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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42年版《工业人的未来》）
我们的自由源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俨然成了当代政治与历史著作的一条公理。这种信念如此普遍，被人们接受得如此彻底，以至于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后继者因抢先占用了自由的名号而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诚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为19世纪的自由做出了贡献。但二者的贡献完全是负面的，犹如把旧建筑变为断壁残垣的炸药，丝毫没有为19世纪的秩序所依赖的新自由结构做出正面贡献。相反，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当今的理性自由主义（rationalist liberalism）都与自由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本质上，理性自由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在过去200年的西方历史中，每次极权主义运动都源自当时的自由主义。从卢梭到希特勒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他们都产生于各自时代理性自由主义的失败，都保留了各自自由主义信条的本质，并且都用同样的机制把理性主义者潜在的、无效的极权主义转变为革命专制者公开的、有效的极权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绝不是自由的根源，反而是威胁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的滥觞。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源头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边沁、孔多塞
、正统经济学家（orthodox economist）、自由宪政主义者（liberal constitutionalists）、达尔文、弗洛伊德
与行为主义者所倡导的理念。
人类理性是绝对的，这是启蒙运动的伟大发现。该发现不仅是后来所有自由主义信条的基础，也是卢梭之后所有极权主义信条的基础。罗伯斯庇尔推出理性女神
并非偶然；他的象征符号比后来的革命派更加粗糙，但本质上没什么不同。法国大革命选择了一位在世之人扮演理性女神，这也不是偶然。理性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把完美的绝对理性赋予现实中的人。象征和口号已经发生过多次变化。1750年“科学哲学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00年后提出经济功利主义和“快乐-痛苦计算原则”的社会研究者占据了该位置，现如今，主张种族决定论与宣传决定论的“科学心理生物学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我们今天与之斗争的极权主义与下列极权主义基本相同：由1750年的理性主义者（即启蒙主义者和百科全书派人士）最早提出，并导致了1793年恐怖暴政的极权主义。
我们必须理解，并非所有自由主义观念都必然坚持专制主义者的信条。无疑，正如每场保守主义运动都存在反动倾向，每场自由主义运动也都蕴含着极权主义哲学的种子。在欧洲大陆国家，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运动或自由主义政党的基本信念不是极权主义的。在美国，极权主义的要素从一开始就被强烈地表现出来——既基于欧洲的影响，又受到清教传统的影响。自从上次战争
以来，各地的自由主义者都变成了专制主义者。时至今日，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在客观的信条方面，自由主义者已成为专制主义者。
但在1914年之前的100年中，英国出现了一场并不属于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运动，该运动与自由相辅相成，并非基于人的绝对理性。同时期，美国也孕育了一种接近这场英国自由主义运动的自由传统，它同样反对绝对自由主义。霍尔姆斯大法官
以最清晰的形式表达了这种自由传统（非美国主流的自由传统）和反极权主义传统。该自由传统常常被绝对自由主义完全遮蔽，废奴主义者
和重建时期
的激进共和党人
是绝对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然而，该自由传统在林肯身上孕育了19世纪最伟大的反专制主义和真正自由的自由主义象征，导致平民主义
（自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以来最为“土生土长”的政治主张）在政治上无往不胜。尽管罗斯福新政在很大程度上由理性主义主导，但其吸引力和政治成效要归功于平民主义传统。
19世纪的自由、建设性英美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和当今自由主义的专制主义、破坏性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立足于基督教，后者立足于理性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源于在宗教上与理性主义脱离关系。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
部分立足于1688年开创的和解传统，但更多立足于“不属于圣公会的英国基督教徒的良心”。前者是对自由的重申，反对理性专制主义（以克伦威尔式神权政治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为代表）。后者源自18世纪的宗教复兴，尤其是卫斯理
创立的卫理公会
和低教会派福音主义
。这两者都诉诸基督教的爱、信仰与谦卑，都直接反对当时的理性主义：卫理公会反对启蒙运动，低教会福音主义反对边沁等功利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
。
无独有偶，美国货真价实“自由的”自由主义可以追溯至对理性专制主义的宗教抗议，其先祖罗杰·威廉姆斯
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抨击新英格兰神学家的理性主义神权政体，这些神学家把所学习的经文奉为绝对理性。而平民主义运动（无论经济原因是什么）完全立足于对理性功利主义和正统经济学家的福音式抗议，呼唤人的尊严，反对绝对理性的暴政，反对追求“不可避免的经济进步”的暴政。
理性主义者的信条在客观上与自由不相容，这并非否认理性主义者个人或自由主义者个人的善意或诚实。毫无疑问，理性自由主义者个人真诚地相信，他且只有他能够代表自由并反抗暴政。他确实在主观上憎恶极权主义暴政及其代表的一切。反之，他也是极权主义统治下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但理性主义者个人的反极权主义情感在政治上完全无效。总体来看，理性主义不能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只能在对立中发挥功能，永远不可能切实从破坏性批评走向建设性政策。而且，理性主义总是反对自由的社会制度，完全像反对不自由和压迫性的社会制度一样。
理性自由主义者认为自身的功能在于反对其所处时代的不公正、迷信与偏见。但对不公正的反对仅仅是对所有社会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怀有普遍敌意的一部分。例如，启蒙主义者废除了贵族特权、农奴制与宗教迫害，但也摧毁了省级自治和地方政府自治，欧洲大陆任何国家都难以从这种对自由的打击中完全复原。他们抨击神职人员的滥权、特权与压迫，也使欧洲的教会“堕落”为政治性政府的行政办事机构。他们竭力剥夺宗教生活的社会自治与道德权威。启蒙主义者还不遗余力地反对独立法庭和普通法。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主张“理性上完美”的法典和政府控制的法院，这直接导致了权力无限的全能政府的产生。19世纪“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启蒙主义者批判的制度（地方政府自治、自由自治的教会、普通法、独立司法），这并非偶然。
理性主义者不仅破坏和反对现有制度，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在被摧毁的旧制度的基础上创设新制度。他们甚至认为没必要采取建设性行动。因为对理性主义者而言，善就是消除恶。只要批判恶的制度或压迫性制度，他们认为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如果不落实为制度，那么一切都是徒劳。社会必须立足于功能性权力关系。在政治领域，只有构建更好的制度，摧毁原有制度才具备正当性。仅仅扫除某些事物（无论多么不好）并不是解决办法。除非用功能健全的制度替代被摧毁的制度，否则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崩溃会滋生邪恶，甚至比原有制度被摧毁前更糟糕。
无论理性自由主义者在何处掌权，他们总是遭遇失败。例如，经过半年的政治瘫痪后，克伦斯基
领导的俄国自由政府败于“多数派”，其命运只不过是最明显的例子。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
掌权后同样没有能力采取政治行动。在德国皇帝统治时期，社会民主党是非常强大的反对派。毫无疑问，该党领导人真诚可敬，是能力突出的行政人员，是非常勇敢且广受欢迎的人。然而，令人意外的不是他们遭遇失败，而是他们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到1922年或1923年，他们已经无力回天了。法国激进派、意大利自由派、西班牙民主派同样如此。美国的“改革者”往往也以失败告终。美国每个城市政府的历史都表明了这些善意的理性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无效。
如此不同寻常的、持续的失败记录，不可能用环境或意外来解释。真正的原因是，理性自由主义的本质注定了它在政治上的无效。理性自由主义内部存在持续的自相矛盾，立足于两个相互排斥的原则之上，它只能批判，不能行动。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坚信绝对理性。在以前，这种绝对理性是必然的进步，或存在于个人利益与共同福祉之间的国家和谐。现如今，这种绝对理性的信条是：力比多
、挫折及腺体可以解释所有个人或群体冲突。另一方面，理性自由主义者认为自身的绝对性是理性推理的结果，是可以证明的，在理性上是无可争议的。理性自由主义的本质恰恰在于，它声称自身的绝对性在理性上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绝对理性永远不会是理性的，永远不能通过逻辑证明或证伪。绝对理性在本质上凌驾于逻辑论证之上，且先于逻辑论证。逻辑推理可以且必须基于绝对理性，但不能证明绝对理性。如果是真正的宗教，那么绝对原则是超理性的，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原则，可以为理性逻辑奠定有效基础。如果是人为的或人声称的，那么绝对理性必定是非理性的，并且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手段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近150年来，理性主义的所有基本教条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是反理性的。宣扬人类固有理性的启蒙主义者持有的理性主义哲学便是如此。1848年那代功利理性主义者同样如此，他们从个人的贪婪中看到了自然“看不见的手”促进共同利益的机制。20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尤其如此，他们认为人受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支配。上述每种理性主义原则不仅否定自由意志，也否定人类的理性，并且都只能通过暴力和专制统治才能转化为政治行动。
但理性主义者不会承认这些，他们必须坚称自己的原则是理性的，并且可以通过理性手段落到实处。理性主义者坚持认为自己的原则在理性上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除非通过理性的转型，否则理性主义者不能将自己的原则转化为政治行动，而理性的转型注定遭遇失败。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不尊重任何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后者只会反对绝对真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不与反对意见抗争，原因是错误（对一名理性主义者来说，对他的绝对真理的所有反对一定是错误的）只能归咎于缺乏信息。没什么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流行的一种说法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聪明 人一定是左派。现如今，那种认为宣传无所不能的信念，公开且清楚地表明了理性主义信条的专制主义基础和自相矛盾。
一方面，理性自由主义者不会妥协，他们秉持一种不允许任何妥协的完美主义信条。任何拒绝觉悟的人都是十足的恶棍，不可能与他们产生政治关系。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不能打击或压迫敌人，甚至不能承认敌人的存在。存在的只是产生误判或被误导之人，只要把关于理性真理的无可争议的证据摆到他们眼前，这些人必然会领悟理性。理性自由主义者处于对阴谋者的神圣的愤怒与对被误导者的热情教育之间，总是知道何为正确，何为必要，何为善——并且这些往往既简单又容易做到。但理性自由主义者从不将这些落实为行动，因为他们既不能为掌权而妥协，又不能为掌权而斗争。他们在政治上总是处于瘫痪状态：理论上勇往直前，行动上踌躇不前；反对时慷慨激昂，掌权时束手无策；纸面上的正确理论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
理性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从他们的立场到政治成效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极权主义。理性自由主义者主观上真诚地追求自由，客观上只会导致暴政。理性自由主义者摆脱政治上的无效只有一条路：放弃理性主义，公开成为极权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
启蒙运动时期，卢梭从理性主义和伪装的理性向公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极权主义迈出了致命的一步。“公意”
无须伪装为理性上可确定的或理性上可实现的。无可否认，公意是一种非理性的绝对真理，它蔑视理性分析，位于理性理解的范围之外，并且超越理性理解。公意虽然存在，但没人知道公意存在的方式、地点以及目的。既然公意是完美的、绝对的，那么自然而然就是普遍存在的。任何拥有理性之人，任何理解社会的最高意志之人都有权利，也确实有义务把公意强加给多数人、少数人以至于个人。自由仅在于
公意
的完美实现。卢梭并没有假装存在个人理性或个人自由。
确实，卢梭主张构建小规模的城邦，认为实行直接的、非代议制民主的政府是唯一完美的政府。他主张个人可以脱离所处的社会，从而确立个人拥有表达异议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被认为是他渴望个人自由的表现。但在18世纪中期的现实世界中，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在极为现实且平庸的极权主义条件下，卢梭的主张只能被视为一种浪漫的幻想。否则，希特勒向犹太人“提议”移民也可谓“自由”。
卢梭陷入非理性的绝对性，使得启蒙运动的基本理念在政治上变得卓有成效。卢梭在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中看到自己的体系与
启蒙哲学家
的体系存在根本区别，这是正确的。他公开的非理性主义使自己摆脱了导致百科全书派在政治上无效的桎梏。百科全书派坚信教育与科学研究需要经历缓慢而艰苦的理性过程，而卢梭坚信启示的内心之光。百科全书派试图在物理规律的范围内定义人，而卢梭把人视为一种受冲动和情感驱使采取行动的政治性存在。当百科全书派看到理性主义的逐步改善时，卢梭相信人们可以且将依靠极端非理性的力量（即革命）迎来千禧年
。毫无疑问，卢梭对政治与社会的了解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启蒙主义者。他对社会中的人的看法是现实主义的，而理性启蒙主义者一直认为人是绝望而可怜的，他们的看法是浪漫主义的。
事实上，坚信人为的绝对理性，坚信自身拥有绝对理性，并且相信任何拥有绝对理性之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去落实绝对理性，这是卢梭观点的根基。只有瓦解其根基，卢梭才能被驳倒。
卢梭抛弃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以他成为对当今政治影响最大的人物。卢梭保留了启蒙主义者关于人类完美性的信念，所以他否认人的自由，并成为主要的极权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点燃了全世界愤怒的导火索，只有我们这代人才能与之匹敌。
理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转变为非理性极权主义者后在政治上表现得卓有成效，所以人们每次在政治上遭遇失败时都会选择遵循卢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