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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益东洞医学思想刍议
——兼论其对《伤寒论》在江户时期传播的影响

向静静

吉益东洞(1702—1773,以下简称“东洞”)被称为日本医学之“豪杰”,古方派医学之“泰斗” 。他与后藤艮山(1659—1733)、香川修庵(1683—1755)、山胁东洋(1705—1762)并称为“古方派四大家”。东洞名为则,字公言,通称周助,出生于安芸(今日本广岛县)。其祖父辈开始便以金疮(外科)与产科为业。东洞自幼立志“吾岂不可为良医邪”,发愤钻研医学。他从 19 岁开始跟随祖父之弟子学习“吉益流金疮产科术”,并涉猎《内经》《难经》等中国古典医籍。在研习过程中,他对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的“空论浮说”提出质疑,而且还反对当时后世派 医家所遵从的曲直濑道三(1507—1594,以下简称“道三”)之说 。彼时,名古屋玄医(1628—1696)已在京都倡导医学复古,而东洞也提出应以扁鹊、张仲景之医说为治疗准则。此外,他于 1738 年依靠儒者堀景山(1688—1757)来到京都,倡导“古医道”。东洞 44 岁时,因其医技得到医官山胁东洋的赏识与推荐,在京都声名鹊起,弟子逐渐增多。他提出的“万病一毒”论,自江户时期至今,一直是医家、医史学家们讨论的一个焦点。

日本历史学者源了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古方派医学的兴起是受到了江户中期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儒学古学派的影响,而东洞的医学思想则具体是受到了古学派儒者荻生徂徕否定“理”这一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科学史研究者则给东洞的医学思想赋予了“科学”的意义。如辻哲夫认为,东洞“万病一毒”论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医学的自立,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的科学以医学为母体得以发展 。这种对东洞等古方派的礼赞,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而山田庆儿却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由东洞等医家所倡导的古方派医学并非“科学”,同时还指出,虽然东洞等古方派排除“阴阳五行”等中国古典医学理论,但是却没有提出新的医学理论,从而导致医学知识沦为“处方集”,限制了日本医学的发展 。馆野正美则从书志学的角度论证了东洞的医学思想,认为东洞医学思想的“源流”为《伤寒论》等中国古典医籍,以及《周易》《尚书》《荀子》等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馆野正美还详细考证和列举了东洞《古书医言》中所引用的 37 种中国古典文献 。此外,廖育群在《吉益东洞——日本古方派的“岱宗”与“魔鬼”》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东洞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及对东洞的历史评价,并重点讨论了东洞在复古大旗下进行的医学革新及其对《伤寒论》的解读。廖育群通过对吉益东洞这一日本古方派医家的研究,展现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变迁。

笔者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东洞“万病一毒”论这一医学思想的形成及其与《伤寒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 18 世纪日本医学复古运动背景下,东洞等医家是如何学习、研究《伤寒论》这一中国医籍,并将“万病一毒”思想应用于流行病治疗中的。

一、18 世纪日本的医学复古运动与医著研习方式

(一)医学的复古

18 世纪上半叶,儒者伊藤仁斋(1627—1705)反对宋儒性理学说,主张“回归孔孟”;荻生徂徕(1666—1728)也倡导以古文辞学研究儒家经典,宣扬儒学复古。受儒学古学派影响,医学的复古也兴起于江户中期的京都 。古方派医家与古学派儒者交往甚深,互赠著书序言。古学派倡导“回归孔孟”,古方派医家则主张回归唐宋以前的医学。此外,在 17 世纪后期,受明清时期《伤寒论》研究热潮的影响,与《伤寒论》相关的大量书籍从长崎传入日本。其中,明清时期“错简重订学派”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喻昌的《尚论篇》和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备受江户中期医家瞩目,成为日本医学复古之契机。

在此次医学复古运动中,古方派医家主要抨击后世派医学中的“五脏六腑”“阴阳五行”等理论,认为此类“空理虚说”不利于治疗疾病。与此同时,东洞等古方派医家主张以《伤寒论》等医籍代替后世派医家所尊崇的《内经》《难经》等医籍 ,掀起了一股研究《伤寒论》的热潮

(二)东洞与《伤寒论》的“会读”

《伤寒论》等中国医籍传入日本后,东洞等古方派医家采用何种方式展开学习?关于这一点,学界关注较少。据笔者初步考证,早期古方派医家是采用当时儒者间盛行的“会读” 这一集体学习方式来研究《伤寒论》的。关于“会读”,日本历史学家前田勉指出,它基于“交流性”(通过讨论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对等性”(参加者不论身份,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结社性”(自行商议读书目的、聚集时间、地点)三法则,通过“切磋琢磨”达到共同学习研究之目的 。伊藤仁斋从 1661 年开始,在其宅中举行“同志会”,阅读“五经”等儒家经典。荻生徂徕把“会读”用于翻译研究,主张弃用日语假名等“训点”来阅读中国经典的方式,改为采用纯汉字版本,把“华人语言”直接翻译成日语。古学派儒者倡导的“会读”盛行于各个领域,如东洞等古方派医家也通过“会读”来学习《伤寒论》等中国医籍。东洞之子吉益南涯(1750—1813,以下简称南涯)在《东洞先生行状》中记载:

京师有闲斋先生者,时以唱古医道鸣于世。先生与闲斋东洋交,读《伤寒论》。闲斋为年长,因以为讲主。先生数论其谬误,闲斋曰:东洞僻说多,不改其弊,终日不果。先生曰:吾读《伤寒论》,苦思久矣,今欲切磋得其旨,吾说若有谬,请教督之。为则虽不敏,敢不奉教邪,今虽有所考,嘿而不论,吾不能知我非,又不得听人之是,读书何益之有。闲斋不应,自是之后,先生不临,终而废绝焉。其后东洋欲复读《伤寒论》,先生曰:前绝闲斋、而阴读《伤寒论》,吾意不安也,不如与诸儒先生,读《春秋左氏传》,傍谈医事。东洋为大然,乃集诸儒先生,读《春秋左氏传》,东洋致死不绝焉。

东洞与年长的古方派医家松原一闲斋(1689—1765)、医官山胁东洋三人一同学习《伤寒论》,松原一闲斋批判东洞“僻说多”。东洞则认为,与松原一闲斋一同学习《伤寒论》无法达到“切磋”这一目的,从而拒绝继续参加,转为与儒者们一起学习《春秋左氏传》。由此可见,无关乎年龄与身份等级制度,在“会读”过程中,成员们会围绕文本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讨论乃至争论,以达到“切磋”的目的。由此亦可得知,江户时期的医家除了采用“会读”这一学习形式研习中国古典医籍,同时也将此形式用于学习中国儒家经典。

除了学习中国古典医籍,《解体新书》的翻译也离不开这种学习形式。据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中记载,在翻译《解体新书》时,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沢等人是通过参加聚会,在会上经过成员们多次讨论,而逐步完成了《解体新书》的翻译。他们每月聚会六七次,至 1774 年该书出版前,这样的聚会讨论共开展了 4 年,修改草稿达 11 次。而且,参与集体讨论的不仅限于医家,还有各行各业对兰学感兴趣的人。此外,虽然聚会的中心主题是翻译《解体新书》,但是“会集”(会读)这一空间也成为成员们交换兰学情报的地方。

综上可知,在 18 世纪的日本医学复古运动中,以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医家倡导医学应回归张仲景的《伤寒论》,并且他们具体采用了“会读”这一集体学习方式来研究《伤寒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推测,前述松原一闲斋所批判的东洞之“僻说”,即为东洞的“万病一毒”论。东洞的这一医学思想的形成以及他所著的几部方药书籍都与《伤寒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东洞的“万病一毒”医学思想及其所著方书

作为一名医家,东洞是如何认识“医”的呢?东洞把“医”分为三种,即“阴阳医”“仙家医”和“疾医”。他认为,以汉之太仓公为代表的“阴阳医”不视病位所在,只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经络等”主观见解论病,无法治疗疾病。以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为代表的“仙家医”专注于炼气、炼丹术,亦多有害。他个人则推崇“疾医” ,认为“疾医”治“诸病疾苦”。东洞推扁鹊、仲景为“疾医”之典范,同时认为仲景没后,无后人传其“疾医”之道,故自称为“三代疾医”。他反复强调,作为医家须视“毒之所在”来实施治疗,反对论及“病因”,因为他认为“穷理”之事非人力所及。对于后世派医家热衷于讨论的“气”,东洞则认为:

元气之说,圣人之所不言,六经莫有焉,盖自汉儒创也。下至唐宋大盛,遂为医之恒言,曰元气虚,曰元气衰,曰补元气。夫元气者,阴阳一元气也,天之所赋,人之所生,所谓先天之气也,是岂可虚衰者哉,亦岂可补乎哉,若夫随年齿而旺衰者。天地之道,万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回矣,如其当强壮而衰弱者,则有所抑遏也。除其所抑遏者,则自复其常矣。彼不辨之,妄以为虚衰,而欲补之,可谓愚矣。又曰:行气则本自除,盖本之《素问》,曰:百病生于气。虽然,病之者毒也,毒乘之也。岂气特病乎,又岂毒自除乎。说者不论及此,误矣

东洞认为“气”为“天地所赋”,非“人力所能挽回”,故反对用人参等补气以延长寿命。他认为“病之者毒也”,因毒不可自除,故作为医家需聚“毒药”以攻击“毒”,以此药方解此病毒,这就是东洞的“万病一毒”思想。

(一)“万病一毒”思想的形成

东洞在医籍中多次论及“诸病皆源于一毒,其毒动而万病发”。在《古书医言·伤寒论评》中就“万病一毒”这一思想的产生,东洞谈道:

为则曰:向读于《吕氏春秋》,而虽有获于病之大本为一毒,然未尝获其治法也。故孜孜汲汲,夜以继日,久之始获于《伤寒论》,不知手舞之足蹈之,是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也。于是朝考夕试,视病之所在,以处其方,信而有徴

东洞的“万病一毒”论最初来源于《吕氏春秋》中“尽数”“达郁”二节中的记载。但是当时他只是初步获取了这一理论,却不知具体的治疗方法,后来他在《伤寒论》中才得到答案。

在《医事或问》中,东洞详细论述了他是如何从《伤寒论》中获得“万病一毒”论之治法的。当读到《伤寒论》中仲景皆用小柴胡汤治疗中风、宿食、瘀血等病的记载时,东洞悟出了“万病一毒”的治法,即随“一毒”之所在而变其方,“若发小柴胡汤之症,则与小柴胡汤,若发桂枝汤之症,则与桂枝汤,随其症而治之”。东洞惊喜于《伤寒论》中有关小柴胡汤的记载正是《吕氏春秋》所言“万病一毒”理论的具体治法,感叹“视毒之所在,以处其方,何病之不治哉,于是忘吾顽愚,执其方而类聚之” 。他反复强调的“其方”正是《伤寒论》之方。

(二)东洞基于《伤寒论》所著的方药书

依据“万病一毒”思想,东洞经过长年“亲试实验”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处方,从其中选取 220 方,于 1751 年著成《类聚方》一书。在该书中,各方剂后都附有《伤寒论》的引用原文,且附有简洁的“为则按……”即为东洞关于此“方”对应何种“症”的按语。东洞弟子村井琴山(1732—1815)在《医道二千年眼目篇》中记载:“1767 年《类聚方》开板之时,共印刷了一万部,五千部置于京都、浪华(今大阪)书肆,五千部置于江户(今东京)书肆,不到一个月,京都、大坂(今大阪)的书屋中《类聚方》全部售罄。32 年后,具体不详售出几千本,此时医家药笼中均备一本《类聚方》。” 还记载道:“《类聚方》开板前,京都的医家十之七八用唐宋之方,仅十之二三用仲景方,自称为古方家的医家只是空论仲景之术。《类聚方》开板后,东洞私塾聚集弟子二千余人,海内尊东洞之教者十有八九。” 由此得知,东洞的《类聚方》刊行前,“仲景之方”在当时的日本医界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类聚方》则使“仲景之方”在医家中得以普及,东洞本人也因此在医界声名鹊起,其门下聚集了众多弟子。

继《类聚方》之后,东洞又于 1784 年刊行《药征》(图 12)三卷,当中记载了东洞常用的 53 种药,并详细列举了药物的形状、色泽、产地、功效等。《药征》中有关药物的记载皆遵“长沙之法”,且“主治详明”“不道阴阳”。同时,《药征》中还设有“辨误”一栏,批判《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经集注》等本草书籍中所载药物的“寒热”“五运六气”之说。东洞还批判后世派医家多用温热类药物,而对“下剂”抱有误解,如他在大黄的“辨误”栏中记载道:“仲景氏未尝补也,亦可以见损内之说妄矣。”针对当时后世派医家畏惧使用的大黄、麻黄、黄芪等药物,东洞分析其功效,列举每种药物相对应的病症,以供医家们参考使用。此外,《药征》中设立“品考”一栏,列举药物产地,并择其优。如东洞认为,甘草“华产上品,本邦所产者不堪用”,黄芩“出汉土者,以为上品也,出朝鲜者次之,出本邦者,下品也”。这样的记载也促进了江户中后期日本对于中国的甘草、黄芩等药材的进口。

图 12 《药征》书影

东洞还从《类聚方》中选取 173 方,附上简洁说明,解释各方所对应的病证,于1755 年著成《方极》一书,并于 1770 年刊行。东洞的弟子又依据《方极》,再结合东洞的口述,著成适用于初学者的《方机》一书。《类聚方》《药征》《方极》《方机》4 部方书被广泛应用于江户中后期流行病的治疗中,这些书中所收录的医方全部源自《伤寒论》。

(三)东洞治疗的疾病

东洞反复批判后世派医家以药补气养生,认为这样不仅不可治病,还会误了病家的性命。他还称:“若治疗难治之疾一百人,余可治愈七八十人,而后世之医仅能治愈十人。”那么东洞所言的“难治之疾”具体指哪些呢?

考察东洞的医案《建殊录》与《东洞先生投剂证录》得知,东洞治疗了患有痘疮、痔漏、脚气、梅毒的大量病家,其中以梅毒的病家为最多。日本有关梅毒最早的记录为 1512 年,但直至 17 世纪初也并未呈现流行趋势,例如道三之子曲直濑玄朔的《玄朔道三配剂录》中共记载了 333 例 病证,而“下疳疮”“便毒”“霉疮”等病证只有 7例,占总病例的 2%。值得一提的是,玄朔还详细记载了梅毒病家的姓名、年龄等信息。由此可见,在 17 世纪初,因患梅毒而感到羞耻的意识比较淡薄。但是,受明代陈司成所著《霉疮秘录》中对于梅毒描述的影响,自 17 世纪末开始,梅毒在日本被认为是性放荡与生活堕落之人所患的疾病。因东洞门人有计划将《建殊录》刊行,便隐去了梅毒以及“狂癫癞风”病家的居所和姓名,只提及病家所住之藩。隐去的姓名用“某者”“一妇人”“一男子”“某妻”等代替。而《东洞先生投剂证录》因当时并无计划刻印,故详细记载了病家的姓名、年龄、住址以及病状等信息。经笔者考察,其中共记载有 447 例医案,明确记载其患梅毒的病家共有 94 例,共占医案记载的 21%,比起上述《玄朔道三配剂录》中的 2%,增加甚多。与东洞同时代的医家杉田玄白(1733—1817)也在《形影夜话》中谈到,每年治疗一千人中,七八百为“梅毒家”

可见,东洞所生活的 18 世纪正是日本梅毒猖獗流行的时期。前来向东洞请求治疗的病家遍布日本全国,而且多为在别处治疗了“五至十年”却未见疗效的人。除了东洞,古方派医家后藤艮山与香川修庵也在其医书中论及梅毒的流行,其师徒二人首次在日本提倡温泉疗法,该温泉疗法也被东洞用于梅毒的治疗。此外,香川修庵在其《一本堂行余医言》卷六中还具体记载了陈司成《霉疮秘录》中的水银疗法,在《东洞先生投剂证录》中也记载有水银治法,但未见具体记载,不过可以推断其水银疗法是受到陈司成《霉疮秘录》的影响。东洞依据其“万病一毒”论,用水银排毒来治疗梅毒,但是此水银疗法十分危险,有不少病家因此失去了性命。对于逝去的病家,东洞称之为“天命”,他在《医断》中称:“医司疾病,不司天命,唯尽人事。”该“天命说”在当时得到东洞门人等医家的拥护,同时也遭受到了龟井南冥等儒者的强烈反对。整个江户时期,东洞的“天命说”成为医家、儒者们论争的最大焦点之一。此外,笔者考察《东洞先生家塾方》得知,东洞还使用《伤寒论》中具有发汗排毒作用的土茯苓治疗梅毒。江户时期日本本国不产土茯苓,也多依靠从中国进口。除了土茯苓,东洞在其《类聚方》等药物书及《东洞先生家塾方》中也多用《伤寒论》中频繁出现的桂枝、大黄等药材。与之相比,后世派医家主要参考的医籍《启迪集》中则未见有记载梅毒的内服药。

梅毒以外,以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医家还多使用《伤寒论》中记载的药方,治疗“痘疮”“劳瘵”“癞疾”“瘟疫”等江户时代的流行病。如古方派医家多用桂枝作为解热药治疗劳瘵,而后世派医家治疗劳瘵惯用温补药,不重视桂枝的使用。受古方派的影响,18 世纪中叶,日本从中国输入桂枝量达到 10 万余斤,至 1783 年达到 18 万余斤 。18 世纪 70 年代至 19 世纪 20 年代,“瘟疫”横扫日本京都、大坂、长崎等地,“是以死亡者,不可胜计”,东洞弟子中川修亭从《伤寒论》中寻求“瘟疫”治法,认为:“长沙书中载万病之端绪,善读者就端绪寻其意,施诸事而得其效验。”经过“夙夜匪懈”,中川修亭于 1827 年著成《伤寒发微》一书,当中多举《伤寒论》之方。据江户后期医家浅田宗伯《暴泻须知》一书记载,在日本 19 世纪 20 年代流行的霍乱治疗中使用的药物也多源于张仲景的《伤寒论》。

除了江户时期的流行病的治疗,《伤寒论》的影响力还扩展到护理学领域。如渡边祐二所著《精养要略》(1839)一书是西方护理学传入日本之前的护理学书籍,该书也深受《伤寒论》的影响。渡边祐二认为,《伤寒论》为“医道”之源头,他在《精养要略》中详细论述了《伤寒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病之根源在于“天地自然”之中,并主张采用《伤寒论》中记载的“汗、吐、下”三法祛除病毒。

综上所述,基于《伤寒论》而撰著的几部药物书也为东洞“万病一毒”这一医学思想的产物。这些药物书的刊行使“仲景之方”在当时的日本医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药物书中所记载的药方也被应用于江户中后期流行病的治疗中。此外,东洞也因其所著药物书在医界享有盛名,门下聚集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游学的弟子“二千人”,这些弟子们又进一步推动了《伤寒论》在江户后期的传播。

三、京都游学的盛行与《伤寒论》的地方传播

18 世纪,东洞所在的京都为当时日本医学的发达地区 。据儒者江村北海《授业篇》(1783)中的记载,每年从日本各地前往京都游学的学生中“十之八九为医家”。虽说 18 世纪后期随着医学“东渐”,医学中心渐由京都转移至江户(今日本东京),但在 18 世纪后期乃至 19 世纪前期,京都依然是众多医家游学向往之地。在江户时期,没有当今社会医师资格证书等评价手段,选择去何地、进入谁的私塾、学习怎样的医学知识,便是证明自己医学水平的重要因素 。《伤寒论》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成为来京都游学的医家们争先学习的医籍。

如上文所述,东洞门下聚集的众多弟子又将东洞的医学思想以及与《伤寒论》有关的书籍带回日本的各个藩。据笔者考察,江户后期,东洞门下产生了众多《伤寒论》的注解书。除了由东洞口述、门下生藤田大信等笔录的《补正辑光伤寒论》,还有如东洞弟子及川东谷所著的《伤寒论古训传》。东洞之子南涯也继承和发展东洞的学说,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著有《辑光伤寒论》《伤寒论正义》等书。而南涯的弟子中西深斋(1724—1803)也著有《伤寒论辨正》《删定伤寒论》《伤寒论记闻》《伤寒论名数解》等《伤寒论》注解书。肥后藩(今日本熊本县)医家村井琴山,基于其师东洞的医论,著成《东洞先师三书删定》《方极删定》《方极删定考征》《类聚方删定》《读类聚方》《类聚方存疑方补纬》《药征考订》《药征续篇》《药征续篇附录》等医籍。在其家塾复阳洞(后改名为原诊馆)中,聚集着来自肥后藩、九州等日本各地的医学生 327人 。村井琴山还创立了医学校再春馆,在复阳洞与再春馆中教授其师东洞的《类聚方》等与《伤寒论》相关的医籍。此外,活跃在大坂(今日本大阪)的医家和田东郭(1744—1803)也深受其师东洞崇尚《伤寒论》的影响,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著有《伤寒论正文解》等《伤寒论》注解书。和田东郭门下聚集了大坂(今日本大阪)周边地区的众多弟子,如八尾东乡村的村医田中元缉等。元缉曾在和田东郭门下游学,其家里还收藏有众多有关东洞的药物书和与《伤寒论》相关的医籍。

当然,东洞的弟子们对《伤寒论》的理解并非与东洞完全一致。如及川东谷在《伤寒论古训传》衬页中虽标记有“东洞吉益先生遗意”,但其内容与东洞对于《伤寒论》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 。除了内容理解的不同,后期《伤寒论》注解书的表达形式也更具多样性,如东洞及其同时代的注解书文字多为“汉语”,而后期则出现了“和语”“俚语”等版本。再如原元麟所著的《伤寒图说》一书中,还插入了归纳图与人体图像以便于理解《伤寒论》的内容。这类书籍进一步推动了《伤寒论》在日本医家中的流传。据日本医史学家小曾户洋的调查,日本现存江户时期《伤寒论》注解书有近 400种,小曾户洋称《伤寒论》为日本医家研究最多的医籍

不过,在谈及江户时期的《伤寒论》研究时,目前中日医史学界都倾向于将复古《伤寒论》简单地等同于古方派医学。但是笔者认为,“古方”并不等同于《伤寒论》之方。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古方派医家都尊崇和研究《伤寒论》。尤其对于江户中期的古方派医家而言,回归《伤寒论》很多时候只是医学复古大旗下的一个口号。如最早接触喻昌《尚论篇》的名古屋玄医,考察其著作可知,他的医学并未摆脱后世派医学的桎梏。此外,古方派四大家中,后藤艮山与其弟子香川修庵重视日本民间疗法,山胁东洋及其弟子除了重视《伤寒论》,也重视《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等医籍,故山胁东洋也有“杂方家”之称

正如本文所述,与其他古方派医家不同,东洞独尊张仲景《伤寒论》之说,独树一帜地对《伤寒论》进行研究,从中获得了“万病一毒”论的学术思想,且随“一毒”之所在而变其方。“万病一毒”论的提出使《伤寒论》受到医家们的广泛关注。此外,东洞又依据“万病一毒”思想,“亲试实验”《伤寒论》之方,并编纂《类聚方》等药物书,而这类药物书广泛地被应用于江户时期流行病的治疗中。笔者认为,东洞和其弟子对《伤寒论》的研究以及他们所著《伤寒论》注解书,都是理解《伤寒论》在江户时期广泛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东洞等古方派四大家深受中国古典医籍影响,而后期古方派医家除了学习中国医籍外,也积极主动地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洋医学,形成了“汉兰折衷”派。东洞反对“阴阳五行”等中国医学理论也为西洋医学进入日本提供了先决条件。东洞的医学思想对日本的医学、药物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限于篇幅,将留待今后进一步讨论。 1NznB2iAg+qMhVvXar7k6cQeLuajgdq7qbwbPwBYvIJvky/q4CvOavcVaM6vEc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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