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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之际，必然会遇到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阻力，特别是那些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行我素的人。由于费班克和莫里斯无权改变西涅信用卡业务之外的组织结构，正如费班克所说，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内部挖潜，横向努力”。主要反对者之一是一个叫丹·奥尔里奇（Dan Oelrich）的人。他是“判断性信用政策”方面的专家，在业内享有盛誉。总的说来，“判断性信用政策”是指信用分析师在做出“有所依据”的决定（尽管是明显不科学的）之前，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尚无准确定义），来对申请人的记录做出评估。
有些时候，人们可能会说这样行之有效。在奥尔里奇的领导下，西涅信用卡部的冲销率屡创新低。然而，费班克和莫里斯认为，这种政策不可持续。“靠拍脑袋来做决定”无法度量。在费班克看来，判断性信用政策不能“充分利用信息，因为信用分析师的洞见和经验很难与其他分析师共享”。为改变这一政策，他们不得不进行一些初步测试。但是，他们的初始测试简直就是灾难性的。西涅的冲销率从行业最好的2%上升到行业最差的6%以上。
莫里斯坦言：“情况非常糟糕。悲惨的是，我们把数据弄错了，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两个人压力非常大，时常焦虑不堪。莫里斯回忆，开车往返首都华盛顿和里士满的通勤路上，他们每天都会大声交谈，诸事不顺的他们“不知道当天会不会被炒鱿鱼”。莫里斯还记得一个朋友有一次鼓励他说：“奈吉尔，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莫里斯说：“天的确很黑。”回想起这段时光，费班克同样满脸严肃：“经历过四年的濒死体验，我们才初尝成功的滋味。”事实上，费班克当时认为，只能再坚持几天或几周时间，最多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关门歇业。
然而，说来也巧，银行高层并没把信用卡业务萎靡不振当回事。他们正在处理另外一场房地产业务遭遇的严重危机。管理层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化解这场危机上面。尽管这对银行来说是一段艰难时期，但莫里斯和费班克却趁机得以解决问题，改进流程，选拔更好的管理和服务人才，同时，利用收集的客户数据不断完善产品。
他们最初的主攻方向，是找到每位支付19.8%的贷款年利率的客户，了解竞争对手（精算风险也很低）的贷款年利率，然后通过邮件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在邮件中所要传递的基本信息是：“不用付19.8%，做我们的客户您只需付9.9%。”他们向已证实的付款人提供相当低的利率，旨在奖励良好的行为。客户所要做的就是在寄给他们的支票上签字，然后进行余额转账。那时，大多数消费者意识不到自己究竟付了多少钱，反正每个人的付款金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尽管降息和提供余额转账服务被视为银行界的高尚之举，但一些金融专家仍然警告像你我这样的人，不要使用任何形式的信贷产品，更不要说余额转账了。畅销书作家、电台主持人戴夫·拉姆齐（Dave Ramsey）因精于理财而走红。他认为债务不能靠借钱来摆脱，经常告诫人们不要进行余额转账或个人贷款。在他看来，只有银行才能在这些风险行为中赚钱。低息余额转账只有在你迅速付清转账金额时，才会有利可图，因为一旦促销时段（通常是6~12个月）结束，低息余额转账的利率就会上升。有些人因为没有意识到余额转账会对他们的信用评分造成负面影响而陷入麻烦。每次余额转账申请通常会把你的信用评分降低10分。因此，假如你想在余额转账后一年内拿到车贷或房贷，就需要格外慎重。余额转账还可能让消费者坠入另外一个陷阱。由于过度享受较低的最低还款额，他们失去了以较低利息尽快还清信用卡欠款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可能债台高筑。余额转账给借款人带来的麻烦还有，倘若他们在另一张信用卡上有更多的信用，却缺乏自律不去使用那张卡消费，最终就可能发现自己负债更多。
诚然，不使用信用卡最为理想，但费班克和莫里斯工作的系统，已经从对信用卡运作方式缺乏了解的客户身上获得了巨大利润。他们试图改善这种状况，并迫使其他银行照此办理。通过将利率降低到9.9%，他们为银行树立了效仿的楷模。
他们的想法的另一部分是改变谁值得信任的观念。只有一半的美国人可以使用信用卡。莫里斯认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没有信用记录的问题。”那些人没有信用记录，因此也就无法获得信用。莫里斯称：“我们想实现信用民主化，因为信用卡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租车、住店、建立信用记录买房，所有这些对于许多过去“不合格”的消费者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伊桑·科恩-科尔（Ethan Cohen-Cole）是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信用卡歧视》（ Credit Card Redlining ）一书的作者，对信用卡行业的社会经济和种族歧视进行了一番研究后，认为“信用卡是金融阶梯上的第一步”。莫里斯和费班克赞同这一观点，并希望打造公平的信用环境。为此，他们想让数据充分发挥作用，而不是利用过时的歧视性做法来伤人害己。他们希望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