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社会与政体

我被公认为管理作家（尤其是在美国），但管理既不是我最早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关注对象。我之所以对管理感兴趣，是由于研究社区与社会。

实际上，我的大部分著作旨在研究社区、社会与政体，而不是管理。在我出版的15本关于管理的著作中，也仅有2本研究“企业管理”，分别为1964年出版的《为成果而管理》（该书是最早研究数年后流行的“战略”问题的书）和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的所有其他管理著作都研究“作为人类成就的公司”和“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这是我在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我的第一本研究公司的著作）中两个主要部分的标题，本书第五部分从中摘录了部分内容。

我对社区、社会与政体问题的关注和兴趣可以一直追溯到1927年和1928年。1927年，我从家乡维也纳的高中毕业后，到德国汉堡的一家出口公司实习，同时进入当地一所大学的法律系学习。在这家公司，我早晨7点上班，下午3点或3点半下班，具体工作既不刺激又不费力，主要是把发票上的内容誊写到分类账簿上。那所大学在下午4点以后很少安排课程，而我的学生证仅能让我每周获得一张市立剧院或歌剧院的免费门票。因此，我下午和晚上的大部分自由时间都在极完善的多语种公共图书馆阅读。

1929年初我离开了汉堡，在那里的十五六个月是我真正接受教育的时光。我在公共图书馆通过阅读学到的知识，比通过长达12年的中小学教育学到的多得多，也比后来在读大学的数年时间内学到的多。

当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没有计划，也没有方向，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政策方面的著作吸引。在那段时光中，我囫囵吞枣般地阅读了数百本著作，其中两本可谓永久地改变了我的一生：一本是埃德蒙·柏克于17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另一本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社区与社会》。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来，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都进入了一段革命时期，当时，我们每个年轻人都知道，只有1914年之前长大成年的人才会觉得有可能恢复“战前”时光，并且确实希望如此。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在这段时期，找到连续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是政界和政治人物的首要任务。出版140年之后，该书与18岁的我产生了强烈共鸣。这个论点立刻成为我自己的政治态度、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中心论点。

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同样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读这本书时，他本人已经退休，依然健在。滕尼斯于1936年去世，享年81岁。当时这本书已经出版了近50年。即使在一名懵懵懂懂的18岁青年眼中，滕尼斯希望通过著书立说拯救的“有机”社区（前工业时代的农村共同体），也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完全没有任何复兴的迹象。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在社区与社会领域工作的开展，我对二者的看法变得与滕尼斯截然不同。他的观点源自18世纪前工业时期的德国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前资本主义的观点，而我从中学到的（且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对社区与社会的需求：个人在社区中获得地位，在社会中发挥功能。

几年后，在1931~1932年，我到法兰克福一家大报社担任资深专栏作家。那时我已拿到国际法与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并担任国际法和法理学专题研讨会的博士后助理，正为取得大学的专门授课资格（habilation）做准备——那时无报酬的讲师职位是（现在仍然是）欧洲大陆国家学术阶梯的起点。实际上，我用来取得资格的作品大纲已获得大学相关委员会认可，该作品探讨了“ 法治国 ” （英语中最接近的说法是“依法治国”（state under the law））理念的起源与三位德国政治思想家的关系。1800~1850年，这三位思想家提出了法治国理论，从而为俾斯麦 1871年统一德意志并设计独特的宪法奠定了基础。我的这一作品大体上是一本思想史著作，主题是这几位思想家追求（各自的方式截然不同）的连续与变革之间的平衡，具体而言：一方面是18世纪前工业的、乡村的、牢固的君主制社会与政体，另一方面是由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城市化、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创造的世界。以法国为例，这种平衡直到100年后的戴高乐时期才得以实现。

这本著作唯一完成的部分是一篇关于上述三人中最后一位（弗里德里希·斯塔尔）的短文。我之所以仅仅发表了这篇短文，是因为斯塔尔担任普鲁士保守党领导人的时间长达30年，是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顺便说一句，斯塔尔的角色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迪斯雷利并无太大不同。而且，这篇短文聚焦于伟大的保守党领导者斯塔尔，在我看来是对纳粹的直接抨击——让我高兴的是，纳粹官员完全理解我的意图。此文撰写于1932年夏天，同年底，德国最负盛名的政治理论、社会学、法学出版商莫尔出版社（位于图宾根）同意发表，最终正式发表于1933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两个月后），名列著名的“法律和政府的历史与现状”系列第100号——这是一项莫大的荣誉。但此文很快就被纳粹政府查禁，所有副本都被销毁。

直到去年夏天，2002年7/8月的《社会》杂志在“政府与历史发展的保守理论”栏目中发表了这篇旧作的英文版。

纳粹的上台，显然表明德国未能成功地保持连续，所以我放弃了撰写“法治国”著作的计划。

然后，我开始撰写一本解释极权主义兴起（即欧洲社会全面崩溃）的著作。这就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1938年底在英国出版，1939年初在美国出版，本书第二部分从中摘录了部分内容。

《经济人的末日》得出的结论如下：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所有极权主义注定会失败。这个结论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我继续思考：什么将会并可能取代滕尼斯所谓的乡村社会的“有机”社区？在工业时代，什么可以再次把个人、社区与社会整合起来？这就是我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主题。在1940～1941年我撰写这本书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全面爆发，而美国正逐步走向参战。1942年初，《工业人的未来》顺利出版，本书的序言和第一部分从中摘录了若干内容。在撰写《工业人的未来》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在工业社会和民族国家中，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并成为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权力中心。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是商业公司，它发明于1860年或1870年左右，并且的确没有任何真正的先例。我开始认识到管理是一种新的社会功能，并且是这种新型组织的一般功能。这引导我出版了第三本书《公司的概念》，该书撰写于1943～1944年，出版于1946年初，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个月之后，本书第五部分从中摘录了少量内容。随后的几年，我认识到公司仅仅是工业社会中最早出现的此类新型组织，实际上每个组织本身都是自治的权力中心，整个社会正逐步成为“组织社会”，这正是本书第10章的标题。

我也开始认识到，不同于先前的权力中心，每个这种新型组织都基于知识，并导致社会和经济迅速转变为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知识工作者成为人口和劳动力的主体。本书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从相关作品中摘录了有关此类主题的部分内容。自从《公司的概念》出版以来，我已经在关于社区、社会与政体的著作和关于管理的著作之间交替耕耘了50多年。

在为这本《功能社会》选择摘录内容时，我遵循的原则是主题而不是发表或出版的时间。本书中的内容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都阐述了一个基本主题。相较于有关著作中的原文，我对部分摘录的内容仅简单地做了删节，但没有改动文本，没有添加内容，也没有进行修改。每一章都注明了出版时间，因此读者需要注意，若从1957年出版的作品中摘录的内容提到“3年前”，那么它指的就是1954年。此外，我始终认为一部作品不仅应传递信息，还应通俗易懂，最好能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

彼得·德鲁克
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
200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