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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难升米外交团取得丰硕成果回家后的当年，又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大魏要派人来回访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卑弥呼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公元240年，消息传来：大魏使臣的船靠岸了。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国家外交的名义踏上日本的国土。
因为魏国的文化技术比较发达，所以在使节团队伍中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能够把一路上的各种数据记录在案，从而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大致知晓由带方郡至邪马台需要走几里地以及关于邪马台国情的一点相关数字。
这帮人的行走路线是这样的：先走陆路到带方郡，随后上了船，往南航行了七千里，然后抵达狗邪韩国。
带方郡位于今天的朝鲜境内，确切说来是在平壤以南，本是乐浪郡的一部分，于建安九年（204年）分出。狗邪韩国你肯定知道是哪儿，就不多说了。
从韩国继续开船，走一千多里，到达了一个叫对海国的地方，在那里，使者受到了统治当地的部落首领卑狗和卑奴母离的热烈欢迎。
对海国就是今天的对马岛，当时那里算是邪马台王国下属的一个分支部落，据卑狗的介绍，此地方圆大约四百多里，住居民有一千多户。岛上山势险峻，林中野兽出没，几乎没有什么良田，住在那里的人基本上完全依靠食用海产过活，仍是过着原始时代的日子。
从上面这段话里你看出什么没？
不错，所谓居民一千多户，是假的。
原始时代哪有可能给你科学地统计人口，更何况时至今日人口不过三万出头的对马，怎么可能在两千年前的原始时代靠着打猎捞鱼就已经有了一千多户居民？无非就是天朝使者没话找话，问一句您这儿人口几何？然后部落首领随便敷衍张嘴就来：一千家。
当真你就输了。
魏国的使节团在对海国逗留了一晚，在吃饭的时候，几个倭人将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上等蚌贝放在这些人的面前，并示意他们趁着新鲜尽快享用。
没错，这贝是刚捞上来，连洗都不曾洗过便直接端上来的新鲜之物。
所以魏国人有点傻眼，不知道该怎么下口。
倭人则以为对方是初到乍来没吃过这口，于是连忙很好心地教他们说，先用小刀把壳撬开，然后吃里面的肉就行了，同时还特意强调了一点：壳千万别吃。
一边说，一边当场演示了一遍，果真是撬开了贝壳之后将里面的贝肉给生吞了下去。
自燧人氏造火以来，吃了几千年熟食的中华人哪里见过这等场面，一个个险些把昨天在船上吃的晚饭都给吐出来，只能赶忙推托身体不适，食欲不佳，就暂时免了这顿盛宴吧。
倭人倒也聪明，一看这样子就知道魏国使臣吃不了生食，于是便赶忙点起火来，将鱼贝等物在火上烤熟了再奉上。
这顿饭就这么对付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使者告别了对海国的诸君，踏上了继续前行的道路。
往南航行一千里，到了一支国，就是如今的壹岐岛，方圆三百余里，多草多木多森林，但仍然是没什么好田地。
出了一支国，还是开船往南走，仍旧是一千里，到了末庐国。
末庐国就是今天佐贺县的唐津市，换句话讲，这帮人终于到了九州岛，离目标不远了。
再往东南走六百里，便是我们最初的主角——奴国，那里有住民两万户，算是比较大的部落了。奴国往南叫投马国，有住民五万户——两国人口都是国王或大夫红口白牙自称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
投马国再往南，就到了本次出访的目的地——邪马台。
邪马台当时有民七万余户——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真没那么多人。
女王卑弥呼以最高规格接待了天朝使者，并且特允他们在全倭境内都可以随便走随便看，除了女厕所女浴室之外，哪儿都能去。
也正因为此，当时连文字都没有的日本得以为后世留下那么些许资料，也总算才能让后人稍微了解一些关于倭国特别是邪马台的风土人情。
从总体上来看，邪马台虽然比较原始落后，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道德体制和法律秩序的社会。
至于具体的说法，那就让我们跟着魏国的使者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近在咫尺却又神秘无比的国度吧。
在中国话里，一个地方的情报通常会被称为风土人情，往往“风土”在“人情”之前，所以魏国的使者们首先是在邪马台的山川森林以及平原上到处参观勘察，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物资相当匮乏的国家，无论在何处，都看不到大型野兽比如老虎和豹子的踪迹，同时，老百姓似乎也不知道饲养牛马羊等家畜——别说饲养了，就连见都不曾见过。
而且虽说是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但因为铁矿资源不够多以及冶炼技术尚不发达，所以大多数的邪马台士兵依然用着木枪、木盾和木弓，而箭头则一般有三类，分别是竹制、铁制和骨制，其中当然是铁制箭头最为罕见。
此外，和魏国比起来，邪马台气候非常温暖，据当地百姓介绍说，即便是冬天，也只用穿一件衣服就行了。
风土之后，便是人情了。
虽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但邪马台或者说倭国的男性和当时中国男性的打扮，终究还是大不相同的。
主要体现在两点：头发和皮肤。
和古代中国人不同，倭人是不束发的，同时头发的长度也较之前者要短得多，一看就知道是人为修剪过的；同时，和两百年前第一次来洛阳时一样，每一个倭国成年男性的身上，都布满了图案各异的文身。
中华民族自古就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像日本人这种剪了头发还文了身的，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中国绝对是大忌。
更何况文身文着既不好看又挺疼的，所以魏国使者不免就问了一句，说你们这么搞，有啥特别的意义吗？
一旁陪同参观的邪马台大夫先是给予了肯定回答，说有，接着又进一步做了解释：“上古时期，我国祖先多以下海捕鱼为生，长发多有不便，因此剪短，而在身上文身，则是为了吓退海中鲨蛟猛兽，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风俗。”
魏使听闻后，并没有一种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感受，只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一行人就这么一边聊一边瞎转悠。走到一处村庄，看到不远处有个老人家正蹲着望天，邪马台大夫忙介绍说，这老爷子是本地远近闻名的德高望重之人，懂得也多，如果大人想了解我国的风俗典故之类，可以问他。
魏国人觉得这位爷真幽默。
贵国才多少年历史啊，还典故，呵呵。
但毕竟是来搞外交的，肯定不能呛声得太明显，以免有失大国风度。魏使琢磨了一下，走上前去打了个招呼，然后开口道：“老丈，贵国上古先贤，可有哪些？”
这话通俗讲来就是：老头儿，你祖宗是谁？
打仗都还在用骨头的国家，哪来的先贤，还上古。根本就是在挑衅嘛。
可万万没料到的是，那老人家的回答却让魏国人虎躯一震，险些倒退三步。
“我倭国国民，乃是太伯之后。”
太伯之后。
一部二十四史，从《三国志》开始，到后来的《晋书》《梁书》等，提到日本人，总会跟上这么一句——断发文身，自谓太伯之后。
断发文身就是刚刚说的，剪去头发在身上文个花纹，为了方便下海。顺道一提，这是春秋时期典型的吴越地区——尤其是吴国男儿的风俗。
吴王太伯，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就不重复了。
日本人自称是太伯的后人，其实并非是说自己是太伯的孙子的孙子的哪个孙子，而是指自己祖宗是太伯子民，也就是吴地人。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日本文明，是传承自太伯吴地的。
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
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拿中国来举个例子——为什么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两大起源点？
因为黄河种麦，长江耕稻。
人类文明的一切源点基本都是始于农耕，这道理很容易明白，你成天靠打猎摘野果为生，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连个稳定的饭票都没有，怎么去搞文明？
那么日本民族最初的稳定饭票是什么？没错，前面我们讲过，是九州北部的大米农耕。
那么这大米从哪儿来的？是距今三四千年前自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而来——这是学界公论，我是老实人，不会骗你。
大米不长脚，不会自己漂洋过海来，只可能是人给带来的，谁带来的？
我要说有人不远万里从非洲跑江浙沪扛着一袋袋大米坐船去日本你也不会信不是。
这不是在耍嘴皮子，我们是有证据的。
证据大致有三，第一个，是青铜器。
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叫日本不存在青铜时代。
此言不虚，然而没有青铜时代并不代表没有青铜器，日本当然有青铜器，比如说铜铎。
铜铎其实就是铜制的铃铛，《说文解字》曾经曰过：铎，大铃也。
所以这东西当然是起源于中国了，传到日本大概是在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公元300年），目前日本列岛已经出土了大概500多个铜铎，主要集中在九州、四国、近畿以及中国地区
。
铜铎在日本的用途大抵和中国一样，属祭礼之器的一种。而它的流传路径，学界曾经一度认为，是由辽东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的，然后，在日本进行了封闭式的独立发展。
这个认知在距今大概十年前发生了动摇。
公元2006年，在无锡的春秋时代古墓中，出土了一些由陶土烧制而成的铜铎模型，这应该是墓主人——某不知名吴越贵族的陪葬品。而这些陶制铜铎，却意外地在款式画风上和日本弥生铜铎几乎一样。
当时就有学者断言，日本的铜铎是从江浙沪直接传过去的。
这个说法在之后数年里不断得到验证——其实两相一对比就能发现，在弥生时代东亚各地出土的铜铎中，日本产的确实是和吴越产的一脉相承，相似度极高。
在那个中日还未展开国际贸易和学术交流的时代，所谓“铜铎由江南传至日本”，实际上也代表着“带着铜铎和会造铜铎以及会用铜铎的那批江南人从家乡迁徙到了日本”。
当然，虽说铜铎于日本不亚于鼎于中国，但就一个民族文明的发祥起源而言，仅仅是几百个吴越产的大铃铛肯定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所以，我们接着来说第二个证据——头盖骨和DNA。
话说在1999年的时候，东京博物馆成立了一个科技攻关小组，取名为“江南人骨日中共同调查团”，团长叫山口敏。这帮人的主要工作是横跨中日两国挖坟，然后把尸骨弄出来带回实验室调查。
当年3月，山口团长带着他的小伙伴们跑到江浙沪一口气刨了60座古坟，其中28座为新石器时代，17座春秋战国时代，还有15座为西汉时期。他们详细调查了从墓主的头骨、大腿骨以及牙齿中抽取出的DNA，并和福冈县以及山口县出土的弥生时代日本人尸骨进行了对比，结论按照山口敏本人的话来讲，叫“酷似”。
尤其是春秋和西汉这两组调查对象，和弥生人更为接近，差不多可以说是一致了。
此外，在江苏省进行的另一次科考调查中，一处遗迹中所挖出尸骨的线粒体DNA配列，亦和福冈县太宰府维隈西小田遗迹中的尸骨配列几乎一致。
弥生时代日本的政治文明中心点主要都集中在北九州，这话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而北九州人的DNA配列如果和同时代吴越人的配列极为相似的话，那就很说明问题了。
现在你终于明白当年面土国王帅升为啥敢如此豪放地请求从吴越移民了吧？他当然不需要考虑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事儿，因为大家压根儿就是一拨人嘛。
事实上除了对比DNA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也能作为证据，那便是文献。
希望你还记得“香椎”这个地名，是的，就是出土了那枚刻着“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地方。
在日语中，香椎被读作かしい（Kashii），不过这是当代的读法，在古时候，则被读作かし（kashi）。然而，无论是かしい（Kashii）还是かし（kashi），都是讹传，在最初的最初，香椎的正确读法是こし（koshi）。
而こし（koshi）在日语中，对应的汉字除了“香椎”之外，还有“越”。
你以为我是在教日语吗？不，我是在说历史。
若是以“越”为地名，你能想到什么？
没错，是吴越的越。
这并非牵强附会。
根据《古事记》等书的说法，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曾经将位于九州北部的一个吴越遗民居住点称之为“越”。
更早的记录是《日本书纪》以及《出云国风土记》，在这些书里，有一个叫越国的地方，住着一批自海外而来的移民，渐成气候，据土为豪，不服中央政权。后来这批人当然是被平定了，但为表怀柔之情王道之风，朝廷还是让投降后的这些人住在自己原先的地方，而地名也尊重他们思念故土的感情，沿用越国。
看到这里你多半会觉得我在骗你，日本哪有叫越国的？
这主要是因为越国在日本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很快它就被再度分隔划为数个新的行政区域——越前、越中、越后，统称三越。
如果对日本史稍有了解的话，我相信对上述地名应该不会太过陌生，至少战国时代军神，人称越后之龙的上杉谦信，应该是听到过其名号的。
也就是说谦信的祖上很有可能是从江浙沪一带过来的移民。
温州之龙上杉谦信或者徐家汇一条龙上杉谦信……
甲斐之虎武田信玄与徐家汇一条龙纠缠半生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画面太美，不敢往下想了。
越国的地理位置大约在今天的福井、新潟、石川等县。这些地方组成的越国，拥有长长的海岸线，也确实是一个坐船渡海后登陆上岸的好地方。
最后要说的是，在史书中，“太伯之后”这四个字之前，一般还会跟两个字——“自谓”。
自谓太伯之后，就是自称太伯之后。
在那个尚且还没有自己文字的岁月里，一代一代的日本人靠着口口相传，诉说着自己的由来，从秦汉到魏晋到南北朝，从帅升到后来的倭五王，几百年间众口一词地告诉下一代，自己是良渚伏羲后裔，吴越太伯子孙。
这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话题的跳跃幅度似乎有点大，我们还得接着前面没说完的，邪马台的民风民俗。
当时邪马台的男女比例很不协调，女性人口大大超过男性，属典型的肉多狼少，因此几乎每一个邪马台的男人都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子。
一般小户人家的老婆有两到三个，大户人家则能娶到五六个甚至更多。
但相当奇怪的是，据魏国使者的调查，尽管每户人家都是一男多女，可这些女人们却很少有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连红杏出墙都少有耳闻，比当年华夏宫廷里上演的那些宫斗戏目要太平得多。
同时，邪马台人的老婆除了是老婆之外，也是他们的财产。
根据法律规定，每当有人违法乱纪的时候，如果罪行比较轻，那么一般就罚没老婆，即把你的老婆充归国有，给卑弥呼大人当奴婢，数量根据你的罪行轻重来定，如果是重罪，重到罚光你所有老婆都不足以抵罪的时候，那么就会把你拉出去砍头，再重一点的，就牵连宗族一块儿去死。
这点倒是和中国挺像。
因为物资匮乏技术落后，所以邪马台人的吃穿住行看着都很寒酸。
吃方面，主食是稻米，配菜是蔬菜和鱼，其中蔬菜一般是生食的。因为魏国人在对马岛上已经见识到了生吃贝肉的景象，故而对此也就见怪不怪了，反正不入自己的口，权当你在吃沙拉。
邪马台人吃东西普遍用手，包括女王卑弥呼在内皆是如此，但也有极个别会用筷子的，比如那位曾经出访过魏国的难升米——这点和两百年前刘秀那会儿相比，倒是完全没有变过。
穿的话通常是麻衣，很少有棉的，丝绸什么的就更别说了。而且衣服的做法也非常不考究，男的通常就围个下身，女的则是把一整张麻布摊开，当中挖一个洞，往脖子上这么一套就算完事儿了，量体裁衣之类的程序通通不要，特省事儿（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无须量体裁衣）。
这种穿衣服的方式我见过一次，是在一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剧的名字叫《三毛流浪记》，不过三毛比起邪马台人来到底还是穷了点，他是用报纸“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来着的。
至于住，只要是成年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哪里有空地你就往哪里盖，一切都是你的自由。
当然，房子一般就是木头骨架上面盖点草，不抗地震不抗台风，但怎么着却也是独栋建筑，原始人在这方面还是挺有福利可言的。
而在出行方面，因为连马都没有，故而基本靠走，条件好的话还能有个轿子，自然，说是说轿子，可实际上也就是一块木板四个人扛着，就是个担架。
此外，邪马台的一些宗教习惯也让魏国使者感到了莫大的惊讶。
在那里，占卜什么的通常手段倒是和中国如出一辙，都是烧骨头看裂纹以辨凶吉，但还有一个特色却是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那便是持衰。
所谓持衰，指的是某一个不特定的人，他由卑弥呼亲自用法力筛选出来，每当国中有大事，则会先派这个持衰坐船出海，同时，这个人在航行期间，不能梳头，不能洗漱，衣服也必须是破破烂烂，长满跳蚤的，如果能够平安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再安然无恙地回来，那么就说明是吉兆，便赏赐他财物，然后按计划行事；若是一去不复返死在那茫茫大海里了，则说明是凶兆，赶紧罢手为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这个持衰虽说回来了，可却是属于那种船沉了或者遭遇风暴被刮回岸边之类的侥幸生还，那么就对不起了，这个卦象叫持衰不谨，就是说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凶，但还有能将其挽回成吉的机会。
那么该如何挽回呢？很简单，把那个持衰给砍死就行了。
以上，便是邪马台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与此同时，对于那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一些相关秩序，魏国使者也做了一番比较详细的考察，最终得出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估计是怕自己的老婆被罚抄没收，所以那地方的治安特别好，很少有人去偷去抢。
当然，原始社会的治安一般都比较好，这也是客观事实。
不过，落后归落后，但邪马台并非真的一穷二白，他们还是有经济可言的，比如魏国人发现，当地已经有了市场，而且覆盖率挺高，换言之，这地方其实是有可以用来做交易的剩余物资存在的，同时，也有货币。
不光有市场，就连经济秩序也被建立了起来，比如为了控制物价，卑弥呼就特地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安排了专门的人手来管理市场，以防价格出现狂飙或是暴跌等恶意操控现象。
同时，在这个国家，已经开始渐渐地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的房子比起普通老百姓的来要考究很多，堪称豪宅，不过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特权阶级，往往是先当了卑弥呼手下的大官，然后再以权谋私成了有钱人。
邪马台的老百姓对当官的必须要绝对服从，比如农民在路上碰见了官员，就得立刻趴下身子，滚到一旁，用蹲着或是跪着的方式打招呼，当官员问话的时候，百姓则一定要双手触地，并且大声回话。
最后，魏国使者们还对邪马台国以及周边地区的住民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观察。
这个国家的人民身高普遍不高，平均成年男子也就三四尺而已。
汉代的度量衡和现在差别甚大，一尺大约等于如今的23厘米，换算下来，当时邪马台人的身高连一米都未满。
人长得不高的原因，多半是和当地的住民很少摄入动物蛋白有关，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饮食习惯，邪马台人的身体都非常健康，平均寿命也很长，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十分多，甚至还有百岁高寿的，让魏国使者惊叹不已。
你是不是也要惊叹日本人长寿是有光荣传统的？
别急，在惊叹之前先琢磨这么一件事儿：邪马台国用的是哪种历法？一年有几天？
不知道了吧？其实我也不知道。
史料记载的太古先贤们之所以一口气就能活个一两百岁而你活到八十都得横保健竖养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历法有差，上古时代原始部落里一年绝对没有365天，自说自话自己活了一百岁的原始人，搞不好也就七十来岁。
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在魏国使者们的眼里，邪马台都是一个相当不错且非常值得交往的国家，即便有和天朝相异之处，但毕竟是各人有各人的过法，没必要去干涉过问，所谓求同存异嘛。
因此在回到洛阳之后，使者们毫无意外地向曹芳汇报说，在邪马台女王带领下的倭国人民有仁有义，还很懂礼节，相当讨人喜欢——当时曹叡已经驾崩，由养子曹芳继大统，再由曹爽司马懿左右辅佐。那两位爷虽说相互很是不待见，但至少在对倭国的外交策略方面，还是保持着高度一致的。他们认可了使者们的观点，决定把卑弥呼正式发展成大魏王朝的战略合作伙伴。
由于在两国之间一来一往的两次互访中，魏国赐予了邪马台很多礼物，尤其是第二次，除了数量和质量远超第一次的那些丝绸珠宝金银等财宝外，甚至连台与的礼物都准备了——木质的兔子玩具一个，所以心怀感激的卑弥呼想到了投桃报李礼尚往来，打算再度派遣使者赴魏访问，以表答谢——或者说是“再多拿点儿”。
魏正始四年（243年），邪马台使者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赴洛阳面见曹芳，得大量赏赐，其中掖邪狗还被封为中郎将。
值得一提的是，在伊声耆、掖邪狗的这次出访的礼单中，邪马台国除去像以前一样送了棉布生口小鱼干之外，还多了一样稍微拿得出手的东西：倭锦。即日本自制的丝绸。
也就是说，养蚕和制丝的技术，大概在这个时候已经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而就在这批人回倭之后，卑弥呼又立马开始酝酿下一次的出访了。
虽说在常人看来这真的是有点过分了，你借着进贡的名义来来回回拿回赠不说，还反复拿，多次拿，这算什么事啊。
然而只有卑弥呼自己清楚，这次遣使魏国，真的不是占便宜去的，而是去求救的。
狗奴国又杀过来了。
其实这早已是邪马台联邦诸国的日常了。只不过这次狗奴来势特别凶狠，似乎是要一举将卑弥呼消灭在老家的感觉。在他们强大的战斗力下，邪马台联盟失地丢城，节节败退，虽然靠着人多势众才勉强稳住阵脚，可任谁都知道，若要长期这么打下去，那全邦灭亡也不过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要抱大腿了。
因为此次出访事关重大，故而卑弥呼决定把首席使者的重任再度交给在当年曾在魏国上下好评如潮的老牌外交官——难升米。
对此，难升米大人表示义不容辞。
出使之前，照例，是要烧个乌龟壳占一卦的。
不过这一回卑弥呼并未亲自出马，而是把机会给了时年9岁的首席大弟子台与。
噼里啪啦的火烤声中，台与双目紧闭，脸上布满了本不该是她这个年龄该有的严肃。良久，睁开了眼睛：“我已知结果了。”
卑弥呼则用很沉缓的语气问道：“是为何？”
“请让禾鹿也随使节团同行吧。”
卑弥呼先是迟疑了一下——她在想禾鹿是谁。几秒钟后，脸部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
这就好比你老板问你，明天去北京见客户你觉得会不会顺利？然后你回答，要不带我的小姨子一块儿去吧。
倒不是答非所问，只是以权谋私罢了，而且谋得有点点明显。
不过卑弥呼并未在意，相当豁达地同意了台与的请求——既然想让自己的亲哥哥一起去，那想必占卜的结果不会是坏的吧。
此时的禾鹿已经是个快二十的大小伙了。在正式任命他为外交团一员后，卑弥呼很有人情味儿地表示，你要不去和台与见上一面吧。
相隔数年未曾谋面，兄妹彼此的变化都很大。台与微笑着说，禾鹿君，这次访问魏国要辛苦你了。
禾鹿也微笑着回道，不辛苦，台与大人您也要自己注意身体，这天眼瞅着就要入秋入冬了，自己多穿点。
会见始于微笑，亦在微笑中圆满结束。
然后，大家上路了。
然而台与的法力到底还是没练到家，那一卦终究没有她预想的那么顺。船才出了海，便碰上了意外：狗奴王打听到了消息，特派一支军队也坐着船杀将了过来，打算把邪马台人截杀在海里。
因为是使节团，而且谁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遭遇，所以邪马台的船上并没有安置多少随行的护卫，面对强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逃走——划着船逃走。
在经过一阵激烈的追逐之后，邪马台那边尽管被射伤了好几个人，但总算是摆脱了对方，并且安全抵达了带方郡。随后，一行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自带方走陆路，到达了洛阳城。
禾鹿震惊了——对于他而言，这次固然是负有重要任务在身，但除此之外，更多的则是一种震撼，直击心灵的震撼。
因为洛阳城。
其实早在洛阳城外，禾鹿就已经被一路所见屡次刷新了三观，比如他第一次看到了耕田的牛；第一次看到拉车的马；第一次知道，原来动物除了吃肉扒皮之外，还能为人所用。
之后，又看到了黄河，面对奔腾不息的水浪，禾鹿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级别的东西在魏国仅仅只是一条河而已。
倒是难升米一副习以为常身经百战的老外交家腔调：“此谓黄河，是魏国最大的江河，能跟它相比的，只有南面孙吴的天险长江而已。”
怀着万分的惊讶，禾鹿走进了洛阳。
然后么，三观又被刷新了。
望着比邪马台国更大的皇城，禾鹿甚至觉得脚下踩的青石板都是一种奢侈物品。
午饭时间，当魏国的接待人员端上来一盘盘冒着热气的美味时，禾鹿立刻十指乱动，扑了上去，但却被难升米给一把拦住：“在这里吃东西，不能用手。”一边说着一边还递上了两根小木棍：“这叫筷子，有教养的人都用这个。”
难升米应该是日本史上第一个接触筷子的人，而这次出使魏国，也得以让筷子这东西，被带回了日本普及。
吃过饭，魏国又准备了华丽万分的歌舞表演。
这简直是一个神一般的国度啊。
我想，这不光光是禾鹿的想法，其实也应该是那个时代所有来过中国的日本人的想法。
吃好玩好之后，一行人终于见到了曹芳。
时为魏正始六年（245年），曹芳正好16岁，因此难升米他们一般背地里称之为“少帝”。
少帝看着眼前的日本人，显得非常客气，表示你们跋山涉水远道而来，实在是辛苦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就先回驿馆歇息着吧，要想谈家国大事，明天找大将军商量去。
大将军就是曹爽。这会儿曹家宗族正红红火火，司马懿父子正在老家凉快着呢。
第二天，曹爽如约接见了难升米。寒暄过后，便直奔主题，问其来意。
难升米说我邪马台自从受了大魏的封王之后，一直都把魏国大皇帝当做举国上下的真命天子，卑弥呼大人更是每天都会遥拜西方，为皇帝陛下祈福，本来倒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可没想到现如今南边的那狗奴忒不是玩意儿，仗着兵强马壮就整天来欺负人，眼瞅着我们邪马台联邦是干不过他了，只能请万能的大魏帝国想点法子，帮帮我们吧。
曹爽问你打算让我们怎么帮？
难升米说你看着帮。
曹爽说中，那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大魏言而有信，驷马难追。在日本使节团回国后不久，曹芳便下了一道圣旨，赐难升米黄幢一面。所谓黄幢，就是魏国的军旗。这玩意儿虽说从实际价值上来看，确实不如金银珠宝，但却意义重大。
什么人才能用魏国的军旗？当然是魏国的军人。
既然给了难升米一面魏国军旗，那就等于是告诉狗奴，这是我们魏国的人，要想动，先想想怎么跟我们大魏交代吧。
之后，曹芳又派出塞曹掾史张政去了一趟日本。
塞曹掾史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通俗地被认为是国家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
张政首先抵达邪马台，跟卑弥呼见了面。在会见过程中，张政指出，虽然魏倭两国国情和制度不同，但始终互相理解、支持、尊重，大魏朝廷非常重视对倭友好关系，始终坚持邪马台才是倭国正统这一原则，在涉及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上，向来坚定地支持邪马台联邦，并且我大魏从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我曹家小弟，所以现在你们有难，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卑弥呼对此深表赞赏和感谢，同时也表示，张大人的这次访问，一定会为双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更大动力。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魏倭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在会见圆满结束之后，张政在邪马台小住了几天，接着便往南走，去了狗奴国。
另一方面，当消息传到南边，狗奴王听说了邪马台和曹魏频繁互动以及自己名字的正确汉字写法还有天朝使者正在赶来见自己的路上等情报之后，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想笑。
狗奴王很自信，这自信来源于两点：首先，他相信县官不如现管，曹魏跟邪马台关系再好，哪怕是两家和亲，那魏国士兵也不可能漂洋过海来倭国打自己的；其次，又不光你邪马台一家有同盟，老子也有啊。
他真有，那人叫孙权。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先来讲一讲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魏国会对邪马台那么好？
因为想找一个同盟，一起对付孙权。
时为三国鼎立，西南是蜀汉，东南是孙吴，整个北方则基本上都归曹魏所管，因为魏国过于强大，使得蜀国和吴国不得不联起手来共同与之抗衡，而对于魏国而言，虽说南面的两国还不至于使自己灭亡，可反过来讲，自己若是想要把他们给吞并，那也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国就需要有一个盟友，能够对吴国或是蜀国造成威胁，不求攻打，只求牵制，而且最好是牵制吴国，因为吴蜀之中蜀国的国力较弱。
于是邪马台就被选上了。
这是一个近乎于今天有水星人要拉拢火星人对付月球人一般的荒诞想法，但却是事实。
至少孙权明白，这计划并不扯淡。
其实吴国跟倭国的交往要比魏国深厚频繁得多。
吴黄龙二年（230年），也就是在难升米他们来中国的九年前，孙权便派遣卫温、诸葛直两人率兵数万出海，根据《三国志》上的说法，目的是寻找夷洲和亶洲。
引用《三国志》的原文来讲，就是“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当时在吴国的一些老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神话：夷洲虽然不知到底是啥地，但这亶洲却是赫赫有名，当年秦始皇派出的那位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正是最后在亶洲落了脚，并且还扎了根，再也不曾回来。
徐福到底去了哪儿，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此处暂且不提你也不用放心上。反正最终结果是夷洲找到了，就是今天的台湾，卫温和诸葛直在那里驻兵了一年多随后又返回了东吴，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几千个当地的土人，算是礼物。至于亶洲，则完全没有头绪，因为谁也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儿。
其实这是个悬案，今天都没人知道亶洲究竟在何处——从冲绳到日本本土，甚至是南洋列国乃至印度支那，诸说纷纭。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并非真相。
孙权派卫温和诸葛直出海不是为了找亶洲和夷洲的。
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卫温和诸葛直自台湾回来之后的当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两人被同时下了大狱，然后又同时被杀。
罪名是“违诏无功”。
违诏，就是违背了孙权的命令；无功，就是任务没完成。
事情发生在回来的当年，而且又是两人同时被杀，所以不管怎么看，卫温和诸葛直的死，似乎都和“求夷洲及亶洲”一事有关。
换言之，他们这次出海，不光没有完成任务，而且还违背了孙权的旨意。
这就很奇怪了。
夷洲和亶洲两地，在此之前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地理数据，无人知晓那两块地方到底位于大海中的何处，说白了，卫温和诸葛直其实是去探险的——“求”嘛。
既然是探险，那就全取决于人品。这是一种撞大运的行为，就算找不到，那也是老天不赏脸，并没有治人罪的道理。
就算他孙权天生变态视人命如草芥，想砍几个人头玩玩，那也大可以用诸葛直罪大滔天、卫温搞得百姓怨声载道之类的理由，着实犯不着用无功违诏来当借口，毕竟那两人老老实实地坐船出海去“求”夷洲和亶洲了，显然算不得违诏，况且虽说没找到亶洲，但夷洲却是明明白白地求到了，还带了那么多土人回来，又怎能算得无功？
以违诏无功来处罚二人，简直是在打自己的脸。
更何况从实际形势的角度出发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事儿挺扯淡的——吴国虽然占据东南，还算富庶，可这也不过是和西南蜀国相比的结果罢了，要是和魏国比的话，那显然是还差得很远。这样的国家哪可能没事闲得慌派人出去玩探险这种烧钱的勾当，而且一出海就是数万人，那肯定得有的放矢，不然茫茫大海丢万把人进去干吗？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三国志》写错了，卫温、诸葛直二人肯定不是冲着夷洲和亶洲去的，而是另有所图。
当时在世界上能够为中国人所知的，位于海外的，需要坐船去的，并且确切存在的国度，同时交通还算便利的，说穿了有且只有一个——倭。
他们想去的地方很可能是日本岛。
如果把夷洲换成倭国的话，那整件事情就可以说得通了：孙权派卫温和诸葛直去倭国办外交，结果两人走岔了道儿，误打误撞地漂到了夷洲，于是只能趁势占领，窝了一年之后带了几千个土人回国交差，虽说扩大了版图是个好事，但显然孙权对此并不满意，所以两人就这么被下了大狱，还被砍了脑袋。
本该去倭国的，没去，是违诏。
本该办外交的，却没有丝毫进展，是无功。
总结起来就是违诏无功，依律当斩。
此外，亶洲姑且不论，夷洲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在文献的时代是西晋，也就是记载于《三国志》上，在此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叫夷洲的宝岛。从这点来考虑，孙权也不会让人去找一个自己听都没听到过的地方。无论如何，台湾的发现，都是一种误打误撞。
而孙权派人去倭国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他想打造一个国土炼成阵，哦不，一个曹魏包围网。
话说在太和二年（228年）的时候，辽东大乱，原辽东太守公孙恭因病而被其侄公孙渊逼迫让位，公孙渊执掌辽东后，立刻写信私通孙权，两家达成地下协议，由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然后一南一北共同夹击曹魏。
对于此时的孙权而言，天下大势从来都不曾如此美好过：南面是自己，西面是蜀汉，北边公孙渊，若是能再在东面找一个同盟，那么便能形成一个让魏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的田地。
东面有谁？倭呗。
比起魏国和邪马台，东吴和倭国的关系可谓是深厚密切——注意，是整个倭国，而不是某几个部落。
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在位于山梨县的鸟居原狐冢古坟，出土了一枚铜镜，上面刻有“赤乌元年”的字样。
而在关西兵库县宝冢市的安仓古坟，也出土过一枚刻着“赤乌七年”四个字的铜镜。
此外奈良县的茶臼山古坟和同县的大和天神山古坟，也都出土过赤乌年间的铜镜。
赤乌是东吴用的年号，铜镜则是中华王朝用来下赐或是馈赠给友邦的传统礼物，魏国就送过邪马台铜镜百枚来着。
所以这就足以表明，东吴政权和日本在政治方面的交往，既频繁又深入——当时关东还算不毛化外之地，结果孙权的小镜子都能送到那儿去，来往紧密可见一斑。
不过曹魏包围网的打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公孙渊觉得孙权并不靠谱，于是便杀了吴国的使者重新投靠了曹魏，而倭国那边虽说是遍地开花都有自己人，可那也仅仅是部落而已，摇旗呐喊精神支持尚且嫌不足，更别提帮着自己反攻倒算了。再加上孙权原本心中的头号拉拢对象邪马台也当了曹家马仔，于是设想中的包围网就在设想阶段这么崩坏了。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自刘秀接见以来，日本列岛经过了两百余年的发展，终于拥有了足够引起中国所认可重视的文明程度，并且也成为了魏吴两国拉拢的对象。
伴随着文明一起成长的，还有野心。
张政来到了狗奴国，以天朝上使的身份向狗奴王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他们立刻停止欺凌邪马台联邦的愚蠢行为。因为那是大魏曹家罩着的小弟，不容你乱来。
同时，张大使还要对方认清当前形势，正确把握未来——在天兵未到之前赶紧归顺邪马台联盟，做大魏的小小弟吧。
狗奴王的答复是呵呵。
你们魏国水师真那么能打早在赤壁那年就跨过长江天堑踏平江东了，犯得着在这儿跟我较劲吗？更何况真要出兵倭国，就不怕蜀汉东吴乘虚偷袭吗？还敢说渡海来战天兵驾到，还敢叫我去给卑弥呼拜码头，这口气大得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我给你打九十九分，少给那一分是怕你骄傲。
于是张政也毛了，说我干了那么多年外交也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无礼之徒，真是活得久了啥都能见到。这样吧，老子就在邪马台住下了，你敢打那就打过来吧，有种先把我杀了，看看魏国会不会出兵。
狗奴王说哦。
双方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狗奴王认为再怎么样这也是倭国内部的事情，你张政就算是天朝使者，也没资格干涉。
你觉得这是一种不屈的反抗也好是一种逆袭野心的萌芽也罢，总之从这个时候起，开始有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不服心理了。
张政很守信用，真的在邪马台住下了。而狗奴王也是一个实在人，真的继续发兵攻打骚扰联邦各部落。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三年，在公元248年左右，出事了。
卑弥呼驾崩了。
尽管不知道确切的生卒年月，但从活跃年代来推算，老太太去世的时候至少也有个七八十来岁了。
女王的驾崩让邪马台联邦上下悲痛不已，大伙给她建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纵横百余步的陵墓，同时还用了一百多个生口做陪葬。
然后就开打了。
卑弥呼去世之前，曾立下过遗嘱，将女王之位传给台与。然而小姑娘当时不过十三四岁，无论站在哪个时代的角度来看，都是属于那种不折不扣的无行政能力的人。所以，下面的一些大叔开始狂躁起来。
有的邪马台联邦加盟国国王觉得自己兵精马壮，所谓倭王的王位，直接靠抢就行了，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凡手头有几个能扛枪的，都在那里跃跃欲试，准备争夺王位；还有人宣称卑弥呼的遗嘱是假的，真正的遗嘱上指名的继承人，是自己，这算是文艺的；而表示应该严格遵照卑弥呼遗嘱，让台与来继承大统的，虽然也不乏其人，但却被当成了二傻子。
于是场面就不好控制了，为了争夺王位，各部落首领纷纷兵戎相见，而狗奴王一看这架势，大喜称善，也趁乱提兵来战，整个倭国顿时血流成河哀鸿遍野。
史称倭国大乱。
大乱之中，仍在邪马台住着的张政终于明白，天朝使者的身份根本不足以阻挡这场灾难。
一群人一打就是几个月，耽误了生产不说，还造成了数千人死亡的惨剧——对于原始社会而言，数千壮劳力的死，是一种比较沉重的打击。
所以大家决定在人口损耗完之前坐下来谈谈，而谈判的结果是，每一位部落老大都不愿意看到其他老大成为新的联邦国王，可又非常清楚自己也很难坐上这把宝座，于是大家最终拟定了一个极为折中的办法——遵照卑弥呼的遗嘱，公推台与为女王。
这点甚至连狗奴王都表示了认同。
绕了一圈又给绕回来了，可死者却已然不能复生——人类的悲剧性从原始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了。
台与成了女王，那个小小的预言者，受着父兄宠爱的小姑娘，成为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女王。
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分水岭。
日本从原始时代起到明治维新前，在政体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地模仿中国，所以在很多时候两国的学者都会表达出这样一个统一的观点，那就是两国的历史流程极为相似，不光是历史学家，就连政治家也有不少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在晚清那会儿，就有无数政客认为，大清要走向强大，必须要学习和自己同文同种的日本。甚至还有人把慈禧比作幕府，光绪比作明治天皇，要求光绪帝像明治天皇扳倒幕府那样去消灭慈禧。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在此不做评论，但其根源，还是源于上述认知，即认为日本的历史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就算有个中细节不同，大方向是一致的。
就连我们这本书在序章中都说过，日本史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然而，当你读到上面这句话时，就已经不是了。
中日两国的历史流程，从此开始走向不同。
而其中这最大的不同点，则在于两国的最高统治者。
中国古代，最大的是九五之尊的皇帝，皇帝出现之前那叫天子。
但无论是皇帝还是天子，它的诞生，绝大多数都是依靠武力来决定的：无论是黄帝胜蚩尤，成汤赢夏桀还是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靠的都是拳头，谁厉害，谁老大。
可日本就不一样了。
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天皇这个称呼是很后面才有的，但最开始的天皇，或者说天皇的雏形，其实就是倭王。
第一代倭王，卑弥呼；第二代倭王，台与。
还记得卑弥呼是怎样成为邪马台国王的吗？
没错，因为她能通神，所以原来的国王把王位给禅让了。
而台与，也是因为有超能力，所以被卑弥呼给发掘了出来，从侍女起步，一直当到倭国王位的继承人。
她们靠的都不是武力，而是神力。所以日本人常常称自己的国家叫“神之国度”，宪法都曾经明文记载天皇是神而不是人，就是这么个意思。
通俗地讲，中国的老大，是打出来的；日本的老大，则是拜出来的。
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历史的细节，正是这种最初的分歧，才终究造成了中日两国在数千年之后的巨大差异。
总体来讲，卑弥呼和台与这两代女王的相继，不仅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原来零零散散互相独立的村落群到如今一个具有统一雏形的国家政权之间的过渡，同时，也为后来天皇这一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半神地位存在的出现，打下了最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