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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天的疫情，让很多人沦陷其中。最后国家开始鼓励中医中药介入，由此引发了中医粉和中医黑的一场争执。争执的焦点在哪里？就是中医是否科学。中医的确是所谓科学概念产生之前的东西，它确实需要未来科学的不断验证，但用一种观念决然地否定另一种观念，就不具备科学精神。
老百姓总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生。”西医是否真的能让人明明白白死，因为我不是西医专业出身，不好判断，但“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生”这句显然是错的。如果大家学习了《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明了理法方药，断然不会糊涂。因为每一步都是清晰明白的。
比如，《伤寒论》应对发热和干咳、气喘等非常有疗效。比如此次疫情中，医生用了很多中医的方子，但很少有人讲用药原理，顶多是依据湿邪或寒邪来个区分，有的人是用伤寒方，有的人是用达原饮等时方，最不济的是用西医消炎杀菌等思路，开出银翘散、双黄连等。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很少有中医师亲临抗疫前线，从这点上说，还是西医医生在冒最大的风险，非常值得敬佩。中医师只是依照舌象和症状开个统一的方子，很少是从病人脉象断阴阳的。这就违背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治好治坏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第二个问题，虽然中医在治疗高热上有奇效，但如果没有经西医诊断，大家也不会承认中医治疗的就是“新冠病毒”病人。所以，“非典”时期，邓铁涛老师带中医团队介入时，就强调先由西医诊断后，中医才介入，否则也会被质疑，说只是治好了发热而已，而不是治好了“非典”。
第三个问题，患者都是处于隔离状态下，确实也阻碍了中医的望闻问切。
怎么办呢？可病人只会喊救命，又说不出一二。按脉法，桂枝汤，脉浮缓；麻黄汤，脉浮紧；麻黄附子细辛汤，脉沉。可无法给病人把脉，就只能再依据别的症状开药，就得根据有汗还是无汗，怕风还是怕寒，上头是否咽喉肿痛，下面是否大便不通等判断。
发热，我建议用甘草干姜汤。这是为什么？咱们看一下甘草干姜汤的《伤寒论》原文：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因为此轮发热都有咽喉干燥的症状，又因疫情而恐惧，有烦躁不安之象，而且有人大便干燥，几日不下，这就是经文所说“阳明内结”；病人诉说病情也颠三倒四，有人甚至吓得哭哭啼啼，只会说“好害怕好害怕”，这就属于“谵语烦乱”。甘草干姜汤方的好处就是干净、安全，不会乱了气机。
这个方子只有两味药：甘草四两，炙。干姜二两。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现代基础用量：炙甘草12克，干姜6克。原本在课程里，并没有现代基础用量这一项，但出于对大家用药不当的担心，特地加上以供参考。关于中药剂量问题，后面第三章有专门讲解。
特此声明：现在所谓基本用量都是按照李时珍的一两等于3克用的。而且，有些药必须按国家药典规定使用，比如细辛不得超过3克，附子最好不超过9克，一旦超过就必须有执业医师盖章确认。也正是因此，《伤寒论》中的中药煮法也就不太适宜目前这些剂量了。实际上，关于剂量，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用量心得，我在撰写本书时，也会根据现代人的体质，对古方中的用量进行一些调整。所以，真有病了还是要找医生开方，才能根据脉象等给出真正管用的剂量。
厥逆，就是手脚冰冷，就是阳虚；而咽中干就是阴伤；烦，是虚火上炎；躁，是肾精不足。所以用大剂干姜以扶其阳，用大剂甘草以救其阴，不仅能驱病，而且有提升免疫力之功效，对虚弱尿频、下半身常冷、咳唾痰稀、眩晕短气的老年人也有良效。此方大道至简，对于辨证准确又没有乱服过药的病人，效果神速。
而那些已经服用过西药退烧药而无效的人，就属于已经伤了阴阳的人，如果低烧不退，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依旧高热的，后背疼痛、无汗、怕风的，可以用葛根汤。
还有一种，发了大汗或吃错药泻下，发热依旧不退，伤了阳又伤了脾，且烦躁惊恐的，症见四肢厥逆、心悸、舌淡苔白滑、脉数欲绝的，可以用茯苓四逆汤。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茯苓四两，人参一两，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甘草二两，炙。干姜一两半。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现代基础用量：茯苓12克，人参3克，炮附子9克（因为药店禁止卖生附子，所以现在都用炮附子，而且炮附子的用量都要医生签字，所以大家要遵医嘱，切记），炙甘草6克，干姜5克。
这个方子，基本是四逆汤加茯苓、人参。其中四逆汤回阳救逆，人参益气生津，扶正固本；茯苓重用，使肺部寒湿之邪得姜附之温而从小便利之；且茯苓又能安神，定魂魄，除烦宁心。如此用药，就是用《黄帝内经》之理，开仲景之方。
有人会问：“感冒发热不是有病毒吗？中医中药能杀死病毒吗？”这真是问到根本了。甘草干姜汤、茯苓四逆汤中没有清热解毒药，为什么也能解决感冒发热的问题？中医和西医的巨大差异就在于此，西医一直在找病毒、杀病毒，而此次“新冠病毒”的特点就是隐藏深、变异快、有传染性，人体启动免疫系统的后果就是大轰炸后的五脏衰竭，所以西医与病毒的战役是英勇的、悲壮的。
而中医思维就像是明道的、悲悯的高僧，与其打仗，不如和解，世界本身就是求同存异的。瘟神来了，与其烧它、打它，不如送它。怎么送瘟神呢？这就涉及中医治病的根底了。
首先，一切疾病无非是气的变化，时疫就跟天地之气有关，最后还得老天出手相救，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天作孽，犹可活”，也就是说，若是天灾，总有人会活下来；“人作孽，不可活”，人若不知自保而胡作，就难以保命了。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这句话就是在讲春天的疫病都跟冬天伤于寒有关。冬天过于伤寒的话，就会“相火失藏，内热蓄积”。我说过，肾水之真阳、地下的石油、天上的雷电，都是真阳。过寒，则是逼真阳走出自己的阵地，外窜而为邪火。它一乱飘，全身都会热，嗓子热肿、头部热、身上热。这样身体就出大事了，生命本来是温熏小火，皮肤应该是清凉而温润的，这时滚烫发热，就叫“内热蓄积”。
其次，天地自然之气自有五行生克。古代把瘟疫叫作“疠气”，每到天地之间有疠气时，人们就惊叹《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对疫病的判断准确。天地之间的一股恶气，有凝聚时，就有消散时，人若与疠气交战，难免两败俱伤。所以，中医治病只调理气血的平稳和培元固本，免疫力强了，自然百毒不侵。
其实中医的发展，跟历史上的多次疫情相关。中国历史上瘟疫频繁，中国人是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四本书涉及瘟疫的书。
第一本，就是《黄帝内经》。疫病流行理论在《黄帝内经》里，是五运六气学说，我从“非典”起就非常关注五运六气学说，2004年出版的《中医与传统文化》一书中就有关于“非典”的专门论述。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按《黄帝内经》所言推演一遍，关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早有论断。而《伤寒论》则更是因疫病而出的一本书。所以对后世的疫病学说均有指导性作用。
第二本，是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是一次长达10年的瘟疫之后的痛定思痛，这场瘟疫夺走了他三分之二的家人，于是，先师张仲景感慨家人的沦没，痛恨无法救助亲人，才愤而苦学，参照前人的经典，著述了千古经典《伤寒杂病论》。后来这本书被分为两部分：一本《伤寒论》，一本《杂病论》，也就是《金匮要略》，其中伤寒病就是急性、传染性、发热性的疾病；杂病，就是伤寒之外的慢性疾病。
第三本，是明代吴又可的《瘟疫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吴又可亲历了疫情，推究病源，依据治验所得，撰写出《瘟疫论》一书，这本书可以说开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关于疫情，他提出“疠气”致病学说，明确指出像大头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造成的。疠气的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瘟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他认为瘟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他为此处起了个新名字，叫“膜原”。
为此，他创制了著名的方剂——达原饮、三消饮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人就主张用他的达原饮。其中槟榔能治岭南瘴气；厚朴可以破疠气之所结；草果辛烈气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盘踞。三味药物相合协力，可以使疠气速离膜原。因为当时瘟疫是在五六月间，所以方中又用知母以滋阴，加芍药以和血，再加黄芩以清燥热，用甘草以调和诸药。药虽七味，却能调畅气机，透达膜原，故为治疗瘟疫之邪的主方。而三消饮即达原饮再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大枣而成。
第四本，是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吴鞠通是因其父因病而死，伤痛之余，研读张仲景《伤寒论》，慨然弃举子业，专事医术。同时又精考《黄帝内经》，参以个人心得，而写成《温病条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瘟疫大行，吴鞠通一展身手，救治了数十人。由此，古人说：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是仲景之功臣也。一旦春天出现无名高热、头痛、呕吐，这就叫“温病”，因为它有热的表象。
可见，自古以来，医家遇病都知道要溯源《灵枢》《素问》，也就是《黄帝内经》；问道长沙，就是问道张仲景的《伤寒论》。因为这两个就是中医的根底。
总而言之，在西医探寻病原并努力发明疫苗的同时，中医也始终在尽自己的职责。因此，任何偏见都不应取代人类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任何绝对的观念都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与生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新冠病毒”危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是中国的，同时，它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