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战国中后期的诸子之书中，《鬼谷子》可谓是一枝独秀，广受追捧，且追捧者往往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就，名利双收，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
原因无他，《鬼谷子》写的是研究人心并征服人心的学问，是摄心之术。
换个复杂的说法，在中国人的写作史上，是《鬼谷子》第一次有系统地分析了人何以为人的心理机制，并在充分探讨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整套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控制对手的实用技巧。
这些技巧其他学派没有掌握，更没有形成理论以提供支撑。
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人心并征服人心？
这个要从中国的天下治理模式说起。
从大禹治水有天下，到武王伐纣得天下，渐渐形成一个社会治理体制，即王、公、卿、大夫、基层官吏、平民到佃农。
这个体制形如金字塔，到周初时被周公用礼、乐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形成了雷打不动的封建礼乐制度：一王、三公、九卿、诸大夫、乡里（基层）吏员、平民、佃农。如同印度种姓制度一样，这个体制将每一个人的社会位置从一出生就固定下来，并称之为天命。
在这个体制中，王仅一人，为天之子，地位至高无上，三公、卿相等，为王之臂膀股肱，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依次类推，层级越下，人员越多，地位越低，直至毫无地位可言。
人的尊卑、贵贱由此产生。在上位者尊，尊者贵，贵者大，称大人。在下位者卑，卑者贱，贱者小，称小人。
作为天之子，王权至上，王是真理的化身，王拥有生杀大权，王决定所有臣子的生死福祸。王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王意为天意，臣违王意，甚至犯王忌，无论动机如何，都要受到惩罚，甚至招惹杀身之祸。
在这种体制之下，王若明，则天下被福；王若昏，则天下历劫。
《史记·殷本纪》记下一则悲伤的故事：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这则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式天下治理的体制之殇。微子知王不可谏，置国家于不顾，保身遁离。比干效忠，则被破腹剖心，死于非命。
对于比干的死谏尽忠，后世儒者是敬仰有加的。儒圣孔子在过其墓时，就下车步行，双手扶轼，极尽恭敬。
然而，从为人处事来看，比干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一个犯颜直谏的忠臣虚名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做到。于王，他因谏而死，他的死却未能起到谏的作用，纣王依然如故，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变不说，反倒是变本加厉，终至殷商失掉天下；于社稷，他的死非但无助，反而加速了殷商天下的崩塌；于家人，在他死后，他的家人，甚至是族人，无不四处逃亡，活得战战兢兢，连有孕在身的夫人也逃亡于野，在长林的石洞里为比干生下一个遗腹子。
换言之，如果比干不去死谏，而是利用别的办法，譬如曲谏，或暂时不谏，设法活下来，以他的德望与才华，武王伐纣或将推迟，甚至不敢生心；纣王不会落下杀忠良取人心的万世骂名；他的家人与族人也将能从容生活，波澜不惊。
我们在前一章里讨论过，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术，研究的无不是人学，即人际关系学。面对这种金字塔式设计的君臣治理体制，尤其是面对昏君当朝之时，中国的百家之学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如比干之死，儒家之学提倡“杀身以成仁”“见危致命”等处世操守，不知害死多少刚勇儒士，牵连多少无辜生命。大凡犯颜直谏、抗命上疏者，轻则受谪被贬，重则脑袋搬家，甚至有如方孝孺这般因愚忠前朝而搭上十族性命的。
相较比干和方孝孺，战国中期的孟轲遇到了好辰光，列国君主礼贤下士，不用再担心脑袋搬家的事了。
然而，孟轲成功了吗？没有。
孟轲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因为太有才，因为太气盛，因为太能辩，因为不解人心。早晚阅读《孟子》，在下都会油然生出无限感慨。书中的孟轲舌功极好，任何国君见到他，无论说出什么，都会被他怼得哑口无言，唯唯诺诺。
孟轲的这般怼法，赢的是战役，是局部，输的却是战略，是全局。孟子面君，目的是为说服君王来施展自己的抱负，结果往往是白费嘴皮子，过足一场舌瘾而已。
这也正是孟老夫子周游列国十余年却铩羽而归的原因。
古往今来，无论是面对昏君还是明君，儒门中人很少去研究应对策略，去研究既不做微子又不做比干的策略，去研究同时于王尽忠、于社稷尽力、于己保身的策略，去研究语出功成、让君王于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顺从自己、为己所用的策略。
不是儒门中人不去研究，而是他们总是视策略为阴谋，不耻为之。
儒家不耻为之，道家呢？
道家是不屑。
道家一心想做的是微子，不是比干。
甚想为之的是墨家，可惜墨家顾不上。墨家太忙了，一年到头忙于处理尘世间的不公、不爱、不事鬼神、不敬孤老、不抚幼稚等等所有他们看不顺的事，无暇去研究人心。
除儒、道、墨之外，法家对下不对上，无须研究。名家辩的是理，争的是表里，是名实，是虚实，不需要去顺应人心。农家所重在于五谷稼穑、邻里和谐，阴阳家所重在于天人相应、五行德化，杂家忙于百家学问，小说家忙于街谈巷议，没有谁去研究人心。
去潜心研究的是纵横家的祖师爷，鬼谷子。
在鬼谷子之前，据《周礼》所载，从事外交邦务的人叫“行人”或“大行人”，是由官宦世家出任的。这些“行人”世家从一出生就是“行人”，职责就是“使于四方”，“受命而不受辞”，研究的只是辞令，不是人心。
至鬼谷子的战国时代，情势不同了。为生死存亡计，列国相继变革贵族世袭制，官员聘用不再单纯依据血脉，而是量贤度才，大量出身卑贱的人纷纷走向朝堂上的重要岗位，甚至出将入相，自然也包括“行人”所司的外交邦务。
然而，对于出身卑微的平民、士子来说，机会虽然来了，但仅有贤能与才智是把握不住机会的，他们迫切需要某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以向君王成功地推销自己，获得任用。
而要成功地向君王推销自己，首要的是知王。
如何知王？
揣摩、量权君王的内心，知其所欲、所惑、所惧、所急。
《鬼谷子》由是而生，适时、恰切地为这些学子提供了由捭阖之道所统御的“摄心”大法，也因此被他们奉若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