笺扇店“乐助吴郡徐氏虔制急救治痧药水，装玻璃瓶内计240 瓶，用法另有仿单，据说立见神速功效倍常”
。有关研究表明，治疫成药的确在清代疫病救疗事业中承担重要的角色，民间制送丸药的施救行为尤以江南地区最为常见
。
另一类是有力之家的奢侈性消费。尤其治疫成药中一部分贵重药物，其价格甚至堪与参茸补益品种比肩。以杭州万承志堂药目为例，将参茸补益药物与贵重的疫病防治成药价格进行对比（表 4）。
表 4 光绪十一年（1885）《万承志堂丸散全集》所载贵重治疫成药与参茸补益药物价格对照
表 4 中防疫成药远比参茸补益品高昂，已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消费的药品。蒋竹山研究指出清代人参主要成为富裕之家的消费品，并且常被用于赏赐与赠礼，亦指出人参消费指南书的出现促进其流通
。这些情况同样见于贵重治疫成药的消费。虽然治疫成药不是日常补品，但药堂极力宣传其备用应急的价值。胡庆余堂就曾在《申报》上登广告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太平药”
。药目作为消费指南，在主治和功效上尽量强调其广泛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是药堂力图引导民众形成储备治疫成药习惯的努力。贵重治疫成药成为有力之家的必备品，同时与人参一样成为“礼物文化”之一。《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中刘姥姥返乡时，鸳鸯对刘姥姥说：“这包子里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
可见紫金锭、梅花点舌丹是贾府中的常备药，常作为礼物赠予亲戚。
清代的医疗资源分配在地域上并不平均，疫病流行时延医问诊仅限于小范围，使用成药是就诊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使用成药治疫相较于其他治疗方式有助于扩大疫病救疗面，所以成药在防疫治疫的有效性方面是值得肯定和进一步研究的
。从本研究可以发现清代江南药堂生产大量治疫成药，主治的疫病病种丰富，对瘟疫防治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在本文的考察中，也发现江南地区工匠阶层虽然具有负担疫病治疗费用的基本能力，但仍不足以抵御瘟疫的大面积和长期流行；同时政府没有针对瘟疫的政策，反而是江南社会赈灾的施药活动较为频繁，但官方并未制定防疫急救成药的储备机制，缺乏宏观调控能力，所以整体上瘟疫之害对于江南的普通人家是相当严重的。然而即便价格较高，江南防疫成药的生产依旧如火如荼，几乎所有药号都生产丰富的防疫成药产品，消费的主要群体为公共性消费，以及仕商富绅阶层的奢侈性消费，从中也反映了贫富悬殊的现象。虽然此次研究仅选取了江南 8 家药堂的药目，但应该能基本反映疫病成药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未来若有条件可对更多药目做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