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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朝鲜半岛的使团赴北京不绝于途，分别被称作“朝天使”与“燕行使”，历代使团人员所留下的记载，多收录于《燕行录全集》
和《燕行录全集补编》
。朝鲜使臣的著作极大地弥补了中国典籍对明清社会生活实录的不足。这两套丛书也成了七百年间中朝文化交流的史料宝库。在目前正在兴起的“燕行学”研究中
，有关医学方面的讨论很少
，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此前近代时期，中医学进入发展的关键期之一，所面临的环境也与以前有所不同。随着耶稣会士等天主教徒的东来，西方的医药学开始逐渐地进入中医家的视野。日本的兰学兴起，西洋医学亦随之传入，对以往所注重的皇汉医学不免日益造成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医学既面临西洋医学的点滴渗透，又仍在不断向周边受汉文化熏习较久的地区扩散，而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医家或士人也对中医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多方交错的历史情景中，东亚的医学不再是中医独占的格局而是形成四个层面（中日、中朝、朝日、西洋东亚）的多元结构。对中医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以往在医学史、明清史和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对此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在当时中医学发展史上的构成原因及其作用，这方面的综合研究长期被忽略。对这种多元结构的具体分析，从外在或“他者”（日、韩、西洋）的角度和眼光，来探讨明末清初中医文化的真实历史镜像以及东亚医学内部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互动态势，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以医事活动为中心，具体考察中国民众与朝鲜使臣的相互交往中，医疗与药物互动的情形，以及医疗活动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心态与社会变迁。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医史界专家学者们的大力指教。
不论是明朝时期的朝天使团，还是清代的燕行使团，基本上是由正、副使臣领衔的，其使命有不同，使团的规模大小也有差异，但对那些大部分是初次出行燕京的人员来说，沿途与朝鲜半岛相异的风土人情还是有着新鲜的冲击力。书状官们常常将旅途的所见所闻、日常往来等记录下来，其笔下就包括了对明清时期中医的诸多面相的描述。再者，入京使臣队伍中本就配有相应的医官或者医员，他们不仅要照料那些途中的患病同僚，而且还被邀请诊治沿途或京城中的官员，乃至旅途中的普通百姓。使团人员的疾病与医疗，乃至他们的医事交往或多或少落到了燕行诸录作者们的笔下，汇集成一幅堪称色彩斑斓的画卷。
在燕行录著作中，明清中医的面相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朴齐仁（？—1800？）《燕行日记》卷之一记载永平府：“城中又有药王庙，庙中安伏羲、神农、黄帝、扁鹊诸医祖塑像。”该庙中还祭祀前世善于用兵之人，以姜太公为首
。徐有素（？—1823？）《燕行录》卷七记载前往玉田县的途中：
道傍有药王庙，正殿奉伏羲、神农、黄帝之像。中羲、左农、右黄。伏羲蛇身人首，手执八卦板。神农人身牛首，手执药草。黄帝具冕服搢笏而坐。龛外左壁供扁鹊像，右壁供孙思邈像。又其傍诸像不知为谁，而似是前世名医也。正殿外楣扁曰：圣作神述。又曰普济苍生，项如陪书。又曰：有求必得，陈相因书。龛后有妇人抱儿像，扁曰慈悲兰桂。
而此庙旁边还有其他的神祠，供奉当地所信仰的神灵，主要是求得保护一方的平安。
京城内至少有四座药王庙
。其一在天坛之北，为南药王庙。“药王庙在天庆寺傍，殿上塑三皇及十名医诸像，皆有功于医药者。每朔望，男女杂沓，拜祷于庙内云。”
金昌业（1658—1721）《老稼斋燕行日记》（1712）记载游览天坛关帝庙之后：
自庙西行半里许，为药王庙，庙中有天皇、地皇、人皇、黄帝、伏羲、神农六塑像。在其左右者皆有功于医药者，凡十余人皆竖牌于前，书其姓。其中孙者，似是孙思邈也。诸塑皆被以新锦，殿内香气馥郁，烛泪堆积，可知其香火之盛也
。
朴趾源（1737—1805）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朴明源使团入燕京观光，撰《热河日记》，其卷五之“盎叶记”中对该庙有所描述。
药王庙
天坛之北有药王庙，武清侯李诚铭所建也。殿中设太昊伏羲氏，左神农，右轩辕，配以历代名医，如孙真人、岐伯、扁鹊、葛洪、华佗、王叔和、韦真人、太仓令、张仲景、皇甫士安，多不能尽记，概仿文庙从享之制。每月朔望，士女云集，祈祷疾病。烛烬香灺，堆积如雪。方有一女子，盛妆叩头，粉汗渍席。殿宇壮丽，殆与太阳宫相伯仲
。
金景善（1788—？）《轩辕直指》卷之四“留馆录中”有《药王庙记》，内容如下。
自金台寺迤南行半里许，有药王庙，明武清侯李诚铭所建也。门内有铜炉高数丈，嘉庆九年造。炉后有二碑，一立于崇祯四年，历阳王承德镌；一立于康熙九年，张孟球撰。正殿安伏羲塑像，左神农，右轩辕，是以合称三皇庙云。两庑配以历代名医，如岐伯、扁鹊、葛洪、华佗、孙真人、王叔和、韦真人、淳于意之属，余不尽记。每月朔望，士女辐凑，禳疾疫，香灺烛烬，堆积于前。殿后又有一殿，安关帝像。其后又有一殿，安诸神像，如元始天尊、北极天尊、宝霄天尊、玉皇大帝。庭有八碑，东第四碑略曰药王姓孙名膑，生平事业，史不搀见，惟与庞涓战于马陵，故人不知孙子精于医技，普救人命云云。其东又有一大殿，即药王寝殿也。床卓灯炉，铺设精楚，左右炕屋，重重而拒人不纳，未知何故也
。
其二，称为北药王庙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五云：
北药王庙
北药王庙，殿宇位设一如南庙。而东临海子，沿堤万柳阴浓，湖滨游客常满。天启中，魏忠贤所建云
。
金景善《轩辕直指》卷之五“留馆录下”有《北药王庙记》，内容较为简略，如下。
药王庙在崇文门外者，谓之南庙。此谓北庙，在德胜门内路东里许。天启时，魏忠贤所建，立碑记之。而碑为后人所破碎，今无之。殿中位置与南庙略同，而滨于剎海，绕堤万柳，掩暎湖面，游人常往来不绝云
。
徐有素《燕行录》卷三：“药王庙在地安门海子之西，东濒海子，万柳沿堤。夏月人多载酒来游。玉河水由此入御苑。”
其三，福世药王庙。徐有素《燕行录》卷三：“福世药王庙在东直门内街，明万历间有御制碑。”
福世药王庙即北京的东药王庙，近年发掘的“敕建东药王庙碑铭”，已经修复，重新置于东药王庙山门
。
其四，太医院内的药王庙。徐有素《燕行录》卷三：
太医院在阙东，钦天监之南，西向堂内悬康熙帝赐院臣黄运诗。先医庙在堂左，南向供三皇圣像，额曰永济苍生……北向者为药王庙，有铜像，盖明永乐时所修者
。
药王庙中所供奉的神灵与历代名医，正好为燕行者提供了中医历史上的几位最著名人物的直观形象。燕行者对药王庙周边环境的重视和细致观察，不仅仅体现了旅游者的视野，而且还有作为域外文化考察者的“他者”眼光。药王庙的建制以及信众的参拜情况，既是当时民众的信仰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冀望解除病苦的心理反应。
北京民众的医俗信仰空间不仅仅限于药王庙，在其他的庙宇中同样也不乏有包容之处。朴齐仁（？—1800？）《燕行日记》卷之一记载东岳庙：“有铁马一只立在庑下，高长余。俗言病眼者摩其眼，病脚者摩其脚，以至头面背腹随病而摩之，皆能痊祛云云。以此来往之人无不按摩，随手磨洁光泽莹然。”
燕行者在旅途中对药铺或者药局，是相当关注的，正如李在学（1745—1806）《燕行纪事》中所说的“所称丸剂俱全者，即药肆也。”
药铺既然是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会有相应的市场标识。徐长辅（1767—？）《蓟山纪程》云：“市铺必高竖牌竿……盖画眼、画妇人、画小儿者，药铺之表其科也。”
燕行录著作在描述中国北方的市场时，就难免不观察到药铺。沿途的主要药铺有如下几个。
1．
绥远城药局
绥远城虽比不上沈阳等城，但在姜时永（1788—？，《
轩续录》）的眼中，气象亦是不弱。“茶市、香铺、锦店、药局，其他种种各色，炫耀人眼，不可名状。”一派热闹的“大都会景象”，绥远城实际不过是边上一郡而已，却呈现“殷富如此”的格局
。
2． 新民药肆 乾隆四十三年（1788），谢恩兼陈奏使蔡济恭（1720—1799）等到北京，蔡济恭以出使清廷为无奈而羞耻之事，故取其行记名为《含忍录》。其卷下有《重访新民药肆》一诗。
店记新民憩，门迎旧客还。
苍凉添几发，黧悴愧衰颜。
展席名香裹，烹茶细雨间。
灵丹如可借，挥手访三山
。
新民屯的药铺还见载于李德懋（1741—1793）《入燕录》卷下：“新民屯为一大都会，入燕时遭大风，憩一药肆。今来复寻此家休歇，主人颇欢迎之。”
蔡济恭、李德懋所提及的药铺很可能是同一家，从“门迎旧客还”和“主人颇欢迎之”，可见其店主对燕行者是相当热情的。
姜时永在《！轩三录》中提到，过娘子山，投宿之后。“向夕少霁，与副三房往观药肆，当局而还。是日行七十里。”
尽管姜时永没有对该药铺进行详细的描述，但他与使臣们往观药肆，说明他们对药肆是感兴趣的。
3．
京城药铺
洪昌汉（1698—？）《燕行日记》（1740）之“燕京风俗”记载京城正阳门外有许多铺舍，“令人眼眩，如药铺则百药充栋”
。在数十年之后，柳厚祚（1798—1876）《燕行日记》依然提及“稍下于正阳门外，而出东向南之一里许，入东左右皆生材药局”
。京城乃繁华之都，药铺较多是很正常的，燕行录中所记载的药铺还有：
（1）天汇局：徐有素从永宁门附近返回朝鲜馆的途中，去了天汇局，看到了该药局所存储的生药。
归路入天汇局，铺主姓吴，庭畔积藿香千余斤，欲售我国者也。价比前稍过，方与医员李孝植争直不决。年前怪疾，多用藿香，因此翔贵云。此局所存品劣香少，似是陈者。行中有医员一窠，以内局银岁来贸药，颇有奇羡云。有上党人参，肥大如沙参。闻上党人参称天下第一，而每斤价不过银一两云，是未可知也
。
（2）路边药铺与马哥药铺：李田秀（原误作李宜万，1650—1736）所著《入沈记》（出自《农隐入沈记》上卷）记载了牌楼以西药铺的情况。
道北生药铺，倚壁设牛眼厨中藏诸种，外书药名，如我东药契样。诸般丸剂贮于画缸，外贴红纤，以标其名。而六味元小如豌豆，其外木柜竹笼充物栋宇，皆生材也
。
李田秀在地载门附近又看到：
大路西边一药铺，主人姓马，年可六十许。炕上多置医书。问：“能会此术？”则点头以答。仲兄使之看脉，云：“六脉平和，是无病之人。”盖此中卖药者多是医人，元不如我国之行医卖药分为二歧，故入药铺多见置医书，亦多有小帖请方者也
。
李田秀《农隐入沈记》记载：
初六日，乙丑，阴干。粮库直为制伯父所进九仙王道糕。入城里药铺，吾与子和随行，入抚近门马哥药铺。作末者踞椅以足推研，研似我制而无环边者，碾轮中外平行，不同我国之渐杀矣。壁上挂鹿茸一本，长几及犬，傍枝数十，杈枒如老树，推以想其鹿其大可知也。近头者已成角而稍端尚脆软，来东之品即截此者也
。
李田秀对药铺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他不仅看到了鹿茸等名贵药材的外形，还看到了药物的排放形式，特别是与朝鲜的药局情形进行了比较。
4．长城入塞的药铺 《热河日记》卷四“口外异闻”记载，出长城外，还入塞，“坐一药铺”，见到所谓的鹿茸，与铺主就鹿茸和麈角进行了一番辩论，其后：
余问：“铺中药料希贵俱全否？”铺主曰：“无论草木金石，指名要看，辄敢奉正。”余问：“稀贵珍品，偶未思名。”铺主指东壁下红漆柜子曰：“这里砟答一枚，真是稀贵难得之料。”余问：“砟答是何物？”铺主笑而起曰：“第不妨观看。”开柜出一圆石，大如数升匏子，形似鹅卵。余曰：“此水磨石也，何相戏耶？”铺主曰：“何敢故慢无礼！这是驼卵，能治难名奇疾。”
此药铺中的“驼卵”是用来求雨的动物胃石“砟答”的一种。“砟答”，突厥语jat，音译“札达”“札答”“鲊答”“厝答”等。魔石求雨是古代突厥人、蒙古等民族的习俗之一，《突厥语大词典》中就有记载：“巫师为了让下雨而用魔石施魔法了。”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祷雨”条指出：“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独牛马者最妙，恐亦是牛黄狗宝之属也。”
此长城口的药铺铺主所持有的砟答应该是来自蒙古草原的。
5． 榆关药馆 徐有素《燕行录》卷七记载，在榆关繁华的市肆中：
有药馆，馆中置药藏数座，中有挈盒各隔开储药，皆极细锉制药各种各封，因作都封。所储药品皆佳，甘草大可盈握，肉桂厚可寸许，价亦廉，始知我国所用唐材皆品劣而只价高也。馆中又列器别储药，以红纸书付药名曰：云南茯苓、四川黄连、交趾肉桂、官用人
。馆主问：“贵国亦有医书否？”余列书数十种示之，惊异之，其意若以为外国尚有许多医书。又问：“有名医否？”曰：“颇有之。”
徐有素与这位药馆的馆主对答颇堪玩味。馆主对朝鲜是否有医书和名医，竟然全不知晓，在看到了数十种医书名目之后，甚感惊异。他的惊异说明他对域外是无知的，这种无知是由于不必关心的心态所造成的。
在燕行使臣的眼中，中土的药铺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兼顾贩卖医书，二是药名贴有标记，以方便用户。铺主常积压药材，以谋求更大的利润。此外，燕行使臣发现，除了在药铺有药材之外，在寺庙中也有卖药者。比如，蓟城的独乐寺。金景善《轩辕直指》卷五《独乐寺记》云：“寺僧卖眼药辄有灵效，商译辈争买之。”
徐有素《燕行录》卷八，独乐寺“寺僧卖眼药白屑香臭，储于鹅翎管售之，一行多买之。”
可见，独乐寺寺僧的眼药是比较有名的。又，在京城琉璃厂东南数里外的岳王庙也有卖药者。金景善《轩辕直指》卷五《岳王庙寺记》云：
殿左右有廊屋五六间，皆守庙者所居也。儒医邵中立尝寓此庙，以售方术，故其所居屋柱联及壁上多题医家文字。问中立有无，则前年移寓他所云。庙左有娘娘庙，安妇人像，求嗣者多祈祷
。
可见，北方不同性质的寺庙在祛病求子等方面常常可以并存。
李春梅指出，《燕行录全集》中的医学书籍有四种：《东医宝鉴》《金蓼小钞》《济众新编》和《医宗金鉴》。实际上，前两种分别见于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和卷五，《东医宝鉴》是许浚主持编纂的朝鲜医学名著，而《金蓼小钞》并非独立的医书，只是《热河日记》中的一节，内容系从《香祖笔记》等多部汉语文献中辑录了不少的经验方，它没有单独印行过，朴趾源编成之后，并将这些笔记送给了在北京的举人王鹄汀（“以上书于王鹄汀”）。可见，《金蓼小钞》尚不能视为是一种独立的医书。在《金蓼小钞》的序中，朴趾源提到了当时的多种医书名称，即：
余在漠北，问大理尹卿嘉铨曰：“近世医书中，新有经验方，可以购去者乎？”尹卿曰：“近世和国所刻《小儿经验方》最佳，此出西南海中荷兰院。又西洋《收露方》极精，然试之多不效。大约四方风气各异，古今人禀质不同，循方诊药，又何异赵括之谈兵乎？正续《金陵琐事》亦多录入近世经验，又有《蓼洲漫录》。又《苕翡草木注》《橘翁草木略》《寒溪胎教》《灵枢外经》《金石同异考》《岐伯侯鲭》《医学绀珠》《百华精英》《小儿诊治方》，俱近世扁仓所录。京师书肆中，俱可有之。”余既还燕，求荷兰《小儿方》及西洋《收露方》，俱不得。其他诸书，或有粤中刻本云，书肆中俱不识名目
。
此中所列的《小儿经验方》、西洋《收露方》当为来自日本的和刻本，其源头是荷兰（“西南海中荷兰院”），这两种正是日本兰医学的译著。《金陵琐事》《蓼洲漫录》则是“录入近世经验”的笔记，而《苕翡草木注》《橘翁草木略》《寒溪胎教》《灵枢外经》《金石同异考》《岐伯侯鲭》《医学绀珠》《百华精英》《小儿诊治方》，均为清中叶的医官或民间医家之作（“近世扁仓所录”）。虽然朴趾源在京师书肆中没有查询到这些医书的信息，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南方可能刊印了这些医书（“或有粤中刻本云”），这与清初广东地区刊印的医书与配制的药物（如苏合丸、藿香等）所产生的国际性影响是分不开的。尹嘉铨本人是藏书家，自然是搜罗了当时不多见的民间医家之作
。无论如何，从尹嘉铨那里得到有关荷兰《小儿经验方》和西洋《收露方》的消息后，朴趾源就到北京的书肆中积极搜寻这两部书以及其他的近世经验方书，他的目的是将这些书籍购回朝鲜。可见，在当时爱去北京琉璃厂的那些朝鲜人看来，搜购医书可能是一个寻常的行为。
《医宗金鉴》是乾隆六年（1742）太医吴谦等主持编写的大型官修医书。徐有素《燕行录》卷十六云：
《医宗金鉴》：乾隆敕撰，凡《订正伤寒论注》十七卷、《订正金匮要略注》八卷、《删补名医方论》八卷、《四脉要诀》一卷、《运气要诀》一卷、《诸心法要诀》五十一卷、《正骨心法要旨》四卷，并有图有说、有方有论；并各有歌诀，以便记诵。
对旨在取代那本在乾隆帝看来“医书驳杂、人不知所宗”的《东医宝鉴》的这部大医著，燕行者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评价。李田秀《入沈记》（中）云：“案上有曰《医鉴》者。书问曰：此是我们之《东医宝鉴》否？书答曰：今上御制《医鉴》。书其下曰：不见佳。”
所谓“今上御制《医鉴》”指的就是乾隆皇帝御制的《医宗金鉴》，在李田秀的眼中，“不见佳”的《医宗金鉴》自然是比不上《东医宝鉴》的。
《济众新编》（1799）是朝鲜医家康命吉所撰。金景善《轩辕直指》卷六“留馆别录”之“技艺”条下指出，京城“医技以《东医宝鉴》为珍，书肆之刊行久矣，且有《济众新编》云。”
这说明金景善注意到了当时在燕京书肆中流传的两部主要的朝鲜医籍。
除了上述的四种之外，至少还有《济阴纲目》和《本草纲目》。李田秀《入沈记》（中）云：“向小西门内药铺去。盖曾见有《济阴纲目》，故欲为售得也。及至，则书仍不在。”
这是他去小西门内的药铺去购买《济阴纲目》，却没有买到。李田秀、朴趾源没有购得心仪的医书，不过，他们对中医书籍的热情是不可否认的。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云：“夕时，译官崔台相八十余种书，其中有《本草纲目》，余皆还贵。”
译官的角色就是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他们购买《本草纲目》这样的成名巨著，无疑是很适当的举动。
此外，《燕行录全集》中与医学相关的两部大书，一为《佩文斋广群芳谱》，一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处就不予以讨论了。
清心元（清心丸）源自中土宋代的《圣济总录》，朝鲜医家袭用之，不过一“攻盛热、去烦滞”的普通药物而已。朝鲜崔岦（1539—1612）《简易集》卷八之“西都录”前有一首诗咏及此药：
自吾忝知怜，种种拜大细。
特感分腊封，以为新年计。
清心攻盛热，微犹去烦滞。
苏合下邪冷，贵在平乖戾
。
在明清之际，该丸药是燕行使臣行囊中的常备之物，亦成为中朝人士交往活动中的一种具有神奇色彩的药物
。正如李肇源《黄粱吟》卷中《清心丸歌》所描述的那样：
有个团药金弹丸，名曰清心出三韩。
韩人不曾为珍异，中国一辞称神丹。
此药丸在中国的热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此丸若载数车来，万事应无不可为。”
本文不拟对清心元的史料全部汇集，而是从中挑选出几种最能表现中朝人士交往心态的史料，略加阐释如下。
首先，清心元存在一个朝鲜人士的自我神化过程。这一所谓的神化实际上就是当代最为流行的欺诈手法之一。朴齐寅《燕行日记》中很详细形象地刻画了这一欺诈以及哄抬清心元的过程，堪称实录。
其次，清人向朝鲜使团人士索取清心丸几乎是全方位的，不分年龄、性别、官阶、家境、职业、僧俗、民族等差异，均伸手索取。有的委婉含蓄，有的直接硬要，甚至有的不要颜面耍赖祈求，到了令对方生厌的程度。旅途之中尤以关外求清心元最为突出。正如《关外杂咏》一诗所描述的那样：
万毂千蹄日涨尘，
闾阎满地似鱼鳞。
蹒跚细步皆唐女，
褴褛单衣是汉人。
屋制无梁编瓦石，
门神有画祝金银。
争求纸扇兼丸药，
关外民风最不驯
。
其中也不乏确实是出于治病的需要。金昌业（1658—1721）《老稼斋燕行日记》卷四云：“金应瀗言，此处胡人求清心元者尤多。一胡云，去年九月生小儿，患恶惊风，目直牙坚，嚼清心元灌之，便苏，仍得痊可。抱其儿来示，称其神效云。”
这个案例为清心元的具体效果（治小儿的患恶惊风，目直牙坚）作了难得的说明。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清心丸作为见面之礼，在促进使臣与中土士人之间的交谊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沈乐珠（1739—1799）《燕行日乘》记载，与白琇相谈甚久，往来对答之际，白琇就提出了要求：
“大人有随带清心丸，赐士一丸。心若清兮，何用药；志若洁兮，岂在涤。愿得君家清心药，启发鄙人之茅塞”……余遂裹赠清心一丸、二笔、二墨。白生即笔砚书示曰：“初见有此厚赐，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何以报此？”余曰：“何足云云，多闻好语甚幸。”
在读书人看来，清心丸不仅是一种药物，而且具有清心洁志、启发茅塞的作用，所以才矢志以求。当然，除了日常的送礼与人情往来之外，清心元也可能用于药物交换。姜长焕（1806—？）《北辕录》云：“夕饭后，车之父子并来谢，以三清、十苏、一扇、二梳、墨一、笔二给之。王生进眼药曰：此可以治眼疾，亦有效于齿通云。以十个苏丸答之。”
而清廷高官索取清心元后，往往施以较高的回报，其价值之贵重似乎远超过清心元。比如，军机大臣福长安和贝子永丹就是如此。徐浩修（1736—1799）《热河纪游》云：“二十三日，辛未，晴，留南馆。军机大臣福长安求清心元，以四十丸送副。福报以徽墨一匣、湖笔二匣、端砚一方。贝子永丹求清心元、扇子，以清心元二十、扇十柄送副，永报以四美盒一件。”
他们求取的不是价贵，而是为了救病所需。
第三，清心元也是朝鲜使团人士在北京与蒙古乃至琉球人、安南人、暹罗人、西洋人等交往活动中的馈赠之物。上引李肇源《黄粱吟》卷中《清心丸歌》就辛辣地描绘了各色人等等张手索求清心丸的丑态。
第四，燕行使者主动奉送清心元等物品，不仅是博求感情，还有一定的政治义涵，旨在联络清廷中的人脉，为方便朝鲜办事之用。徐浩修《热河纪游》云：
二十四日，壬申，阴，留南馆。工部尚书金简求竹清纸。以三百叶送副，且伴野笠一顶，倭镜一面，白二疋，白棉布二疋，彩花席十张，雪花纸五束，清心元三十丸，扇三十柄。金之先德云，我国义州人也。德云之孙常明内附为尚书，简即常明之从孙，而前后效劳于我国事甚多，故不得不加意也。金报以锦二疋，春二疋，歙砚一方，湖笔二匣，徽墨一匣，曹扇一匣，五色绢笺一卷，龙井茶二匣
。
金简祖籍朝鲜义州，在清廷担任工部尚书，“前后效劳于我国事甚多”，因此，使臣“不得不加意”，送出重礼，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对朝鲜事情继续效劳。
第五，燕行使者亦意识到了清心丸多造假的情况。李田秀《入沈记》卷中指出：
余书曰：“近来我人带来买卖之清心丸多是不好的，不可轻服。仆送呈者乃仆亲手制来，并无此虑。”书答曰：“谨已宝藏。”裕昆列书清、安、苏三丸及紫金丹，问：“用何病？”余略注其下。仍书问曰：“清心丸是古方中药，材料亦是中国所有，而此中必要我国所制者，何也？”书答曰：“牛黄短故也。”
李田秀主动向对方（张裕昆）说明朝鲜使团下人与商人所贩卖的清心丸是伪造之物。清心丸之制作在北京药铺中未曾断绝，李田秀不明白中国人为何热衷于朝鲜的清心丸，张裕昆以牛黄短缺为理由，不得要领，因为朝鲜的牛黄并不比中国的更多。中国人追求高丽清心丸，但高丽的清心丸药效并不比中土所制作的更好，其神效乃是朝鲜下人所伪托鼓吹出来的，且多有假制。为什么清人明知有假却宁愿“年年吃欺”呢？这就不是医疗实用方面的疗效问题，而是清人的文化心态问题。其根源实在是因为中国人好用域外物品，自汉唐以来，其趋附舶来品的心态从未改变过。挟外物以炫耀自身，在攀比之中，显得比别人更有身价和面子，即便知晓所销之域外物品是假货，亦趋之若鹜，一如今日之中国盛行的假洋挎包、达芬奇家具等现象，就更不胜枚举了。小小的一枚药丸，竟然隐藏了多少可笑可叹之情节，让人唏嘘不已。
明清人士向朝鲜使者求药是以清心丸、苏合丸为主，而问疾与诊病则主要是求助于使团中的医官、医员乃至精通医术的随行人士。在入燕京之前的旅途中，燕行者就常遇到问疾与诊病等事情。
1．
医官与医员
李春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统计出《燕行录全集》中有 68 位医官，实际上远不止此数，至少还可以补充出十多名医官的名字
。其中，下列的几位受到邀请，参与治疗中国的患者。
（1）张彦龙、洪纯彦：许葑（1551—1588）《荷谷先生朝天记》（中）云：
晚有守堡官姓林者，书其妻病证来求药，仍致下程。余等不受其物，令俟张彦龙之至，往问焉……
初三日，乙亥，晴。张彦龙往见守堡官，仍赠蟠葱散五贴。备御指挥遣人谢回礼，又求医眼药及好刀油纸等物，安廷兰拒之
。
张彦龙是随行使团的医员，他不仅为西宁堡守堡官的妻子看病，还赠给了五贴蟠葱散。蟠葱散也是源自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中医方，被朝鲜医家所备用。
赵宪（1544—1592）《朝天日记》（《重峰集》卷十）中也记载了与张彦龙相关的医事：
（宁远人线参将）世禄（使人求药）线豫写病证，兼送酒肉菜果，以求医药。情礼甚备，报以扇药。令医张彦龙写方以遣之。张不能做，洪纯彦代为之
。
张彦龙这次没有给线世禄写方，而是洪纯彦代替写方的，可见洪纯彦也是一名医家。张彦龙“不能做”，并不是他的医术低下，而可能是出于别的原因。因为许葑《朝天记》中记载了张彦龙的两次医事，可证明他的医术还是不错的。
二十八日，辛丑，晴，午间微洒雨，一行先向肃川府。余以疾留，召医员张彦龙诊脉，服金莲芍药汤一贴、苏感元十余丸、香薷散等药。向晚痢症减而气亦稍和。入夜独坐，心绪极无聊
。
宁远卫人前参将线世禄以初春中风，今则已愈七八，而食饮不消，大便艰涩，故委遣家人持礼物来遗甚优，兼送致病证书一通，求方及药物。召张彦龙答以治疗之要，制平胃散五贴及人参顺气散四贴。又书桃仁粥、顺气酒法以付之，且送回礼
。
张彦龙为同僚许葑治疗痢疾，还为线世禄治疗中风、食饮不消、大便艰涩。他能诊脉，开具的药方有金莲芍药汤、苏感元、香薷散、平胃散、人参顺气散、桃仁粥、顺气酒法，其法颇多。线世禄虽然是一位前参将，但对朝鲜医家的礼物是很优厚的。
（2）金尚诚：洪命夏（1607—1667）《燕行录》记载了一位精通针灸之术的朝鲜医官金尚诚，连续 3 日的活动记录就可见他的繁忙：
向晚灸肩隅、肩井两穴。吏部左侍郎到提督厅召见金尚诚，问其病。金医即施针，良久乃归。此侍郎乃清人而前日以敕使出来我国者，云自到馆之后，通官及汉清人等见金医争先针灸，金医终日把针，不遑他事
。
十七日，乙酉，晴，留，朝。吏部左侍郎又到提督厅招金尚诚施针，即去。通官送言曰：“辅政求见金尚诚，不可不往云。”余答以行中役员不可任意出入，决难送之。通官辈又送言曰：“此与私自出入有异，且有前例，不可不往云。”于是始许之。金尚诚即往其家，非辅政之病。其侄有手病，欲针灸忌请云。李一善妻与其族来在馆门外，合家邀金尚诚施针
。
十八日……朝礼部侍郎又到提督厅，使金医施针云……又灸肩隅、肩井。金尚诚食后出往诸处，日暮乃还……其妻与子皆施针，待之颇厚
。
金尚诚的医术在朝鲜本国时就已经很出色了，入燕京之后，到了“终日把针，不遑他事”的地步，不仅有高官请他去问病，也有患者主动来到朝鲜行馆门外等候诊治。李一善官拜提督之职，其妻与其族竟然还要等在门外，更反衬出要得到金尚诚的诊治是如何的不容易。
（3）安礼：郑太和（1602—1673）《阳坡遗稿》卷之十四“饮冰录·朝天诣阙”中记载了一位能够顶替金尚诚的高手，即安礼：
首辅政孙伊者，问针医金尚诚来否。（提督）李一善对以金尚诚则不来，而今番来者亦是精明术业之人。孙辅政令一善明朝率来于其家……二十六日，李提督率安礼往孙大臣家施针
。
首辅政孙伊即是大臣索尼
。安礼由于精明术业，医治索尼及其亲属（女儿、女婿）的疾病，而被留居在了北京，没再返回朝鲜故土
。当同伴返乡时，安礼不再同行，金堉写下了一首《玉河馆留别安主簿礼》，收入《朝天录》之中，其诗云：
同来为客又相离，
心事如何去住时，
且尽传家治病术，
俾知东国有神医
。
郑太和《阳坡朝天日录》中记录了安礼被滞留的过程，李一善居间联系，三位辅政大臣出具公文要求安礼和一名译官留下为首辅大臣治病，待病好之后再返回。使团的态度是：“答以此是内医，别为随来，而上国大臣病患可以治疗，则虽国王闻之，亦当使之留治，敢不依教。”
孙伊在要求留下安礼时，对他说：“三大臣欲治俺病，姑留朝鲜太医，事禀定于皇帝云，你勿以落留为苦，从容治俺所患，得见其效，则非但于你有光，你国王闻之，亦岂不喜乎云云。”
对安礼而言，落留他国自然是苦事，但治好上国的首辅大臣，不仅是医生的荣耀，也被视作是为国家（朝鲜）争光，既然此事被双方提升到国家关系的层面，那安礼就只能屈从。这也可视为是中国患者（高官）对朝鲜医家的一种“控制”。当然，安礼落得被“控制”的局面，也是基于他的针术高明。
（4）金德三：金德三（1680—？），朝鲜肃宗二十五年（1699）及第被举为内医，当年以别遣御医的身份随行燕京，在太和殿为皇帝第七子看病。金昌业（1658—1721）《老稼斋燕行日记》卷四，癸巳年（1713）一月四日云：“译官辈来言皇帝第七子在畅春苑有病，欲见御医，再明间当邀去，通官预来传之云。”
同卷，癸巳年一月廿三日条下更是记载了金德三在京城受欢迎的程度：
金德三以画簇一张来，即《王子猷雪夜入郯图》，笔法苍劲可爱，得于问疾人也。曾闻此处人问疾于我医，勿论其效有无，皆有所赠，谓之面皮，其物无非锦缎。今则不然，而书画之属则颇有来遗者云。凡问于德三者，镇日纷沓，而或入来，或坐衙门招出。女人则不得入来，皆舍于馆门外。因通官求见，馆门开。德三辄出，或终日而归。一日来言曰：为通官朴得仁所要，往其兄万石家，其外孙十二岁女子，天下绝色也。渠辈亦言，此儿意当入宫中云矣。柳凤山为见女人，每欲与德三偕出，而问疾人不许他人随来通言语，亦不用辈，但令军牢尚建为之，以是柳愿竟未谐
。
此段记载非常重要，一方面说明，京城向金德三求医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有些是通官介绍的，也有些是慕名而来的，正印证了古谚中所谓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另一方面，受其诊治的患者所付出的酬谢（即“面皮”）是相当大的，包括了锦缎和名贵书画，而且这种酬谢并不完全取决于治疗的效果。这说明京城的患者们是非常讲究自己的脸面的。金德三不仅在京城行医，在旅途中也没有闲着。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云：“主胡姓周，年八十，鞑子也。其子请来识字人，书示田妻有轧血劳求药。余招金德三诊脉，书当归破疼汤方文与之。求紫金丁，亦与之。”
金德三不仅诊脉、开方，还给了成药紫金丁，可惜他不仅没有得到京城那样的回馈，而且还差点被房东盘剥了一番。“晓，主胡嫌房钱之少，夺善与刀子，已而还给。昨日为渠请医命药，又与紫金丁，而今如此，可痛。”
同样是出诊，而两地所受的待遇与风俗差异之大，令金昌业的心中感到了“可痛”。实际上，这与受诊者的社会角色有关，因为京城的患者们多是官宦之家，而姓周的主胡不过是一名下层的房东，而且是一名鞑子，他追求的是讨生活的利润，而不是穷讲究脸面。金德三在锦州的待遇就不相同：
锦州官员两人为见金医，持果饼来，果待于此已半日，衙译入来招去。俄而金医归言厥胡受针后，又令见其奴病，两脚疼痛不能屈伸者已半年，知其为湿痰所结，遂乱刺，后以两手用力展开，试令起立则忽然而立，令行动亦能行动。厥主唤奇绝倒，观者无不喝彩云
。
锦州官员来请金医，不仅持有果饼，且在此等候多时，不难想见其对金医的态度。此处更形象地描绘了金医的神奇医术，博得众人的喝彩。
（5）崔有泰：金海一（1640—1691）《燕行日记》（《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杂著”）云：
二十五日，朝。夕自衙门传言，上副使率医官进来。上副使率崔有泰走马驰进，皇帝使阁老索额图坐于礼部，后别堂问崔有泰医术精否……即入去，移时令使臣退
。
二十六日，朝。自衙门招崔有泰以去，午后回言：病者乃宣传官，清人所谓虾而皇帝极宠信者也。至其家诊病命药，书启而来云
。
十八日，礼部尚书参判来衙门招崔有泰受针……答：俺为受针而来，不可捧文书
。
崔有泰是朝鲜显宗时期的医官，在康熙年间作为医官随行出使燕京。崔有泰治疗的是皇室成员和高官，由阁老索额图（索尼之子）出面询问崔有泰的医术是否精当，可见清廷对他是非常重视的。清廷不请太医院的医官，而请一个来自藩属国的医官，可能是基于崔有泰的医术确实不凡，他既能够诊病命药，还能施针。从清朝官员让崔有泰带回文书而遭拒一事来看，朝鲜医官的职能是有严格规定的，只负责治疗事宜，不参与外交活动，哪怕是顺便是携带一件公文也不允许。
（6）郑医：权以镇（1668—1734）《癸巳燕行日记》记载：
首译刘再昌及金译裕门往见尚明，前已一往，今又率医往见其子病，仍有所请。尚明者，义州人，被虏于丁卯，金贵俊之孙，贵俊之妻乳养康熙之父，是谓世祖。自此出入宫中，优同内戚。清主少与尚明狎，及即位，常在阙内，为一等侍卫，知内仪院、南海子内务府事内大臣，威行内外云
。
戊午，晴。尚明送人邀去首译及金译裕门、沈裨、郑医，午后乃还
。
这位郑医事迹不详
，应该也是使团中的医官。使团的两位译官主动率医，多次去给尚明之子治病，其目的就是为了笼络这位祖籍朝鲜的清廷官员，以便其日后好为朝鲜事情出点力气。
2． 懂医的士人
（1）朴趾源：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五所收的《金蓼小钞》辑录了不少的经验方，其中包括他自己在北京的三则医案：
王鹄汀仆鄂哥，年二十一，貌颇姣好，方患痢，苦剧。鹄汀问余：“请教贵国太医。”余曰：“不须问医，掘土湿处，得蚯蚓数十条，入白滚汤取汁，烦渴引饮，以此水多饮之，当有效。”鹄汀立试之，即差
。
有穆生者，方患疟。鹄汀引生示余请方，余言露姜汗，穆称谢而去。翌日还程，未知试此收效否也。盖露姜汗，治疟良方。取生姜一角，擦取汁，露置一夜，日出前东向坐咽下，屡试屡效。
口外人多瘿，女子尤甚。余授鹄汀一方曰：“瘿若是痰核，则每饭时先抄一匙，置掌中团握。饭毕，以盐少许入掌中饭，以拇指擦烂贴之，久久自渍。饭用粳米饭……以上书与鹄汀。”
朴趾源在北京期间，与王鹄汀结交成为好友。当仆人生病时，因为认识朴趾源，王鹄汀的首选是“请教贵国太医”，而朴趾源用蚯蚓滚汤方就治好了其仆人的痢患。可见，朴趾源是通医道的，所以，当穆生患疟后，王鹄汀就直接引导患者来找朴趾源开方了。朴趾源在途中对一些疾病颇为留心，他注意到“口外人多瘿，女子尤甚”的现象
，又传授给王鹄汀一个经验方。
实际上，在赴京的途中，朴趾源已以医官自居，可见他对自己的医术早就信心满满了。朴趾源与张福在关内抚宁县城的一家宅子前，“张福曰：‘尔们大主人那里坐地，何不接应了远客？’小童曰：‘俄刻家父与舍亲李公同去高丽人处，要访贵国太医官，未回。’余曰：‘尔家寻医时，想应宅里有患。我是太医官，既为到此，不妨诊视，更有真真清心元（丸），尔此刻去寻尔父公回家。’”
由于以往朝鲜每岁使行，人多杂乱，接待均有赖徐鹤年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时抚宁县城居民“方以朝鲜人为苦客”。因此，这次朴趾源虽然亮出了太医官的身份和真真清心丸，但是并没有被请去诊视，反而被人掩口而笑。徐鹤年和亲属去请“贵国太医官”，恰好说明在朝鲜燕行使臣进北京的途中，当地民众存在向高丽太医官求医请药的现象。
（2）金在铉
二十七日，戊戌，阳、温。
留馆所，夕后往见书状。留沈阳时迎送官有足疾，甚重，堂上译官金在铉粗解针术，下针数次收效。迎送官入来北京后，颂其术之妙。诚亲王以康熙之末子、今皇帝之叔，其妃子有臂病，数日前王招金而诊之。金占内腂间使□穴，使之艾灸。今日又为招去，谢臂病之即效，又问王妃腹癖之症，金又使之灸手腕穴
。
金在铉并不是医官，而是译官，他的医术也不见得有多高明，被称作是“粗解针术”。但当他为沈阳的迎送官治疗足疾有效之后，就被患者夸赞“其术之妙”。这种出自当事人的叙述，对在同僚中宣传金氏的医术起到了更好的效果，因此，诚亲王妃子患病之后，又请金在铉前去针灸。皇帝赐给诚亲王三个由哈密国进贡的真瓜，诚亲王送给金在铉一个。金在铉带回馆中，与同僚分享。哈密国真瓜当时是难得的珍品，金在铉能受此款待，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疗效好，还因为他是朝鲜人，这两重因素缺一不可。
（3）金重镒：《庚子燕行杂识》（上）云：“胡皇贵臣图纳有病，要见我国医人，副使裨金重镒粗解医术，往见之。”
还有一些其他的使臣兼通医术，就不一一列举了。从上述的朝鲜医家来看，不管是医官还是其他职衔者，只要他们的医术有效，就能够获取中国患者的欢心和厚重的感谢。这些医家之中，最为突出的是精通针灸的行家。他们的长处可能就是当时中国北方医家的短处，以至于索尼这样位高权重的大臣不得不依赖朝鲜医家，甚至想方设法把医家（安礼）“扣留”在燕京。
明代的朝天使团中配备有医官，朝鲜医官入京后，常向明朝的太医院御医咨询，双方切磋对中医理论的认识。明代中朝之间存在着几次这样的质问活动，并且留下了相关的著作。比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医官崔顺利与明太医院御医傅懋光问答的记录《医学疑问》，共有 37 条
。明天启二年（1622），朝鲜医官尹知微“以医事来请”，向明太医院提出了多条疑问。天启四年（1624），非医世业出身但颇通医道的大理评事王应遴在未曾与朝鲜使臣见面的情况下，书面回答了他们的 24 个问题，撰为《答朝鲜医问》，原收入《王应遴杂集》之中。日本享宝五年（1720），以《朝鲜医问答》为名单行刊印，现存日本内阁文库
。
尹知微是如何循崔顺利之旧例，向明太医院请教的呢？李廷龟（1564—1635）《庚申燕行录》（1620）（《月沙先生别集》卷之三“杂著”）中收录的“礼部质问呈文”，提供了具体的答案。
礼部质问呈文：
谨呈，为质问医方事。小邦，海外荒僻，闻见寡陋，医书药方，虽购得于中朝，而书未广传，术无所稽。岐黄奥秘之旨，药石温凉之理，尚未洞解。自前使价之来，例遣医官，就质于太医院衙门。故顷年国王选委内医院正崔顺立、安国臣等，呈请质问。伏蒙大部移文该院，许令出入证正，指迷指昏，开益颇多。小邦之人，钦戴同仁之化，不胜感激。第所证质，未免疏漏。详略不齐，疑义滋多。兹又选差内医院正尹知微随职前来，欲将舛误件疑，更为禀问。烦乞大部查照旧例，转行太医院衙门，并发门票，以便往来讲质。俾小邦得蒙博施之泽，不胜幸甚
。
在这一上呈礼部的公文中，崔顺立即崔顺利，尹知微的官衔为朝鲜内医院正
。在礼部同意行文太医院衙门，发给门票之后，尹知微才能出入方便向御医请质。《庚申燕行录》中没有记录该事的后续进程。李廷龟的这次出使是在庚申年（1620）4 月14 日入北京，所递交的公文当在此后不久，可能是由于当时明神宗生病，太医院忙碌而没有举行质问。其后明朝皇帝更替两次，两年后尹知微复以医事来请。从“礼部质问呈文”来看，在明末时期，朝鲜医者尚以中国医家为请教对象，抱持以求学的心态。使臣认为朝鲜的医术和方药基本依附于天朝上国。而到了清朝之后，朝鲜燕行的医官就不再自称小邦了，笔者亦尚未查到有关朝鲜医官前来质问医事的记载了。
燕行者在旅途中，对中国北方很多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春药方甚为恼怒。“自栅门至燕京，店壁村墙贴春药方文，其文淫爇悖乱，无所不至甚。作俑者当服上刑。”
之所以要求对到处张贴春药方文的人判刑，是因为这些文字淫爇悖乱，与儒家的儒雅典语、敦厚之言毫不相符。这是对儒家典范的一种抹黑，因此，激起了以儒教为立国立身之本的燕行者的极大反感。燕行者对动辄求药的现象也是颇为恼火的，视之为可笑、无礼和民风不驯的举动。比如，赵宪（1544—1592）《朝天日记》云：“初二日，甲戌，晴……守堡林□以下程求药。书云：‘吾夫人有某疾，愿得某药。’无礼如此。”
这位林氏就是许葑《荷谷先生朝天记》（中）所记载的那位“守堡官姓林者”，他为其妻子的病多次向不同时期过往的朝鲜使臣书证求药，被视为非常无礼之人。实际上，此事还有两点颇堪注意，一是林姓守堡官对妻子的病情是非常关心的，才多次向燕行使者求告。二是他所书写的过于直白，不符合儒家的书仪规范。又，金士龙在新隐胡家窝的一个小酒店喝酒之时，遇到了另外的情况：
有座右一卧人，举左足示之，足有瘇。其意以我衣冠之人，必有所见，出纸笔请书良药。余面赧手涉，无以塞其请。仆夫从傍告余曰：“此病牛角灸最良。”即书其言赠之。其人之子叩头深谢，以不受酒价为酬恩之资。余整容峻责，仍出门上马，行百余武（步），回顾店舍。其人瞪目望我，如有不忘之意，可笑
。
店中的这位患者将金士龙视为“衣冠之人”，请其赐予药方，金士龙将仆人告知的方法写出，获得了免除酒资的酬谢，以及患者之子的叩头深谢，患者及家属可谓感激之至。在他们出门之后，还眺望送行，竟然被金士龙当作了“可笑”之人。金士龙之所以觉得这等正常的回报“可笑”，一则是因为他这类的燕行者面对的求药骚扰过多，二则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北方的这些下层民众没有儒家教诲的仁义礼智，只有对朝鲜药丸的过度贪欲。面对这种常态的交往，落得“可笑”的回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除游览药王庙、药铺（药局）和阅读购买医书之外，燕行使者对太医院等官方医疗与慈善机构，也有留意。徐有素《燕行录》卷三详细地记载了太医院的建筑布局，还指出其内部的分科设置：“太医十三科，曰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疮科、疮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循元医学之旧也。”
太医院主要负责的是内宫与朝廷人员的疾病，而育婴堂、养济院则救助的底层贫苦百姓及其子女。李押（1737—1795）《燕行记事》云：“康熙又令各省别设育婴堂，人民贫不能抚养子孙者，许以收养，严禁遗弃途路者……而京师则养济院设于广宁门外，康熙特立碑。育婴堂设于广渠门内。”
对太医院这样的医疗行政机构以及中国的医药总况，李押的看法是：
太医院诸医皆是仕宦之人。方书则虽极赅博，药方则无非袭云林遗法，材料甚多，而分数极轻，实则似无深究医理者。锉药薄而且细，制法似精，而乡村则无非陈腐之料。针术尤无善手，其针比我国之制甚钝，故受针者颇以为苦，我人亦笑之。然我国针甚轻且尖，而此则实准于本分数而然矣。传者以为院内有古铜人，而初自海潮中涌出，以水注之，关窍毕通，可以考验针灸。其色苍碧，莹然射日云
。
所谓“太医院诸医皆是仕宦之人”点明了这一机构的政治属性，以及成员的典型官方色彩。其使命不是学术上的“深究医理”，而是仕途上的政治追求。中医的方书历来繁多，药方可谓不可胜数，但多为前人旧法，创新不足。锉药之法过于讲究刀工精制，所切之药甚于细薄，导致分数极轻与药效不足。与东国朝鲜相比，针术尤其下劣，且制针甚钝。由“我人亦笑之”可见燕行者认为中医的针灸远远不如朝鲜，燕行者心中的优越感是无疑的。
金景善《轩辕直指》卷六指出，中国“医药俗不甚尚，故间或有之，而卖药之法随种各封，已买而不用则还投药铺。此法甚好。医技以《东医宝鉴》为珍，书肆之刊行久矣，且有《济众新编》云。”
金景善认为中国的医药没得得到民众的崇尚和追捧，没有得到普及，而是“间或有之”，这与大多数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不高有关。在整体的学术体系中，医者占据次要地位。崔薄《锦南漂海录》中叙述了一段作者与陈萱的对话，“（三月初六日），（陈）萱曰：医道佛三法，贵国何重？臣曰：我国重儒术，医方次之。有佛而不好，无道法。”
虽然，学者们多认为崔薄的《锦南漂海录》不应算作燕行录著作
，但崔薄的观点无疑是当时朝鲜学者的普遍看法。朝鲜以儒术最重，其次是医学。其医学仅排在儒学之下，这与清代的“医药俗不甚尚”实际有着很大的不同。一则因为燕行者认为清代与明朝不同，不是以中华传统儒学为本了，而是在清朝贵族统治之下，被“狄夷之法”所取代。二则因为燕行者认为清代医官以仕宦为要，抛弃了儒家仁术观念所驱动下的“深究医理”。因此，在坚持儒术的朝鲜使臣眼中，中医是处于无所依附的境地，仅成了仕宦的敲门砖罢了。
无论是清心元、蟠葱散，还是苏合元，燕行者多承认是依托中医的古法而来。“余曰：‘多谢珍馔，谨呈丸剂数品。’淳曰：‘苏合元与广东所制同功否？’余曰：‘此亦依古方制之者耳。’”
在药物配制的几个层面，燕行者也认识到中土的一些特点。比如，金士龙（即金正中）《燕行录、燕行日记上下》对龙涎香的效果很认同，指出“香之为效，殆胜于东方俗医多矣。”
在卖药方面，中国除药铺标明药名方便出售之外，已买而未用过的药物，还可以退回给药铺。此一作法不见于朝鲜，故谓“甚好”。李田秀《入沈记》对比了中朝两地的药材及其切剉之法：
药材比我产皆逊，丸剂久为制置，生材亦皆剉藏，故耗泄之患亦应有之，至于切剉又皆极薄极细。剉茯苓者，薄如蝉翼，几乎暎物透见。剉法诚巧矣，而药力未必全也。但贴药制出之时，每种皆为别封，虽于临煎之时，欲为加减，亦不难也，此则胜我法者也
。
与李押的看法相同，认为中医的药材要逊色一等，其剉法诚巧而导致药力未全。但贴药别封的形式要好于朝鲜。李押《燕行记事》注意到了中朝两地的一种疾病差异。“勿论男女面麻者甚稀，其痘疹之盛不如我国耶。”
这说明中国的痘疹术比较发达，所以，痘疹没有像朝鲜那样普遍了。燕行者注意到中国北方还有其他的一些医俗，比如，怎么运送患者的方法。“又行见一人，高枕卧于平床，覆衾露面，如方寝睡，而四人各以大绳系之四角，肩担而行，谓是有病者。其行所取稳，胜于东俗乘轿，而但其所见殊骇甚。”
简而言之，燕行者所承认和罗列中土医疗胜于东国的，不过是一些细节或者外在的形式与方法，如退药、别封、痘疹、平床等，而在深究医理、道地药材、针术等内在的医学层面或领域，中国则远不如东国。
虽然多数有医官同行，燕行使团成员在旅途中常有病患，亦求治于当地或京城的医生。李承五（1837—？）《燕槎日记》中就详细记载了吴医敏中、太医院姚医来为德卿等人治病的过程。对这一过程，李承五有一段感慨：“今番之病，孤寄客馆，调治极难，幸遇吴医，医术精明，逐日来诊，竟奏其效，诚勤可感。”
其内心对吴医还是颇存几分感念之情的。燕行者对中土医家也常有怀疑之意，远不如在明代那样的信任和依赖。李遇骏（1801—1867）《梦游燕行录》（下）就有一次典型的记载：
风势稍定，船路少开，行中商车鳞次渡河。三使亦将以明早启行，而书状病势无减，闻此处有医称刘先生者，招来诊脉，其论症颇似近理，而命药与东医相反，断不可用。此见水土不同，人气相殊而然矣。因为一律曰：
东人来业土，尤觉信医难。
禀气殊强弱，论方异热寒。
安心终勿药，努力必加餐。
我谓君灵济，明当复起完
。
李遇骏认为这位刘医诊脉论症还可以，开出的药方就不行了，其原因是“与东医相反”，因此断不可用。所谓“与东医相反”，根源在于水土不同、人气相殊。一方水土用一方药材，其理固然不错，但在以往数百年间，朝鲜半岛的所谓“东医”基本上是依循中医的，从医理到医方概莫能外。李遇骏笔下的“东人来业土，尤觉信医难”诗句，非常典型地表明了在 19 世纪的中期，东人与东医对此土的中医已经难以像从前看重和相信了，中医的形象随同中国的形象一起在无可避免地滑落了。
燕行使臣对中国风俗的改变、中国人过于追求清心丸的不良现象以及朝鲜的医药情况也有冷静的观察，甚至有所反思。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之《玉匣夜话》中就指出：“燕京旧时风俗淳厚，译辈虽万金能相假贷，今则彼以欺诈为能事，而其曲未尝不先自我人始也。”
这是朴趾源对朝鲜人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还见于对朝鲜下人（“此汉辈”）使用托儿的诈骗手段神化清心丸的功效。在《燕行录全集》中，朴齐寅的《燕行日记》不仅揭露了清心丸的骗局，还表达了对朝鲜人“以假乱真”和“歇直乱卖”弊端的极大不满，以及对真真高丽清心丸能够作为“至美之物”的渴望：
彼人若逢我人，则必索高丽清心丸。若到请索地，免不得许给一二丸乃已，故燕行者必以此药随之。彼人亦知此药之有真有假，下人辈所卖虽不得不买取，然必以使臣槖里所得为真品。故沿路店站中妇女幼儿，及观光处僧徒游客，与夫阙中朝班里朝士大夫，不计修人事与否，必就使臣面前求索大人真真的高丽清心丸。至于裨将译官处所得，则犹不以为真品焉。盖彼人之心以高丽清心丸为贵者，惟其材料中人
（参）、牛黄以高丽所产为佳，且大豆黄卷尤独为高丽之所产故耳。北京铺肆中认牌上另书高丽清心丸之名，与广东药材、湖州笔、徽州墨齐名焉，岂不美哉！以此至美之物，苟无此汉辈以假乱真之弊，且无此汉辈歇直乱卖之弊，则优可为一段珍贵之物
。
李田秀《入沈记》对清心丸的造假以及华人如此追捧之风气也进行了反思：
我产所爱者，即米纸扇布疋衲药果塩脯蜂蜜柏子清心丸，而丸药易带易售，尤为便用，故三房干粮、一行上下，无不带入。游玩阻档之时，生面初逢之际，一出给之，不问真假，笑容可掬，可知其酷好也。是故近来所入去者，无一真品，只有外衣之金箔而已，合制药料不问为何物，丸数转细有如梧子大者，西路之人多有以造清心丸致富者。寻常交易，亦当诚信，而至于药料，乃是托人生死，而肆然相欺，如此无忌，为政者所当严防而亟治之也。然而此方本自中国出，而今反求之外国，如此其贵，一番被瞒，容或可也。年年如此，年年吃欺，近来则多骂其诈造，而终亦珍贵之，诚未可晓也。今行则御赐清心丸五剂四百丸，吾躬自监制，连蜜重分作六百余丸，入栅之后，常带十余丸在身边，而给人每多不信其为真者，盖屡次被欺于我人故也
。
李田秀认为寻常交易的都应当以诚信为基础，更何况是托人生死的药丸，更不能造假作伪，对肆无忌惮的公然欺骗，政府应该加以严防和亟治，不再容忍这种现象出现。李田秀尤其难以理解的是华人对这种源出本土之物，“反求之外国”，而且把造假之物当作珍贵的宝贝，明知受骗却还年年情愿吃欺。这种不符常情的状况居然存在于清朝北方的整个社会阶层之中，这深刻地反映了华人（多民族）某种程度的劣根性早已存在，至今仍未能彻底断根消除。李田秀还对华人办别清心丸真假的方法做了辨析，指出其法根本上就是无用之术：
华人办清心丸真假之术，握之良久，掌有凉意则称善丸，热掌如旧者掷之云，而清心丸虽有清剂，握之岂有生凉之理也。恒代之，丸入掌必温，久劳之手握丸易凉，专用此辨斯彼屡哄
。
既然华人自愿受欺，乐此不疲，那么，由此种行径导致的华人形象自然在燕行使臣的心目中就不会太高大了。
与一般的燕行者贬低中医并抬高东医不同，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有两处对东医是持批评态度的。卷四《口外异闻》中的《东医宝鉴》条，叙述了该书在清朝刻版印行和贩卖流传的情况。朴趾源指出：“我东医书之入梓于中国者甚罕，独《东医宝鉴》二十五卷盛行，板本精妙。我国医方未广，乡药不真。”《东医宝鉴》虽出自朝鲜，但一般的民众家中难以拥有，朴趾源就承认“余家无善本，每有忧病，则四借邻闬。今览此本，甚欲买取，而难辨（办）五两纹银，赍怅而归。乃誊凌鱼所撰序文，以资后考。”
朴趾源在北京的书铺中看到的这一套《东医宝鉴》，他也无力购买，仅仅抄录了凌鱼的序文而已。这说明凡是大型的医书在民众层面的影响是有局限的，不可凭空夸大。《热河日记》卷五所收的《金蓼小钞》，叙述了朴趾源在北京了解的一些新书名以及西洋医药知识，并对朝鲜的医药状况作了一番评论：
吾东医方未博，药料不广，率皆资之中国，常患不真。以未博之医，命非真之药，宜其病之不效也……偶阅《香祖笔记》，得其所录《金陵琐事》及《蓼洲漫录》。其元书未必皆医方，而贻上所录，俱系经验……余山中无医方，并无药料，凡遇痢疾，率以臆治而时偶中，则今并录于下以补之，为山居经验方
。
朴趾源是朝鲜著名的实学家，他对中国的观察几乎是全方位的，与以前仅关注典章制度、山川文物的前辈大为不同。而且，他的心中虽然还眷眷于明代，但也不再单纯沉浸在视清朝政权为蛮夷而朝鲜为中华文化之根这样的盲目乐观和自大的思维之中，因此，他才可以对清朝与朝鲜的一些实际情况作出清晰的对比和判断，从而为正确认知双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文所述，清朝人士在向燕行者求索清心丸等药物时，表现五花八门。有些人还是在求药时有所回报，并出手阔绰，体现出人情宽弘的特点。（卢沟桥）“桥傍有天将庙……松园出清心元三丸赠守庙道士者，其人以青黑膏药报之。”
又：“其人首肯，旋出一纸，对开，见包一黄胶，问何物。答鹿茸胶。既承盛礼，敢此回敬。盖答前日药扇。”
又：“十三日……晓起，赋一律赠刘翁，诗见诗抄。上品清心丸拾个，使张镇邦往传矣。其大夫人招见镇邦曰：‘使行大大人为此老贶神药，多感动念，无限称谢。’少间刘送其子相别，约以回路馆于其家。行索萧然，猝难搜得他物，以箱中携来丸忌略表情。刘家老少如是致款，可见中国人情之宽弘也。”
凡是有所回报，并且能感动燕行者的，多半是通诗文的士人或官宦之家，或者是地方上的士绅。
不过，有很多华人常常失去礼仪，没有自尊，为求一丸而让人生厌。申佐模（1799—1877）《燕行杂记》记载有人在书信中写出了“素知上国之清心丸极妙，敢祈惠赐”之句
。朝鲜作为藩属国，清人最客气的称呼是“贵国”，燕行者常称朝鲜本国为“东国”，多不再称“小邦”，而称清为“上国”。此处居然有清人称朝鲜为“上国”，可见其为了追索清心丸，几乎到了颠倒国体主次的地步。“高丽虽曰东夷，衣冠文物皆仿中国，故有小中华之称矣。”
朝鲜使臣在清初是以保留了中华衣冠文物而自豪。朝鲜由“小邦”“东国”变为“上国”，不是朝鲜自身有多大的变化，而是清朝某些士人的心态变了。个体的贪婪之心掩盖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岂不悲夫。
讨清心丸时，清人不仅有称呼上的变易，而且拜谒的仪礼之变，更是直观地体现了他们的心态。朴齐仁《燕槎录·燕行日记》中记载了在栅门巨富哈福金家的延昌铺中，一位小儿的举动：
有人指导至前曰：这位面前叩头，叩头即拜谒之礼也（华音谓叩头），而但屈一膝、头一叩而已。盖其拜法，本自如是。初不识拜手稽首折腰屈膝之制，岂其周孔制礼节旋仪文如是也。其必满人拜套只用一膝也。第其拜迎款接之意，要在讨得清心丸药。彼人之酷好丸药不啻过于他人，而且我人之过去也，每见贻赠故也。乃以一丸给之。且能双手擎持点头叩谢，以致感颂之意
。
又有十余岁小儿，即是小儿孙儿也，见客来，亦屈一膝拜谒于前，又以一丸清心给之……此极对客进茶之礼，膝也，非徒进茶之节，如是茶僮之意，亦专在于清心丸不获已，每给以一丸，遍览即毕
。
朴齐仁很敏锐地观察到了小儿行此大礼的义涵，并将其联系到周孔礼制与满人拜仪之上。小儿的举动是由大人引导的，大人可以为了专讨清心丸，而置维持社会秩序的周孔礼制于度外，这正是当时驱求实利而不顾礼制的一种缩影，礼崩乐坏盖其时乎！
朝鲜入京使臣队伍中有不少的医官或者医员，他们不仅要照料那些途中的患病同僚，而且还被邀请诊治沿途或京城中的官员，乃至旅途中的普通百姓。那些对医学有一些了解或者感兴趣的使臣们，在与明清民众的交往过程中，常常涉及医学知识的互动，包括新的图书、药物、疗法与习俗等，特别是那些新奇的、疗效广的可入药之物，比如，吸毒石、鼻烟药
、清心丸、落花生、吕宋果（苦果）
等。燕行使臣们的著作中，不仅有医官或者医员名录、他们的治疗事迹、对沿途的疾病情况、医疗设施、药王庙与药物也有认真的关注，以及普通民众对朝鲜医家和特效药物的态度等。这些记载对理解当时的医疗社会史是非常重要的。燕行使臣不仅与欧洲来的耶稣会士在北京会面，相互交换吸毒石、苦果与清心丸，而且在与俄罗斯馆人员的交往中，了解到一些俄罗斯的医学知识
。
明清士民对朝鲜医疗习俗的追问、对朝鲜医书的刊刻与销售、对以清心丸（“真真高丽丸子”）为代表的药物等趋之若鹜的热捧，不仅使以往中朝医药交流活动的主客易位，而且医事中的文化认知隐含了双方长期以来的中心与边裔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偏差。换言之，在朝鲜使臣的心目中，从政治而言，清朝还是宗主国，朝鲜还是朝贡国；而从文化而言，清朝已不复中华雄风，华夏文化的真核反倒在朝鲜半岛。因此，揭示这种心态的变化，对理解中朝医学交流的轨迹，尤其是理解前近代东亚的文化格局与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