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工业人的未来》是我出版的第二本著作。1937年初，我作为几家英国报社驻美国的专栏作家从伦敦来到纽约，我在美国完成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的前一本著作是《经济人的末日》，1938年底在英国出版，1939年初在美国出版，本书第二部分从中摘录了部分内容。《工业人的未来》虽完成于美国，但大部分内容在我离开欧洲前已经准备完毕。实际上，本书摘录的部分内容已于1936年在奥地利一家天主教反纳粹杂志上发表，该部分内容预见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1937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远比我离开英国时的英国经济形势更严峻。但美国社会依然生机勃勃，这让我惊讶，甚至可谓深感震撼。60多年后的今天，新政 经常被指责为对美国经济复苏毫无建树。事实上，1937年美国的经济形势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的1932年还要糟糕。现如今的口号“笨蛋，问题在经济” ，可能会令当时的人感到不可思议。新政刻意地、审慎地、公开地把“改革”（即社会）置于“复苏”（即经济）之前。这确实是共和党人对新政的抱怨和批评之处。但绝大多数选民一次又一次投票支持。

在经济领域，当时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都在向后看，“大萧条前”成为衡量所有经济因素的标准。但在社会领域，美国坚定地向前看，这绝不仅仅是政府行动，甚至主要不是政府行动。每所美国高等院校（甚至最小的“乡村学院”）都在开展教育改革和教育实验——从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阿德勒 鼓吹返回中世纪三学科 ，一直到黑山学院 等高等院校以同样的热情大力宣传取消所有学科，鼓励学生“做自己的事”。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和保罗·蒂利希 激励了新教教会，雅克·马里坦 和其他新托马斯主义 者激励了天主教会。许多开拓者（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综合医院、纽约长老会医院、纽约西奈山医院），正把医院从穷人的死亡之所转变为依据科学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地方。每家博物馆都在参照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进行改革。甚至非常小的城市（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也在组建自己的交响乐团。经济上，美国正处于严重萧条时期；社会上，美国正迎来蓬勃复兴。

这进一步引起我对《工业人的未来》所探讨的相关问题的思考：何为功能社会？什么制度能够重建社区（社区的崩溃在欧洲各国导致了极权主义）？《工业人的未来》并未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至今仍在思考，但它们为我后来在社区、社会与政体领域的全部作品奠定了基础。 qqlKLcF8jgUeRYsTNIjJSJaddy4u6DCgRsvWVnzDffXoNx6LKAnlm7UjNCM/9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