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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救,是最大的福报

2020年,是见证历史的一年。其中甘苦,想必所有经历者都已铭记在心。这一年,对我而言,好似闭关进修,我在“喜马拉雅”APP讲了一年的《伤寒论》,在小程序“元泰堂国学讲堂”讲完了《素问·灵兰秘典论》,辛苦归辛苦,但其中收获良多,有大欢喜;也希望能帮到大家,大家也有大欢喜;更希望经典永存、欢喜永存。这年头,从内而出的欢喜,就是良药。

讲《伤寒论》,可以按照条文讲。但大家关心的是病,讲病因,就得从《黄帝内经》讲;讲病证,就得从《伤寒论》讲。为了大家能听懂艰涩的古文,这里以“内经的理,伤寒的方”的形式来普及经典。因为里面有大量的《黄帝内经》原文和《伤寒论》原文,大家都盼着书能早点儿出来,好对照着经文认真学习。于是,我整理出文稿,并且在整理过程中又添加了一些东西,希望能更好地帮助到大家。

几年前我发愿讲全本的《素问》,可能有人会笑我太执着,但这世上每个人都有愿望,既然发了大愿,就要勇猛精进,再怎么煎熬心血,也要把事情做圆满,否则人生就有悔恨,就有遗憾。虽然我已经写了很多所谓的养生书,但目前我最满意的就是《曲黎敏精讲〈黄帝内经〉》系列书籍,我愿意用这种方式回报那些热爱经典、热爱《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的广大听众。能在学习经典的路上共同成长,是我们天大的福报。

本书是用《黄帝内经》之理、《伤寒论》之方来讲病。因为现在大家经常被病痛困扰,可又不明白自己因何而病,如果明了医理,能在病之初起,自己动动手脚,就解了病痛,大家自然高兴,同时也会对中医经典起信念。这自然对《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的传播也有益处。另外,讲《黄帝内经》,尤其是讲《伤寒论》,如果不结合实例,就会让理论落在空处。其实《伤寒论》本身就是结合实例讲的,它就像是一本教学笔记,仲景先师坐在堂上,给下面各位衙役及病人讲解治病良方,所以里面多次记载“师曰”。现如今,有人虽然把伤寒方讲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临床又不用伤寒方,那就是空说。所以,这也是《伤寒论》无法光大的原因。

再者,讲病还是在帮助大家学习自救。过去医疗环境差,很多人没钱看病,也就死生有命了。现在医疗环境看似繁盛,可大家却还是以病为苦,一是治疗不等于治愈,更何况还有大量的误诊、误治;二是医疗成本高昂,不仅没钱看不了病,有钱也不敢看病,病痛不说,一场大病往往就导致倾家荡产。昨天理发师跟我闲聊,说他一个肾结石手术花了6万元,而他的一个朋友同样的手术则花了12万元,他的另一个朋友做心脏支架花了十多万元……可见,无论我们有多少钱,也禁不住生一场病。所以我说,学习《黄帝内经》《伤寒论》,不只是学习经典,还是自救。

随着医疗的市场化,自救成了一个大话题。尽管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科普讲座、各种各样的文章,但这些都是碎片化的。比如,今天这个专家告诉你鸡蛋可以吃,明天那个专家告诉你鸡蛋不能吃,你怎么办,你怎么活?今天专家告诉你甲状腺的问题跟不吃海带有关,是由缺碘造成的,明天另一个专家又告诉你导致甲状腺疾病的第一大病因就是食用海带,我们还活不活?!仿佛一切活路都变成了死路,我们老百姓茫然无措,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再比如,关于减肥,有些专家不顾生命之理,媚俗地说:“春天正是减肥时。”为了挣黑心钱,就鼓励大家春天辟谷。一年四季当中,夏天最耗散人的精力气血,全指望着春天攒点儿精血来养呢!所以,夏天犯心脏病的人,可能就是春天胡作的人,因为缺少气血来支撑心脏的活力。

又有人说:“秋天正是减肥时。”古语都说入秋要“贴秋膘”,岂止不能减肥,反而要增肥。更坏的人说:“冬天正是减肥时。”其实,我们都不用跟天学,跟不了天学,我们至少可以跟动物学,都能得到真知,动物都知道冬天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要不然冬天的冷是扛不过去的。

所以我总说:“跟天走,别跟人走。”我们之所以会犯错,就是不懂得跟天走,而总是跟着自己的欲望走。跟天走,就是知道,有一个天然的减肥时机,就是夏天。夏天,人之气血全部到体表去抗热了,汗蒸腾腾,而此时脾胃最弱、最寒,人自然吃得不多,兼之大汗耗散气血,人自然会消瘦些。

说来说去,天底下什么最傻?脑子最傻,脑子想得最多,一旦想当然了,脑子就容易犯傻劲;什么最不傻?肉身最不傻,肉身的第一原则,就是自保。自保,就是天热了,就把气血拿出来抵抗热;天冷了,人体就要让气血全部内收,保生命之根,保五脏六腑,这也是有些胃寒的人冬天会觉得脾胃舒服一些的原因,而冬天如果皮肤、手指冻烂了,肉身都不会管。自保不是保别的,自保是保根本,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先保住根本。人间富贵为什么叫“浮华”?因为它没有根,浮华指的是无根。“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拼了命去追求浮华,不如先懂自保。

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这肉身,都说“格物致知”,但所有的“知”都应该对人有益,所以与其去格物,不如格“肉身”。我们天天折腾的、天天用的,全是这个肉身,不学《黄帝内经》,我们永远不知道肉身是怎么一回事。前面我们学了《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那里面告诉我们:二七、二八之前,我们对肉身浑然不觉,一有漏,人才惊觉肉身,由对肉身的惊觉而启动灵魂,生命就仿佛重启了……所以,从二七一十四到四七二十八岁,恐怕是人生最难忘的时光,而后,便是对肉身和灵魂的滥用期,这时期,对待肉身和灵魂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未来很多事情。等到七七四十九和七八五十六时,肉身的报复就是疾病,灵魂的荒芜就是老无所依。这时,生命又在一个虚弱的水平线上运行了。打个比方,青年时的生命重启,可以创立一门宗教;而年老气血衰颓下的生命运行,只会让你依附某种学说,或某种宗教,而再没有创造的力量。所以说:人活,就活个气血。而《黄帝内经》关于气血、关于元气、关于精气神的理论,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是谁、你是谁?是我们肉身气血决定的,是我们自身的荷尔蒙决定了我们会爱上谁;是我们自身脑内分泌的多巴胺决定了我们是否开心……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身。气血足,我们可以抗压并活得久,但也可能正因为气血足而好强,会因冲动而丧命。气血弱,我们也许就唯唯诺诺,活得憋屈,但也可能正因为气血弱,而知道自保,因示弱而得以长命。

如此说来,《黄帝内经》岂止是医学,《黄帝内经》讲的都是人生至理。我此次“讲病”,也是因循《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之理,分析各种病的成因以及治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基本、正确的医学知识,在我们遇到问题时,至少可以不慌张,比如在这场疫情中,很多人天天跟我习练易筋经或八段锦,也有吃中药的,可以自助、自救。同时,大家有了正确的医学理念,在跟医生交流时,也会顺畅,而不是一味地急躁和怨怒。虽然反复说跟天走,别跟人走,可心乱的时候,人看不见天,只见人。其实,自古疫情拼的就是谁命硬,命硬的,就活下来,家族里死得多的,就逼出一个先师张仲景,逼出一本绝学《伤寒论》,传了快2000年,又救人无数。其主旨,就是想命硬,就得培元固本。总而言之,学习生命原理,跟我们是不是学医出身,没有关系。古代也没有医学院,凡关乎性命之学的,都是人生的必需,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一句话,《黄帝内经》是一本伟大的经典,《伤寒论》也是一本伟大的经典,我真心希望有人能认认真真地学。它并不需要你有多专业,而是需要你多用心。在这浮躁的世界,已经很少有真正的生命体贴了,大伙儿还是尽量学习如何自救吧!

总之,这本书是用来开窍的,您若看着看着觉得开窍了,我就没白费心。若没开窍,就再看一遍。

让我们在一起重温经典的温暖。心灵的温润富足,一定会让我们成为人群中最安稳和喜悦的那一个。

曲黎敏
2020庚子年,写于北京元泰堂 Ok44Z/I/TRTHzPPnsu03ZCJpBGV00F3rVx15XXWtMEvRfP2+Mumk3/01KyHxywlH



第一章

学医的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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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论》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

2020年春天的疫情,让很多人沦陷其中。最后国家开始鼓励中医中药介入,由此引发了中医粉和中医黑的一场争执。争执的焦点在哪里?就是中医是否科学。中医的确是所谓科学概念产生之前的东西,它确实需要未来科学的不断验证,但用一种观念决然地否定另一种观念,就不具备科学精神。

老百姓总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生。”西医是否真的能让人明明白白死,因为我不是西医专业出身,不好判断,但“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生”这句显然是错的。如果大家学习了《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明了理法方药,断然不会糊涂。因为每一步都是清晰明白的。

比如,《伤寒论》应对发热和干咳、气喘等非常有疗效。比如此次疫情中,医生用了很多中医的方子,但很少有人讲用药原理,顶多是依据湿邪或寒邪来个区分,有的人是用伤寒方,有的人是用达原饮等时方,最不济的是用西医消炎杀菌等思路,开出银翘散、双黄连等。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很少有中医师亲临抗疫前线,从这点上说,还是西医医生在冒最大的风险,非常值得敬佩。中医师只是依照舌象和症状开个统一的方子,很少是从病人脉象断阴阳的。这就违背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治好治坏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第二个问题,虽然中医在治疗高热上有奇效,但如果没有经西医诊断,大家也不会承认中医治疗的就是“新冠病毒”病人。所以,“非典”时期,邓铁涛老师带中医团队介入时,就强调先由西医诊断后,中医才介入,否则也会被质疑,说只是治好了发热而已,而不是治好了“非典”。

第三个问题,患者都是处于隔离状态下,确实也阻碍了中医的望闻问切。

怎么办呢?可病人只会喊救命,又说不出一二。按脉法,桂枝汤,脉浮缓;麻黄汤,脉浮紧;麻黄附子细辛汤,脉沉。可无法给病人把脉,就只能再依据别的症状开药,就得根据有汗还是无汗,怕风还是怕寒,上头是否咽喉肿痛,下面是否大便不通等判断。

伤寒名方——甘草干姜汤

发热,我建议用甘草干姜汤。这是为什么?咱们看一下甘草干姜汤的《伤寒论》原文: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因为此轮发热都有咽喉干燥的症状,又因疫情而恐惧,有烦躁不安之象,而且有人大便干燥,几日不下,这就是经文所说“阳明内结”;病人诉说病情也颠三倒四,有人甚至吓得哭哭啼啼,只会说“好害怕好害怕”,这就属于“谵语烦乱”。甘草干姜汤方的好处就是干净、安全,不会乱了气机。

这个方子只有两味药:甘草四两,炙。干姜二两。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现代基础用量:炙甘草12克,干姜6克。原本在课程里,并没有现代基础用量这一项,但出于对大家用药不当的担心,特地加上以供参考。关于中药剂量问题,后面第三章有专门讲解。

特此声明:现在所谓基本用量都是按照李时珍的一两等于3克用的。而且,有些药必须按国家药典规定使用,比如细辛不得超过3克,附子最好不超过9克,一旦超过就必须有执业医师盖章确认。也正是因此,《伤寒论》中的中药煮法也就不太适宜目前这些剂量了。实际上,关于剂量,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用量心得,我在撰写本书时,也会根据现代人的体质,对古方中的用量进行一些调整。所以,真有病了还是要找医生开方,才能根据脉象等给出真正管用的剂量。

厥逆,就是手脚冰冷,就是阳虚;而咽中干就是阴伤;烦,是虚火上炎;躁,是肾精不足。所以用大剂干姜以扶其阳,用大剂甘草以救其阴,不仅能驱病,而且有提升免疫力之功效,对虚弱尿频、下半身常冷、咳唾痰稀、眩晕短气的老年人也有良效。此方大道至简,对于辨证准确又没有乱服过药的病人,效果神速。

而那些已经服用过西药退烧药而无效的人,就属于已经伤了阴阳的人,如果低烧不退,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依旧高热的,后背疼痛、无汗、怕风的,可以用葛根汤。

伤寒名方——茯苓四逆汤

还有一种,发了大汗或吃错药泻下,发热依旧不退,伤了阳又伤了脾,且烦躁惊恐的,症见四肢厥逆、心悸、舌淡苔白滑、脉数欲绝的,可以用茯苓四逆汤。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茯苓四两,人参一两,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甘草二两,炙。干姜一两半。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现代基础用量:茯苓12克,人参3克,炮附子9克(因为药店禁止卖生附子,所以现在都用炮附子,而且炮附子的用量都要医生签字,所以大家要遵医嘱,切记),炙甘草6克,干姜5克。

这个方子,基本是四逆汤加茯苓、人参。其中四逆汤回阳救逆,人参益气生津,扶正固本;茯苓重用,使肺部寒湿之邪得姜附之温而从小便利之;且茯苓又能安神,定魂魄,除烦宁心。如此用药,就是用《黄帝内经》之理,开仲景之方。

有人会问:“感冒发热不是有病毒吗?中医中药能杀死病毒吗?”这真是问到根本了。甘草干姜汤、茯苓四逆汤中没有清热解毒药,为什么也能解决感冒发热的问题?中医和西医的巨大差异就在于此,西医一直在找病毒、杀病毒,而此次“新冠病毒”的特点就是隐藏深、变异快、有传染性,人体启动免疫系统的后果就是大轰炸后的五脏衰竭,所以西医与病毒的战役是英勇的、悲壮的。

而中医思维就像是明道的、悲悯的高僧,与其打仗,不如和解,世界本身就是求同存异的。瘟神来了,与其烧它、打它,不如送它。怎么送瘟神呢?这就涉及中医治病的根底了。

首先,一切疾病无非是气的变化,时疫就跟天地之气有关,最后还得老天出手相救,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天作孽,犹可活”,也就是说,若是天灾,总有人会活下来;“人作孽,不可活”,人若不知自保而胡作,就难以保命了。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这句话就是在讲春天的疫病都跟冬天伤于寒有关。冬天过于伤寒的话,就会“相火失藏,内热蓄积”。我说过,肾水之真阳、地下的石油、天上的雷电,都是真阳。过寒,则是逼真阳走出自己的阵地,外窜而为邪火。它一乱飘,全身都会热,嗓子热肿、头部热、身上热。这样身体就出大事了,生命本来是温熏小火,皮肤应该是清凉而温润的,这时滚烫发热,就叫“内热蓄积”。

其次,天地自然之气自有五行生克。古代把瘟疫叫作“疠气”,每到天地之间有疠气时,人们就惊叹《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对疫病的判断准确。天地之间的一股恶气,有凝聚时,就有消散时,人若与疠气交战,难免两败俱伤。所以,中医治病只调理气血的平稳和培元固本,免疫力强了,自然百毒不侵。

其实中医的发展,跟历史上的多次疫情相关。中国历史上瘟疫频繁,中国人是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四本书涉及瘟疫的书。

第一本,就是《黄帝内经》。疫病流行理论在《黄帝内经》里,是五运六气学说,我从“非典”起就非常关注五运六气学说,2004年出版的《中医与传统文化》一书中就有关于“非典”的专门论述。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按《黄帝内经》所言推演一遍,关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早有论断。而《伤寒论》则更是因疫病而出的一本书。所以对后世的疫病学说均有指导性作用。

第二本,是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是一次长达10年的瘟疫之后的痛定思痛,这场瘟疫夺走了他三分之二的家人,于是,先师张仲景感慨家人的沦没,痛恨无法救助亲人,才愤而苦学,参照前人的经典,著述了千古经典《伤寒杂病论》。后来这本书被分为两部分:一本《伤寒论》,一本《杂病论》,也就是《金匮要略》,其中伤寒病就是急性、传染性、发热性的疾病;杂病,就是伤寒之外的慢性疾病。

第三本,是明代吴又可的《瘟疫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吴又可亲历了疫情,推究病源,依据治验所得,撰写出《瘟疫论》一书,这本书可以说开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关于疫情,他提出“疠气”致病学说,明确指出像大头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造成的。疠气的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瘟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他认为瘟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他为此处起了个新名字,叫“膜原”。

为此,他创制了著名的方剂——达原饮、三消饮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人就主张用他的达原饮。其中槟榔能治岭南瘴气;厚朴可以破疠气之所结;草果辛烈气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盘踞。三味药物相合协力,可以使疠气速离膜原。因为当时瘟疫是在五六月间,所以方中又用知母以滋阴,加芍药以和血,再加黄芩以清燥热,用甘草以调和诸药。药虽七味,却能调畅气机,透达膜原,故为治疗瘟疫之邪的主方。而三消饮即达原饮再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大枣而成。

第四本,是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吴鞠通是因其父因病而死,伤痛之余,研读张仲景《伤寒论》,慨然弃举子业,专事医术。同时又精考《黄帝内经》,参以个人心得,而写成《温病条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瘟疫大行,吴鞠通一展身手,救治了数十人。由此,古人说: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是仲景之功臣也。一旦春天出现无名高热、头痛、呕吐,这就叫“温病”,因为它有热的表象。

可见,自古以来,医家遇病都知道要溯源《灵枢》《素问》,也就是《黄帝内经》;问道长沙,就是问道张仲景的《伤寒论》。因为这两个就是中医的根底。

总而言之,在西医探寻病原并努力发明疫苗的同时,中医也始终在尽自己的职责。因此,任何偏见都不应取代人类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任何绝对的观念都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与生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新冠病毒”危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是中国的,同时,它也属于世界。 v4qxfeQZJt1dRhcQ1V/rOniJVbhnmaCJJxTzTzy986mmRFcTS7caAQ5OWGRRO6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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