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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五年夏末（1820 年 9 月 1 日，本文括号内的日期均为公历），当朝皇帝颙琰在热河突发疾病，于翌日去世，又 2 日，清宣宗旻宁承继大统，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君主，年号道光。在迎接道光时代来临的日子中，全国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丰乐祥和，一幅岁月静好的图景。然而不曾想到的是，一场该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瘟疫却悄然登场了。在此后的数年中，这一据称自闽广地区由海路传入的疫病迅速蔓延，酿成了一场几乎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巨大灾难。真性霍乱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周期性流行序幕亦就此拉开。
放眼历史，这似乎不过是众多瘟疫中的一次，不过其显然并不寻常，不仅是全球性的真性霍乱在中国的第一次大流行，而且还提前预警了中国历史的大变局。对于这次瘟疫，学界已有不少的关注，程恺礼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这次瘟疫的性质、流行状况以及前因后果做了富有价值的探讨
，但尚未见从全球视野和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脉络双重视角来对此展开探讨的成果。故此，本文将这次瘟疫置于贯通古今中外的链接点上，进行全景式的梳理和解读，不仅试图藉此来呈现大变局前夜中国社会的状貌，探究中国社会的自身的脉动与遭遇“现代”的尴尬，同时也希望通过观察具体历史时空中人们的瘟疫反应来历史地省思瘟疫与人的关系。
瘟疫作为一种具有较强流行性的传染病，不仅古来有之，而且在清朝的历史上似乎更为频繁。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然而自嘉庆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却再无大的天灾光顾，社会稳定，民情祥怡。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人们实在很难预料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悄然在海外酝酿并日趋逼近。而且，当时的人们大概也不太会意识到，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和海外交往的日趋增多，中国已在不期然中渐渐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
数年前，即 1817 年，远在南亚次大陆的加尔各答腹地爆发了一场严重非凡的霍乱。霍乱在印度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性传染病，长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是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别关注。关于何以这一地方病在 1817 年时忽然变得空前严重，迄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一般认为当时气候的变化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然环境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
当时，离所谓的近代开埠虽然还有些时日，但在中国沿海，舳舻相衔，帆樯比栉，已颇有一派繁荣景象。受清朝闭关锁国观念的影响，以往学界对清前期海外贸易与海上交往多有忽视。然而近三四十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揭示，清前期的海外交往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较宋明两代均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乾隆中期以来，对外贸易额呈持续增长态势
。进入 19 世纪以后，尽管中国的远洋帆船航运业，已出现衰败之势，但外国来华船只则明显增加，乾隆中期平均每年有 28．9 艘，而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仅英国进入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达 54 艘
。可见，随着海外贸易特别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沿海与印度以及东南亚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不仅如此，清代国内的帆船航运业，无论是沿海还是内河航运也一直维持着持续发展的趋势。据估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沿海商船总数在 9 000 ～ 10 000艘，总吨位在 150 万吨左右。其中江南地区的上海港，每年的进出船只不下 300 万吨（包括内河航运），已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此外，宁波港也相当繁忙，1840 年前每年来往海船就有一千数百艘
。
以上这些现象，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嘉道之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却把它们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气候突然变化使得印度的霍乱变得空前的严重，同时借助当时日渐频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区域来到中国，并藉由中国近海乃至内陆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国沿海进而在内地迅速蔓延。
这场即将到来的大疫，我们一般称之为霍乱，而且往往称其为中国第一次真性霍乱大流行。现代医学中，霍乱（cholera）是指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含有该细菌的人类粪便污染的水和食物进行传播，其临床症状为剧烈水泻、呕吐及肌肉抽搐等，是一种致命性极强的传染病。
然而，“霍乱”在中国的文献中却不是一个新病。早在《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中就有“土郁之发，民病霍乱”和“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等记载
，张景岳注释说：“挥霍撩乱，上吐下泻。”
另外，又有干霍乱之称，用来指称霍乱中症状严重紧急的病症
。那么，这场被人称为霍乱的大疫，与传统文献中的霍乱是否是同一种疾病？
对此，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医家就鉴于传统文献中霍乱几乎未涉及传染性，并通过对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辨别，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肠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从印度由海路传入
。不过也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范行准据涂绅《百代医宗》的记载，认为真性霍乱“在 16 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
。对于这一论述，单丽的最新研究通过对范行准所引用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分析，认为该观点并不成立，涂绅所言疫病并非霍乱
。另外，程恺礼曾比较细致地梳理了 19 世纪在中国的西方医学传教士对这一问题不同的意见，其中也有部分传教士认为两者可能是同一种疾病，而且它较早已经出现于中国
。对于这种说法，程恺礼表示出谨慎的怀疑，而笔者则在程氏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辩驳，认为其依据的传统文献对这一疾病重视以及两者治法类似这两个理由并不能表明两者为同一种疾病，因为霍乱虽然在传统医籍中时有出现，但显然不是特别受关注的疾病，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医籍中的霍乱不仅未涉及传染性，而且还伴有腹痛，与真性霍乱不同。至于治法类同，异病同治是中医的常态，即使现代医学对于急性肠胃炎和真性霍乱的治法也比较一致
。
由于传统时期缺乏现代的检验技术，要科学地确认古代疾病与现代病名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大可能，不过就上面分析来看，我们应该可以倾向于认为这次大疫是一种外来的新疫，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当时社会全然无措的反应（详后），以及如此烈性的传染病若真的已经传入，应该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就更足以支持我们相信这次大疫是外源性的新疫病。
那么，这场大疫又是何以被称为霍乱大流行的呢？或者说这次全球性的Chorela疫情为何会以“霍乱”名之？其实，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对此并无比较统一的称呼，而且也很少直接称其为“霍乱”的。比如常熟的郑光祖在瘟疫发生后不久称“两年来，论是疫者不一其说，治是疫者亦不一其方”，他将其称之为“蛣蛛瘟”
。不过更多的人则以“痧症”名之，比如天津医生寇兰皋针对这次瘟疫撰写了《痧症传信方》一书
。当时南京著名士人甘熙也称当年“痧症大行”，“名曰穿心痧”
。同时，因为该病有吐泻加手足拘挛转筋，两脚麻缩的症状，所以又有“吊脚痧”“脚麻痧”
的称呼。“痧”是始现于明代、至清代变得十分常见的一种疾病名称，不仅使用范围广，而且运用灵活、内涵也不甚确定，大体上是指“痧毒”内侵，邪气郁遏一类的疾病
。传统“霍乱”中的“干霍乱”，因为“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所以俗称为“绞肠痧”
。不仅如此，这一疫病因发病急促，“骤如霍乱”，加上有转筋的症状，也有称之为“霍乱转筋”
的。而且因为其与传统霍乱均有上吐下泻的症状，故而也容易令人做此联想。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著名温病学家王士雄，他认为吊脚痧不过是“霍乱之剧而转筋者”，这一俗称，“以其上吐下利之后，筋转于腓而动掣，与呼干霍乱为绞肠痧，同其比喻耳。”
并比较快完成了后来广具影响的《霍乱论》一书。这些使得后人比较自然地利用传统的霍乱之名来指称这次大疫，并将chorela翻译为霍乱。
这次疫情多认为起源于南亚或东南亚，借助日渐频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区域来到中国，并藉由中国近海乃至内陆交通迅速蔓延
。程恺礼根据井村哮全从地方志中搜集的疠疫资料制成了“1820、1821、1822 年的霍乱流行病”图
。从中可以看出，这场大疫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同时黄河、长江流域及运河沿线也有流行。
1820 年，这场霍乱首先在广东登陆。除侵入广州、澳门等珠江口地区外，同时蔓延至潮汕地区的澄海、海阳、揭阳并造成严重流行
。这应与当地与海外密切的商业往来有关。海运大港是霍乱流行集中之地，而恰恰珠江、潮汕地区海港密集，加之潮汕人多地少、粮食匮乏，不仅需要输入粮食而且大量的人口还前往泰国等地谋生，因而成为霍乱最早传入地和易被海外流行波及的地区
。至当年秋冬两季，与粤北接壤的湖南、江西、福建南部府县接连出现疫情，大有区域性爆发的迹象
。同时，霍乱还在江浙等沿海登陆，宁波府的鄞县、慈溪、定海、象山，太仓州的镇洋、嘉定，松江府所属各县及苏州府的昆山、新阳等地出现
。此外，山东青州府、河南陕州等内河航运沿线也有零星疫情流行
。
第二年，即道光元年，入夏后，疫情卷土重来，并迅速蔓延，进入疫情高峰。先是福建近乎全省霍乱流行，涉及福州府、泉州府、建宁府、兴化府、漳州府
。同期的江浙两省也再次大规模爆发
。在华北，霍乱的发生流行与大运河息息相关，当年山东的霍乱流行是由运河逐渐向运河两边地区扩展，首先在济南府、武定府流行后，由陆路传至东三府（青州府、登州府、莱州府），而后借助运河及陆路双重渠道传布河北，继而在七月中开始在北京肆虐并向东北作线状传播
。另外，霍乱向内陆转移的趋势愈加明显，河南、山西乃至陕西多地均出现了较严重的霍乱流行。道光二年，霍乱强度相对减弱，但并未完全结束，南方沿海地区依然较为严重，即便到了道光三四两年，各地仍有霍乱散发
。
总体来看，本次霍乱由广东、福建通过海上交通北上到达江浙，并从江浙沿着运河、长江和黄河等交通线，继续向北、向西蔓延，几乎传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沿海登陆并沿水陆两路特别是水陆交通线传播的特征非常明显，为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更具体地看看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情形。
在松江、太仓地区，也即今天的上海地区，霍乱并没有首先出现了府城松江，而首先在当时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登陆，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蔓延。向西至青浦、华亭等地，向西北传入嘉定、镇洋、昆山、新阳等地（唯宝山似乎幸免），并跳跃式地延及无锡、金匮，向南传至川沙、南汇、奉贤、娄县、金山等县，并于初冬在嘉兴全府和湖州乌程及归安流行
。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区重新发作
，宝山未能再次逃过，并继续通过长江、运河、太湖等水路及陆路向西、北流传，苏州府属各县无一幸免，其他如运河、长江，太湖周边各县基本全部波及。疫情基本以近程传播的方式向外扩散，有疫地区大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及内地一些重要交通线上或周围，浙西西部、江苏宁镇（江宁和镇江）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区的大多数县均未受到影响
。病菌登陆后，虽然存在着陆路传播，但内河航线仍然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对这次疫情的描述，虽然不同文献有所不同，但大体上都会谈到“吐泻”“四肢厥冷”“四肢拘挛”“通身麻木”“足肚筋转”“传染无已”、起病“骤如霍乱”和“幼童多不病”等现象
，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古典型真性霍乱的特征。
这一瘟疫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当时的文献中，留下大量“死者接踵”“全家俱毙”之类的记载，据笔者的研究，在这次瘟疫中，在江南灾情严重地区的死亡率在 8％左右，不超过 10％，而一般地区，在 5％以下。仅受灾比较严重的苏州、松江和太仓地区，疫死人数就至少在 50 万以上
。这一数据，虽然不像欧洲黑死病和美洲天花那样夸张，但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已经十分恐怖了。
在一般的印象中，当时的中国，尚是一个闭关锁国、相对封闭的东方大国，朝廷和士人也往往以“天朝大国”自居。但在当时爆发的国际性的首次霍乱大流行中，中国显然并没有因为“闭关锁国”而幸免，兴起于印度的霍乱很快伴随着欧洲人主导的国际经贸往来而很快在中国南方多个沿海口岸登陆，并流布全国。这场瘟疫的爆发，似乎清楚地表明了，尽管当时可能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感觉到，但实际上中国已卷入到全球性的经济贸易体系之中，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沿海口岸与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已经存在相当密切的人员和物资流动。否则，这场国际性的瘟疫可能也就不会很快传入中国，即便传入，大概也不会首先在离东南亚、南亚距离相对较远的东部沿海爆发。可见，这场瘟疫的爆发，首先源于当时的中国业已不自觉地被纳入全球商业贸易网络之中，并与外界有着颇为密切的往来。
其次，也跟当时的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十八世纪以降，中国人口剧增，人口密度从清初的每平方千米不足 10 人，增加到 1820年的近 40 人，而东部的江浙、山东等省均在 200 人以上
，江浙两省核心的江南地区，更高达 596 人
。与此同时，随着全国市场体系的形成和交通的日渐完善
，各地特别是运河及长江、黄河等沿线，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日渐密切。这次大疫在沿海地区登录后，能迅速传遍大半个中国，显然离不开上述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此外，这次大疫虽然传遍各地，但显然在江南和华南等地危害更为严重，而且，这次大疫尽管在三四年后逐渐熄灭了，但霍乱从此留在了中国，也同样更多地流行于东部沿海特别是南方地区
。这应该不仅是因为霍乱发端于这些地区，更重要的还是与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生活习俗有着重要的关系。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大都爆发于夏秋季节，主要通过食物、水和接触传染，江南、华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有利于其滋生流行。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此外，嘉道以后，全国环境不断恶化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例如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对山林的滥垦，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一定程度上均减弱了自然界对社会污染的自净能力。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虽然与霍乱在江南的出现和反复流行并不直接相关，但无疑加剧了其在该地区的蔓延和肆虐
。
对于瘟疫这样一种古老的存在，到清代，人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举措，这些应对虽然说不上多有效，但时代常有，而且从经验上看，似乎也不至于引发统治秩序上的严重后果，所以一般也不会成为朝廷宵旰忧勤的对象。当时从朝廷到地方官府，均未有对于瘟疫的救疗制定什么法规制度。不过，瘟疫既属灾异，所以每当发生，无论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往往都会在“仁政”的名义下采取一定的举措，比如设（医）局延医诊治、制送成药、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医方、掩埋尸体、设置留养和隔离患者的场所和局部的检疫隔离等
。
士人对这次大疫留下了相当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虽然也多有行动，似乎很难说特别重视。在疫情最严重的七八月，在《宣宗实录》中留下了 4 条有关救灾的上谕，其中七月甲戌（二十六日）条要求相关衙门“俱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设局散给棺槥，勿使暴露。”
另据王清任的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
。可见，救疗力度还是不小。不过相较于当时救济其他灾荒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两的拨款，显然也算不上太大的事。而且这些举措也主要针对京城而采取，对于其他比京师疫情更严重的地区，似乎并未见道光做出直接的指示。而地方官府似乎采取的举措也不多，像在疫情严重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最高的江南，官府也虽有行动，如在常熟，疫情发生后，刘姓知县“出百金合药普济，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药”
，不过总体上这类的记载却明显稀少。个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传统的救治方法，对这一独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对于瘟疫强力、迅速的传染性和杀伤力，这种救治也就很难对时人产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该瘟疫的凶猛和前所未有，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手忙脚乱、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妨碍了进一步救治措施的举办。
从当时的文献中，我们看到的确是更多的民众的惊恐和无措，比如，在宝山，“好善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
在天津，“人心惶惶，各不自保”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惊恐和慌乱，虽然也多会采取种种自救的举措，比如，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但似乎让人感到不过是应急自保或病急乱投医而已，究竟能产生多少实际的效用，似乎很难评估。
不仅如此，这次还让对瘟疫并不鲜见的时人感到困惑。首先，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这次大疫来到时，明明是承平丰乐之年。其次，在时人的经验中，疫疠“所行之地，远不过数百里，从无延及各省者”
，然而这回，“瘟疫流行，几遍天下”
。再次，该疫发病之暴烈、症状之奇特也令时人甚感恐惑不解，在当时的记载中，像“顷刻殒命”“即刻毙命”“不逾时而死”之类的用语随处可见。最后，在瘟疫传染过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也让时人产生种种猜疑，而当时又缺乏有针对性的可靠解释，造成流言飞舞。例如，当时到处传言西瓜藏毒致疫，“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
，“食西瓜者即死”
或“惟是西瓜中切出蚰蝎”
等。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时人又对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再加上传统的救疗方式很难取效，如此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时社会充斥着人人自危、惊恐无状的恐怖气氛。当时之社会，“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丰都地狱”，“啸樑啖室，草木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
，而且这种气氛迅速扩散，弥漫着整个大江南北。
由此，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这次大疫实乃是超出时人经验和记忆范围的一种新疫病，故而，尽管我们尚无法完全否认真性霍乱此前已经存在于中国，但至少从当时人们对于疫情的反应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霍乱、全新而且凶猛异常的疫病。
瘟疫是人类的灾害，但也往往是历史的推手。霍乱的世界性流行，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经济凋敝，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的痛苦和灾难。面对这一新出现的瘟疫，各地在经历了最初的惊恐和无措后，也逐步开始努力去认识和控制它。在欧洲，广泛流行的霍乱，不仅引起了医学界瘴气学派和接触传染学派的论争、新式卫生保健法的陆续出炉，还直接促成了英国新下水道系统的建立，对于现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生机，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那么，古老而被认为衰败的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若以现代和全球的视角来观察，19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已然处于一个即将到来的急剧动荡时代的前夜，事后想来，这次捷足先登的霍乱大流行，或许就是一种上天的预警，然而身处时代中的人，没有也不太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然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应对不时出现的变乱和灾难。相较于西方的革命性进步，中国社会尽管同样遭遇了严重的灾疫，但显然没有以此为契机促发人们去更新疫病和卫生观念，发展出现代性的卫生防疫机制
。但当时的清朝是否就是一个停滞、腐朽的帝国，对于这样的刺激无动于衷呢？显然也不是，其实站在当时中国的立场上来看，人们一直在努力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全新疫病所带来恐惧和慌乱，只不过其努力方向并不是机制和理论上的突破，而主要表现在医疗方法的改进，希望通过认清疫病的性质（寒热）、改进疗效来减轻疫病的危害。
传统文献中对于“霍乱”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在此前，专门的论述并不很多，更没有专著问世。然而，在此次大疫之后，医学界很快做出了反应。寓居京城的名医王清任在道光十年（1830）出版的《医林改错》中就对这一疾病做了论述，将其称为“瘟毒吐泻”，认为该病在不同阶段有寒热之分，关键在于解毒，解毒则以活血为要，可采取针刺放血或服用解毒活血汤等治疗方法
。两年后，天津的寇兰皋有感于这个疫病的新奇凶险，而现有的医书难以适用，“采择古书所载及今人所传之方，并刮痧、放痧诸法，皆已经效验者，汇为一册”，撰成《痧症传信方》。他认为该症属于阴毒寒症，多主张采用辛温芳香之剂加以治疗。不过他并没有对该病的性质进行探讨
。
稍后，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于道光十九年（1839）刊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霍乱论》
，20 余年后，经过修订，同治元年于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
。此后，相继出现比较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咸丰十年，1860）4、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1888）
、许起《霍乱燃犀说》（1888）
、田宗汉《伏阴论》（1888）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
、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1902）2等。这些的著作的撰成，无疑与当时霍乱的凶猛和不时流行有关。
真霍乱的流行和中医学界的应对，为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并发展出对新疫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霍乱刚刚出现时，社会一时出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景象，但不少人仍留下了诸多对疫病症状颇为准确的描述。疫灾过后，一些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原理与疗法。道光十九年（1839），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作区分，但他在论著中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寒霍乱的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
。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辨证》一书，对真霍乱作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
。此后，嘉兴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出典型、准确的描述，还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这里指的应是中国传统的霍乱，约是细菌性食物中毒或急性胃肠炎）作了比较
。同治元年（1862），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然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但其已较为准确地认识了当时瘟疫的性质，而且以自己深厚的温病学理论素养，做出了理论阐释
。
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 40 余年的时间，国内的医学人士已在既有医学认知框架中完成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不仅如此，霍乱还促进了一些新的卫生观念的形成。自真霍乱传入后，清人逐渐认识到水质污染与蚊虫叮咬也可导致疫病的传染
。例如，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一书中就曾提及苍蝇致疫，并进而提出了驱蝇避疫的新思想
。此后不久，王士雄也明确指出了环境污染与疫病的关系
，并针对具体情况，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部分要求
。这些认识虽然没有直接催生出现代卫生观念和机制，但对于晚清以降国人理解和积极引入西方现代公共卫生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
。
民国初年，著名学者章太炎曾就霍乱的治疗回忆道，他十六岁时，曾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症，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
。由此可见，近代中医在应对霍乱上早已没有当初的慌乱和不知所措。不过，随着抗生素的发明和现代医学的进步，这样的努力和推进，却又变得不再具有现代意义。若从现实治疗的角度而言，自然如此，但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其所展现的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活力，更有人类积极向上的人性价值和力量。
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各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就愈容易越过原有的地理界域而远播各地，人类共享同一个“疾病库”的程度也便越发加深。在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烈性或急性传染病中，真性霍乱是较晚一个加入世界性疫病行列的成员。尽管这场发生在嘉道之际的大疫在人类乃至中国的疫病史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个案，但它显著地体现着国际交流日趋加强的时代背景，亦是疫病国际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疫病国际化的背后，则是中国社会自身的演进，无论是霍乱大流行，还是此后的鸦片战争，都离不开因国际经贸需求中国被动地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这一重要因素，显而易见，没有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大市场的存在，这一需求也就不会存在。不仅如此，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国内市场体系的日渐形成和发展，以及广大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习俗，也为真性霍乱在国内的广泛而快速的传播和肆虐以及从此留在中国成为影响巨大的新瘟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自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后，中国人民便开始经历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而霍乱的提前到来，似乎提前向中国预警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若以后见之明来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当时的中国社会其实均已站在需要变革的十字路口，然而，身处其中的时人，虽然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场瘟疫的怪异和恐怖，却几乎无人能看清其背后汹涌的时代大势。
当时的人们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对其展开有效或无效的应对，也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推动对这一新瘟疫的认识和防治。虽然这足以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完全是个停滞没落的社会，而依然有着自身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在世界另一方的欧美，则正在以现代更有效的理念和方法来应对这一新疫病的冲击，并最终推动了卫生防疫机制的重大发展，进而通过公共卫生机制将世界更深入地联系了起来。就此比较，尽管晚清国人的努力不无成效，但似乎也早在与西方的对比中失去了现代价值，而且由于缺乏对于时代变革的敏感，而失去了开创新时代的机会。那么，从这一个案出发，除了再一次让我们重温了一个老大帝国的败落，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首先，探究这一案例，当然不是要简单地批评时人缺乏时代变革的敏感性，而是希望通过事后的反思提醒人们更多地关注瘟疫的时代意义，瘟疫固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它绝非单纯的天灾，可以说主要不是天灾，而是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聚集的结果，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思考社会问题、矛盾乃至发展态势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人类的敌人，要加以征服的对象，而更多地去关注其作为警示性力量的意义，或许就可以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考。同时，当时中国社会应对上的失败也给我们今天的省思提供了教训，面对这样的纷繁复杂困局，没有思路和格局上的提升，即便是积极的应对，也难以迎来真正的成功。
其次，尽管站在现代和科学的立场上，当时人们对瘟疫的应对，以及此后在医学治疗上的推动，都已不值一提，但若历史和人文地来观察，这些显然都是富有价值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不仅治疗技艺的推进至少可以挽救更多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健康照顾，而且即便是所谓那些祈禳之类的科学上的无效应对，也会对稳定民众情绪、安慰人心产生积极的意义。这一情况，其实即便是现代社会也依然存在。这就提醒我们，瘟疫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问题，同样还有社会的健康问题，瘟疫的应对需要看到社会文化的力量，仅仅依靠现代的医学和卫生是远远不够的。并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医学的进展的意义何在，在现代的疫病防治中，中国传统文化和医疗资源是否还有值得进一步的挖掘的价值？
最后，瘟疫与人类同在，我们谁也无法预料下一次它会何时出现，又会以怎样的方式登场。瘟疫在当代世界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至，促动我们更深刻地去感知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科学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尽管有可能让我们通过不断推进人类对瘟疫的有效应对，尽可能降低瘟疫的个体生命和健康的危害。但似乎改变不了的，是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冲击。以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我们可能从百余年前的疫病中无法获得超越当前的、先进的治疗经验和防疫经验，但个案历史的呈现却使我们从中更好地反思人类与病菌的共生共存及疫病侵袭下的应对逻辑。促使我们去体会和省思，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以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态度尽可能从容应对，如何以人类的智慧去照拂科学与理性之光难以达到之处，超越种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现实困境。
[1] 参阅Yu Xinzhong，“From Avoiding Disease to Preventing Disease：The Evolving Concept of Disease Response in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47，No． 4，Summer 2014，pp．38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