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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见鸟羽之战，最终以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而幕府军这边，虽然有人想继续顽抗，但怎奈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先行一步坐上了撤退的轮船，于是各幕府势力也只能纷纷往东撤退了。
公元1868年3月，睦仁天皇拟定了五条誓言，并在京都昭告天下：
广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破除旧有之陋习，以天地公道为基。
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同时又宣布，将要彻头彻尾地在日本这个国家进行一番变革，使其成为不输欧美西方的强国。
就这么着，明治维新开始了。
不过考虑到此时德川幕府依然健在，因此维新之前还是有必要“安内”一下的。
当月，明治政府军开始东进，一直打到江户城前。在幕府代表胜海舟的斡旋谈判下，4月11日，江户城大开城门，德川幕府265年的基业就此终结。
开城之后，新政府作出保证对旧幕府的官员概不清算，除去两位：一位是之前已经俘获的新选组局长近藤勇，另一位则是曾经在幕府负责经济的勘定奉行小栗忠顺。
近藤勇要被砍头这事儿其实很好理解，这位大哥多年来在京都拉的仇恨实在太多，新政府这边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挚爱亲朋是死在新选组手里的，不杀着实难平心头之恨。
至于小栗忠顺被杀的原因就很玄了，因为当时疯传说他知道德川藏金的下落，然后这哥们儿被抓起来一番拷打后却又死都不肯把这笔巨款埋在哪儿给说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2021年，这宝藏都没被日本人给挖出来。事实上学界普遍的认知是：压根儿它就不存在。
4月25日，德川幕府旗本、新选组局长近藤勇，被斩首于东京的板桥地区。
8月，明治天皇从京都迁都至江户，并将其改名为东京。
但此时此刻，德川幕府的势力依然没有完全覆灭。东京往北的会津藩、仙台藩乃至北海道，都还算是幕府家的产业。
所以一批仍不愿意降服明治政府的德川家臣们，比如新选组副长土方岁三等人便一路北上，先是投靠了会津藩的松平容保。然而幕府终究是大势已去，即便松平容保把会津藩十三四岁的孩子们都组成白虎队派上了战场，可到底是敌不过集全国之力的明治朝廷。最终在9月的时候，会津藩所在的鹤之城开门投降。
打到这一步，土方岁三他们仍是不肯认输。继续率部往北走，这一路就直接到了北海道。
然后在那里，榎本武扬、土方岁三、大鸟圭介等原德川幕府家臣们成立了一个共和国——虾夷共和国，然后靠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榎本武扬为“总裁”。
这是日本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尝试共和国制度，虽然也就巴掌大的一块地跟玩过家家一样，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里是北海道，这里已经是退无可退的地方了。再逃，就只能去俄罗斯了。
明治政府显然并不准备让他们有片土容身之处。
1869年5月11日，此前已经进军抵达北海道的明治政府军对虾夷共和国最后的据点五棱郭发起了总攻。
历时数小时后，土方岁三战死，榎本武扬宣布投降。就此，这场史称戊辰战争的烽火到此结束。日本全境归统在了明治朝廷一家之下。
天下重归太平之后，明治政府开始正式着手内外双开的维新改革。
对内，1871年，日本宣布废藩置县即江户时代数百个诸侯藩国全部废除，改为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县。
对外，同年，由朝廷重臣岩仓具视带领的考察团出发，考察西洋列强，以作为自己将来学习的素材。
但与此同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在相当一部分的明治重臣心中萌生。
1873年10月，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侵略朝鲜半岛的战略想法，但因为包括岩仓具视在内的另一干重臣的坚决反对，使得这个议案没有得到通过。
为此，西乡隆盛等一批征韩派在明治六年（1873年）以辞职相要挟，却不料岩仓具视如数批准，于是明治政府的朝堂之上，顿时出现了十席四空的盛况。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结果到了明治七年（1874年），朝堂之上那群剩下的人又旧事重提，说要出兵海外。
只不过这一次的目标不再是朝鲜了，而是中国的台湾岛。
之所以打台湾，倒也不是没有理由，事情得从明治四年（1871年）开始说起。且说那一年的十月，一艘琉球船因遭到了飓风的袭击，被吹到了台湾海岸。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琉球被萨摩藩给打下来过，所以原本是中国属国的它同时也向萨摩人称臣，而每年的年贡也分成两份，一份给中国，一份给萨摩。这次的这艘船就是运送年贡的。
且说船漂到了岸边，船员们瞅着这风大浪高的也没法再开，天上又下着暴雨，四下一合计，决定就在当地找个地方待两天，等风雨过了再说。这群人共有66个，他们一边走一边看看四周有没有民居之类的地方，结果人住的没找着，神住的倒是看到了。这帮人来到了一个土庙前，并且欣喜地发现庙里挺热闹，有一堆人在里头像是做法事的样子。琉球人很高兴，觉得既然有人，那么商量一下也就有住的地方了。这群人也没多想，一起手拉手，满脸堆笑地冲进了土庙。
然后正在做法事的当地人看到了这群不速之客，脸上的表情异常惊异，纷纷一边站起身子一边朝着琉球人走来，神色很凶，一点也不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样子。琉球人心知不妙，连忙大声解释说自己不是可疑的人，就是想进来讨个地方住，但没人理他们，因为听不懂琉球话。这66个人里好歹还有那么几个会汉语的，于是便又用汉语大声说了一遍。可当地人似乎依然不为所动的样子，其实也正常，因为他们听不懂汉语，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
当时的高山族民风彪悍，人人尚武，出门走个亲戚腰间也会别着一把砍刀，属于标准的未开化民族，像琉球人这样莽莽撞撞地跑到他们的神堂里来，还叽里咕噜不知道说些啥玩意儿的，通常下场只有一个死字。这次也不例外，那群高山族人噌噌地抽出各自的家伙，朝着手无寸铁的琉球人就追杀了过来。
略过少儿不宜的血腥内容，我们直接来说结果：66个琉球人被砍死了54个，其中有4个是日本人。剩下的12个在当地汉族人的帮助下先经福建省然后又回到了琉球。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京，当时举国哗然，因为大家对于高山族、汉族都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是大清下属台湾岛人干的好事儿，而且就在事发前不久，外务卿副岛种臣还去北京跟北洋大臣李鸿章签署了《日清修好条约》，现在笔墨未干就发生这等惨案，岂不让人感到胸闷？于是外务省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交涉。
清朝也知道这事儿确实是自己做得不对，便对日本人说那你们什么时候就抽空来一次北京吧，我们面谈。
明治六年（1873年），副岛种臣再赴北京，来到了总理衙门跟时任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的毛昶熙进行了一次会谈。
两人寒暄过后，便直入正题。副岛种臣问毛昶熙这事儿打算如何处理，谁知因为事先沟通问题没做好，以至于毛昶熙并不知道里面还死了日本人，便非常奇怪地反问道：“琉球也好，台湾也好，都是我大清的藩国，即便那琉球给你们日本纳贡，可也不是日本的领土，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大清内部的治安事件，要抚恤受害人或者是惩处凶手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与你们日本人何干？”
于是副岛种臣赶忙拿出了证据，证明被砍死的54个人里有4个系日本土生土长的老百姓，然后又追问怎么办。毛昶熙很明确地表示既然死了日本人了，那我们也一概赔偿，这个没问题。但副岛种臣却并没有就此罢休，明确提出要求严惩凶手。
毛昶熙当场就回绝了，表示你这纯属扯淡，杀你们的是当地化外生番，平时就来无影去无踪也不登记在册，而且还是那么多人一起动手砍的，你让我找谁去？
副岛种臣则口口声声称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是你大清的人干的，自然要由你大清去缉拿凶犯以示公道，并且还说：“如果贵国认为生番杀人可以置之不理，那就由我国来问罪岛人如何？因为我们两国是友好邻邦，所以特地来跟你说一下。免得你们说我们不讲道理。”
一方说抓不到凶手，一方死活就要凶手，结果毛昶熙烦了，随口就来了一句：“这生番系我化外之民，你只要能找得到凶手，问罪什么的随便你。”
正是这句不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话，最终埋下了祸根。
不过当时倒还没看出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来，副岛种臣见毛昶熙这副德行便表示那就下次再说吧，而毛昶熙则说大清欢迎您，下次再来，拜拜。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而且一过就是大半年。到了江藤新平被斩首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四月十五日，副岛种臣在会议上突然建议说向台湾发兵，理由也想好了，是为“无主番土”平定不稳定因素。
其实毛昶熙说的无主，指的是那些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断然没可能说台湾岛，可就因为话不是特严密，给副岛种臣抓了个把柄。他在阁议中发出提案，说应该尽快调集军队，去台湾教训一下那些生番。
头一个反对的是木户孝允。这哥们儿在明治六年（1873年）政变的时候因有事所以没出现在现场，但他自始至终是反对出兵海外的，不管是台湾也好朝鲜也罢。
岩仓具视这几天正好有公干，所以没参加会议。
三条实美一听说又要讨论是不是打别的国家了，连忙声称突然病重，在家请起了病假。
于是，整个明治政府中央核心里，说了算的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木户孝允，还有一个是大久保利通。因为后者在之前的那场征韩政变中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所以地位较之前者更高一点。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两位在之前都是反对出兵的，理由大抵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日本现有的国力还不足以跟外国势力进行军事上的抗衡，等国家建设得富足了，富国强兵了之后再说。现在事隔不过一年不到，日本断然是没可能建设得有多发达，自然，观点也应该是不会变的。可偏偏意外就发生了，大久保利通表示，自己支持对台湾的出兵。
在大久保心目中，原本的确是打算等国家富强了再学人家西方列强搞搞扩张，弄两块殖民地之类，但很快，他就发现等不及了。废藩置县、兵制改革，仅这两样就让全国失业的士族人数达到了40多万，之前我们说过，其实他自己也很明白，西乡隆盛之所以提出所谓的征韩论，就是为了让这些失业人员重操旧业，通过战争发展相关产业，以带动国内的经济。可大久保利通在当时依然选择了反对，因为他不敢冒险，他生怕扩张没成反倒引火烧身，偷鸡不成蚀把米。可现如今显然不行了，去年的政变搞得一大群公务员辞职，这些人回到自己家乡个个都是说了算的人物，比如江藤新平，他就领导了佐贺失业士族闹腾了好一番，弄得中央政府焦头烂额，虽说是镇压下去了，可难保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江藤新平。如果再这样下去，明治政府很有可能就要颠覆在这些失业士族的手里，与其让自己人给闹翻船，还不如就这样对外扩张赌一把呢。
综上所述，大久保利通由一个反侵略者变成了一个支持侵略的人。
但木户孝允依然坚持己见不肯放弃。他表示，姑且不谈什么失业士族，国富民强之类，就以政府颜面而论，也是不该支持侵略的。要知道，你半年前刚刚明确反对征韩，为了这事儿还弄得鸡飞狗跳，政府高官疯了一个，走了一群，还来了一场叛乱，闹得辛辛苦苦就是为了不发动海外战争，可现如今才过了多久，就突然转变风向支持起侵略来了，这不是往自己脸上扇耳光吗？
结果两人对立了起来，但大久保利通的论调更得地方官员们的支持，所以在他的游走下，天皇最终在请求出兵台湾的折子上盖了戳。
木户孝允闻讯之后愤然辞职回了山口县老家。
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他兄弟，之前在寺田屋事件中出现过的那位——的带领下，3600余名日本兵坐着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军舰开赴台湾。这是很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近代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
当年五月十日，日军于射寮（今台湾省屏东县内车城乡射寮村）登陆，然后开始行军。其实当时的原住民也就是高山族分布得非常稀散，所以这帮家伙一连走了一个多星期都没碰到一个人影，直到十八日早上，才遇到了高山族人零星的抵抗。在之后的3天里，双方进行了小规模军事冲突，互有伤亡。
二十二日，熊本镇台参谋长佐久间左马太率部150余人抵达石门（今台湾省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这里也就是那几十个琉球人和日本人被杀的村子。佐久间参谋长要求进村搜查凶犯，当然原住民们没答应，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其中因原住民人数众多且十分顽强地抵抗，所以装备精良的日军一时间无法前进一步，一连好几个小时双方都处于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佐久间左马太派出了精锐小部队，攀登上了附近的峭壁，然后从上向下展开射击。这招相当有效，很快原住民们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力，故而纷纷死的死逃的逃，连当地的酋长阿鲁骨父子都中弹身亡。经此一战，台湾原住民的抵抗情绪大跌。进入六月之后，日军分三路开进，除了零星抵抗外，各地高山族部落基本上是望风而降，没费多大功夫，就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廷朝野震惊。大家纷纷表示这年头真是没了王法了，不仅英法俄美列强来欺负我们，这日本人当了咱多少年的孙子，现如今居然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反将起来了，实在是不给他点苦头他就不知道厉害。
五月下旬，北京方面先派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以巡阅之名主持台湾海防和对各国的外交事务，紧接着，李鸿章又调拨了淮军十三营约3600余人开赴台湾，准备跟日军大干一场。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一下子就来了个大逆转。
要说两国实力相比的话，本来中国就在日本之上，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加上当时的大清已经搞了十多年的洋务，虽说没啥特别大的起色，但各种新式武器大炮军舰还是装备了不少，打打日本人从客观上来讲还是相当富余的。
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清朝那边。同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头头，也就是军医院院长松本良顺跑来见大久保利通，说因为台湾的气候潮湿温暖，非常容易滋生传染病，现在已经病死将近六百人了，再接下去估计死的人会更多。大久保利通相当奇怪，便问良顺说不是派了军医随军了吗？怎么还死那么多人？松本良顺说你别扯了，没错，我们是派了军医，有24个呢，但你知道吗？其中22个是汉方医，也就是所谓的中医，对于这种没见过的传染病根本就是束手无策。剩下的两个倒是西医没错，可他们能力不够，就算会治也不见得能治愈。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松本良顺前脚刚走，大隈重信后脚又来了，说大久保哥，我们这次军费消耗了600万日元，大藏省已经准备把桌子椅子都给当了去换钱了，您看这皇宫里有啥值钱的东西，咱要不偷点出来卖了换军费？
当时的600万日元折合今天大约48亿人民币，要知道岩仓具视他们出国考察才用了100多万，这大隈重信就急红了眼还要想法子抹掉日历上的一个月来填补，这600多万估计就得把一年当半年过，要用上外星的历法了。
大久保利通傻眼了，他既没想到清政府居然行动如此迅速，这说来人就来人，也没料到己方居然也出了那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咋办，差点就跟三条实美一样犯病了。不过好在他脑子转得还算快，觉得目前这战还没有完全打开，胜负尚未揭晓，所以干脆就趁着这个时候找清政府和谈，然后要几个钱作为自己那死掉的4个日本人的赔偿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
然而，这事儿的难度其实也是相当高，因为对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李鸿章和沈葆桢早就心里有数，面对急急忙忙从日本赶来的全权特使大久保利通，他们的回答是：要么继续打，要么快点滚，至于赔偿金，一分钱没有。
大久保利通有点想哭的感觉，但显然李鸿章并不是一个相信眼泪的人，所以只能另外想辙。想着想着，他就想到可以约请第三方势力介入调停，这样的话就方便多了。于是，他便找来了当时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千求万求，且承诺了种种英国在日本能得到的好处之后，对方终于答应强势介入一把，当一回老娘舅。
这个威妥玛当时在中国已经生活了有30多年，精通中文，声望极高，对于他的掺一脚，纵然是李鸿章也不得不给面子。就这样，在英国人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且在九月的时候签订了《北京专约》，内容总共也就三条：
1. 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出战行为是出于一种为了保护自家国民的“义举”动机，所以不应该再对其进行额外的指责。
2. 对于之前被杀掉的那4个倒霉的日本人，清朝政府决定给予人道主义赔偿，具体数目为10万两白银，同时，对于日军在台湾期间所修缮的道路和建造的房屋，也决定出钱购买，具体数目为40万两白银。
3. 这事儿到此结束，从今往后两国谁也不必再提起了。至于台湾的那些未开化民族，清朝方面有义务对其进行有效管辖，设法约束，不能再让其伤害无辜。
条约签完，清朝拿出了50万两银子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晚清时候1两银子似乎最高也不过等于人民币200多元，50万两的话也就是1亿人民币。
话说台湾岛的那些事儿被抹平之后，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要求对外扩张的小高潮。一些人觉得这明治维新不过短短几年，居然就能公开跟大清王朝叫板了，不仅如此还把人家给逼得主动赔钱，那真是“大快人心”，于是很多人就开始叫嚣说先打朝鲜再打大清国，等打完了干脆再来个称霸全世界。当然，对于这种事儿，大久保利通他们心里头自然是非常不屑的，觉得那群家伙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次跟大清开战得了50万两白银是没错，但付出去的远不止这个数，纯属一笔不折不扣的赔本买卖。但不管怎么说事情总算是搞定了，这李鸿章的淮军若要真开过来，那估计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了。大久保利通他们一面抚着胸口，一面又继续该干吗干吗去了。
1875年（明治八年）2月13日，明治政府下了太政令，说是每个日本国民必须要有自己的苗字，这是义务。
苗字就是姓。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提过，在日本，除了武士和公家这种统治阶级之外，其他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商人等都是没有姓的，因为这姓在当年的日本属于身份的象征，一般人是得不到的。不过现在既然维新了，四民平等了，告诉全世界日本是文明国家了，那么这种凌驾于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玩意儿是自然不允许再继续存在的，况且，大家只有名没有姓，一个村子200个人，叫一声太郎能站起来180个，这也不方便管理啊。所以，早在明治三年（1870年）的时候，明治政府就发布了太政令，允许平民拥有自己的姓。这是一种权利，大家都能有姓的权利。命令发布之后，中央政府还特地安排人手来到农村偏远地区设置了苗字工作办公室，以便服务广大要求拥有苗字的群众。本以为大家会踊跃响应天皇号召，争当和国际接轨的可爱的日本人，却不想五年下来，前来取姓的人是寥寥无几，广大农民朋友之前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是怎么过日子，之前叫啥，现在还是叫啥。
究其原因其实也就两个字——麻烦。
在起初的时候，农民们都觉得挺高兴，感到皇恩浩荡阳光普照，自己祖祖辈辈当了几百年的泥腿子，现如今也终于能够与武士大人们平起平坐，拥有一回苗字了。但很快大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因为自己从来就没有过苗字，在潜意识中也不存在拥有苗字这样的意识，所以冷不丁地让自己取上这么一个，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时间一长大伙就觉得麻烦了，心想反正这是权利，那就姑且当我放弃这个权利吧。所以，这事儿就这么被搁置了下来，一耽搁就是五年。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维新维了八年，可大多数日本人依然连个姓都没有，所以很多外国人还是把日本当作半开化国家来对待，明治政府终于忍无可忍发布了后续命令：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太政令，要求全体国民在限期内必须自己给自己取一个姓，然后报告给当地的村干部。当然，你实在想不出来的，可以让村干部帮你想。在日本，村长之类的职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庄屋。至于居住在城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则去附近的寺庙里告诉方丈你的姓是啥。不去的法办。
老百姓们一看上头动了真招，那也是无奈，只能连夜冥思苦想，好给自己取一个能够留传给子孙后代的苗字。当然，因为大家的文化层次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想出来的苗字也是各不一样。如果简单形容日本人当年取苗字这事儿的话，那我想应该是跟现在我们在网上为自己注册用户名差不多吧。你现在上网发帖聊QQ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网名，雅一点的叫什么清夜一阵风，俗一点的叫宇宙大英雄，还有非主流的火星文和各式外语，其实当年日本跟这差不多，除了因规定不让用外语以及尚不存在的火星文之外，什么都用上了。当然了，这“网名”也不是这么好起的，很多农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只能拜托村长帮自己想一个。村长一般都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上了岁数反应也没那么快，哪可能一下子编出这好几十甚至上百来个姓呢，要知道人家自己的姓可能都还没着落呢。可又不能不给想，因为这是上面派下来的硬性任务，情急之下，也就只能随便编编了。
当然，在刚开始，毕竟考虑到这玩意儿得跟着人一辈子不算，还要传宗接代，所以尽管随便，众村长倒也不敢乱来，而是尽量根据一些靠谱的东西为农民们想苗字，比如根据地名啊，职业啊之类，通常有以下几种：
一般最常用的，自然就是以田为姓了，毕竟田是农民的根本，大家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指望它了，所以用着这个做苗字的就特别多了，比如田中、山田、本田、金田等，当然也包括佐野、野比、田村、大村之类的姓。
还有就是根据当地的地名，比如加贺国（石川县）的农村，很多老百姓都取了加藤的姓，佐贺国则大家都叫佐藤，近江国（滋贺县）的自然就叫近藤了。
再有就是以物为姓，比如根据桥，就有桥本、高桥、大桥等姓；或者比如根据树，就想出了泽木、青木、木村之类的苗字；还有小林、大林是根据森林而来；川上、古川因河流得名等。
要么就是根据职业，比如日本首相犬养毅的苗字犬养，取自于养狗职业；《名侦探柯南》里那位关西侦探服部平次的苗字服部，则说明他祖宗以前是负责做衣服的，如此这般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述了。
基本上当时的苗字都取自于这四大种类型，但还是有很多村长和很多农民，在想破了头之后，都没能编出一个像样的姓来，眼瞅着截止日期一天天临近，只能想出另一个办法——瞎编。于是，一连串千奇百怪的姓就此出炉了。
农民太郎想了很久没想出自己究竟叫啥好，可眼看村长就要上门来验货了，情急之下，问自己老婆，今天几号了？老婆说今天四月一号，太郎一拍大腿——好！老子就叫四月一日太郎。
农民次郎闭目思索三天三夜仍未果，睁开双眼赫然发现村长正冲着自己微笑，于是他也微笑着对村长说，我想出来了，从今天起，我叫一次郎，姓一，名次郎。
村长某甲对村民三郎说，我们这里是远江国（静冈县内），所以你就姓远藤吧？三郎说不，这也太大众化了，俺们村不过100人，居然有77个远藤，这么没个性你让俺以后咋混？村长有些为难，说那你想咋办？三郎一挺胸脯表示道，我的姓一定要比那帮孙子都大气！村长很无奈，说比远江大的……好像也就日本了。三郎一拍桌子，说好，今天我就叫日本三郎了！
除此之外，怪姓还有很多，比如鸭脚（这个姓是根据银杏树叶而来），比如猪股（猪大腿），再比如御手洗（厕所），等等。
不过不管怎么乱，怎么闹，怎么瞎编，总之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日本总算是人人都有了姓。当然，后遗症也是非常严重的。
众所周知，世界人口第一且是使用汉字为姓氏的，是我们中国，中国自古就有百家姓，随着时间的推移，姓的数量也不断地增加，截止到现在，包括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姓氏数量已经达到2万余种，但跟日本比起来那就压根儿不算啥，他们的姓氏据不完全统计在32万种左右，我们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零头。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麻烦，那就是大家在职场中会遇上很多从来就没碰到过的姓，而且也不会读，可若是念错了别人的姓那就是很失礼的事情了。于是，印名片的人发财了。据说在日本上班时间发生频率最高的事情就是交换名片，每天同时有4万多张名片被交换。
在这些姓氏中，数量排在前两位的，一个叫佐藤，一个叫铃木。既然说到了，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两个姓吧。
佐藤这个姓的正规起源，是源于一个叫藤原秀乡的人，这家伙在当年乃是赫赫有名，因为那个大名鼎鼎敢和天皇叫板的平将门，就是死在他的手上。后来，秀乡的子孙藤原公清被朝廷封了一个叫左卫门尉的官职，便给自己改了姓叫佐藤，打那以后，一些官职中带“左”或者“佐”字的藤原氏，也纷纷叫上了佐藤，这个姓就这么繁衍开来。
铃木的起源很多人都以为是一种什么树，或者有的就直接觉得是摇着铃铛到处走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这样。铃木的祖先是位于今天和歌山县内的穗积氏，在那个地方，穗积的读音和铃木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久而久之，也就衍生出了铃木。它的含义跟字面上一样，是稻谷堆积起来的意思，隐喻农作物丰收。
话再说回来，在搞定了姓之后，日本的国际声望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列强们也纷纷表达了对日本的赞赏之意，说是人人有姓，个个有名，这日本也算是向文明开化又进了一步云云。正当明治政府诸君正打算再接再厉再搞点改革，朝鲜半岛那边出事了。
且说自打当年征韩论破产之后，朝鲜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位激进的反日老大爷大院君失势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宗的老婆闵妃和她的家人闵氏一族。他们老闵一家跟大院君比起来那是亲日了很多，所以当时日朝两国的很多事情都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国内的征韩热潮也因此消退了不少。当然，这显然并不就意味着朝鲜全体人民都打算跟日本人民保持友谊、开拓进取了。大院君虽说是走人了，但老爷子的支持者依然遍布整个朝鲜，这些人对于日本这个邻居，依然持有一种非常抵触反感的情绪，比如位于釜山境内的东莱府（今釜山广域布东莱区）长官就是这么个人。在一次和日本驻釜山外交官的交涉中，东莱府设宴邀请理事官森山茂。森山自打明治二年（1869年）设立外务省的时候便已经是外交官了，属于老资格人士，对于朝鲜方面的宴会自然不敢怠慢，穿了正装带了随从，搞得整整齐齐地开赴饭局。临了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给拦住了，说你是谁啊。
森山茂一边拿出请柬一边自报家门道，我是日本驻釜山理事官，我叫森山茂。
然而对方的反应却很让人意外，就四个字：不认识，滚。
正巧清国的外交官也奔着饭局来了，刚好路过瞅见了，于是便顺手发扬了一把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热心助人的美德，跟那朝鲜看门的说这人我认识，确实是日本国的外交官，而且人手里头还有请柬不是？你就放他进去吧。
这人调过头来还跟森山茂打圆场，说那就是一看门的，您别和他一般见识，咱里面去，唠唠嗑。
说着，他一边拉着森山茂，一边就要往里走。
也不知道这天这位朝鲜门卫到底是吃了什么坏了心情和大脑，尽管有请柬为证有外人说情，可他就是不肯放森山茂进去，闹了半天森山茂终于火大了，转过身就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还碎碎念，说不就是一顿饭吗？老子还不吃了，以后你再请老子也不来！
事件发生之后，按说东莱府多少也该派个人去解释一下，安慰安慰，赔个礼道个歉啥的，毕竟是自己不对。可东莱府长官在知情之后，非但没这么做，反而还倒打一耙，向朝鲜朝廷汇报说，是日本人失礼在先，要求驱逐釜山境内的所有日籍人员，同时还擅自中断了两方尚且处于进行中的一些外交事务。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个反日派。事实上也不光是他，当时朝鲜国内几乎大多数都是逢日必骂的主。
这主要归功于日本多年来对朝鲜的贼心不死以及以大院君为首的仇日派的洗脑教育。
森山茂对此当然很不爽，他也给自家政府写了信，说希望他们能过来干涉一下，而干涉的具体方法是最好弄个军舰过来唬唬人什么的。
同时，森山茂在信里还指出，至少釜山一带，仇日情绪已经非常高涨了，随时有可能爆发反日流血事件，所以为了广大日本侨民的安全，你们的军舰最好赶紧来。
消息送到东京之后，中央政府各路高官立即召开碰头会，讨论保护侨民以及外交官森山茂一事。
主持会议的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他主要想先听取外务省的意见。
这会儿外务省的一把手又换人了，新的外务卿叫寺岛宗则。
此人出身萨摩藩，是一个乡下武士的次子，4岁的时候被送到一户医生家里当了养子，并被取名松木弘安。他的养父叫松木宗保，是当时有名的和洋通吃的大夫，所以从小松木弘安就接受了相当良好的教育。他8岁就开始接触荷兰语，10岁跟着养父去了长崎，开始学习英语，15岁精通汉语、日语、荷兰语以及英语四国文字，并且还学习了天文、地理、西洋兵法以及造船术。
由此可见，这人可谓是一个天生的外交人才。
学成之后，松木弘安回到了家乡萨摩，并给自己改名叫寺岛宗则，寺岛这个姓，是他们家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远房祖宗的姓，或许是觉得帅气，便拿来用了。
明治维新之后，寺岛宗则被任命为神奈川县的县令，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当时刚刚维新不久，等于是一个国家新建立没几天，所以很多外交上面的事务还未曾完全展开。事实上，整个日本跟外国人发生联系最多的地方，并非是外务省，而是国际港口横滨港口的所在——神奈川，所以寺岛宗则这个神奈川县令本质上就是日本的外交部长。
不过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却并非是和洋人打交道，而是搞起了县内的电信建设。具体说来是架起从横滨到东京的电信，好让两地通电报。
其实这也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好让他们明白，明治政府的维新西化决心是有多么大。
只是老百姓不太给面子。
那会儿的日本人比较迷信，大家伙一看这电线杆子一根根竖起来，电线一条条地在自己头上架起来，不由得开始害怕。因为民间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这些安在脑门上的电线，能够吸收天上劈下来的雷，然后再时不时地劈回人间，非常危险。
于是，一些平日里经常干坏事害怕遭雷劈的哥们儿就慌了，为了免遭横死，他们便动起了搞破坏的脑筋。曾经有一次神奈川电信局好不容易架起了几十条电线，却在一夜之间被人爬上杆子悉数砍断。
忍无可忍的电信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县令寺岛宗则，说：“这差事实在太苦了，你架几条他们砍几条，眼看着就要撸袖子拔电线杆了，再这么下去，这电报事业多半就要中道崩殂。干脆，还是甭干了，让别的县去吃这螃蟹吧。”
寺岛宗则听后就笑了：“如果连神奈川都干不了这事，那么你觉得全日本还有哪个县能干？”
手下很不以为然：“如果不能干，大不了就不干，等过两年老百姓变聪明了再说，反正我们日本没电报的日子也很久了，又不差这两年。”
寺岛县长摇摇头：“不行，这电报必须尽早弄出来，越快越好。”
手下相当无奈：“大人，您也不是不知道，这帮刁民，你架多少，他们就砍多少，一点面子也不给，你让我们怎么尽早弄出来？说老实话，他们砍，警察会来抓他们，所以这也算了，可关键是大家觉得老百姓对于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太理解，总认为我们是特地驾着电线在坑害他们，就连我们家的爹妈都说，让我们别干这么多缺德事儿，要遭报应的。这样一弄，大家工作起来还有什么劲儿啊？”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所以也就不太想做？”
“是的，大家都是这个意思。”
寺岛宗则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了起来：“这种想法以后都不准有。”
手下被这种脸色给吓住了，一时半会儿不知该说什么。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如果说，把电线给砍断是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使命的话，那么我们政府的使命，就是把这砍断的电线再给接起来，不管接多少次！因为我们是政府！”
在本着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全体电信人员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把那被切成一段段的电线又给重新接了起来。当然，寺岛宗则也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与此同时，他也组织起了电报宣传队，走街串巷地宣传电报的好处，让老百姓们能接受这种新生事物。
在他和广大电信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日本终于在明治二年（1869年）开通了国内第一条电报线，是从横滨到东京的。
因为这条线，寺岛宗则赢得了“日本电信之父”的美誉。
也就是在当年，因为外务省的事情渐渐多了起来，上头觉得再让寺岛宗则窝在神奈川似乎已然不太合适，于是便把他调离原有岗位，安排到外务省当了外务大辅，也就是外交部副部长。四年后，因业绩突出，外加外交能力出类拔萃，所以，寺岛宗则被提拔当上了外务卿。
寺岛宗则干外交，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把外交和军事分开。简单说来就是能靠谈判解决的，就用谈判解决；谈判不能解决的，我也不跟你打，想办法坑死你完事儿。
现在，面对森山茂的来信请求，他很淡定地表示，应该回信提出批评，必须要让森山茂认识到自己是搞外交的，不是玩枪炮的，别动不动就想到拿军舰去吓唬人。外交场上的事情，就得靠外交来解决。
对此，三条实美点了点头，准备照办。
眼瞅着森山茂的请求就要被驳回，正在此时，站出来了个爱管闲事的哥们儿，说森山大人说的没错，是应该派个军舰去吓唬吓唬那些个朝鲜棒子，不然这群孙子不长记性。
说此话的叫川村纯义，也是萨摩出身，时任海军大辅，军衔海军中将，是当时日本海军的二把手。
顺便一说，NO.1（排第一）的那哥们儿叫胜海舟，对于这人，我的定义是日本数百年来罕见的“大毒舌”以及近代日本史上百里挑一的“高品质贱人”。
川村二把手的乱入，使得会场上顿时一片小骚乱，寺岛宗则非常不悦，表示此乃我外务省的事情，关你海军何事？
川村纯义却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你还是不是日本人，眼看着同胞在国外丢人，还幻想用外交手段解决？太软蛋了吧。
于是这两人就这么吵上了，而其他的各部堂官也乐得看一回热闹，纷纷抄手围观了起来。
吵了大概一个小时，最终仍没分出胜负。于是三条实美只好出场和稀泥，表示你们一个要打，一个要谈，干脆取个折中，派两艘军舰去釜山看看情况，不跟朝鲜人动手，就光和他们谈谈。
寺岛宗则当然是不愿意用军舰去搞外交，可毕竟也不能驳了三条实美的面子，于是只得表示自己没意见，而另一边的川村纯义则摩拳擦掌，说三条公您就瞧好了吧，我们海军保证完成任务。
三条实美以为他那是单纯的工作热情高涨，于是也笑脸相迎，说好好干，别给我们日本丢人。
当年五月二十五日，两艘日本军舰云扬号和二丁卯号先后驶入了朝鲜釜山的草梁。面对突如其来的军舰，朝鲜方面很困惑，还不知对方为何而来。而日本方面倒也坦诚，表示自己是听到了森山茂外交官在外交上碰到了瓶颈，所以前来搞辅助工作。
负责接待的朝鲜官员当时就指出，让军舰前来辅助外交工作，古往今来闻所未闻，实在难以相信。为了确保你们没有别的意思，能否让我们登上舰船亲自看看？
日本人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请求，并且为了表达自己确实不是来搞军事胁迫的，还特意弄了一个欢迎仪式。
仪式搞得很隆重，气氛也很热烈，大家高兴之余，日本人对朝鲜人说，你们要不来看看我们军舰的训练？说完也不等对方答应，就点起了炮。顿时海面上阵阵巨响，几乎整个釜山都能听见，不管是岸上的老百姓还是军舰上的朝鲜官员，都被吓了个半死。
当然，虽然日本人恐吓了别人一把，但对于外交却丝毫没有帮助，双方的交流依然处于中断状态，搞到最后连森山茂也觉得没啥好继续的了，便登上了二丁卯号决定暂时先回日本拉倒算了。
而云扬号则在六月二十日从草梁出发，开始了为期9天的海路测量。在测量过程中，路过咸镜道，碰巧看到陆地上有民房着火，于是舰长井上良馨（和井上馨不是一个人）带领全体官兵下船扑灭了这场大火，受到了当地不少朝鲜人民的赞誉。
海路测量的工作一干就是3个月，到了九月二十日才全部完成，于是井上良馨下达了返航令，云扬号朝着长崎方向起锚驶去。
没想到意外也随之发生了。
且说这云扬号在经过汉城（今首尔）边上一个叫江华岛的岛屿时，因船上的淡水和粮食已所剩无几，故井上良馨下令靠岸去弄点吃的喝的，以便继续赶路。
在快要抵达江华岛时，井上舰长带了20余人坐着小船打算上岸，但正在他们缓缓驶向陆地的当儿，突然之间，岸上的炮台毫无预兆地轰鸣了起来，一发发炮弹射向了日本人。井上良馨一看大事不妙，连忙一边组织大伙用随身携带的步枪进行还击，一边赶紧朝着停泊在不远处等候的云扬号划去。好在朝鲜炮兵技术不太好，估计都是多年只背锅子不打炮的主儿，所以尽管炮弹一发发地飞过来，可没一发打中的，而这帮日本人也侥幸落了个有惊无险，没有发生任何伤亡的结局。
井上良馨火大了，他决定反击。不过由于当天天色已晚不利于作战，所以日本人只能在海上歇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井上舰长果断下达出击令，目标是江华岛上朝鲜人修筑的第二、第三炮台。
因为日本人是初来乍到，对地形不太熟悉，再加上那两个炮台前的海流也比较急，而且还附带漩涡，所以云扬号只能远远地对着炮台放炮射击，并不敢近距离搞大动作。不过这招对付炮都打不准的朝鲜人还是绰绰有余的，不到数小时，第三炮台就被轰成了半废墟。而修建在江华岛边一个附属小岛上的第二炮台，也被日军的一支奇袭小分队给摧毁了。
二十二日，云扬号对江华岛的主炮台第一炮台发起了进攻，跟前一天一样，在远处一阵炮轰之后，朝鲜炮台连反击的余力都没有便化成了一堆废墟，接着，井上良馨派出一支22人的小分队突击登陆，对江华岛的主要塞永宗城发动攻击。小分队先是在城下放了一把火，接着强行冲进了城里，朝鲜守军见状一哄而散，混乱之余，有35人被杀，16人被俘，伤者数百。而日本方面则在付出了伤亡2人的代价后，顺利攻占了城池，还缴获了大炮36门，各类粮食物资无数。在把战利品拖出城门后，他们又在城里放了一把火，随后撤退回了军舰上。
二十三日，因为战利品很多，所以大家一整天都在充当搬运工。
二十四日，船上的淡水不够了，日本人去岛上找了水源，然后大伙一起当了一天的挑水工。
以上，史称江华岛事件。
事件发生后，日本内外震惊了。
国际舆论对于这种侵犯他人主权不说还公然到人家土地上杀人放火的行径展开了激烈的谴责，纷纷认为日本是一个恃强凌弱搞炮舰外交的恶劣国家，对于江华岛一事，更有一些人将其认定为侵略。望着如雪花片儿一般堆积在桌子上的谴责公文，外务卿寺岛宗则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他连忙找到了三条实美，声称你拍板你负责；而三条实美自然是不敢负这个责任，便又找到了川村纯义，说你提议你负责；川村大辅看了看谴责文，又想了想，两手一摊，说那就准备打仗吧。
三条实美当场就气得恨不能一个耳光抽上去，但一想论打架似乎不是人家的对手，于是只能强压怒火冷静下来，先派人联系了尚在海外晃荡的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让他把事情的经过拟一份报告交上来再说。
井上良馨的工作效率倒是很高，九月二十六日收到的命令，九月二十九日报告书就写完了，然后他让人送去了东京。结果不看不要紧，一看三条实美差点没一口鲜血喷出来。
这份报告书上错误不断，不光是地名、人名的纰漏很多，就连作战的时间都被弄错了：明明是从九月二十日开打，一直打到二十二日永宗城沦陷共计3天，这些东西在外国人的报纸上都能看到，可井上良馨却大笔一挥道整个战斗过程仅用1天，而事情的起因经过也没能好好写明白。于是三条实美捂着胸口再下了一道命令：重写。
十月十八日，第二份报告书送了过来，这次要比上次进步了很多，至少时间、地点、人物都还比较靠谱。根据报告书上面的说法，是井上良馨他们在进行正常测量的时候遭到了袭击，不得已还了两下手，属正当防卫，顶多算防卫过当。要说什么侵略侵占之类，那就是小题大做了。
拿着报告书的三条实美马上找到了寺岛宗则，要他拿个主意，而寺岛外务卿则立刻派人去了一趟长崎，通知已经回国的森山茂，让他以临时代表的身份再回朝鲜，进行外交斡旋，主旨包括两点：第一，尽全力保护在朝日侨的人身安全；第二，在交涉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两国开战。
当月下旬，森山茂抵达釜山草梁，当地的情况要比他预想中的好很多，各处日本的商业区居住区都还算安全，尽管四处流传着要放火袭击日本人的谣言，倒也迟迟不见朝鲜人动手。见此情况，森山茂立即开始和朝鲜政府展开接触，结果发现他们和日本方面一样，也是压根儿没有开战的意思，相反，在挨打之后，还主动派兵保护日本侨民。松了一口气的森山茂一边继续搞外交，一边把情况如实汇报给了东京方面。
对此，寺岛宗则做出了判断：朝鲜人怕了。
明治九年（1876年）一月，明治政府正式任命黑田清隆为全权大使，率外交团赴朝鲜交涉。
黑田清隆是萨摩人，时任北海道开拓使，就是北海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不过除了开发北海道之外，他也身兼外交职务，那就是严防对日本北方领土虎视眈眈的沙俄帝国。
所以，此人也算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外交家。
而黑田清隆的对手，则是朝鲜简判中枢府事申宪。
双方的交涉地点就在江华岛。
出发之前，三条实美向黑田清隆转达了寺岛宗则的两项意见：第一，虽然要大搞炮舰外交，但绝对要避免向实质性战争发展的情况出现；第二，借此机会跟朝鲜缔结条约，当然，是以日本利益为重的不平等条约。
其实，寺岛宗则本人还亲自找过黑田清隆，亲口说了第三条他没让三条实美转达的意见，那就是缔结的条约，未必要占朝鲜那边多大的便宜，但一定要能够起到挟制朝鲜背后宗主国大清王朝的作用。
黑田清隆会意。
再说他们一行人抵达江华岛后，东道主朝鲜方打算先给日本人来个下马威，在对方刚一下船的时候，申宪就向他们提出，要求限制随行人员的武器携带以及随行武装人员的数量。
对此，黑田清隆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并且还表示，如果一定要限制，那干脆就先把我这个全权特使给限制了吧，老子回家去了。
一看对方根本不吃自己这一套，朝鲜人也只能无奈地作罢了。
二月十一日，谈判正式开始。这第一步，自然是双方把事情给说清楚，至少得达成一个共识。
首先发言的是黑田清隆，他认为朝鲜人的做法显然是非常过分的，哪有人家开了个小船跑来讨口水喝你就对着人开大炮的？当然，至于日本人为什么开着军舰跑到别人家领海上搞测量之类的事儿，他肯定是忽略不能讲的。
对此，自知打不过人家的朝鲜人也只能服软了，说自己国家正在搞闭关，搞攘夷，除了大清和日本这两位好邻居之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只要敢越境，一律轰无赦。这次是炮台士兵看走了眼，错把日本军舰当成了西洋船，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如若不然，朝鲜士兵是断不会向一衣带水的好邻居下手的。
同时，申宪还指出，尽管是一场错在自己的误会，但毕竟朝鲜士兵保家卫国的出发点是好的，不应该受到什么过分的惩罚。
在双方交流完各自的看法之后，便进入了洽谈阶段，也就是民间俗称的讨价还价。根据申宪原本的想法，日本应该会效仿之前和清朝台湾事件那样，要求赔礼道歉再弄俩小钱。果然，黑田清隆还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自己虽然理解朝鲜方面的心情，也能理解那些开炮的爱国士兵，但外交上的道歉还是必须的。
申宪当即点头表示认可，然后又说黑田大人你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有啥要求就一并提了吧。
我们两国签订一个条约吧，黑田清隆顺理成章地说道。
尽管这是明治政府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但对于朝鲜人而言却是相当出乎意料的，原以为说个对不起再给几个钱就能完事儿了，却不想还要跟人签什么条约。
于是申宪表示，道歉可以，赔钱也没问题，但这条约就算了吧，大家都是千百年来的老邻居，关系好得紧，全世界都知道，干吗还要签条约呢？显得多生分。
但黑田清隆却不依不饶，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也太看不起我们日本了，以为我们千里迢迢跑来就是为了讹俩钱花吗？把我们当滚刀肉了不成？我们是为了友谊而来的，要知道，日朝两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都晓得的好朋友，可现在已经不再是从前了，已经是新时代了，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规矩，这条约就是新时代的象征，所以还是请朝鲜诸君跟我们缔结一个吧。
申宪不敢擅专，只能宣布暂时休会然后一级一级地去请示上级。
当时的朝鲜国内，较之多年前已经大有不同。那位顽固的保守派大院君失势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宗的老婆闵氏和她的家人闵氏一族。这闵家人比较开明也比较亲日，所以对于缔结条约一事，他们持赞同的态度。
于是在二月中旬，双方再度回到了谈判桌前，正式开始讨论起了两国的条约细则。
大家从两国国名如何记载，派遣至对方国家使臣人数、资格，以及开港数量、最惠国待遇等相关事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磋商。在谈判过程中，朝鲜因为是初来乍到不懂近代外交的奥妙，所以更看重的并非是实际利益，而是“国家体面”。
比如在一开始，申宪就告诉黑田清隆，条约开头，朝鲜的国名不能写作朝鲜。
黑田清隆很纳闷：你不叫朝鲜，难道还想叫海鲜？
申宪则将肚子一挺，大手一挥，器宇轩昂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道：“叫大朝鲜国！”
黑田清隆搞了那么多年外交愣是没碰上过这样的主儿，只能一脸无奈地表示你就算叫宇宙大朝鲜国也无妨，我们日本绝对满足，所以这就暂且别管了，还是来看看其他的吧，比如那个领事裁判权什么的……
申宪一听能叫大朝鲜国了，那是满心欢喜，当场就对黑田清隆说，哥们儿，如此一来我们朝鲜也算晋升到大国级别了，你真是让我挣足了面子。投桃报李，我也不亏待你，这么着吧，你刚才说的那什么领事裁判权之类的玩意儿，我看也不必详细讨论了，咱就依了你吧。
虽然黑田清隆顿时觉得很没成就感，但还是趁热打铁、趁傻行骗，表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再进一步，在条约里写上那么一条，日本承认朝鲜是和日本地位同等的独立自主国家，如何？
申宪没有多想便同意了。
就这样，当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朝两国正式在江华岛签署了《日朝修好条约》，也叫《江华条约》，条约总共十条。在此，我们把其中重要的部分挑出来说一说。
开头第一条，日本和朝鲜互相承认对方是拥有自行主权的独立国家；第二，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建立公使馆，派遣公使驻留；第三，要求釜山开港，除此之外，再选两个港口进行开放。在开港之地，日本人有权对当地的土地和房屋进行租赁，朝鲜政府不得干涉；第四，因为朝鲜周边海域比较危险，为了保障过往船只的安全，应允许日本方面对其进行自由测量，当然，得到的资源数据也该和朝鲜方面共享；第五，实行双边自由贸易，只要不是什么诈骗啊强买强卖啊，一切交易行为两国政府都不得干涉；第六，日本人在开港之地若有犯罪行为，则交给日本的官员用日本的法律进行审判，朝鲜方面不得干涉。
以上条款在之后的几年里断断续续修修补补了好几回，但基本纲要却不曾变过，而江华岛事件也因此条约的签订而告一段落。
这份条约的签订，意味着闭关锁国的朝鲜打开了国门，还是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
比如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在得知了这消息后，就表示了支持，尤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没有看过条约的详细内容，但却表达了高度赞赏之情，认为这是朝鲜走向文明的第一步。
其实老爷子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非常清楚《江华条约》的本质就是一个坑，一个日本挖给大清国，或者说是直接挖给自己的坑。因为朝鲜历来是大清属国，而日本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你朝鲜人现在自称自己和日本互相承认对方独立主权了，那岂不是等于在宣布脱离宗主国大清？
可这又是个哑巴亏，毕竟都已经19世纪了，都新时代了，你李鸿章李大人也不好明着说我不允许你追求独立不允许你追求自由，那不成，那是违反国际道德的。虽然这玩意儿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但你做那个啥怎么着也得立个牌坊吧？就算不立牌坊……那至少得穿一身衣服吧？
所以李鸿章在明面上只能说好，独立得好，走进新时代，做得好，太好了，老夫喝了蜜似的满心欢喜。
当然心里面是肯定不爽的，不过也就是不爽而已，他不担心，更不怕。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毕竟是历经过千军万马、大风大浪的人，这种伎俩，还不足以牵挂在心。
不过，日本那边的胃口则是愈来愈大了。
搞定了朝鲜之后，明治政府又重新把目光转向了国内，继续弄他们的改革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