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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国度！”
曾几何时，每当日本人说起自己国家的时候，都会如此称呼。言语间，透露着一股无法掩饰的自豪。
不过这一切在距今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一天被改变了。
那是和历嘉永六年（1853年）六月三日的下午。
这一天，江户湾的海面如往日般平静，天上的太阳照射在波动的水上，泛出点点碎金色的光芒。
海岸边三五成群地聚集了不少江户（今东京都）市民，他们或晒太阳，或观海听涛，一片其乐融融的祥和派头。
猛然间，看海的那些人忽地就乱了起来，三三两两地一边指着海面一边互相询问道：“看，什么东西过来了？！”
紧接着晒太阳的那些人也围了过来并迅速加入讨论：“这是啥呀？黑乎乎地就这么过来了，是船吧？”
“你傻啊，怎么会有船往这里开？”
“你等等，好像还挺多，一……二……三……四，四个！”
“都浮在海面上啦，应该是船吧。”
“船，是船！”
“好大的船啊！”
不错，来者正是船。确切地说，是蒸汽军舰，总共四艘，由时年58岁的佩里提督率领，自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航行而来。
因为这四艘船清一色通体漆黑，所以围观的老百姓们当下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黑船。同时又开始议论纷纷，猜测着这些不速之客到访的由头。
但扯了半天仍不得要领，谁也捉摸不透，好端端的江户湾，怎么就会凭空冒出这四艘黑船来？而这四艘黑船到底从哪儿来，上面都有些什么人，同样无人知道。
当然，收获还是有的，毕竟看了那么一场大热闹，这对于将“烟花、火灾、打闹”奉为人生三宝的江户人而言，简直是上好的享受，今晚回家又能多吃两碗饭了。
然而，同样是这四艘黑船的到来，在江户城内却上演了截然不同的一幕。
“大人，不好了！在浦贺水道出现了四艘外国船！”
“是嘛……终于来了啊。”
“他们已经越过打沉线了！大人，我们如何是好？”
“无妨，召集其他老中，先开个会吧！”
那个惊慌失措前来报告的，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以忽略不计。而那个淡定应答的则是德川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
说到这里，先科普几个名词：幕府、老中和打沉线。
所谓幕府，是当时日本的统治机构，系军人干政的产物，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军政府。
而日本的军人，在那个年头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武士。
幕府的首脑称为征夷大将军，简称幕府将军或将军，总部设在江户，因此也叫江户幕府。同时因为将军姓德川，亦被称作德川幕府，而由德川家将军治世的时代，则称为德川时代或江户时代。
将军底下有各类官员帮忙干活，其中实权最大的叫老中。老中通常由幕府的直属家臣也就是所谓的旗本来担任，主要替将军处理全国的政务，一般设4到5人，每月轮番处理不同的事儿，其中设首席一名。
换成中国的话，也就类似于明朝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
至于打沉线，则和德川幕府的一条基本国策——锁国令有关。
截至嘉永六年（1853年），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余年的闭关锁国岁月。究其锁国的原因，还要从宽永十四年（1637年）的岛原之乱说起。
那是一场爆发在九州的农民暴乱，虽说规模并不算太大，但江户方面还是费了老大的力气才将其彻底摆平。摆平过程中甚至还请来了荷兰人帮忙从海上放炮来对起兵者的根据地岛原城（岛原半岛）进行轰击。
日本人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民族，暴乱过后，他们对此次参与人员的身份查了三代，最终发现，这群人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
同时，在众天主教徒的背后，还有一双更可怕的黑手在幕后操纵，那便是以罗马教廷为首的西洋各国势力。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推翻幕府的统治，再将天主教完全输入日本，从而将列岛改造成自己所期望的那样。
天主教和洋枪洋炮（日本把洋枪叫铁炮，大炮叫大筒）一样，是舶来品，但是后者是给人用的武器，而前者则很有可能成为破坏日本原有社会宗教秩序的洪水猛兽。在这个问题上，幕府再一次运用了拿来主义，留下铁炮，取缔天主教。
而为了更有效地杜绝天主教在国内的蔓延，幕府干脆连外国人一起给取缔了，这便是那道著名锁国令的由来。
锁国期间，一切外国船只禁止进入日本境内，一切日本船只没上头的批条儿禁止走出日本境内，违者一律坐牢或是杀头。唯独两个国家可以在长崎搞一些贸易往来，一个是被日本多年来视为兄长的中国；另一个就是非常义气地出手帮助日本镇压岛原之乱而且并不信奉天主旧教的荷兰。
同时，幕府在各港口海面画线，明令“异国船擅入此线，本国船擅出此线者，一律开炮打到沉”，简称打沉线。
说实话，自锁国以来，日本的大炮铁眼无情，只认线不认船，确实打沉了不少擅闯者。
现在，美国人越线了。
但这次阿部正弘却并不准备将其打沉，只是下令负责海岸炮台的部队严加看守，密切观察。
不是不想打，而是不敢打。
因为在距这四艘黑船到来的十多年前，发生了一件让很多日本人从此不再敢蔑视和轻易排斥外国人的事情。
那便是爆发于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
数千年来，一直被日本当作恩师和兄长的中国，被英国人用军舰大炮给轰开了国门，当权的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缔结了《南京条约》，虽然当时大清国内仍是一片醉生梦死不问国是的景象，但也已然惊醒了一些人，开始睁眼看起了这个世界。其中有个叫魏源的，还写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海国图志》。不过这本书在国内完全没市场，出版印刷的书商们纷纷亏本，其中还有一两家因为印得太多，卖得太少而走向破产。
反倒是在一海之隔的日本，这本书卖得脱了销，一连再版了十几次，读者甚众。书中的一些地理名词，至今仍被日本沿用。比如把美国叫做米国，德国叫做独国等等。
《海国图志》给当时日本带来的冲击不可谓不大，锁国200多年来，大家第一次明白这个世界原来那么辽阔，有那么多国家以及日本根本就还是一个很弱的国家。
阿部正弘看过《海国图志》，他也知道美国人来者不善，因此并未下令对四艘黑船有所举动，但同时他骨子里终究还是个遵守祖法的幕府武士，故而也不打算和美国人有什么进一步接触。
于是，这天一众高官开会得出了一个不太像话的结论：姑且不管，继续观察。
话分两边说，这美国人并非是第一次来日本。
早在嘉永五年（1852年）的3月，还是这位佩里提督，带着8艘军舰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崎，要求会见长崎奉行，并提出五点要求：
1. 要求和日本通商；
2. 在长崎和美国人做生意；
3. 签署通商条约；
4. 要求日本开国；
5. 如果不同意，那就即刻开战。
按理说，在19世纪，面对封闭的国家，上门前来要求开国门互通有无也并非是什么新鲜事，提一点签条约做生意的要求其实很正常，实在没必要这么“如若不从将刀兵相见”地耍流氓玩恐吓。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很急。至于为什么很急，我们放到后面说。
江户时代的长崎由幕府直辖，幕府设长崎奉行用于处理当地各种事务。面对美国人的到来，长崎奉行非常客气地为他们补满了给养，还请这些人好吃好喝了几顿，然后很淡定地表示，你们走错门了。
他告诉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虽说现在全日本就长崎一处对外开放，可长崎本身并非国家的政治中心，像你们这种国与国的外交事务，不归长崎奉行管，你们应该去江户，那里才是说了算的地方。
不过，江户管着全日本，您要去，最好先提前告知一下，以便大家做个准备。
要说佩里提督其实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听完之后当下就表示，那我明年春夏之际前去江户拜访，您看如何？
长崎奉行连连点头，说若真如此，那真是极好的。
就这样，美国人被送走了。长崎方面不敢怠慢，连夜就写了报告派人送去江户。
这也就是阿部正弘在听说黑船来了之后会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还来一句“终于来了”的原因。
事实上从佩里第一次离开到再一次到来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阿部正弘考虑过很多应对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炮台论。
简单来说就是在日本沿海各处修炮台，很多很多的炮台，用炮台把日本给保卫起来，这样就不怕军舰了。
多到什么程度？用阿部老中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绕全日本一圈，无论萨摩（今鹿儿岛县）还是长州（今山口县），只要沿海的地方，都造上炮台”。
这个即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浩瀚的大工程，在提出之后便立即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者是日本江户时代两百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外国老朋友之一——荷兰。
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荷兰人认为，如此巨大的工程，暂且不说预算、人力，也不说各地的官员和百姓干不干，单从你阿部正弘要的那个防御效果来说，也是达不到的。毕竟炮台是死的，射程也是死的，可人家军舰是活的，人家一走你就没辙了，人家要弄了个射程够远的舰炮，那你就等着清扫炮台废墟吧。更何况，这炮台整天暴露在外，风吹日晒，难免要修修补补，可这是绕日本一圈的大工程，你交给谁去办？谁肯办？谁能办？
阿部正弘一琢磨，觉得确实有道理，于是便问荷兰朋友，那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荷兰人给了两个计划供参考。
第一个是买军舰，建立海军，跟美国人英国人之类的抗衡，自己用大炮保卫自己的领海。
当然，这军舰最好要从荷兰购买，因为打得远，开得快，售后服务也有保障。
为了表示自己纯粹是出于国际人道主义，为盟友着想，避免引起日本友人以为自己在变相推销军舰的误会，荷兰人接着就说出了第二个计划——将锁国令给废了，实行开国。
阿部正弘想了想，表示锁国大业乃是祖宗大法、基本国策，五百年不能变。至于从你们荷兰买船造海军，这个倒是可以有，只不过速度太慢，这美国人明年就要来了，现在才买船似乎晚了点。
于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再议。
所谓再议就是再研究研究、再讨论讨论、再琢磨琢磨、再考虑考虑、再商榷商榷、再……
结果还没再完，这美国人又来了。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这次佩里前来，当然比上次更急，而且态度也较上回认真了许多，甚至还带着时任美国总统皮尔斯的亲笔信，要求和日本建立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共同谋发展求进步。
对此，以阿部正弘为首的幕府高官团的态度仍和之前一样：再议。
其实阿部正弘明白，再议也议不出什么东西了。通过一年来的了解，他很清楚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也知道如果美国真要以国力要挟日本做点什么，日本不做是不行的。可是，祖宗定下的锁国令他也不想废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只能是纠结并拖延着了。
于是佩里的黑船越过打沉线后，既没被打沉，也没人来接待，只是在海面上漂来漂去，跟幽灵船似的。
一连漂了四五天，佩里明白了，自己被人晾在一边了。
6月8日，这一天是阳历的7月13日，美国人自己告诉自己是为了纪念刚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7月4日），决定放炮庆祝。
于是船上的一百多门大炮被拉了出来，每门平均鸣了将近几十下。
虽说是空炮，但赤裸裸的威胁不言而明——你要是再不理我们，就轰死你。
不但告诉幕府，也告诉江户的老百姓。
不出美国人的意料，这几千响过后，整个江户果然沸腾了。但是跟佩里猜测的有点不同，那就是江户的老百姓不是害怕，而是兴奋。
大家很欣喜地判定，看热闹的时候又到了。
就这样，大批的江户老百姓再一次冲出了家门，涌向了海边，规模空前地对美国军舰和大炮进行了围观，更有甚者还自备游艇，来到军舰附近近距离观摩并打算跟美国人来一次亲密接触，搞得美国人自己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情况啊？
老百姓不知道，但阿部正弘知道。他明白，不能再拖了。
数日后，阿部老中派人登上黑船，收下了国书。
国书上除了问候将军身体安康全家幸福之外，还罗列了几条要求，大致跟之前长崎的那五条差不太多，希望幕府能够答应。
幕府当然不想答应了，可眼看着人家炮弹就填在炮膛里了，你要再拒绝那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于是只好表示目前将军重病不起，实在没办法马上给您拍板答复，而且国内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这种大事儿一定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还请美国朋友再耐心地等上一段时间。
这是真话，当时幕府的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确实正生着重病，都已经快要死了，压根没工夫来管你黑船白船；再加上事关国家外交，也的确不能跟菜市场买猪肉似的搞一刀子买卖，所以美国人很理解地表示，既然你们收下了国书，也算是展现了足够的诚意，我们也就先回国去静候佳音吧。
不过同时也放了狠话，声称如果敢忽悠人拖时间，那我大美利坚船上的大炮，可不是摆着看的。
望着远去的四艘军舰，阿部正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立刻，他就又开始紧张起来。
他知道，要是这一回幕府依然拿不出像样的对策来，保不齐美国人真的会像英国对中国那样对待日本，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可就真的糟糕了。
而这对策，说起来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二选一：是接受美国人的条件，还是将其拒之门外？是开国，还是接着锁国？
事关重大，即便贵为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亦不敢擅专。他将幕府中说话够点分量的大小官员全都召集了起来，一起开了个会，讨论到底该怎么办。
讨论现场相当和谐，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与会幕臣都是锁国派，坚持祖宗大法不可变，美国人要敢来就让他尝尝咱武士钢刀的厉害。
不是他们认不清现实，而是关乎政治正确。
在大多数幕臣看来，日本和美国一战到底孰胜孰负尚且是个未知数，但如果现在在这会场里高呼废了锁国令这条祖制，那很有可能会被其他人认为是数典忘祖，轻则被穿小鞋遭鄙视，重则搞不好当场就能被当卖国贼给拖出去处理了。所以为了确保政治正确，很多人都违心地表示，要战就战吧，谁怕谁啊。
但到底还是有坚持真理的，就在大伙群情激愤要和美利坚宣战时，一个坚定而又阴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开战之事，万万不可行。”“如果幕府现在和米利坚开战，那么必然会遭受惨败。”
说话者，名叫井伊直弼。
井伊直弼，彦根藩藩主，当年东照大权现德川家康麾下四天王之一井伊直政的子孙。
他针对美国人的到来提出了八字方针：“随机应变，积极交流。”
这话说得在理，让很多与会者都默默地在心中点了个赞，但却不敢说出来。
果不其然，井伊直弼的八字方针引起了更多与会者的不满。他们纷纷指责直弼是国贼。井伊直弼当然也不是善茬儿，兵来将挡地一一驳斥回击，历陈开战之愚昧，交流之利处，认为日本应该顺应当今世界潮流，充分融入国际社会。
于是两派当场就开始撕了起来，眼看着再吵下去就要动手了，阿部正弘很是时候地站了出来，表示吾有一言，请诸君静听。
“此次黑船来航，已然绝非我幕府一家之事，更何况此处彼此商议无断。依吾辈愚见，当广开言路，听取天下意见。”
这人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想搞一次大民主，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里的大家，除了没来参加当天会议的幕府高级官僚外，还有大名和公家，甚至包括了一些江户市民。
在由黑泽明导演的著名电影《七武士》中，曾经出现过一面旗子，上面画着六个圈圈一个三角，以及一个“ た ”字假名。
这是一个被誉为传世经典的画面，六个圈圈代表着片中的六个武士，一个三角代表既是武士又是农民的菊千代，而那个位于所有图案最下方的“ た ”字，则代表着大地，或者说是农田。
黑泽明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武士，或者说整个武士阶级，都是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的。
正是如此。
话说在天平十五年（743年），为了改变当时日本贫穷，粮食产量低下，土地无法被全面开垦的悲惨局面，圣武天皇特地颁布了一部名为《垦田永年私财法》的法律。
这部法律文如其名，就是无论何人，只要去开垦了土地，那么除去每年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国家的公粮之外，剩下的无论是粮食也好土地也罢，都将永远是此人的私有财产。
而这些开发者，也有一个法定的名称，叫开发领主，简称领主。
那些田，也是有专门的称谓的，叫做名田，即有名字的田，换言之就是私人的田。所以领主们有时候也会被叫做名主。
再后来，有的领主因为名下的田地很多，地盘很大，于是便被人叫做大名。
而给大名看家护院的，叫“侍”，也就是传说中的武士。
说白了大名就是一方诸侯，武士就是他们的家臣。
家臣混得好，也能混成大名；大名混得差了，同样得沦落到当家臣，这两者其实是共通的。
再说诸侯这种职业，听起来是很牛，不管地盘大小，再怎么样也是说一不二的一方豪强，更何况日本大名的家业从来都不小，尽管比不上中国春秋战国的前辈们，可较之格林童话里欧洲那些只能堪称乡长、村长的王子王孙，那真的是不知高到哪儿去了。
只不过在江户时代，日本大名的日子有点苦。
虽说他们祖上也曾经风光过，但那也是距黑船来航三百多年前的故事了。那会儿日本尚处在一个你打我我打你的血腥乱世，史称战国时代。
在那个年代，一批批的大名靠着自己的文韬武略、机智、阴谋，如同闪耀的群星一般登上历史舞台，比如织田信长，比如武田信玄，又比如上杉谦信。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其实也是大名出身，最后越混越厉害，坐大了，统一了，搞了个幕府做上了将军而已。
不过日本所谓的统一，着实是相当不彻底。尽管顶头有个幕府，但下面依然是由各大名自行分封管理，属于标准的封建社会。
而将军真正能管得着的，不过也就是整个日本的五分之一罢了，这五分之一的领地，叫做天领。
光凭这20%的领地和一个幕府将军的头衔是不足以统治整个日本的，这点江户时代的开创者德川家康非常清楚。为了不让战国乱世重演，他在幕府成立之初，便制定了三个大体方针用以治国，分别是法律、时间和金钱。
法律，就是通过制定律法规矩来约束各路大名。一部《武家诸法度》，苛严而又细致地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方面规定了大名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凡有违法乱纪的，一律照章办事，或削减领地，或剥夺家业，或……拖出去勒令切腹。那年头为了一口吃的而被砍掉一半领地的大名都大有人在。
时间，就是来回折腾各路诸侯，浪费他们的时间。为了贯彻这一点，德川幕府开创了即便是世界范围都相当罕见的一种制度——参勤交代。
简单来讲，就是当时全日本的大约三百诸侯，原则上每年每人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从自己的领地出发来到江户，帮助将军处理一些政务工作，这叫参勤；工作完之后，你还得在规定的时间原路返回自己的领国，准备明年再来一次，此谓交代。
此外，为了让大家在造反的时候能有一种投鼠忌器的感觉，各大名的老婆孩子照例都是要留在江户做人质的，而且这一留通常就是一辈子，尤其是世子，不等到老爹撒手人寰，基本是很难再回老家了。
当然，这世界上毕竟还是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视法律为粪土，将家人当做累赘，老婆死了可以再娶，儿子没了能再生，总之就是要造反。
对于这样的变态，德川家康也早就做好了预防对策，那就是金钱。
自然，不是出钱跟大名们搞好关系，而是让大名们拼命花钱，将收入甚至是家底花得干干净净，穷得造不起反。
这并非说笑。让大名烧钱，历来是德川幕府的基本国策。而这项国策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支援幕府建设”，幕府要造城了，你给钱；幕府要修理河道了，你给钱；幕府要赈灾了，你给钱；将军要出去打猎泡妞，觉得手头紧了，还是你给钱。给得少了，给得慢了，给的时候脸色不好看态度不端正了，一律依法严惩。
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大名们在江户参勤交代时候的生活费。千万不要小看这笔钱，这钱的数目其实比为幕府修路造桥更厉害。要知道，大名并不是来江户看一看将军，批几个文件就能拍拍屁股回家的。一年里他们有几乎一半的时间是留在江户的；而且，大名毕竟是大名，是有身份的人，所以不可能孤身一人来出差。手下保镖的、打杂的、辅佐的，搞不好还有几个小老婆，这些人都得吃饭都得花钱。事实上，大名在江户逗留时所花费的金钱，基本上是自己领国年收入的40%～60%。
这么一折腾，别说造反，很多大名不靠举债度日都已经算祖宗保佑了。
总之，在江户时代，诸大名整天过的就是兢兢业业工作，谨慎细微度日的日子，生怕哪一天自己干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甚至是吃错了什么穿错了什么，都会换来平地一声惊雷，被剥夺家业，甚至是身首异处。
说完了大名来说公家。
公家也叫公卿，就是宫廷贵族。他们的名字辨识度比较高，一般古代日本叫藤原某某、一条某某、近卫某某的，多是公卿出身。
日本自源赖朝创建镰仓幕府，进入武士时代之后，便成为了一个二元政治的国度。统治阶级分为两派，一派叫朝廷，以天皇为首；另一派叫幕府，尊将军为大。
将军的小弟叫武士，这个你已经知道了。天皇下面的，便是公家了。
当然，名义上大家都是天皇的臣民。
这群人虽然美其名曰贵族，但其实并不怎么对得起这个称号。他们从小就娇生惯养、好逸恶劳，除了一部分人好歹还读读书练练字啥的，其余的基本都只会靠着一张家谱在朝廷混饭，在武士势力还没有完全崛起的时候，倒也做了好几百年的大爷，可当武士们纷纷拿着真刀真枪来到他们面前争地盘抢财产的时候，他们就彻底没辙了。
战国时代，是公家们受苦受难的时代，尽管他们拥有着正三位、正二位的高官头衔，却也依然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悲惨生活，不得不靠变卖家中财产过日子，再惨一点的则只能卖孩子——将女儿下嫁给那些曾经让他们一度看不上眼的武士来换取一些彩礼钱。
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普遍过上这种日子，放眼全世界也就日本了。
好在后来和平了，解放了，德川家康考虑到让这些个人继续苦巴巴地过日子实在有些不合适，于是给了他们一些地产。打那时候起，公家才算是重新走上了温饱小康的道路。
当然，也就是温饱小康而已。如果谁要想再在吃饱喝足后多干点别的，比如参政议政啊，针砭时弊啊，那就真对不起你了，接着回家卖女儿吧。
虽然考虑到众公家们本身实力与能力有限，不太可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但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德川家康仍是制定了一部《禁中公家诸法度》，来限制他们的行事。
这是一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法律，表面上说的是公家，其实真正针对的是天皇。
天皇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国家象征以及统治者，不过，在更多的时候，这统治者三个字前，还得加上“名誉”二字。
他们除了自古以来被奉为真龙天子，号称是神不是人之外，也没啥神通，所以，在讲究实在本事的战国时代，日子一样不好过，据说过年的时候，连年糕都吃不上。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事儿。
要说不幸，做皇帝做得那么穷确实够不幸的。
可反过来，过得那么穷居然还能接着当皇帝，也是真够幸运的。
德川家康搞定日本后，给了天皇以及全体公家总共10万石的领地，供他们吃喝住用，于是，这哥们儿总算也能在过年的时候吃上几块年糕了。
石，日本古代重量单位。一石粮食一般有180千克左右，差不多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年。
所谓10万石领地，指的是这片领地的年度总产值为10万石粮食，或许风调雨顺成了12万，也可能因大灾大难变成了8万，总的就是这些，那些所谓的百万石大名也是这个意思。
说白了就是GDP嘛。
10万石，放在大名中间，充其量也就算个中产，而且这10万石领地里，其中的7万属于广大的公家同志。真正给天皇的只有3万，这简直就是小资产阶级了。要是江户时代日本闹起无产阶级革命，那天皇妥妥的就是被团结对象。
更要命的是，这小资还不能白做，得听话。
在总数为17条的《禁中公家诸法度》里，第一条就明文规定，天皇的职责绝对不是什么勤理政务让人民幸福之类的，而是研究学问，搞那些鬼都看不懂的高深莫测的学问，比如钻研钻研假名有几种写法啊、和歌有几种念法啊以及日本八百万诸神背后有什么故事之类。
反正就是请天皇您消磨时间也好浪费生命也罢，但凡过年您还想再吃年糕的话，就别关心政治。
而公家的职责，是帮助天皇一起研究学问，说白了，就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混吃等死盼天黑。
总而言之一句话，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绝大多数的大名和公卿，基本上都是无缘中央政治的人。
现在好了，这规矩被打破了，还是被幕府的首席老中给打破的。
当然阿部正弘也是一片好心，他很清楚这次不比从前了，整个日本面临着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若是再靠幕府一家之言来定夺乾坤，恐怕是不妥，更何况将来如果因此搞出什么偏差，后果不堪设想。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搞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民主，要求听取诸侯和公卿的意见，以便做出下一步对策。
消息传出，全日本都震惊了。
向来独断专行的幕府居然会书面行文要大名们给出自己的意见，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相较之下，黑船来航都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
震惊过后，是群情激奋。三百年一遇的参政议政机会，不用白不用啊。
于是一个月不到，各藩的意见书就跟雪花一般被呈送了上来——藩，就是大名领国的通称，也叫藩国。
面对大家的积极参与，阿部正弘却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发现事情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根据阿部大人的预计，三百来个大名一百多个公卿，怎么着也能想出一两个与众不同的好办法，可结果是这四百多种意见竟然被非常均匀地分成了三种，除了庙堂之上已如水火的开国、锁国之外，还多出了一种新想法——攘夷。
所谓攘夷，简单来讲就是让外国人都去死——无所谓锁国开国，反正只要在日本境内看到外国人，要么打残了赶出去，要么打死了丢出去。
显然，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包括中国人和荷兰人。
比较要命的是，攘夷一词语源《春秋》，所谓“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对于历来信奉中华儒学正统的日本人而言，支持攘夷，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于是原本的双方对立变成了三方大战，场面愈加混乱了。
而比权贵们更激动的，是老百姓。
绝大多数日本群众都是锁国派和攘夷派，他们抱着非吾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认定洋鬼子没一个好东西；同时，对于幕府非但迟迟不攘夷反而还和洋鬼子接触，大家都表示很不爽。此外，就阿部正弘打破常规问政地方一事，老百姓们也表现出了担忧和怀疑。
他们非常淳朴地认为，一向独裁的幕府，若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怎可能会找诸侯们商量事情？
关于这一点，其实诸侯们也是这么想的。
虽说山穷水尽是肯定不至于，但在诸大名看来，德川幕府的威信，已是大不如从前了。平心而论，比起专制独裁，民主固然是好的，然而很多时候，好的未必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