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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六日六点，我从在乌鲁木齐迎宾馆的第一夜的睡梦中醒来。醒来的一瞬，我才想起这里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的西域。不，不是想起，而是自言自语。
我第一次对“西域”产生兴趣是在京都大学念书的时候。虽说我的专业是美学，可我从来就不到校，整天赖在寄宿公寓里，涉猎一些有关西域的书籍。我也不知我为何会变得如此，或许是被某一本书给迷住了，然后便由着性子，一本接一本地探寻着同类的书。那么，让我接受西域洗礼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呢？倘能回忆起来肯定很有趣，可我却毫不记得。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似乎是一个连学界都掀起一股西域热的时代，涌现出众多的西域学者。倘若“西域学者”的说法有些冒犯，那也可以修改为“论及西域问题的东洋史学者”。总之，对于尚在念书的我来说，全是些令人炫目的名字。
从大正到昭和年间，日本出现了许多收录西域问题论文的书籍。比如，羽溪了谛《西域的佛教》、桑原隲藏《东西交涉史丛》、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话》、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的研究》、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等，实在是不胜枚举。足立喜六翻译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传》的出版也是同一时期。斯文·赫丁（Sven Hedin）《彷徨之湖》、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农业中国与游牧民族》等译著的出版也是在此时期。
这些研究西域的学者谁都未踏进西域半步。虽然西域确非易去之地，当然或许他们也未必想去，可他们的研究或论文中，却总是洋溢着一种令人想去的冲动。正因不可去，这晦涩的论考中才会酿出一种吸引读者的东西来。
即便是对被那些学者的书籍勾起西域狂热的我来说，西域也终归是一处“禁地”，是不可亵渎之圣地。因为“西域”二字天然带着一种禁止入内的意味——正因如此，它才有了一种秘境般的妖艳魅力。
都说是日本人敬畏西域，这一点战前战后均未改变。尽管由战前的“东西交涉路”或者“东西文化交涉路”的称谓变成了战后的“丝绸之路”，可这无非是在说法上变温和了点而已。作为秘藏着丝绸之路中最重要部分的地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拥有着巨大的魅力。可即便如此，目前这里仍是难以涉足之地，这便是西域，这便是丝绸之路。
战后，自从我开始写小说——当然也多亏了学生时代所受过的西域的洗礼，我便以西域史为题材，写了几部以西域为舞台的小说。诸如《敦煌》《楼兰》《洪水》《昆仑之玉》《异域之人》等，倘若把取材于天山对面的中亚的也算上，数量上还会更多些。而即便在写这些小说之时，我也从未想过要去小说的舞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看看，也从未想过能否去。或许，正因它是“禁止入内”的世外圣地，才让我萌生出了小说的构思吧。
倘若可以的话，倒真想去看看——这种念头的产生，也仅仅是近十年来之事。自从屡屡受邀访问中国之后，我便越发感受到一种诱惑——倘有可能的话，真想去自己的小说所涉及的舞台去看一看。同时，心里也不是没犹豫过。天山、昆仑山脉、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倘若从学生时代算起，这些都已是耳濡目染了四十余年的名字。而对于这些名字，我自然也构建出了自己的印象，并且也一直是按这些印象来写小说的。尽管都是借助书籍或游记构建的印象，却也相应地具有了一种真实感。我记得自己也曾说过，我最好是继续坚持一直以来的这种印象，而绝不要改变它。
可是，我这次却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我从在乌鲁木齐迎宾馆的新疆第一夜的睡梦中醒来时，我依然略感疲惫。手足各关节都在疼。可仔细想来，这可是四十余年来魂牵梦绕，如今终于如愿以偿的地方啊。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走到这里啊。一想到这些，即使些许的疲惫也便值了。
洗完脸后，我立刻来到院子。天空晴朗，令人神清气爽。院子是欧式风格的，有一种公园般的轻松明快。大门与迎宾馆大楼入口跟昨天一样，照例有士兵站岗。院子里树木很多，那些高大挺拔的全都是钻天杨。同为钻天杨，这里的竟跟日本的截然不同，一棵棵高大挺拔，有种气冲霄汉的感觉。数棵排成一列时，还能形成一面巨大的绿墙。据说这是新疆特有的钻天杨，汉字写作“新疆杨”。宽阔的院子里还配有几栋宿舍，仿佛被藏在了这些钻天杨里。
有关新疆的情况，我虽然也读过不少写过不少，却从未注意过这钻天杨。不只是钻天杨，未曾想到的事情今后必定会更多更多。
早上散步回来，离早餐还有点时间，我便坐在窗边的大写字台前，整理起革命委员会昨天为我们做的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说明要点。我想在最近这段时间，至少是最近两三天，一定要好好看看人家的展示，好好听听人家的介绍。尽管我多少还会有一些提问，对于想参观的地方也多少有一些个人希望，可一切等回头再说。毕竟，降落在四个半日本大的少数民族地带的这一地点后，才刚过了没几个小时。
这一边境地区的自治区，面积能抵四个半日本，占中国全土的六分之一。人口1100万，虽然感觉上只是辽阔的地域上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几个人，可事实未必如此。从地势上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致由三大山脉与两大盆地构成。所谓三大山脉是指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几乎全呈东西走向。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天山与昆仑之间则是塔里木盆地。
每条山脉都很大。比如天山，东西长2000公里，南北宽400公里，是由众多山脉汇成的一道山脉束。昆仑山脉，据说平均海拔6000米，因此，这也是一座万年积雪与永久冰河的集合体。准噶尔盆地是沙漠性草原地带，里面散布着一些没有树木的草原与沙砾，即由所谓的戈壁这种不毛之地交织而成。另一个塔里木盆地，面积91万平方公里，浩渺的盆地被沙子淹没，形成了所谓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乎无人居住。“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准确说应该是“塔其里·玛干”，据说“塔其里”是“死绝”之意，“玛干”则是“广袤”之意。“死之沙漠”，应该是无法住人的。
如此看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是由大山脉、草原、沙漠与戈壁的不毛之地构成的，人类能居住的地区十分有限。倘若再除去北部草原，剩下的便只有由山脉雪水所形成的天山山脉南北两麓的绿洲地带，或是昆仑山脉北麓的绿洲地带了。倘若将三块绿洲上的人类定居地用线条串一下，便会形成往日的天山北路、天山南路，以及昆仑山脉北麓的西域南道。既然有“天山南道”的称呼，那么自然也该有“西域北道”了，而西域北道则正好与“天山南路”合二为一。
倘若以天山为中心考虑，其称呼便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假若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其称呼便是“西域北道”“西域南道”。无论是叫“天山南路”还是“西域北道”，指的都是同一条往日大道。总之，这三条大道都是历史的大道。既是东西交流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当然还是文化东渐之路。
古时以“五胡十六国”相称的西域少数民族的定居地，都是沿三条大道中的某一条分布的，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1100万民众，也是大部分生活在位于三条绿洲地带的都邑。
在此次的旅行中，我们即将访问的伊宁跟乌鲁木齐一样，也是一处天山北路的沿路都邑，吐鲁番则位于天山南路的起点。还有我们最后的访问地点和田，则位于昆仑山脉北麓、塔里木盆地的南边，因此自然是西域南道的都邑。
从前的西域基本上相当于今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关于新疆，有些必要的情况是需要提前了解一下的。
现在，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汉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等十三个民族。在少数民族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则位居第二。据说，这里很多印刷品都使用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
正如名字所展示的那样，少数民族便是少数的民族。据说，中国对一般汉族人都提倡计划生育，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则是鼓励生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接壤，北部及西北部则与苏联的三个共和国接壤。新疆的边境线全长有5000公里，其中光是与苏联的边境线就长达3000公里。
大学8所，中专学校78所，中学约1400所，小学约1万所，医院大约为700家。解放前则只有大学1所，中专学校8所，中学9所。对比新旧数字，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一目了然。
乌鲁木齐至北京的航班每周有3趟，其中1趟绕经兰州。并且，乌鲁木齐至北京的快速列车是每日都有。去上海、天津则是每周2趟航班。这里是边境不假，可跟从前的西域已大不相同。
我刚住过一夜的乌鲁木齐，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它原本是一座名叫“迪化”的城市。“迪”为教导之意，解放后，“迪化”这一具有大汉民族主义色彩的称呼被废除，改名为“乌鲁木齐”。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东北、云南、西藏等地，解放以后，原先那些对少数民族具有侮辱性的名称全被更换。安东变成了丹东，镇南关变成睦南关。乌鲁木齐也是其中之一，据说，在维吾尔语中，乌鲁木齐是“水果之乡”之意。
我们十点离开迎宾馆，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今天比昨天略微凉快，大概有二十七八度。蜻蜓在汽车前面成群地飞来飞去。天空没有一丝云。蜻蜓飞动的样子颇有一种日本秋天的感觉。
由于迎宾馆地处郊外一角，因此需花大约五分钟才能进城。在此期间，左右两边均有低矮沙丘出现，样子与九州北部的煤矸石堆很相似。
成排的钻天杨林荫道笔直地伸向远方，一眼望不到头。树出奇地高。路两侧的碧绿田地里是马铃薯。
大约五分钟后，我们进入一片白墙的单层土屋林立的老城区。只有大街上的房屋是黄色墙壁。再瞧瞧胡同，里面全是白墙的房子。这便是昨天傍晚让我赞叹不已的那条美丽的街。街上的黄墙房子之所以多，大概是当地鼓励将历来的白墙改成黄墙的缘故吧。不过，对于身为旅行者的我来说还是更喜欢白墙，黄墙黯淡且土气，反倒是白墙更鲜明更美观。
胡同的尽头不时还能望见沙丘。看来城市周边仍残留着许多沙丘碎片。这里的林荫树，除了钻天杨外，还有一种树枝繁叶茂，名叫“白蜡”，而据从北京同行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说，这种树名为“槭树”。
车子进入老城的中心地区。尽管房屋是单层或双层的土屋，不过，这里的墙壁也被涂成了黄色。人行道上人群杂乱，情形与我在伊朗或土耳其所见的阿拉伯城市很相似，不过，这里要么是到处被挖开，要么是房子被拆，看来，这里正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汽车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无论右边还是左边，远处都能望见沙丘。汽车不时被迫减速。只见一辆满载蔬菜的车子由三匹小马拉着，徐徐地横穿马路而去。
我们进入新市区。这里也在进行着道路施工。两条车道将行道树夹在中间，每条车道的外侧又隔着行道树修建了人行道。建成后，这里将是两条车道、两条人行道，还有五排行道树的康庄大道。明亮、整洁、井然有序，这样的现代马路在东京等地是难以想象的。行道树的种类依然是钻天杨和白蜡。
新市区同样是小土屋林立，不过同老城相比，这里终究更整洁更明亮。到处都矗立着政府大楼。
行驶了二十五分钟后抵达博物馆。博物馆是一座宏伟的现代建筑。从正面进入后，右侧即是第一室，一处宽敞的展厅。靠近展厅入口的窗边摆着椅子和沙发，感觉像是休息角。我们在这里被招待了茶水。
据说该博物馆建于1953年，展厅的完成则是在1958年，现在共有1000件藏品。据称，大部分展品都是发掘品，除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出土品外，其他都是多年来的发掘品，在此集中展览。总之，作为一家博物馆，其主要特色便是展示与西域有关的出土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悠久，在悠久的历史中一直是多民族居住区，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通道。一旦进入正式发掘，该博物馆的作用一定会更大，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我们在馆内转了一圈。我对两件展品尤感兴趣，便让博物馆方面介绍了一下，并拍了照片。
一件是1959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调查组在尼雅（民丰）遗址附近发现的一处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几件死者日用品。其中包括死者夫人的绢袜、粉袋、串宝石小颈饰、金制小耳饰、袜带，还有棺材罩、包裹丈夫尸体的衣物、枕头、小型弓等。
尼雅遗址是汉代“精绝”国的所在地。据史料《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户数有480户，人口3360人。与其称之为“国”，不如视为一处强大少数民族定居的大聚落更准确。“精绝国”似乎一直延续至公元3世纪，后来便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淹没，在沙土中沉睡了一千七八百年，直到七八十年前，才由斯坦因确认其所在地址是在塔里木盆地南缘。
这处夫妇合葬墓便是在尼雅遗址的附近被发现的。打开独木棺材时，人们发现里面有两具干尸。当然，并非那种经过人工处理的干尸，而是自然的干尸。两具干尸都用丝绵盖着脸，身裹绢制衣物。当时，绢制衣物非常昂贵。古书中曾有记载：“锦袍的价值相当于粮2480斤，或者相当于马一匹。”因而，死者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富裕阶层。
包裹男尸的衣服并不算大，身长比我本人展开双臂的长度还要短一尺左右，看来是个小矮个。枕头是被连在衣服上的，大概这衣服原本就是裹尸用的。枕头上绣有“大宜子孙”“延年益寿”的字样，衣服上则绣着“万事如意”字样，都是为死者祈祷冥福的字句。
据说棺材被打开时，男尸表情平静，两手自然下垂，眼睛闭合。可女尸的表情却不自然。一手紧抓衣服，另一手紧贴棺材内面，仿佛要推开棺材。因此，据说取尸体时人们只能将干尸的手斩断。另外，据说女尸身上还戴着许多红宝石。
尽管是夫妇合葬，可女方分明是为男方殉葬而死。殉葬的习俗究竟是从中原传来，还是少数民族原本就有呢？尽管两具干尸中藏着许多秘密，可有趣的是，在放置于女尸头部附近的藤制小化妆盒里，竟收藏着男子裹尸布的小碎片。
女方变成了殉葬这种习俗的牺牲品。虽不知女方是在男方死后自己服毒身亡，还是借由他人之力被杀死，可总之是仰卧在了男尸一旁。当时还有呼吸，所以才很痛苦。她无疑不愿死，结果却只能去死。
那么，化妆盒中所收藏的男尸裹尸布碎片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或许是有关殉葬形式的一些做法罢。不然，可否视为女方对男方的一种爱情证据呢——女人无疑不愿殉葬，可无论她愿意与否都将不得不拥有这个男人。当然，这只是我随意的揣测。
还有一件是在发掘尼雅遗址附近聚落时，从一名疑似统治阶级者的家中出土的木简。该木简为合订在一起的两条木片，上面写有文字，用细绳捆着，封有泥封，泥封上还印着两个印，竹简正面则写着收件人姓名。
木简是从疑似客厅的地方出土的。我们只能认为，此信的笔者只是写完了这书信，然后便离开了。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关于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出土的木简，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一书中有过介绍，书中认为，沙漠中出土的书信几乎都是书信碎片。可是，乌鲁木齐博物馆所收藏的木简却是形状完整的一封书信。倘若打开看看一定很有趣，不过博物馆方面一直未打开。在打开后确保不会损坏的技术被研发出来之前，恐怕该木简会一直被如此保存吧。
一封在沙土中沉睡了近两千年的书信，如今在出土后又沉睡在了博物馆里。这是一封两千年前某人欲寄给某人的书信。可是，这个某人的内心就这样被泥封了两千年。而我之所以迷恋西域，便是因为这些情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