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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节所述，大象（天下）病了，不同的大象（天下）生了不同的病。
那么，它们究竟生了什么病呢？病根是什么？如何诊治？觉悟者开出何方？病象被治好了吗？
这个仍要从天下说起。
天下是由人认定的，人之外的动物与植物不知天下，只知顺应。
在人看来，“天下”包括天、地、人三个层次，头顶是天，脚底是地，中间是人。在中国人眼里，能顶天立地，能沟通天、地、人三者的人，可以称“王”。
于人而言，由生至死，碌碌忙忙，无非是为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与天的关系，二是与他人的关系，三是与己的关系。
天即人（个体）与生俱来的环境，是个体所不可更改与抗拒的，通常叫命，所以天与命常常连在一起，叫“天命”，如出生地域、种族、家庭、父母、发肤、美丑、音质、高矮、贵贱，等等，皆是天命。于人来说，天命不能选择，无可抗拒，只能顺应，是谓顺天。逆天是谓改命，而改命是要死人的。
于个体的人来说，能够改变的是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通常叫运。其实，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往往消耗在这个运上。如何走运，即如何处理好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个体的人生成败息息相关。品行是个体走运的前提，人情练达、世事通晓、举止得体是个体走运的杀技。运是通过个体努力可以改变的，是谓应人。运不仅决定个体的人生成败，甚至决定个体的死亡，即死于何时、何地及何种方式。
与前面两个关系相比，人（个体）最难处理的是与自己的关系，好多人没有败给天命，也没有败给运势，而是败给自己，譬如项羽。此所谓顺天、应人易做，胜己难为。
回头再看那三头大象（三个天下）的病因。
先说第一头大象，古希腊。
如前节所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的北岸，按中国人的说法，是海之阳。古希腊多山地与岛屿，土地贫瘠，几乎无法发展农业，只能靠天吃饭。摆在他们面前的“天”是大海。大海是财富，是生计，也是凶险与死亡。如何处理好与海（天）的关系，是古希腊智者首先要考虑的。
海是天，只能顺，不能违抗。
古希腊人是如何做到顺天呢？
知天。
如何知天呢？
观察天，研究天，探寻天的规律，掌握天的脾气，再顺应它，利用它。
天有天理，天理即规律。希腊智者在研究天理的基础上探索出许多学问，在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美学、伦理学、天象学、海洋学、政治学、历史学、造船术、航海术、艺术、贸易等领域均取得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由此构建了现代西方实证科学的基础。我们可称之为理性思考。
再说第二头大象，古印度。
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恒河流域。与古希腊截然不同的是，恒河流域为亚热带气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北上爬坡，为恒河泥沙所冲积而成的肥沃平原带来丰沛的降水，使其成为动植物的天堂，果树常年挂果，稻米一年三熟，温热的气候让人们连衣服也无须多备。生存于古印度人而言几乎毫不费力，随便走进一片林子，坐在果树下冥想一个月不是难事。
摆在古印度人面前的头等大事，不是如何顺天，也不是如何应人，而是如何面对自己，破解心中的困惑。
困惑是所有烦恼的源头。
于印度人而言，普遍的困惑是自己，是身心灵，譬如，我为什么是我，在我之前我是谁，我的命从何来，我的命为什么好或不好，我为什么会生病，生病或衰老的我如何面对死亡，在我死之后我会去哪儿，我的心在哪儿，我的灵从何处来又归向何处，等等。
其实，远在佛陀诞生之前，印度人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些问题的拷问。由四大吠陀到两大史诗，古印度人对身心灵的思考贯穿始终。
及至佛陀时代，泛灵论盛行，多神崇拜构成了印度人的生活日常。人们在身心灵如何相处、对天地人如何解读等问题上莫衷一是，争辩不已，却是越辩越困惑。
对此，一心探求究竟的邦国王子释迦牟尼在尝试前人的所有思考之后，于菩提树下冥想七日，终得觉悟，遂毕其一生讲解所悟，一手搭建了博大精深的佛学殿堂。
第三头大象华夏天下的症状与前面两头完全不同。
摆在黄河流域黄种人面前的困境是，稳定周室数百年的礼乐秩序乱了，战乱纷呈，民不聊生。自平王东迁，到战国末年秦室一统，前后历经四百多年，如何恢复礼乐、重建社会礼乐秩序成为华夏智者的首务。
华夏智者如何诊断这头大象的病因并开出药方，我们将在下一节里做重点讲述。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约四百年间，从远东到南亚次大陆，再到地中海北岸，三个不同的天下几乎同时井喷出一大批思想巨人，他们前赴后继，互不联络，无不立足于本土实际，竭其所能地尝试解决自身种族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在为后世留下一篇篇经典解决方案的同时，还提供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分别是：
古印度佛家，以身心灵契合为目标的灵性思考方式；
古希腊学者，以知天为目标的理性思考方式；
华夏百家诸子，以重构礼乐（人际关系）秩序为目标的知性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