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战争中基本上是摸黑前行，甚至不知道引起传染病的微生物的存在。是啊，他们怎么会相信存在一种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呢？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先应该很早就注意到，有些疾病在人的一生中只会感染一次，那些足够幸运存活下来的人，将得到永久的保护。我们在“雅典大瘟疫”故事里谈到的修昔底德，他曾在自己的著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51.6）中说道，恶疾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两次，即便真的再次染病也不会致死。这给了幸存者一种虚幻的希望，似乎在未来他们可以对所有疾病免疫。这种想法与对生的强烈眷恋相结合，便催生了所谓的“人痘接种术”。该做法在亚洲的起源是一种为预防天花的破坏性伤害而进行的极端尝试，初期实践尚无定论：有人认为可追溯至印度的古医书，而更明确的记录则出现在公元10世纪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直到《医宗金鉴》详细说明了四种进行接种的方法。中国医生所采取的方式之一是将从天花感染者的脓包里提取的物质进行干燥处理，再由健康人吸入。在理想情况下，接受治疗的人会出现轻微症状，从而规避将来成为重症感染者的风险。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病重身亡。这证明，此种方法不过是为使人体产生免疫所进行的冒险。

即便如此，由于没有其他选择，在程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人痘接种法被使用了大约1000年。比如在印度，人们会睡在感染者身边，或是穿上他的衣服。而在非洲和近东地区则是在想要获得免疫的人的皮肤上割开小口，把病人脓包的提取物涂到伤口上。

欧洲最初并不这么做，直到出现一位特殊人物：社交名媛、聪慧美丽的英国贵族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1715年，她患上了天花，两年前正是这种疾病夺走了她兄弟的生命。玛丽得以幸存，但脸上留下了疤痕。不过，她是不会屈服于逆境的。

两年后她随丈夫出使奥斯曼帝国，来到君士坦丁堡。她在这里爱上了土耳其风俗，成为当地贵族聚会的常客，并因此得知了人痘接种术。由于自己身受其害，她毫不犹豫地对儿子进行了接种。此后1721年在英国，她的女儿也在皇家学会成员的见证下接受了接种。随后人痘接种术便流行开来，尤其是在上流社会中。乔治·华盛顿的一位将军也在军中鼓励施行此种方法。

但是，许多医生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因为其客观存在的危险性使许多人不幸罹难，包括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儿子。也难怪，这种方法来自被欧洲人认为低自己一等的东方，推广者又是一位不具备医学知识的贵族妇人。这些都是它不被医学界认可的原因。所以即便蒙塔古夫人将其引入，在18世纪的欧洲依然有约4000万人死于天花，其中就有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西班牙国王路易一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后者的故事颇具代表性。路易十五在幼年感染了那个年代被称为“小天花”的水痘。但医生并没有正确识别这种疾病，却认为这就是天花，所以认为小皇帝已经获得了免疫。以此为据，他们没有对他施行人痘接种术。约45年后，真正的杀手潜入，终结了皇帝的生命。

终于在那个世纪末，与天花的斗争迎来了转折点。成就如此划时代事件的人，自然会被描述成举世无双的伟大“英雄”。这个人就是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根据流传最广的故事版本，詹纳偶然注意到一些挤奶女工从奶牛身上感染了某种疾病，症状是手上出现类似天花的脓包，之后她们就能免疫于真正的恶疾。可能是这种职业病保护了她们吧？詹纳对此颇感兴趣，决定开始实验。

任何对现代道德敏感的人一听说这个实验，尤其是听到詹纳所选择的实验对象，都会感到毛骨悚然——那是他的园丁8岁的儿子詹姆斯·菲普斯。詹纳用来自奶牛脓包的脓液令其感染，然后又用天花患者的脓包提取物在小詹姆斯身上进行尝试……他试了20次，但那男孩完全没有染病（幸亏！）。备受鼓舞的詹纳在另外23个人身上进行了同样的实验，其中包括自己11个月大的儿子。所有人都得到了免疫。这意味着，在受传染病困扰数千年、无数人失去生命之后，人类终于第一次找到了有效且安全的武器。为了向为该发现做出贡献的奶牛致敬，这种非凡的武器被称为“疫苗”（vaccino） 。

不过，真实的故事可能有些不同，相对于偶然，更多是合作的成果。在最初发现疫苗时，可能有一名詹纳的合作者——约翰·弗斯特。他们也许试图对一个男孩施行人痘接种术，但男孩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调研中他们发现男孩曾得过与挤奶工相同的病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从这里，而不是观察挤奶少女的双手这样充满浪漫和偶然的故事中，詹纳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念头。

无论如何，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而新发现的荣耀则毫无疑问地通通归于詹纳名下，他获得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在1805年，詹纳直接给拿破仑写信，要求释放关押在法国的几名英国公民，声明他们只是前往法国进行研究，与战争毫无干系。拿破仑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如是说：“詹纳！哦，我们不能拒绝这个人的任何要求。”

1840年，英国宣布禁止人痘接种术，新的疫苗则可以免费使用。最早的疫苗接种运动展开了，但要付诸实践，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教皇国，由于疫情暴发，早在1822年就已推行强制疫苗接种。可是在一些地区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在里米尼和弗利，教士们拒绝传达政令，医生们怀疑疫苗的安全性，更有人认为将人类自己的“体液”与牲畜的混在一起在道德上无法接受。最后，教皇利奥十二世不得不改义务接种为选择接种，使自己在历史上留下“反疫苗”教皇之名，也为那种制造了数以万计人死亡的疾病打开了再现之门。

詹纳的祖国也掀起了各种反疫苗运动，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推广疫苗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同样备受质疑。甚至，在1896年还成立了国家反疫苗联盟（NAVL）。

尽管历经坎坷，但从长远来看，疫苗还是占据了上风。正因如此，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够宣布天花在地球上彻底被消灭。这场胜利前无古人，也将后无来者。我们会在后面的讲述中说明。

从詹纳的疫苗诞生到20世纪中期大范围的疫苗接种，一个多世纪过去了。100多年后，疫苗不再是神秘的救命仙丹，而成了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其效用的高科技产物。

传染病是由不同类型的微生物引起的，对它们更准确的称呼是病原体。它们可以是病毒，本质是微型蛋白质囊，有时会跟其他分子结合在一起。这些分子包裹着一条DNA或RNA链，其中编码（或者说“写入”）了病毒基因。

病毒引起的疾病包括麻疹、脊髓灰质炎、天花和流感。疾病还能通过细菌传播。细菌是一种极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它的DNA并没有细胞核的包裹。最后还有一些病原体，它们由一个或多个复杂细胞构成，与组成我们人类身体的细胞相似，DNA包裹在细胞核内。这种情况的例子是疟疾，针对它尚无有效疫苗可以使用。

当病原体进入人体，一般会迅速开始繁殖。但它的进入是会被察觉的：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现了新的入侵者，并开始与之对抗。战斗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期间人体会出现疾病症状。一切顺利的话，免疫系统便会重掌大局，并从此时起生产出特定抗体，它们会在血液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最优情况将是存在终身。

这些抗体如同哨兵，一旦同样的病原体再次突破人体防御，可以立即将它们识别出来并触发新的免疫反应。这一次反应非常迅速，以至微小的敌人在引起疾病前就遭歼灭。这种机制完美无缺，但却只适用于大体上保持不变的微生物。例如流感，人们会多次被感染，是因为引起该疾病的病毒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使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它就像一个罪犯，通过戴上不同的面具瞒过边检，得以反复进入已将其列入通缉名单的国家。

一旦了解了人体对感染的反应，疫苗的生效机制也就好理解了：它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引见”一种会被它鉴定为病原体的东西，同时又没有引起疾病的风险。

施行人痘接种术时，免疫系统会与相对较弱的病毒接触（因为是从轻症患者的身上提取的），且该病毒还预先经过了诸如干燥之类的进一步灭害处理。可是因为无法控制所提供病毒的数量和实际状况，有时疾病还是会以破坏性的面貌呈现。而詹纳的疫苗引入的却是不同于天花病毒的另一种病毒，但近似度足够引起人体的反应，从而在致命病毒刚刚入侵身体时，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并立即消灭它们。

今天，为免疫系统“引见”病原体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人们可以根据它们的效力进行选择。例如，可以使用“减毒”病原体，即经由实验室处理过的无法致病的病毒或细菌；或者被高温或化学物质杀死的微生物；或者使用特定病原体的典型分子（称为抗原）引发免疫反应，比如通常存活在病原体表面的分子。毕竟，为了防止通缉对象进入，我们的免疫系统并不需要一张完整的“照片”，一枚“指纹”足矣。

当然这还不够，因为疫苗里还有其他成分。首先，可能需要一些物质来诱使免疫系统产生更大的反应（据统计，每一种疫苗在应用中总有很小一部分免疫系统无应答的案例。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情况，需要进行诱导）。针对这个需求，铝盐被证明效力明显且无副作用，因为通过疫苗获得的铝盐剂量与一个幼童在一天的饮食中可能摄取的量基本相等。

其次，疫苗中可以含有小剂量的抗生素，防止疫苗被细菌污染；以及防腐剂，防止疫苗变质。“这其中，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内，使用的是硫柳汞，一种含有汞的物质。尽管尚未发现与它的使用有关的负面影响，但在现在的欧洲和美国，作为预防措施，已经从儿童疫苗中将其淘汰了。”罗马第二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安德莱奥尼（Massimo Andreoni）向我解释道。

最后，疫苗中还可能含有加工残留物、糖或是令疫苗更为稳定的物质。

这些成分都是安全的吗？有这样的疑问当然是合理的，因为与其他药物相反，疫苗的使用对象是健康人，儿童更是接种疫苗的最大群体。即使疫苗使我们免于与传染病产生直接且破坏性极强的接触，但若不是为了治愈某种令自己痛苦的疾病，而是为了预防一种看不见的疾病去使用药物，还是需要理性付出一定努力的。

总之，疫苗是安全的。这不意味着它没有其他药物所具有的副作用，而是说其副作用的风险远小于其所预防的疾病的风险，出现严重问题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这种“计算”必须非常精确，不仅要考虑感染的结果，还要考虑被感染的实际概率。例如狂犬病通常是一种致命疾病，有针对性的疫苗，但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狂犬病病例。所以在旧大陆，只有在存在特定风险的情况下，才建议使用狂犬病疫苗，例如将与理论上可能携带该病毒的野生动物（在一些地区可以是蝙蝠和狐狸）进行接触，或是从事“风险”职业（例如狩猎警卫），又或是前往狂犬病流行区域旅行。

如果要将宠物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那么必须对其进行疫苗接种。

诚然，我们都希望疫苗就像一杯水一样无害，但水虽然是地球生命的基础，却无法独自承担保护人类不受健康之敌侵害的重任。

那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良反应。在先进国家，根据经过良好测试的数据收集程序，医务人员会将疫苗接种后发生的异常情况汇报给主管部门。这类初级报告记录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包括例如意外死亡的案例。然后会对记录进行分析，确定哪些情况确实与疫苗有关（事故原因甚至有可能是药物浓度不足）。整理出所有线索后会看到，绝大多数副作用通常是一些短暂的不适，像是酸痛、红疹、头痛和发烧。也许你们曾遇到在发低烧时前去接种疫苗，被告知退烧后再来的情况。这是一种预防措施，避免接种前就存在的低烧掩盖了疫苗引起的问题，从而阻碍了对副作用的识别。

严重反应是很罕见的，其中包括过敏性休克。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突发性过敏反应，可能致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疫苗中特定成分的过度免疫反应。疫苗接种人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通过让患者服用可以抵消反应的药物进行干预。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是关于2009年猪流感疫苗的。那时人们担心这种传染病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很多人甚至害怕它会发展成一场新的西班牙流感疫情，于是人们疯狂寻求疫苗的保护。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怀疑某一种疫苗（在意大利从未使用）导致了数百例发生在北欧的发作性嗜睡症。那是一种严重的致残性神经系统疾病，会影响人体对睡眠和清醒的正常调节，并可能引起患者失控和突然失去意识。幸亏这种病非常罕见，于是就有人将病例的突然增加与疫苗联系到了一起。罪魁祸首被确定为一种叫作AS03的物质，它被用作激发免疫反应的佐剂。另有一些人则认为疫苗中一种能影响睡眠循环的病毒蛋白才是原因。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发作性嗜睡症似乎也可能是流感本身引起的症状。

而为什么同样的疫苗在世界不同地区使用，却只在北欧出现了该反应，仍然有待探究。有一种猜测是只有DNA中携带特定变异的人群才可能出现反应，而这种变异在居住于旧大陆北部的人群中更为常见。无论如何，从那时起AS03就被禁止使用在疫苗中了。

尽管此事疑点重重，但足以敲响警钟：我们要如何确保接种的疫苗不会带来类似的危险？

“对于新研制的疫苗，人们会担心出现无法预见的反应，因为已经使用多年的疫苗（例如麻疹和风疹疫苗）有大量的接种者，每一种副作用都已被了解。正是发作性嗜睡症的案例证明存在一种有效的监控系统，随时可以发现罕见副作用，即便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仅在怀疑的基础上也能有所应对。”马西莫·安德莱奥尼说。

要知道，每种新疫苗在投入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大量关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检验和测试。这些测试比之普通药物更为严格，并且通常要持续多年。因此，研发一种新的疫苗被认为“与组织一次航空航天任务一样复杂”。毕竟，我们的机体在分子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方面，确实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小宇宙。

故而，一种新的疫苗进入市场需要花很长时间。季节性流感疫苗是个例外，因为每年的制剂只会稍微改变能够触发免疫反应的分子（这是因为流感病毒可以每年以略有变化的形式出现，就像是稍稍改变了免疫系统已经能够识别的那套指纹）。

尽管有公共机构的严格监控，生产疫苗的依然是私营企业，因此他们对疫苗的推广是带有营利目的的。这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制药厂会不会为了赚钱向我们提供无效的药物？政府部门对此风险的回应是，为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将加强监管。我们目前建立的体系是公共部门将获得疫苗所需的巨大投资委托给私人，以换取同样可观的收益。这就像拒绝吃小麦的原因是它并非由公家生产，而是私营企业生产。因此，疫苗生意可能会成为投机对象。

此外，这种对制药公司的批判，矛盾之处在于如果不接种疫苗，任由微生物自由进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患病，那么制药公司就可以从我们那不良的健康状况中赚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将对多种药物的帮助有持续性需求。

我们也想知道，我们的身体能同时承受几种疫苗？鉴于建议接种的疫苗有多种，人们会倾向于一次性完成，最好是结合在同一剂药物里，这样孩子们不用反复面对他们讨厌的打针，或是反复拜访医生。这安全吗？当我询问马西莫·安德莱奥尼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接触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新物质，对越小的孩子越是如此。光是把一只小脏手塞进嘴巴就会接触到数以千计的不同分子，其数量远远超出一支多功能疫苗所含有的。”

所以，就像之前说的，每一次接种疫苗，我们都应该理智地想一想，这种疫苗保护我们免受病毒侵害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替我们保住生命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它对我们造成的伤害。

举例来讲，根据2018年的一项研究，1900—2015年，在意大利全境进行的疫苗接种预防了超过400万例可能发生的严重疾病，其中三分之一的主体是儿童。这个数量远超可能由疫苗引发的不良反应数量。

而2017年的另一项评估显示，2001—2020年，在最贫穷国家展开的疫苗接种项目将避免2000万人死亡、900万人永久残疾，为社会保留生产力并节约成本所带来的收益总计约8亿欧元。

综上所述，选择回到过去是极不明智的。 JeoiVfEsxEWZ7dOu+4XAm3WaqFDB6TH0XS8ibHahnzHGBk/GYq1eCT9f/3eigQ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