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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已张贴出来，大多在“佚名女”被发现的区域附近，也有一些在主街道上，诸如克耶佐夫，托比萨之类的商业区。我离开公寓时，甚至也看到了一张。
我的公寓不太靠近市中心。我住在老城东南偏东方向的伏尔克夫街上，那是一栋六层高的塔楼状建筑，我的套房在顶楼往下一层。这条街是繁复的交错区域——建筑群的风格交替变换，有几处甚至每隔一栋房就变一次。本地的建筑普遍要比异地的高出两三层，因此贝歇尔式屋顶时不时高高耸起，整个景观如同连绵的城垛。
荣升堂教会位于伏尔克夫街尽头，窗户外镶有铁丝护栏，但一些彩色玻璃已经碎裂，周围支架结构的高塔投下斑斑驳驳的阴影，笼罩着教堂，不过这些塔并不属于本地。每隔数天，此处便有渔市。我常常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吃早饭，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桶桶冰块和一堆堆鲜贝壳。就连在摊位里干活的年轻姑娘也打扮得像是老祖母，仿佛出自怀旧照片，她们的头发高高束起，头巾的颜色好似洗碗布，围裙上布满灰红相间的花纹，以掩盖洗鱼时沾染的血污。不知是否出于错觉，男人们看上去就像刚从船上下来似的，仿佛出海归来之后便一路将货物运送至我家楼下的碎石路上。贝歇尔的顾客在货物间流连徘徊，不时地嗅一嗅，戳一戳。
每天清晨，火车在离我窗口数米远的高架轨道上驶过。它们不属于这座城市。虽然我不会真那么干，但我可以窥入车厢内部——距离实在很近——与异邦乘客对视。
而他们所能见到的只不过是个瘦削的中年人，身穿睡袍，一边以酸奶与咖啡作早餐，一边抖开报纸——《文化报》、《每日新闻》，或者是一份字迹模糊的《贝歇尔日报》，用以练习英语。通常他都孤身一人——偶尔或有一名年纪相仿的女子做伴，这样的女性有两个，每次必是其中之一。（一个是贝歇尔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另一个则是艺术杂志的作家。她们互相不认识，但即使知情，也不会介意对方的存在。）
我一离开家，就看到距离前门不远处的招贴栏里，“佚名女”的脸正凝视着我。尽管她闭着眼睛，但他们处理了图像，使得她看上去不像是已经死亡，而是处于昏迷状态。海报是黑白的，打印在亚光纸上，其中写道： 你认识这名女子吗 ？ 请联系重案组， 然后是我们的电话号码。海报出现在此，说明本地的警察效率颇高。或许它已被张贴到区内各处。或许他们知道我的住址，于是在关键位置贴上一两张，专门给我看的，免得我去烦他们。
到重案组基地有几公里路程。我步行前往。我沿着一排砖拱门行走：其顶端靠近轨道处不属于本市，但拱廊基部并非完全处在异邦。我只可以直视位于本地的拱门，其内部是些小店铺和临时住宅，墙上则画着涂鸦艺术。对贝歇尔来说，这是一片安静的区域，但街上挤满了异地人群。我刻意忽视，但在人群中穿行很费时间。我还没走到达卡米尔街的转角，雅泽克的电话就来了。
“我们找到了那辆面包车。”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在车流中停停走走。马黑斯特桥上堵满了车，既有本地的，也有异地的。随着我们缓慢地向西岸挪移，我望向肮脏的河流，码头边黑烟缭绕，停靠着覆满污垢的船只，而在异邦的河滨，矗立着一栋栋镶有闪亮玻璃外墙的建筑——一片令人羡慕的金融区。几艘水上出租艇驶过水面，但没人在意，几艘贝歇尔的拖船在其尾迹中颠簸。那面包车歪斜地停在建筑物之间。它所在之处并非停车位，而是一家进出口公司和一幢办公楼之间的窄巷，连接着两条较大的街道，狭窄的空间内满是垃圾和狼粪。小巷两头拉着罪案现场封锁条——这稍许有些不妥，因为这条巷子其实是交错区域，只不过很少有人经过，这种情况下，规则通常可以稍稍通融。我的同僚们正围着车辆团团打转。
“长官。”说话的是雅泽克。
“柯维在路上？”
“对，我把情况都告诉她了。”关于我征用柯维警员的事，雅泽克只字未提。她领着我走过去。这是一辆又破又旧的“大众”车。它其实是米白色，而不是灰色，但灰尘使其颜色显得更深暗。
“你们清理完了吗？”我说。我戴上橡皮手套。MEC调查员点点头，然后继续在我身边忙碌。
“车门没上锁。”雅泽克说。
我打开门，摸了摸开裂的车座套。仪表板上放着一件小饰物——玩呼啦圈的塑料圣像。我又拉开仪表板下的贮物箱，里面除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交通图，就只有灰尘。我翻了翻那本地图，但没什么特别的：典型的贝歇尔驾车指南，只不过是黑白的老版本。
“怎么知道就是这辆？”雅泽克带我到车尾，拉开尾门。那里面同样布满灰尘，还有一股潮湿的气味，但不至于令人恶心，基本上是铁锈与霉菌，除此之外，还有尼龙绳和一大堆杂物。“这些是什么？”
我拨弄了一下。都是些零散物件。一架摇摇晃晃的小马达，不知干什么用的；一台破电视；一些来历不明的杂碎，螺旋钻头钻出的碎花，底下则是一层破布与尘埃。到处是铁锈与氧化物。
“看到没？”雅泽克指向地板上的污渍。若不细看，我还以为是油。“办公楼里的人打电话来，说有一辆弃置的面包车。制服警员看到车门是敞开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听从了警告，还是本来就查得仔细，反正我们很幸运。”昨天早晨，全体贝歇尔巡警都收到消息，要求调查所有灰色的车辆，并向重案组通报。我们很幸运，这些警员没有直接叫来监管车辆的交警。“总之，他们看到地板上有异物，就送去检测。我们仍在复核，但那似乎就是‘佚名女’的血型，确切结果很快就能出来。”
我俯身翻查那堆废弃的杂物，感觉自己就像一粒灰尘，被压在沉重的垃圾底下。我轻轻挪动那些物品，将它们稍稍抬起。我的手沾染了红色。我逐一拨弄查看每件物品，估测其重量。若是抓住引擎的导管，或许能将它抡起来：其底部笨重，足以震碎击中的物体。但它似乎没有磨痕，也没有沾染血迹和头发。我猜这不是凶器。
“你们没拿走什么东西吧？”
“没有，没有文件，没有任何东西。里边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一两天内就能拿到结果。”
“这里面那么多杂物。”我说。柯维已经到了。几个路人在小巷两端慢下脚步，观看MEC调查员工作。“可以预见，微量证物不是不够，而是太多，这才是问题所在。”
“好吧，让我们先推测一下。她全身的锈迹来自这堆垃圾。她一直躺在车里。”她的脸上和身上都有锈污，而不是集中在双手：她没有试图将垃圾推开或者护住头部。她在面包车里，垃圾滚到了她的身上，当时她不是昏迷不醒，就是已经死亡。
“他们为什么载着这些鬼东西到处乱转？”柯维说。当天下午，我们查到了面包车车主的姓名与住址，而第二天早晨，我们得知，那血迹正是“佚名女”的。
此人名叫米基耶尔·库鲁希。他是面包车的第三任车主，至少官方记录是如此。他有前科，曾经入狱服刑，两次人身侵犯，还有盗窃，最后一回是四年前。另外——“看。”柯维说——他也曾因买春入狱，在某个卖淫窝点，找上了一名卧底女警。“就是说他是个嫖客。”自那以后，他从警方的雷达上消失了，但这次的紧急调查显示，他成了一名商贩，在城内诸多市场中售卖零碎杂物，并且每周有三天都要去一家店铺，位于贝歇尔西部的马希林。
我们能将他与面包车联系起来，也能将面包车与“佚名女”联系起来——就缺一条直接连线。我去办公室查电话留言。有一则是关于司帖林一案的琐碎小事，另一则是关于海报的内线电话，还有两个直接挂断的。两年来，他们一直承诺说，要升级我们的交换机，使其支持来电显示。
当然，有许多人打电话进来说认识“佚名女”，但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接听电话的人员知道如何过滤掉那些谬误和恶意的信息，其精确程度令人惊讶——值得继续追查。有人说那尸体属于一名律师助理，在捷达区的一家小律师行任职，已经好多天没人见到她了；另有一匿名者坚称：“她是个妓女，叫作‘翘嘴’露辛，我就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制服警员正在核实情况。
我告诉嘉德勒姆警长，打算去库鲁希家里找他谈谈，劝他自愿合作，提供指纹与唾液。我要看他如何反应。假如他拒绝，我们可以发传票，并将他纳入监视之下。
“好，”嘉德勒姆说，“但别浪费时间。他要是不合作，就把他 隔离收押 。”
尽管贝歇尔的法律允许此种手法，我仍会尽量避免。 隔离收押， 或者“半拘捕”，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不愿合作的证人或“相关人员”扣押六小时，以进行预审。我们不能提取物理证据，也不能由不合作或沉默态度推断出任何官方结论。这一手段通常是用来从没有足够证据拘捕的嫌犯口中获取招供。而对于那些我们认为有潜逃危险的人，有时也能起到遏止作用。但法官和律师却反对这种方式，受到“半拘捕”的人往往会在后续审理中占据上风，因为我们显得太急切。老派作风的嘉德勒姆并不在意，于是我手上就多了一支令箭。
库鲁希在一片经济迟滞的地区做些低调的生意。我们展开紧急行动。当地警员凭借一些掩人耳目的借口，将库鲁希困在原地。
我们将他从办公室里带出来。他的办公室就在店铺楼上，闷热而肮脏，若干文件柜依墙而立，空隙间露出斑驳褪色的墙壁，墙上挂着几幅工厂日历。当我们把他带走时，他的助理愣愣地看着我们，不断将桌上的物品拿起又放下。
柯维和其他制服警员出现在门口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姿态，作为一名前犯，他很清楚自己并未受到拘捕，可以拒绝跟我们走，倘若如此，我就只能遵从嘉德勒姆的命令了。见到我们之后，他先是愣了一下，仿佛考虑逃跑，但他能往哪里跑呢？楼梯是唯一的出入口。很快，他便跟随我们沿着墙壁上摇摇晃晃的铁楼梯走了下来。我压低嗓音，通过无线对讲机让事先安排好的武装警员撤离。他压根没看到他们。
库鲁希粗壮敦实，身上的格子衬衫就跟他办公室的墙壁一样褪色而肮脏。在审讯室里，他隔着桌子望向我们。雅泽克坐着，柯维站立一旁，我事先指示过她不要说话，只管观察。我来回走动。我们没有录音。理论上讲，这不是审问。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米基耶尔？”
“完全不清楚。”
“你知道你的面包车在哪儿？”
他猛地抬起头注视着我。他的语调变了——突然充满期待。
“就为了这事？”他最后说道，“那辆面包车？”他长出一口气，稍稍往后一靠，姿态依然很警惕，但稍有放松。“你们找到它了？就是为了 它 ——”
“找到？”
“它被偷了。三天前。真的？找到了？天哪。是什么……它在你们手上？我能领回去吗？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雅泽克。她站起身，在我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又坐下，注视着库鲁希。
“对，就是为了它，米基耶尔，”我说道，“你以为呢？老实说，你不能把它领回去，别这样指着我，米基耶尔，闭上嘴，除非我让你开口；我不想听。问题在这儿，米基耶尔，像你这样到处送货的人需要一辆车。你却没有报告自己的车失踪了。”我低头略微瞥了一眼雅泽克， 确定吗 ？她点点头。“你没来报失。我明白，丢失这样一件破烂，对你来说损失并不严重，那的的确确是一件破烂，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还是在琢磨，假如它被偷了，为什么你没有报警，甚至没有通知保险公司。没有它你怎么做生意？”
库鲁希耸耸肩。
“没时间整理材料。我有这个打算，但我很忙……”
“我们知道你有多忙，米基，但我还是要问，你为什么没有报失？”
“我没时间整理材料。真的，真没什么可怀疑的——”
“都已经三天了？”
“你们找到它了？是怎么回事？有人用它犯了事，对不对？犯了什么事？”
“你认识这女人吗？星期二晚上你在哪儿，米基？”他瞪视着照片。
“天哪，”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出人命了？天哪。她是被撞死的吗？肇事逃逸？天哪。”他掏出一台伤痕累累的PDA，没有拨动开关就开始查看。“星期二？我在开会。星期二晚上？老天爷，我在 开会 。”他发出不安的呻吟。“真该死，面包车被偷的当晚我在开会，有二十个人可以作证。”
“什么会？在哪儿？”
“伏耶维斯。”
“没有面包车，你怎么去的？”
“真见鬼，用我的轿车！没人把它也偷走。我去的是匿名戒赌互助会。”我凝视着他。“见鬼，四年来，我每个礼拜都去。”
“自从你上次出狱？”
“ 对， 自从我出狱，天哪，你以为上次让我进警局是什么原因？”
“人身侵犯。”
“没错，我打断了那混蛋收注员的鼻子，因为我喝高了，而他威胁我。你担心什么？星期二晚上我在一间他妈的挤满了人的屋子里。”
“那最多只有，多久？两小时……”
“没错，九点以后我去了酒吧——戒赌互助会，不是戒酒——然后一直呆到下半夜，而且我也不是独自回家的。小组里有个女人……他们都会告诉你。”
这一点他想错了。匿名戒赌互助会的十八个人中，有十一人不愿泄露身份。小组召集人是一名扎着马尾辫的男子，身材瘦削结实，人称“豆子”捷特，他不肯把成员的名字告诉我们。他这么做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强迫他，但何必呢？另外七名愿意出面的成员都已经证实了库鲁希的说法。
七人中不包括他声称带回家的女人，但有几个人肯定了她的存在。我们可以找到她，但依然是这个问题，何必呢？MEC调查员在“佚名女”身上发现了库鲁希的DNA，他们很振奋，但那只不过是他的少量臂毛粘在了她皮肤上：他总是频繁地把东西从车里搬进搬出，因此这什么都证明不了。
“那他为什么没告诉任何人车丢了？”
“他说过，”雅泽克对我说，“只是没告诉我们而已。我跟他的秘书莉耶拉·基索夫谈过。这两天他一直在叽叽歪歪地抱怨。”
“他只是没空搜集材料向我们汇报？没有那辆车，他能干什么？”
“基索夫说他只是沿着河边搞些小生意。偶尔进货，量都很小。从境外弄点东西回来卖：廉价服装，非法光碟。”
“境外哪里？”
“瓦尔纳，布加勒斯特，有时去土耳其。当然，还有乌库姆。”
“所以他只是因为太忙才没有报失？”
“这种事有时的确会发生，长官。”
当然，我们无法归还他面包车，这让他很恼火——他不曾报失，现在却突然迫切地希望把车取回去。不过我们带他去保管处辨认。
“对，是我的。”我等着他抱怨车被用得太狠，但显然那辆车一直就是这副模样。“为什么我不能领回去？我需要它。”
“我反复说过，它是罪案现场。等我调查完了，就会还给你。这都是什么？”他一边咋咋呼呼地咕哝，一边朝后车厢里张望。我拦住他，不让他触碰任何东西。
“这堆破烂？我他妈才不知道呢。”
“我是说这个。”我指向撕裂的尼龙绳和凌乱的杂物。
“对啊。我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不是我放的。别这么看着我——为什么我要带上一堆垃圾？”
稍后，我在办公室里对柯维说：“你要是想到什么，请一定打断我，莉兹别特。因为在我看来，这姑娘是妓女与否尚无定论，也没人认识她，而其尸体被装在一辆偷来的面包车里，然后又被扔到光天化日之下。另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车上还有一堆精心收集的垃圾。但你瞧，里面没一件是凶器——相当肯定。”我戳了戳桌上告知我这一结论的文件。
“那片住宅区里到处是垃圾，”她说，“贝歇尔也到处是垃圾；他无论是从哪儿捡的都有可能。‘他’……或者‘他们’。”
“捡来藏在面包车里，然后连车一起扔掉。”
柯维坐姿僵硬，等着我继续说下去。那些垃圾毫无用处，仅仅是滚到女死者身上，使她浑身覆满铁锈而已，搞得她也像是陈旧的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