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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益东洞（1702—1773，以下简称“东洞”）被称为日本医学之“豪杰”，古方派医学之“泰斗”
。他与后藤艮山（1659—1733）、香川修庵（1683—1755）、山胁东洋（1705—1762）并称为“古方派四大家”。东洞名为则，字公言，通称周助，出生于安芸（今日本广岛县）。其祖父辈开始便以金疮（外科）与产科为业。东洞自幼立志“吾岂不可为良医邪”，发愤钻研医学。他从 19 岁开始跟随祖父之弟子学习“吉益流金疮产科术”，并涉猎《内经》《难经》等中国古典医籍。在研习过程中，他对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的“空论浮说”提出质疑，而且还反对当时后世派
医家所遵从的曲直濑道三（1507—1594，以下简称“道三”）之说
。彼时，名古屋玄医（1628—1696）已在京都倡导医学复古，而东洞也提出应以扁鹊、张仲景之医说为治疗准则。此外，他于 1738 年依靠儒者堀景山（1688—1757）来到京都，倡导“古医道”。东洞 44 岁时，因其医技得到医官山胁东洋的赏识与推荐，在京都声名鹊起，弟子逐渐增多。他提出的“万病一毒”论，自江户时期至今，一直是医家、医史学家们讨论的一个焦点。
日本历史学者源了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古方派医学的兴起是受到了江户中期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儒学古学派的影响，而东洞的医学思想则具体是受到了古学派儒者荻生徂徕否定“理”这一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科学史研究者则给东洞的医学思想赋予了“科学”的意义。如辻哲夫认为，东洞“万病一毒”论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医学的自立，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的科学以医学为母体得以发展
。这种对东洞等古方派的礼赞，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而山田庆儿却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由东洞等医家所倡导的古方派医学并非“科学”，同时还指出，虽然东洞等古方派排除“阴阳五行”等中国古典医学理论，但是却没有提出新的医学理论，从而导致医学知识沦为“处方集”，限制了日本医学的发展
。馆野正美则从书志学的角度论证了东洞的医学思想，认为东洞医学思想的“源流”为《伤寒论》等中国古典医籍，以及《周易》《尚书》《荀子》等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馆野正美还详细考证和列举了东洞《古书医言》中所引用的 37 种中国古典文献
。此外，廖育群在《吉益东洞——日本古方派的“岱宗”与“魔鬼”》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东洞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及对东洞的历史评价，并重点讨论了东洞在复古大旗下进行的医学革新及其对《伤寒论》的解读。廖育群通过对吉益东洞这一日本古方派医家的研究，展现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变迁。
笔者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东洞“万病一毒”论这一医学思想的形成及其与《伤寒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 18 世纪日本医学复古运动背景下，东洞等医家是如何学习、研究《伤寒论》这一中国医籍，并将“万病一毒”思想应用于流行病治疗中的。
18 世纪上半叶，儒者伊藤仁斋（1627—1705）反对宋儒性理学说，主张“回归孔孟”；荻生徂徕（1666—1728）也倡导以古文辞学研究儒家经典，宣扬儒学复古。受儒学古学派影响，医学的复古也兴起于江户中期的京都
。古方派医家与古学派儒者交往甚深，互赠著书序言。古学派倡导“回归孔孟”，古方派医家则主张回归唐宋以前的医学。此外，在 17 世纪后期，受明清时期《伤寒论》研究热潮的影响，与《伤寒论》相关的大量书籍从长崎传入日本。其中，明清时期“错简重订学派”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喻昌的《尚论篇》和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备受江户中期医家瞩目，成为日本医学复古之契机。
在此次医学复古运动中，古方派医家主要抨击后世派医学中的“五脏六腑”“阴阳五行”等理论，认为此类“空理虚说”不利于治疗疾病。与此同时，东洞等古方派医家主张以《伤寒论》等医籍代替后世派医家所尊崇的《内经》《难经》等医籍
，掀起了一股研究《伤寒论》的热潮
。
《伤寒论》等中国医籍传入日本后，东洞等古方派医家采用何种方式展开学习？关于这一点，学界关注较少。据笔者初步考证，早期古方派医家是采用当时儒者间盛行的“会读”
这一集体学习方式来研究《伤寒论》的。关于“会读”，日本历史学家前田勉指出，它基于“交流性”（通过讨论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对等性”（参加者不论身份，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结社性”（自行商议读书目的、聚集时间、地点）三法则，通过“切磋琢磨”达到共同学习研究之目的
。伊藤仁斋从 1661 年开始，在其宅中举行“同志会”，阅读“五经”等儒家经典。荻生徂徕把“会读”用于翻译研究，主张弃用日语假名等“训点”来阅读中国经典的方式，改为采用纯汉字版本，把“华人语言”直接翻译成日语。古学派儒者倡导的“会读”盛行于各个领域，如东洞等古方派医家也通过“会读”来学习《伤寒论》等中国医籍。东洞之子吉益南涯（1750—1813，以下简称南涯）在《东洞先生行状》中记载：
京师有闲斋先生者，时以唱古医道鸣于世。先生与闲斋东洋交，读《伤寒论》。闲斋为年长，因以为讲主。先生数论其谬误，闲斋曰：东洞僻说多，不改其弊，终日不果。先生曰：吾读《伤寒论》，苦思久矣，今欲切磋得其旨，吾说若有谬，请教督之。为则虽不敏，敢不奉教邪，今虽有所考，嘿而不论，吾不能知我非，又不得听人之是，读书何益之有。闲斋不应，自是之后，先生不临，终而废绝焉。其后东洋欲复读《伤寒论》，先生曰：前绝闲斋、而阴读《伤寒论》，吾意不安也，不如与诸儒先生，读《春秋左氏传》，傍谈医事。东洋为大然，乃集诸儒先生，读《春秋左氏传》，东洋致死不绝焉。
东洞与年长的古方派医家松原一闲斋（1689—1765）、医官山胁东洋三人一同学习《伤寒论》，松原一闲斋批判东洞“僻说多”。东洞则认为，与松原一闲斋一同学习《伤寒论》无法达到“切磋”这一目的，从而拒绝继续参加，转为与儒者们一起学习《春秋左氏传》。由此可见，无关乎年龄与身份等级制度，在“会读”过程中，成员们会围绕文本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讨论乃至争论，以达到“切磋”的目的。由此亦可得知，江户时期的医家除了采用“会读”这一学习形式研习中国古典医籍，同时也将此形式用于学习中国儒家经典。
除了学习中国古典医籍，《解体新书》的翻译也离不开这种学习形式。据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中记载，在翻译《解体新书》时，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沢等人是通过参加聚会，在会上经过成员们多次讨论，而逐步完成了《解体新书》的翻译。他们每月聚会六七次，至 1774 年该书出版前，这样的聚会讨论共开展了 4 年，修改草稿达 11 次。而且，参与集体讨论的不仅限于医家，还有各行各业对兰学感兴趣的人。此外，虽然聚会的中心主题是翻译《解体新书》，但是“会集”（会读）这一空间也成为成员们交换兰学情报的地方。
综上可知，在 18 世纪的日本医学复古运动中，以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医家倡导医学应回归张仲景的《伤寒论》，并且他们具体采用了“会读”这一集体学习方式来研究《伤寒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推测，前述松原一闲斋所批判的东洞之“僻说”，即为东洞的“万病一毒”论。东洞的这一医学思想的形成以及他所著的几部方药书籍都与《伤寒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一名医家，东洞是如何认识“医”的呢？东洞把“医”分为三种，即“阴阳医”“仙家医”和“疾医”。他认为，以汉之太仓公为代表的“阴阳医”不视病位所在，只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经络等”主观见解论病，无法治疗疾病。以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为代表的“仙家医”专注于炼气、炼丹术，亦多有害。他个人则推崇“疾医”
，认为“疾医”治“诸病疾苦”。东洞推扁鹊、仲景为“疾医”之典范，同时认为仲景没后，无后人传其“疾医”之道，故自称为“三代疾医”。他反复强调，作为医家须视“毒之所在”来实施治疗，反对论及“病因”，因为他认为“穷理”之事非人力所及。对于后世派医家热衷于讨论的“气”，东洞则认为：
元气之说，圣人之所不言，六经莫有焉，盖自汉儒创也。下至唐宋大盛，遂为医之恒言，曰元气虚，曰元气衰，曰补元气。夫元气者，阴阳一元气也，天之所赋，人之所生，所谓先天之气也，是岂可虚衰者哉，亦岂可补乎哉，若夫随年齿而旺衰者。天地之道，万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回矣，如其当强壮而衰弱者，则有所抑遏也。除其所抑遏者，则自复其常矣。彼不辨之，妄以为虚衰，而欲补之，可谓愚矣。又曰：行气则本自除，盖本之《素问》，曰：百病生于气。虽然，病之者毒也，毒乘之也。岂气特病乎，又岂毒自除乎。说者不论及此，误矣
。
东洞认为“气”为“天地所赋”，非“人力所能挽回”，故反对用人参等补气以延长寿命。他认为“病之者毒也”，因毒不可自除，故作为医家需聚“毒药”以攻击“毒”，以此药方解此病毒，这就是东洞的“万病一毒”思想。
东洞在医籍中多次论及“诸病皆源于一毒，其毒动而万病发”。在《古书医言·伤寒论评》中就“万病一毒”这一思想的产生，东洞谈道：
为则曰：向读于《吕氏春秋》，而虽有获于病之大本为一毒，然未尝获其治法也。故孜孜汲汲，夜以继日，久之始获于《伤寒论》，不知手舞之足蹈之，是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也。于是朝考夕试，视病之所在，以处其方，信而有徴
。
东洞的“万病一毒”论最初来源于《吕氏春秋》中“尽数”“达郁”二节中的记载。但是当时他只是初步获取了这一理论，却不知具体的治疗方法，后来他在《伤寒论》中才得到答案。
在《医事或问》中，东洞详细论述了他是如何从《伤寒论》中获得“万病一毒”论之治法的。当读到《伤寒论》中仲景皆用小柴胡汤治疗中风、宿食、瘀血等病的记载时，东洞悟出了“万病一毒”的治法，即随“一毒”之所在而变其方，“若发小柴胡汤之症，则与小柴胡汤，若发桂枝汤之症，则与桂枝汤，随其症而治之”。东洞惊喜于《伤寒论》中有关小柴胡汤的记载正是《吕氏春秋》所言“万病一毒”理论的具体治法，感叹“视毒之所在，以处其方，何病之不治哉，于是忘吾顽愚，执其方而类聚之”
。他反复强调的“其方”正是《伤寒论》之方。
依据“万病一毒”思想，东洞经过长年“亲试实验”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处方，从其中选取 220 方，于 1751 年著成《类聚方》一书。在该书中，各方剂后都附有《伤寒论》的引用原文，且附有简洁的“为则按……”即为东洞关于此“方”对应何种“症”的按语。东洞弟子村井琴山（1732—1815）在《医道二千年眼目篇》中记载：“1767 年《类聚方》开板之时，共印刷了一万部，五千部置于京都、浪华（今大阪）书肆，五千部置于江户（今东京）书肆，不到一个月，京都、大坂（今大阪）的书屋中《类聚方》全部售罄。32 年后，具体不详售出几千本，此时医家药笼中均备一本《类聚方》。”
还记载道：“《类聚方》开板前，京都的医家十之七八用唐宋之方，仅十之二三用仲景方，自称为古方家的医家只是空论仲景之术。《类聚方》开板后，东洞私塾聚集弟子二千余人，海内尊东洞之教者十有八九。”
由此得知，东洞的《类聚方》刊行前，“仲景之方”在当时的日本医界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类聚方》则使“仲景之方”在医家中得以普及，东洞本人也因此在医界声名鹊起，其门下聚集了众多弟子。
继《类聚方》之后，东洞又于 1784 年刊行《药征》（图 12）三卷，当中记载了东洞常用的 53 种药，并详细列举了药物的形状、色泽、产地、功效等。《药征》中有关药物的记载皆遵“长沙之法”，且“主治详明”“不道阴阳”。同时，《药征》中还设有“辨误”一栏，批判《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经集注》等本草书籍中所载药物的“寒热”“五运六气”之说。东洞还批判后世派医家多用温热类药物，而对“下剂”抱有误解，如他在大黄的“辨误”栏中记载道：“仲景氏未尝补也，亦可以见损内之说妄矣。”针对当时后世派医家畏惧使用的大黄、麻黄、黄芪等药物，东洞分析其功效，列举每种药物相对应的病症，以供医家们参考使用。此外，《药征》中设立“品考”一栏，列举药物产地，并择其优。如东洞认为，甘草“华产上品，本邦所产者不堪用”，黄芩“出汉土者，以为上品也，出朝鲜者次之，出本邦者，下品也”。这样的记载也促进了江户中后期日本对于中国的甘草、黄芩等药材的进口。
图 12 《药征》书影
东洞还从《类聚方》中选取 173 方，附上简洁说明，解释各方所对应的病证，于1755 年著成《方极》一书，并于 1770 年刊行。东洞的弟子又依据《方极》，再结合东洞的口述，著成适用于初学者的《方机》一书。《类聚方》《药征》《方极》《方机》4 部方书被广泛应用于江户中后期流行病的治疗中，这些书中所收录的医方全部源自《伤寒论》。
东洞反复批判后世派医家以药补气养生，认为这样不仅不可治病，还会误了病家的性命。他还称：“若治疗难治之疾一百人，余可治愈七八十人，而后世之医仅能治愈十人。”那么东洞所言的“难治之疾”具体指哪些呢？
考察东洞的医案《建殊录》与《东洞先生投剂证录》得知，东洞治疗了患有痘疮、痔漏、脚气、梅毒的大量病家，其中以梅毒的病家为最多。日本有关梅毒最早的记录为 1512 年，但直至 17 世纪初也并未呈现流行趋势，例如道三之子曲直濑玄朔的《玄朔道三配剂录》中共记载了 333 例
病证，而“下疳疮”“便毒”“霉疮”等病证只有 7例，占总病例的 2％。值得一提的是，玄朔还详细记载了梅毒病家的姓名、年龄等信息。由此可见，在 17 世纪初，因患梅毒而感到羞耻的意识比较淡薄。但是，受明代陈司成所著《霉疮秘录》中对于梅毒描述的影响，自 17 世纪末开始，梅毒在日本被认为是性放荡与生活堕落之人所患的疾病。因东洞门人有计划将《建殊录》刊行，便隐去了梅毒以及“狂癫癞风”病家的居所和姓名，只提及病家所住之藩。隐去的姓名用“某者”“一妇人”“一男子”“某妻”等代替。而《东洞先生投剂证录》因当时并无计划刻印，故详细记载了病家的姓名、年龄、住址以及病状等信息。经笔者考察，其中共记载有 447 例医案，明确记载其患梅毒的病家共有 94 例，共占医案记载的 21％，比起上述《玄朔道三配剂录》中的 2％，增加甚多。与东洞同时代的医家杉田玄白（1733—1817）也在《形影夜话》中谈到，每年治疗一千人中，七八百为“梅毒家”
。
可见，东洞所生活的 18 世纪正是日本梅毒猖獗流行的时期。前来向东洞请求治疗的病家遍布日本全国，而且多为在别处治疗了“五至十年”却未见疗效的人。除了东洞，古方派医家后藤艮山与香川修庵也在其医书中论及梅毒的流行，其师徒二人首次在日本提倡温泉疗法，该温泉疗法也被东洞用于梅毒的治疗。此外，香川修庵在其《一本堂行余医言》卷六中还具体记载了陈司成《霉疮秘录》中的水银疗法，在《东洞先生投剂证录》中也记载有水银治法，但未见具体记载，不过可以推断其水银疗法是受到陈司成《霉疮秘录》的影响。东洞依据其“万病一毒”论，用水银排毒来治疗梅毒，但是此水银疗法十分危险，有不少病家因此失去了性命。对于逝去的病家，东洞称之为“天命”，他在《医断》中称：“医司疾病，不司天命，唯尽人事。”该“天命说”在当时得到东洞门人等医家的拥护，同时也遭受到了龟井南冥等儒者的强烈反对。整个江户时期，东洞的“天命说”成为医家、儒者们论争的最大焦点之一。此外，笔者考察《东洞先生家塾方》得知，东洞还使用《伤寒论》中具有发汗排毒作用的土茯苓治疗梅毒。江户时期日本本国不产土茯苓，也多依靠从中国进口。除了土茯苓，东洞在其《类聚方》等药物书及《东洞先生家塾方》中也多用《伤寒论》中频繁出现的桂枝、大黄等药材。与之相比，后世派医家主要参考的医籍《启迪集》中则未见有记载梅毒的内服药。
梅毒以外，以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医家还多使用《伤寒论》中记载的药方，治疗“痘疮”“劳瘵”“癞疾”“瘟疫”等江户时代的流行病。如古方派医家多用桂枝作为解热药治疗劳瘵，而后世派医家治疗劳瘵惯用温补药，不重视桂枝的使用。受古方派的影响，18 世纪中叶，日本从中国输入桂枝量达到 10 万余斤，至 1783 年达到 18 万余斤
。18 世纪 70 年代至 19 世纪 20 年代，“瘟疫”横扫日本京都、大坂、长崎等地，“是以死亡者，不可胜计”，东洞弟子中川修亭从《伤寒论》中寻求“瘟疫”治法，认为：“长沙书中载万病之端绪，善读者就端绪寻其意，施诸事而得其效验。”经过“夙夜匪懈”，中川修亭于 1827 年著成《伤寒发微》一书，当中多举《伤寒论》之方。据江户后期医家浅田宗伯《暴泻须知》一书记载，在日本 19 世纪 20 年代流行的霍乱治疗中使用的药物也多源于张仲景的《伤寒论》。
除了江户时期的流行病的治疗，《伤寒论》的影响力还扩展到护理学领域。如渡边祐二所著《精养要略》（1839）一书是西方护理学传入日本之前的护理学书籍，该书也深受《伤寒论》的影响。渡边祐二认为，《伤寒论》为“医道”之源头，他在《精养要略》中详细论述了《伤寒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病之根源在于“天地自然”之中，并主张采用《伤寒论》中记载的“汗、吐、下”三法祛除病毒。
综上所述，基于《伤寒论》而撰著的几部药物书也为东洞“万病一毒”这一医学思想的产物。这些药物书的刊行使“仲景之方”在当时的日本医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药物书中所记载的药方也被应用于江户中后期流行病的治疗中。此外，东洞也因其所著药物书在医界享有盛名，门下聚集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游学的弟子“二千人”，这些弟子们又进一步推动了《伤寒论》在江户后期的传播。
18 世纪，东洞所在的京都为当时日本医学的发达地区
。据儒者江村北海《授业篇》（1783）中的记载，每年从日本各地前往京都游学的学生中“十之八九为医家”。虽说 18 世纪后期随着医学“东渐”，医学中心渐由京都转移至江户（今日本东京），但在 18 世纪后期乃至 19 世纪前期，京都依然是众多医家游学向往之地。在江户时期，没有当今社会医师资格证书等评价手段，选择去何地、进入谁的私塾、学习怎样的医学知识，便是证明自己医学水平的重要因素
。《伤寒论》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成为来京都游学的医家们争先学习的医籍。
如上文所述，东洞门下聚集的众多弟子又将东洞的医学思想以及与《伤寒论》有关的书籍带回日本的各个藩。据笔者考察，江户后期，东洞门下产生了众多《伤寒论》的注解书。除了由东洞口述、门下生藤田大信等笔录的《补正辑光伤寒论》，还有如东洞弟子及川东谷所著的《伤寒论古训传》。东洞之子南涯也继承和发展东洞的学说，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著有《辑光伤寒论》《伤寒论正义》等书。而南涯的弟子中西深斋（1724—1803）也著有《伤寒论辨正》《删定伤寒论》《伤寒论记闻》《伤寒论名数解》等《伤寒论》注解书。肥后藩（今日本熊本县）医家村井琴山，基于其师东洞的医论，著成《东洞先师三书删定》《方极删定》《方极删定考征》《类聚方删定》《读类聚方》《类聚方存疑方补纬》《药征考订》《药征续篇》《药征续篇附录》等医籍。在其家塾复阳洞（后改名为原诊馆）中，聚集着来自肥后藩、九州等日本各地的医学生 327人
。村井琴山还创立了医学校再春馆，在复阳洞与再春馆中教授其师东洞的《类聚方》等与《伤寒论》相关的医籍。此外，活跃在大坂（今日本大阪）的医家和田东郭（1744—1803）也深受其师东洞崇尚《伤寒论》的影响，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著有《伤寒论正文解》等《伤寒论》注解书。和田东郭门下聚集了大坂（今日本大阪）周边地区的众多弟子，如八尾东乡村的村医田中元缉等。元缉曾在和田东郭门下游学，其家里还收藏有众多有关东洞的药物书和与《伤寒论》相关的医籍。
当然，东洞的弟子们对《伤寒论》的理解并非与东洞完全一致。如及川东谷在《伤寒论古训传》衬页中虽标记有“东洞吉益先生遗意”，但其内容与东洞对于《伤寒论》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
。除了内容理解的不同，后期《伤寒论》注解书的表达形式也更具多样性，如东洞及其同时代的注解书文字多为“汉语”，而后期则出现了“和语”“俚语”等版本。再如原元麟所著的《伤寒图说》一书中，还插入了归纳图与人体图像以便于理解《伤寒论》的内容。这类书籍进一步推动了《伤寒论》在日本医家中的流传。据日本医史学家小曾户洋的调查，日本现存江户时期《伤寒论》注解书有近 400种，小曾户洋称《伤寒论》为日本医家研究最多的医籍
。
不过，在谈及江户时期的《伤寒论》研究时，目前中日医史学界都倾向于将复古《伤寒论》简单地等同于古方派医学。但是笔者认为，“古方”并不等同于《伤寒论》之方。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古方派医家都尊崇和研究《伤寒论》。尤其对于江户中期的古方派医家而言，回归《伤寒论》很多时候只是医学复古大旗下的一个口号。如最早接触喻昌《尚论篇》的名古屋玄医，考察其著作可知，他的医学并未摆脱后世派医学的桎梏。此外，古方派四大家中，后藤艮山与其弟子香川修庵重视日本民间疗法，山胁东洋及其弟子除了重视《伤寒论》，也重视《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等医籍，故山胁东洋也有“杂方家”之称
。
正如本文所述，与其他古方派医家不同，东洞独尊张仲景《伤寒论》之说，独树一帜地对《伤寒论》进行研究，从中获得了“万病一毒”论的学术思想，且随“一毒”之所在而变其方。“万病一毒”论的提出使《伤寒论》受到医家们的广泛关注。此外，东洞又依据“万病一毒”思想，“亲试实验”《伤寒论》之方，并编纂《类聚方》等药物书，而这类药物书广泛地被应用于江户时期流行病的治疗中。笔者认为，东洞和其弟子对《伤寒论》的研究以及他们所著《伤寒论》注解书，都是理解《伤寒论》在江户时期广泛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东洞等古方派四大家深受中国古典医籍影响，而后期古方派医家除了学习中国医籍外，也积极主动地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洋医学，形成了“汉兰折衷”派。东洞反对“阴阳五行”等中国医学理论也为西洋医学进入日本提供了先决条件。东洞的医学思想对日本的医学、药物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限于篇幅，将留待今后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