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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过，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天下病了。为诊治天下之病，不同天下的先知先觉者开始思考，由此引发思想力爆炸，世界产生出三大文明轴心，一是印度的诸佛，二是古希腊的诸哲，三是华夏的诸子。
诸佛审己，思考的是如何整合人类（主要是居住在南赡部洲的人）的身心灵，使其归于一，达到觉悟，以因应印度的小天下之病；诸哲顺命，思考的是如何探寻并破解上天密码，为其所用，以因应古希腊的小天下之病；华夏诸子则侧重于人际关系，思考的是如何整合从西周末年开始紊乱的社会秩序，使天下回归礼乐，国泰民安，以因应华夏小天下之病。
我们在本节要讨论的是，华夏究竟有哪些诸子？他们是如何思考人际关系的？他们又是如何整合社会秩序，使天下回归礼乐的？
如前所述，从春秋到战国，天下越来越动荡，从王室到封国，于君主（王公贵胄）而言，王霸天下当是奢望，保祠图存才是真章。
无论是图霸争王还是图存保祠，治世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治世，如何使天下恢复到周初的礼乐之治，是社会精英所思考的重中之重。
自老子之后，中国社会步入大动乱时代，朝野求治，百官有司（政府各部门）各见其所见，各是其所是，不同种类的理念纷起竞雄，由此形成了诸子纷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多元局面。
这种现象可见于战国诸子之一的庄子著述里：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庄子·天下》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庄子·天下》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
在上面几段文字里，庄子言简意赅地解释了百家诸子的因果与状态。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这种混乱状态下，百家诸子往往是“得一察焉以自好”，各展“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目标一致地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其结果必然是“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所有这些“后世之学者”，“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最终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
诸子百家，“百”并非实数。
关于诸子百家及其学术追求与状态，没有谁能比东汉史学家班固讲得更为清晰系统了。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从《汉书》这段文字可以读出，与诸子百家隔有一段时空的班固看得更加清楚，讲得更是明了。此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班固为谁？东汉史家班彪之子，继张骞之后再度出使西域的军事外交家班超之兄，在二十四史中地位仅次于《史记》的官修史书《汉书》的编著者，博古通今，英才逼人，百家学问无所不精，堪称东都洛阳的才子之首。
在这段文字里，班固如是写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在这十家中，“小说家”未被列入“可观者”。
在班固看来，“百家”产生的原因是“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从而引起学者迎合，“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
这些学者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在班固看来，却是“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虽然如此，班固仍然觉得表述不够清晰，于是引入《易》的诠释，“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系辞》），认为各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皆是“股肱之材已”。因而，班固认为，对于当时的天下来说，“礼失而求诸野”（仲尼语），学者们若是能够“修六艺之术”“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就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在班固看来，诸子十家无不是出自周室各个部门（有司）的治世之法（理），以道术贯彻，道术统御一切流派。在此基础上，班固分述十家之学，凡入十家之门者皆为入“流”，众流由“道”一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汉书·艺文志》
班固以此立论，称道家流派出于史官之学，为“君人、南面之术”。这里的“南面之术”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社会管理）学。“君人”一词，既可作为动宾解（领导他人、行政、施政），也可作为名词（最高领导、天子、国家元首、总统）解。因而，道家学说，在班固眼里是最高领导的治国御民（社会管理）之道。
同时班固认为，道术虽好，却也不能滥用，不可让“放者为之”。“放”即荡，即无拘无束，如庄子之流，否则就会“绝去礼学，兼弃仁义”，以“独任清虚”来治理世界，从而使天下陷于不治。
在《汉书·艺文志》一书所列的道家门下，有黄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关尹子、庄子、列子、孙子、田子、鹖冠子等道学诸子。
班固自己出身于儒门，倾向于儒家之学，因而将儒家之流列于首位，极尽美言：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
在班固眼里，儒家之流以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出于司徒之官”，目的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学术在于“六经之中”，“仁义之际”，以“尧、舜”为祖，以“文（文王）、武（武王）”为法，以“仲尼”为师，且离道最近，道术最高。
为了佐证儒术最高，班固还引用孔子的话，“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就是说他对儒术的称赞并不过分，是经过实证了的。实证是什么呢？是“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换言之，王天下之业已有历史实证，是有目共睹的，王天下之道（六经等王道典籍）更是经由儒家先驱孔仲尼整理出来的。
同时，班固也指出，学儒不可“惑”与“僻”，惑者“失精微”，僻者易“随时抑扬，违离道本”，从而造成“哗众取宠”的恶果。
之后是阴阳家：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其流“出于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历、地理、术数、谶纬、象数、占验、卜筮等，以“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邹衍认为天人是相应的，将天之“五行生克”对应于人之“五德终始”，影响后世数千年。对于阴阳家，班固亦指出问题所在，即在使用阴阳学术时不能过于拘泥，否则，就会“牵于禁忌，泥于小数”，终至“舍人事而任鬼神”。
之后是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班固认为他们“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意即“赏”与“罚”都是为“辅”助“礼制”的，也就是维护礼的。为说明这点，班固再次引用《易》之“明罚饬法”，同时指出，赏罚不能过分，否则，就会“无教化，去仁爱，”终将“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对于名家之流，班固如是写道：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
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出于礼官”，“礼”即区别名与位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儒家是最讲礼的，因而，班固在这儿引用了孔子的话：“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名实之用，亦要注意不可吹毛求疵，否则就是“苟钩鈲鋠析乱”，陷入牛角尖之争了。
就今天来看，名家所持的名、实之辩，其意义之重，尤其是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秦末，赵高“指鹿为马”，刻意淆乱名实，天下也因此大乱，不再受中央控制。及至明代，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其实讲的也是名副其实，即“说”与“做”不能两张皮。时至今日，如何使名、实相符，于华夏民族来说仍旧是紧迫之务，甚至是当前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对于墨家，班固用词颇多：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墨家以墨子为代表，“出于清庙之守”。清庙为太庙，是祭天祀地之所，悲天悯人是其特性。班固对墨者的总结堪称精确，称他们的所作所为皆与“清庙”有关。清庙不仅指太庙，也指散落于各地的宗祠家庙之类。由于长期住在“茅屋采椽”，所以墨者“贵俭”；清庙赡养三老、五更，所以墨者兼爱；清庙往往主持选士大射等礼，所以墨者尚贤；清庙祀地礼祖，所以墨者“右（敬）鬼”；清庙应祭，顺应四时（天），所以墨者不信命运；清庙以孝道昭示天下，所以墨者主张将孝推及天下，即“上（尚）同”，老（赡养）天下人之老。
“三老五更”指的是老人应该具有的品与行，三老为三种“品”德，分别是正、刚、柔；五更为五种“行”德，分别是貌、言、视、听、思。在周朝，凡拥有“三老五更”品与行的老人，天子就会事以“父兄之礼”，由清庙安排赡养。
在班固看来，墨家这些主张没有不好的，问题只在一点，“蔽者”（愚执者）不可为之，否则，就会“见俭之利”而无视礼节，一心兼爱而忽略亲疏远近。
今天看来，对于墨家的主张与做法，班固的评价依旧不够高。墨家提出的“兼爱”学说，比西方基督的“博爱”学说早约五百年，墨家对制造业（后被称为奇技淫巧）的贡献之大，远非今人所能理解，由此而催生出的一系列物理学、数学、几何学等科学知识，在今天看来应是当时毫无争议的“高科技”。
对于纵横家，班固显然不待见，不愿多讲：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在上面一段里，对于在战国中期所向披靡的纵横家之流，仅以“出于行人之官”数字简要概括。“行人”即行走于列国之人，那时叫使臣，今日叫大使。
显然，班固觉得只有一句出处不足以说明“纵横家者流”，于是转引一句儒家先师的“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读书再多，但在四方出使时不能妥善应对，又有什么用呢？接着又引一句“子曰：……使乎，使乎！”盛赞一个好的使臣，应当是“受命而不受辞”的人，在“受命”之后，根据出使时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应对，恰到好处地施展辞令，完成使命。
之后，班固点出纵横术的危害，对纵横策士的人品提出要求，即“邪人”不可为，若是为之，后果就会很严重，“上诈谖而弃其信”。“上”通“尚”，意即欺诈滋生，不再讲信用。使臣不讲信用，于国于家都将是场灾难。
在为纵横者之流所拉出的清单中，班固只字未提纵横家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鬼谷子》一书，只是列出《苏子》等不少纵横策士的著述。对于这个问题，在下将在本书的第四章专门讨论。
对于农家，班固如是写道：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农家者之流以许行为代表，“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指的是在古圣王的“八政”中，排在前两位的是“食”与“货”，而这两种都是“农稷之官”所管辖的。接着班固引用孔子的话，“所重民食”。换言之，民以食为天，食若不足，天下是要乱的。
同时，班固亦指出农家之术的问题，“鄙者”不可习之。鄙者指亲身参与劳作者，亦即鄙贱之人，认为这些人若是习得农家之术，就会认为君王毫无用处，希望君臣同耕，从而乱了礼乐，有悖尊卑。
至于杂家，班固亦指出其长，点出其短：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杂家“出于议官”，学术杂糅，“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即不持定见，有集大成性质。
杂家学术主要指的是几部书，包括《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秦相吕不韦聚门客写的，《淮南子》则由汉初淮南王组织学者撰写。杂家之短是，“荡者”不可为，荡者指的是学术浮泛之人。如果这些人学习杂家之术，就会“漫羡而无所归心”，从而心无所住，一事无成。
至于未被列入“其可观者”的小说家，班固倒是讲得细微：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认为小说家“出于稗官”，专门辑编“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后引用“子曰”为小说家定位，“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说，这些道听途说之语多为小道消息，虽有一定价值，但其价值转瞬即逝，难以致远，因而君子不屑于此。
班固同时指出，这些民间谈闻是生生不息的，因为其中不乏小智慧，甚者使人难以忘怀。然而，即使我们能够从中汲取精华，采集只言片语，也不过是乡俗莽夫的议论，价值不大。
班固此言，显然低估了小说家的价值。
其实，这些小说家所从事的事业，在今天已发展成为极其庞大的产业链，新闻媒体业。小说家们非常精于编排故事，现代小说的鸿篇巨制，包括现代“小说”这个名号，也都是以他们为祖师的。
对于小说家，班固也列出不少篇目，有《伊尹说》《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百家》等，不过，这些作品全都在历史的长河里因没有受到儒家的重视而散佚了。
道家学术出于史官，记载全国乃至各个部门的活动，可以说是施政的总纲，诸子之学皆由道家孵化而出，实为道门别派。
在上述九家治世学问之外，还有诗赋、兵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数术、经方、房中、神仙、方技等杂门别派，多以方术见长。
这些方术也被列入《汉书·艺文志》中：
（诗赋者，）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兵家（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
纵观上述方术，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在方术的划分上多少让人眼晕，许多方术理应被划入家与流的框架之内，譬如阴阳家这个大概念，应该包括天文、五行、历谱、蓍龟、杂占、形法、数术等术。班固若是刻意为之，即刻意将这些方术从九流十家中剥离出来，也许我们只能得到一个解释，就是九流十家是以社会的整体治理为目标，而这些方术，则是以个体福祉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