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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线索都是误导。那名办公室助理辞职了，却没有通知他们。我们在贝歇尔东部的拜亚夏里克找到了她。对于给我们造成不便，她感到很愧疚。“我根本没递交辞职信，”她不停地说，“对这样的雇主，没必要交辞职信。这种事我从来没遇到过，从来没有。”柯维一下子就找到了“翘嘴”露辛。她跟往常一样在拉客。
“她一点也不像‘佚名女’，长官。”柯维给我看露辛的照片。她很乐意搔首弄姿地让柯维拍照。假消息的提供者语气斩钉截铁，充满权威，然而我们无法追查其来源，也搞不懂为何会有人把这两名女子搞混。还有其他消息传进来，于是我派人去调查。我的工作电话里有留言，也有空白留言。
天开始下雨，我家门外的招贴栏里，“佚名女”的相片变得软塌塌的，挂满一道道水痕。一张很炫的巴尔干电子舞曲晚会广告盖住了她的上半张脸。晚会的图案与她的嘴唇和脸颊衔接在一起。我揭下新海报。没有扔掉——只是挪到一边，让“佚名女”再次显露出来，闭合的双眼与广告相毗邻。DJ雷迪克，“老虎”科鲁。劲歌热舞。我没见到“佚名女”的其他照片，但柯维向我保证，城中到处都是。
面包车里显然布满库鲁希的DNA，但除了那几根毛发，“佚名女”与他没有瓜葛。况且，那些戒赌者不可能都在撒谎。我试图记下所有向他借过那辆面包车的人。他讲了几个名字，但坚持说偷车贼是陌生人。发现尸体之后的周一，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博鲁。”等待半晌之后，我再次报上自己的名字，于是对方也跟着重复。
“博鲁探长。”
“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
“我不知道。前两天，我期待你能帮我。我一直试图联系你。不过更有可能是我能帮你。”此人带有外国口音。
“什么？抱歉，你得说大声点——这线路实在很差。”
电话里充满静电噪音，那人听起来就像古董录音机。我无法判定是电话线路有迟滞，还是他总要等很久才回应我的话。他的贝歇尔语很不错，但有点怪，不时穿插着古语。我说：“你是谁？想要干吗？”
“我有消息告诉你。”
“你联络过我们的情报热线吗？”
“我不能。”他是从境外打来的。贝歇尔的老式交换机会产生独特的回馈音。“可以说这正是关键所在。”
“你怎么弄到我电话的？”
“博鲁，闭上嘴。”我再次希望有一台具备日志功能的电话。我挺直了身子。“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在报纸里。你负责调查那女孩。越过助理这一关并不难。你到底要不要我帮你？”
我环顾四周，但毫无疑问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你从哪儿打来的？”我拨开窗口的百叶帘，仿佛期望发现街上有人在观察我。当然，我什么也看不到。
“算了吧，博鲁。你知道我从哪儿打来的。”
我开始记录。这口音我辨认得出。
他是从乌库姆打来的。
“你知道我从哪儿打来，所以请不用费神问我的名字。”
“跟我交谈又不犯法。”
“你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你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这件事——”他停顿下来，我听见他用手捂住电话低声咕哝了几句。“你瞧，博鲁，我不知道你的立场，但我身处另一个国家跟你谈这件事，这或许很疯狂，也很无礼。”
“我不关心政治。听着，你要是能……”我切换至伊利塔语，亦即乌库姆的语言。
“不必了，”他用那种混杂着伊利塔词汇的老式贝歇尔语打断我的话，“反正是同一种丑陋的语言。”我记下他这句话。“快点闭嘴。你要不要听我提供的信息？”
“当然。”我站起身摸索，试图追踪这通电话。我的电话线没有追踪设备，即使能在他讲话的同时通过贝歇尔电信公司逆向追查，也得花上几个小时。
“你正在调查的那个女人……她死了。对不对？她死了。我认识她。”
“很遗憾……”我这么说是因为他沉默了很久。
“我认识她……有一阵子了。我愿意帮助你，博鲁，但并非因为你是 警察 。上帝，我不认同你们的权威。但假如玛瑞亚……假如她是被杀的，那我所关心的一些人可能面临着危险。包括我最最关心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另外，应该有人为她……好了，我就知道这些。
“她叫玛瑞亚。大家都这么称呼她。我是在这儿遇见她的。在乌库姆。我尽可能把所知的情况告诉你，但我知道的不多。因为那不关我的事。她是外国人。我是通过政治活动认识她的。她很认真——全力以赴，你明白吗？不过她的目标并不是我一开始所想象的。她知道很多事，也从不浪费时间。”
“听着。”我说。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她住在这里。”
“她在贝歇尔。”
“算了吧，”他很恼火，“算了吧。那是不合法的。没有可能。就算她真去了贝歇尔，实际上也还是在这边。去牢房问问那些激进分子。肯定有人知道她。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参与各种地下活动。她一定是两边都去。她意图了解一切，因此总想到处乱跑。她正是这么干的。就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她是被杀的？”我听到他嘶嘶的呼吸声。
“博鲁，你要是真想说你很笨，那我就是在浪费时间。我认出了她的照片，博鲁。假如我认为没必要，假如我认为这件事无关紧要，你以为我会帮你？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了你们那张该死的海报。”
他挂断电话。我依然将听筒握在耳边，仿佛他还会回来似的。
我看到了你们那张海报。 我低头瞧了瞧笔记本，在他告诉我的种种细节旁边，写着“混蛋/混蛋/混蛋”。
稍后不久，我离开了办公室。“你还好吧，提亚多？”嘉德勒姆说，“你似乎……”我的气色肯定不太好。我在路边摊要了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但这是个错误，反而令我更加焦躁不安。
回家的路上，我难以辨识边界，难以选择该看的和不该看的，不过考虑到今天发生的事，也许并不算意外。我四周全是不属于本城的人群，熙熙攘攘，缓慢移动，而贝歇尔的这片区域却不甚拥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地的砖石建筑——教堂、酒吧、一所由层层叠叠的砖房构成的学校——这是我自幼成长的环境。其余的，我尽力忽略。
当天晚上，我给沙莉丝卡打了电话，她就是那个历史学家。做爱固然是好，不过她有时喜欢讨论我手头的案子，她很聪明。我两次拨打给她，但两次都在她接听前挂断。我不能把她卷进来。违反保密条例，将调查中的案件谎称为假想案是一回事，使她涉及越界则是另一回事。
我脑中不停地重复着那句“混蛋/混蛋/混蛋”。最后，我带了两瓶红酒回家，打算慢慢喝掉——就着橄榄，奶酪和香肠，以此作为晚餐。我继续在笔记本里涂鸦，画出抽象的图案，仿佛那样就能帮我理出头绪似的，但问题很明显——我进退两难。这也许是个精心设计，却毫无意义的骗局，我可能是受害者，但似乎又不太像。电话里那人多半讲的是实情。
倘若如此，我手上便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与“佚名女”玛瑞亚直接相关。如要继续追查，我知道该去何处，找什么人。而这件事只能由我自己去做。但是，假如被人知道我以此为依据展开行动，嫌犯的罪名便永远无法成立。更麻烦的是，我若是顺着这条线追查，那不仅仅是违反了贝歇尔的法令——这属于越界行为，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告密者不应看到海报，因为那不在他的城市里。他绝对不该告诉我。他让我越了界。这条情报在贝歇尔就好比过敏原——一想到这儿，我就头皮发麻。我成了共犯。这是个既成事实。（或许是因为醉酒，我当时没意识到，他并不需要告诉我是如何知悉此事的，他这么做一定有原因。）
面对如此一份谈话记录，有谁不想把它一把火烧掉或撕个粉碎呢？不过我没这么做。我当然不会。我在厨房的桌旁一直坐到深夜，并将谈话笔记铺在面前，时不时漫不经心地涂写着“混蛋/混蛋”。我打开音乐：范·莫里森
在1987年巡回演唱会上与柯尔莎·雅科夫合唱的“火车小妞”，后者被称为贝歇尔的乌姆·库勒苏姆
。我继续喝酒，而“涉及越界的国外佚名女玛瑞亚”的相片就摆在那些笔记旁边。
没人认识她。上帝保佑，尽管波各斯特是全整区域，但也许她根本就不是合法地进入贝歇尔。她有可能是被运送过来的。那些少年发现了她的尸体，整个调查行动说不定就是越界行为。我不该力推此事，从而害自己受到牵连。也许我应该搁置调查，任由她的尸体逐渐腐烂。一时间，我似乎产生了逃避的念头。然而，我最终仍会尽自己的职责，尽管这意味着触犯一条最最基本的现实法规，而它比我领取薪水所维护的一切律法都重要得多。
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越界游戏。我从来都不太感兴趣，但轮到我时，仍会蹑手蹑脚地越过粉笔线，然后被朋友们追着跑，他们张牙舞爪，扮出恐怖的鬼脸。而等到我被召唤时，也会如此追逐他人。此外，我们也常常从泥地里挖出树枝与碎石，称其为贝歇尔魔矿石，或者玩一种融合了追逃与躲迷藏的“追捕潜行者”游戏。
你总能找到一些极端的信仰。在贝歇尔，有个崇拜“巡界者”的教派。它令人反感，但鉴于其涉及的权力，也不算太意外。没有哪条法律禁止他们集会，然而这种信仰令大家感到不安。他们成了低俗电视节目的主题。
凌晨三点，我醉醺醺地俯瞰贝歇尔的街道（甚至包括交错区域），毫无睡意。我听见狗吠，而街头瘦骨嶙峋的野狼亦发出一两声窃窃的嚎叫。那些纸——两方面的论点似乎依然各不相让——铺满了桌面。玻璃酒杯映出的光圈环绕着“佚名女”玛瑞亚的脸和那些写有“混蛋/混蛋/混蛋”的违规笔记。
失眠对我来说并不罕见。莎莉丝卡和碧莎雅都已习惯了在睡意蒙眬地起夜时，发现我仍在厨房的桌边一边阅读，一边嚼口香糖，直到嘴里起了血泡（我可不想再吸烟）。要不就是发现我正俯视着本城与异邦（虽然刻意忽略，但无法避开其光亮）的夜色。
有一次莎莉丝卡嘲笑我。“瞧瞧你，”她略带温情地说，“坐在那儿就像猫头鹰，又仿佛屋顶上闷闷不乐的滴水兽雕像。真是多愁善感的家伙。要知道，就算现在是夜里，就算那些房子里亮着灯，你也不可能有什么新发现。”但此刻她不在这里，而我真的很期待有所发现，哪怕是假象也好，因此我继续望着窗外。
飞机从云层上飞过。教堂的尖顶笼罩在摩天大楼的玻璃光泽之中。异邦的建筑物镶饰着弯曲盘桓的霓虹灯。我试图将电脑连上网查点东西，但家里只有让人恼火透顶的拨号网络，因此只能作罢。
“细节以后再追究吧。”我也许自言自语地说了出来。写下更多笔记之后，我拨通了柯维办公桌上的直线电话。
“莉兹别特，我有个想法。”出于本能，每当说谎时，我都会变得啰唆，加快语速。我迫使自己显得悠闲淡定。但她并不傻。“已经很晚了。我就只给你留个言，因为明天我也许不在。我们在街上一无所获，很明显，这跟设想的有出入——没人认出她。所有分区都贴了照片，她要真是站街女郎，没准我们能碰碰运气。但与此同时，我还想查一查其他门路。
“我琢磨着，你瞧，这很奇怪，她不在通常的活动范围内，因此我们什么都查不到。我跟一个政案组的熟人聊了聊，他说他监视的那些家伙都神神秘秘的。都是些纳粹，赤党，合并派之流。这让我想到，什么样的人才会隐藏身份。趁还有时间，我想往这个方向查一查。我的想法是——等等，我看一下笔记……对，不如先从合并派查起。
“去特侦队问问。看能不能搞到一些帮派地址——这些我不是太清楚。去申沃伊的办公室。告诉他你在替我办事。带上照片去那些地方试试，看是否有人认得她。不用说你也知道，他们不会太配合——他们不喜欢你去打扰。但尽量想想办法。保持联络，我开着手机。正如我所说的，明天我不在。好了，明天再谈。好，再见。
“真是糟糕。”我又在自言自语。
之后，我又拨通了苔丝勤·塞露希的号码，她是我们的一名行政助理。三四桩案子之前，她曾帮我打通官僚机构，当时我留了个心眼，记下她的直拨号码。我一直跟她保持联系。她非常能干。
“苔丝勤，我是提亚多·博鲁。能不能请你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找机会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我要把案子递交给监察委员会，应该怎样做？假设我想把一件案子交给‘巡界者’处理的话，”我皱了皱眉，笑出声来，“不要告诉别人，好吗？谢了，苔丝。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办就行，或者有什么内幕建议也行。谢了。”
那名骇人的告密者所告诉我的话基本上没什么疑问。我记下了他的一些用语，并以下划线标出。
同一种语言
不认同你们的权威
城市的两边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给我打那通违规电话，为什么他看见了海报，却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裹足不前。他这么做，多半是因为害怕，“佚名女”玛瑞亚的死也许暗示着他的命运。他告诉我的意思是，他在贝歇尔的同伙很可能见过玛瑞亚，而她并不遵守边界条例。在贝歇尔，假如有哪些捣乱分子会涉及此类特殊的罪行与禁忌，那一定只有告密者和他的同党。他们显然是合并派。
莎莉丝卡又在脑中嘲笑我，而我再次转身面对城中的灯光，这一回，我望向邻邦的城市，尽管那并不合法。有谁不偶尔违规呢？那边有一些我不该看到的充气屋，系扎在金属网架上，悬挂着一幅幅广告。街上至少有一名行人不属于贝歇尔——从服装的颜色款式和步行的姿态可以看出——但我仍注视着他。
我将视线转向距离窗口数米之遥的轨道，我知道，迟早会有一列夜车经过，因此一直等待它的出现。当列车疾速驶过时，我望向明亮的车窗内部，为数不多的几名乘客中，仅有极少数人惊诧地与我对视。但他们在连绵的屋檐上方一掠而过：只是短暂的违规，而且错不在他们。他们大概不会内疚太久，也不会记得我的瞪视。我总是偏好住在看得见异邦列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