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创业教育的演进

从关注个体到关注过程，从关注过程到关注方法

创业者在经济理论中的角色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然而直到1970年，没有几家商学院提供创业课程（Vesper和Gartner，1997）。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创业活动的一个转折期。由于产业革命，美国范围内的小企业数量一直在下降。然而，在1972年，下降趋于平稳，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小企业数量开始上升（Greene，1993）。人们提出了很多原因来解释这种变化，一些是经济方面的，一些是社会方面的。Vesper和Gartner（1997）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如个人计算机）创造了新市场并因此涌现出一系列机会。变革步伐加快和进入门槛降低创造了一股创业浪潮，这股浪潮直到现在还未平息。与这些结构性变革相并行，在70年代早期，创业者一词的内涵开始从贪婪、剥削、自私和背叛转向了创造力、就业岗位创造、盈利、创新和慷慨（Vesper和Gartner，1997）。创业者开始被视为经济的驱动力，而且是非常积极和有贡献的社会成员。这些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研究数据，在调研的69个经济体中，72%参与创业活动的创业者感受到了作为创业者的高社会地位，68%则认为创业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Xavier等，2012）。

早期的创业研究聚焦于创业者特质。研究人员试图识别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区分开来的一系列特质（如McClelland，1965；Collins和Moore，1970；DeCarlo和Lyons，1979；Brockhaus，1980；Cooper和Dunkelberg，1981）。Brockhaus和Horwitz（1986）回顾了有关创业者特质的文献，发现了四种主要的创业者特质：成就需要、自我控制、高风险承担倾向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然而，此后在创业者特质文献中就没有形成进一步共识，也没有这四种特质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育的进一步科学证据。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呈现于大多数的创业教材中，通常开篇便讨论谁是创业者以及他拥有何种人格特质。很多年前Low和MacMillan（1988）曾主张，勾勒典型创业者特质的任何尝试注定是没什么用的。然而让我们惊愕的是，这类研究仍在继续。Miner（1996）提出了创业者的四种心理人格模式：个人建议者、感情投入的超级销售员、真正的管理者以及专家型创意生产者。最近，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则明确指出存在创业基因，并描述了创业基因的角色（Mount，2010），从而将创业者是天生还是后天培育的讨论推进到了新的极端。Fisher和Koch（2008）在其著作《天生而不是后天形成》中重提存在某些创业者人格特质的论断，并认为这些特质是受风险承担偏好影响的。为什么我们仍旧相信所有的创业者都是高风险承担者呢？

作为对特质方法的回应，Gartner（1988）主张用行为方法研究创业。对他而言，创业终究是关于组织的创建（新企业创建），其中，多种力量在新企业生成过程中交互作用，创业者只是该过程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应考察创业者在新企业创建情境下开展的活动，创业研究应该关注创业者做了什么，而不是创业者是谁。然而，不同创业者的行为是极为不同的，因此难以将这类研究进行普及用于教育目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一项研究针对创业教材内容与新生创业者的实际行为进行了比较，发现几乎没有重合之处（Edelman等，2008）。但是，研究人员针对从特质向行为转移的呼吁确实最终将创业教育从关注某类特定人群转移到了创业过程视角（Bygrave和Fofer，1991）。 随着过程方法进入创业课堂，创业变成了一种线性活动，包括识别机会、开发概念、理解资源需求、获取资源、制订商业计划、实施计划、管理新企业和退出（Morris，1998）。按照我们的观点，创业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管理——领导、控制、计划和评估的过程，差别在于前者适用于新创建的组织。今天，过程导向在创业教育中根基稳固。我们对目前市场上的45种创业教材进行了一次审查，其中大约80%强调了创业的过程，过程主题包括机会评估、商业计划制订、营销计划制订、资源获取、管理新企业和退出。

把创业作为一种过程深受进入创业领域的战略学者数量激增的影响，并导致了战略管理学者和创业学者之间的一场争论（Shane和Venkataraman，2000；Hitt等，2001a，2001b；Zahra和Dess，2001；Meyer等，2002）。这两个领域都感觉有必要创建学科独特性。对创业领域来说，这种独特性的空间是由Venkataraman（1977）创建的。他号召创业研究者和教育者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创业学科对于更广范围地理解商业企业做出了什么独特贡献？他进一步指出，鉴于对该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晰以及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的滞后和存在重叠，创业学科的合法性和生存在商业研究与教育领域受到了严重威胁（Venkataraman，1997）。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的学术文章引入了一个独特的关于创业的定义，即识别、评估和开发机会（Shane，2012）。这个定义后来成为创业领域使用最频繁和引用率最高的定义（Aldrich和Cliff，2003）。

学术界对上述研究进展表现出了认可，导致针对个体创业者的研究热潮再度出现，但幸亏不是从特质视角进行研究。作为替代，用认知方法研究创业已经持续获得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创业认知研究者不是基于人格特质来区分创业者，而是揭示创业者的思维模式，并且开始假定特定的思维模式是竞争优势和个体差异的来源（Mitchell等，2000，2002）。创业认知被定义为人们用来做出有关机会识别、机会评价、新企业创建以及企业成长的评估、判断或决策的知识结构（Mitchell等，2002）。

尽管大部分创业认知研究关注个体做出创业行动决策的原因并将这种决策与根深蒂固的知识结构和信念关联起来（Krueger，2007），另一个基于认知的研究流派则试图回答创业者的障碍，或者说是如何将创业者的愿望起点与创业活动衔接起来。到这一步，对创业者的初始资源优势以及它们如何推动或决定了价值创造活动的讨论基本消失了（Brush等，2001）。换句话说，问题不再是某个个体能否成为一个创业者，而是某个个体如何才能变得富有创业精神、创造机会并针对机会开展行动。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的弟子Saras Sarasvathy（2001，2003，2008）的研究在创业领域引入了一个有争议的新理论——效果推理。

萨拉斯·萨拉斯瓦西（Saras Sarasvathy）的博士论文针对45位超级创业者进行了有声思维实验和口头报告分析。实验要求被试者在做出决策并解决发生在创业阶段的十个典型问题时出声思考。 该实验的成果便是效果推理理论，相对应的是因果推理理论。

因果推理模式始于打算创造的效果。他们试图通过在手段中进行选择来实现这些效果，或者创造新手段来实现预先选定的效果。正好相反，效果推理模式始于给定的手段并试图利用非预测性战略来创造新的效果。除改变了传统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预测和控制之间的关系外，效果推理方法重新整理了很多其他传统关系，如有机体与环境、部分与整体、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等。特别是，它将这些关系视为设计而不是决策（Sarasvathy，2008，p16）。

要理解创业者是如何审视世界以及如何学习的，创业思维就突然变得十分重要——真的是很重要！Sarasvathy（2008）实证研究发现，效果推理型创业者将世界视为有多种不同可能性、创造并重组新机会、创造而不是寻找市场、接受并利用意外以及与大量利益相关者进行交互——这些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不是试图预测未来（Schlesinger等，2012）。

创业者思维模式的研究发现（Sarasvathy，2008）以及百森商学院的辅助研究（Costello等，2011；Greenberg等，2011；Neck和Greene，2011；Noyes和Brush，2012；Schlesinger等，2012）共同鼓励我们思考将创业教育提升到更高层次。基于效果推理理论（Sarasvathy，2008），我们认为不能再将创业作为一个过程来讲授，而是必须作为一种方法来讲授（Venkataraman等，2012）。作为一种方法的创业要求开发一组实践，通过这些实践，我们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创业思维，进而能够培养那些更能开展创业行动的学生。

正如你可以从历史视角所看到的，并不缺少创业理论。事实上，我们认为理论目前在创业教育中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扮演了更为强大的角色。与创业认知相关的理论只是我们产生将创业作为一种方法的需求的起跳平台。构成创业方法的实践深深扎根于来自大量学科的理论，我们在整本书中都会讨论这些理论。 03CHbyHurnRXHjBYV7gSVUQa0x0x6vwAl22MK2TIMliq23cmOMSBaTKwzDIi0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