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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国大夫拿着金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不光是他，之后整个日本列岛的任何一个部落都不曾派过人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甚至连跑乐浪上贡小鱼干的事情都绝迹了。
这几乎就给了人一种上一回奴国大夫来的目的纯粹只是骗个小金坨回去的感觉。不然实在很难解释为啥回去了就再也不肯来了。
不过再仔细想想，你又会觉得，他来了似乎也没啥用啊。
拿个金坨子回去也不当吃不当喝的，再加上日本那会儿连货币都是用贝壳，黄金的好处尚且没有普及，原始部落也不存在挟天子印以令诸侯的政治认知，所以，拿回去能干吗？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大老远冒着喂鱼的危险蹲在一比澡盆子强不了多少的小木船上乘风破浪来一回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以后自然也就不会来了。
那到底什么东西，在日本人眼里才算是“实质性的收获”？
你猜。
虽说官方是不来往了，但这和民间没关系。差不多就在奴国大夫来访的那会儿，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人渡海移民去了日本。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完全不能知晓公元1世纪时中国有多少人以及都是些什么人去了日本的哪些地方，但这些人确确实实是渡海去了列岛，也确确实实给日本带去了文明。
这并非空口白话，是有证据的。
公元57年，奴国大夫来洛阳，当时的日本尚且处于石器时代，打仗狩猎用的基本都是石头。
但是仅仅过去了半个世纪，尽管在史学上日本列岛仍是被划在了新石器时代，但从考古数据来看，相当多的部落已经能普遍用上铁器了。
注意，是铁器。
纵观人类历史上下一万年，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文明发展趋势都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然后是铁器时代。
唯独日本是个例外，哥们儿虽说出土过一些铜器，但整个国家却根本没有过青铜时代，而是直接从石器时代穿越到了铁器时代。
事实上也不止铁器时代，从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在这长达一万三千多年叫绳文时代的时间里，日本都处于一个生产力极其低下，仅仅依靠石器捕猎果腹的阶段。而在绳文时代的最后数百年里，这地方突然就进化了，不仅有模有样且大规模地种起了水稻及其他各种农作物，生产工具也直接从很粗糙的石器变成了相当精致的石器，甚至有了零星的铁器。
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仅有。
不要跟我说这是因为日本人聪明，自主研发出水稻种植并自己学会了使用铁器，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不信？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将更先进的文明带进了日本，跟玩游戏开了作弊器一样将日本的文明程度迅速拉高至一个新境界。
这显然是在说中国，当然也有可能是朝鲜，考虑到朝鲜半岛当时自己也正乱着，老百姓很有可能为了追寻太平盛世而渡海去找桃花源，因此后者去的人或许略多，但无论是中国本土还是朝鲜半岛，带到日本去的技术，都原产自中国。
时至今日你还能在博物馆里头看到九州出土的汉朝炼铁器具。
被带过去的还不止这些。
当时在九州岛北部非常流行的支石墓，这是从山东半岛那边给传过去的。
还有干栏式房屋，日本那里叫高床，这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南方的特产，早在河姆渡时期中国人就会盖这玩意儿了，传到日本大致是在1世纪前后。
不过，中华文明在日本遍地开花，虽说是一件好事，却也有坏处。
简单来讲就是打仗的时候死人变多了。
这并不难理解，原先大家用石头和木棍，两百人马八点开打三点收工，一天折腾下来也就死那么几个，其余的拍拍身上的灰直接回家吃饭，现如今不对了，有铁了，能改刀枪了，这一插子扎进去不死也得残半辈子，伤亡率大大提高。
人口对于原始部落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一旦生的速度跟不上死的步伐，那是要完蛋的。
很多部落也确实是完蛋了——原先数百家势力割据了几百年的倭国，短短几十年里被兼并得只剩下了四五十家。
活下来的那些人为了应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危机，再度想到了抱大腿。
永初元年（107年），时隔整整50年未曾露面的倭国使节团再度出现在了洛阳大街上，仍是光着膀子赤着脚，仍是脸上布满了刺青，然而这一次来的人特别多，前前后后总计将近200人，浩浩荡荡走在大街上，再次引来了广大群众的围观。
当时的皇帝已经是汉安帝刘祜了，按前例，亲自接待了那群人的代表——倭王帅升。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有确切名字的日本人，虽然靠谱性有待商榷。
在那个时代，日本既没文字也没姓氏系统，无论是高贵的国王还是田间的普通老农，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口头上的简单称呼，眼前的这个帅升也一样，仅仅是一个音译，根本无法确定其究竟姓甚名谁。
同时需要推敲一下的，还有他的身份。
根据《后汉书·东夷传》的说法，帅升的身份是“倭国王”，也就是倭国之王。
但在成书于唐朝的《翰苑》以及北宋的《通典》里，帅升的身份是倭面土（上）国王
，和奴国一样，属一个部落的老大。
而日本方面，无论是《日本书纪篡疏》还是《异称日本传》或是《释日本纪》等史料，对于帅升的身份认定，都清一色是面土（上）国王。
历史是科学的一部分，虽说科学肯定绝对不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东西，但从合理性来考虑的话，很显然我们会发现，当时帅升几乎不可能是已经君临整个倭国的国王。
好歹还有几十个部落在那儿蹦跶着呢，你怎么就是倭国国王了？自称的吧？
还真是。
洛阳的大殿里，跪在前辈也曾放过膝盖的地板上，帅升厚着脸皮告诉刘祜，自己是倭国的国王。
当时的刘祜只有13岁，政务全靠著名的邓绥邓太后操持。而邓太后那会儿正在力挽自汉和帝、汉殇帝连续驾崩以来的国势危机，哪有工夫去打听海对岸一岛国有没有统一。因此帅升顺利地让大伙相信了他的身份，成功地迈出了这次外交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献上了自己的贡品——生口160名。
此刻的日本已进入奴隶社会，除了拥有比之前更高度的文明之外，还有了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细致的阶级分层，每一个部落里头，不光有大王、大夫这样的称谓，连普通的人民群众都有了名称，叫下户，比下户更低贱的，就是奴隶，叫生口。
生口本质上和牲口是一个概念，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是人类，可以随主人的心情而打杀、买卖、赠送。
生口的来历应该是各部落连年征战中所产生的战俘。不过那年头日本地少人寡，一个部落的人口撑死了也就几千，除掉老弱幼残孕之外，能提枪打仗扛锄头干活的壮劳力最多只占一半，而这些壮劳力里再去掉不能随便抓走拿去卖的下户，真正的奴隶最多只有几百号，一口气送掉160人，那绝对是下了血本的。
然而，面对如此厚重的诚意，汉朝方面却似乎并不领情，关于这次会见，《后汉书》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一百六十人，愿请见。”
这着实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历来外国使臣来我中华搞外交，无论哪朝哪代，即便是双方正在干戈动武，只要对方不坑爹不过分，一般是只要你上贡我就必然会回礼，所谓投桃报李有来有往。但这一回帅升来，汉朝似乎根本就没按这个路数走，送礼的送上门来，我收下就算完事儿，别说回礼，连句谢谢都没说。
为啥？
因为帅升不光光是送礼来的，他还来要东西了，他要的东西，大汉给不了，也不能给。
那么，面土国王帅升，到底想要什么？
帅升想要的第一样东西，是金印，倭国王金印。
就是希望大汉朝廷刻个章给他，承认他是大汉藩属的全倭之王，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面土国的首领。
由此可见几十年过去了日本人的政治智商也大大增长，居然懂得拉虎皮扯大旗这一招了。
这个要求不过分，再加上刚才也说了，当时汉朝上下根本就没人知道倭国是否被统一，帅升既自称已是倭王外加又送了厚礼而来，封他一个王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关键是第二样东西：人。
早在说汉委奴国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光是一个金印，对当时日本的任何一个部落，都是没啥用的，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对于公元2世纪的日本来讲，最实在的东西就是两样：技术和人口。
从携带方便省时省力的角度来考虑，帅升将其合并为一样：技术人口。
他向刘祜提出，想以160个生口，换取100个会冶金农耕技术的汉朝人。当然，鉴于洛阳以及首都圈户口的金贵，因此帅升倒也不敢奢望给他100个河南人，而是很体谅地提出，听说贵汉东夷吴越之地尚未开化，从那里找100个人出来，让我带回去就行。
刘祜年幼，邓太后摄政。
如果换作是在今天，那这位大姐听完之后的回复多半只该有两个字：呵呵。
这是公然跑到朝堂之上来贩卖人口了，开什么玩笑。
不过这是一件仔细想想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虽说中国历来也有一个地方人口不够了便会从另一个地方移民过去的习惯，比如清朝的湖广填川，但像日本这样一个部落的人口不够了，居然跑到外国去要人口过来补充，这简直是在胡闹。
更何况俗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帅升就不怕引了一堆外人回去把自家的种族纯洁性给搞没了么？
还真不怕。
为啥不怕？
你再猜。
但无论如何，在汉朝方面看来，这绝对是在扯淡。哪可能你拿160个奴隶过来，我就换给你100个技术人员？那回头你拿1600个奴隶过来我是不是还得换给你1000个汉朝人？长此以往换来换去的，大汉帝国岂不就被换成大日本帝国了？
搞什么啊！
所以邓太后代表汉安帝以一种罕见的严厉态度拒绝了帅升，既不要那批生口，又没有给任何回馈——甚至连象征性的回礼都没有给。
帅升很不高兴，却也没法子，总不能在洛阳大街上公然抢人吧。于是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皇城，启程开路打道回府。
帅升的外交失败，表明他的面土国想跟大汉合伙搞技术垄断是不可能的了，这也就意味着，和从前一样，所有的倭国部落在技术引进这个领域都处在了一个相对公平的领域——谁都能想办法引进技术，因此和从前一样，中华文明照样在倭国遍地开花，大家的文明程度又进展了一大步。
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打仗死的人就更多了，但相对的，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能养活的人也多了，于是，战争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从原先的小学生互殴变成了正儿八经的打仗。
不过在打了几场之后大家发现事情有点不对——说到底，当时没有一个部落拥有足以摆平其他所有人一统倭国的实力，既然谁都没那能耐，又何苦以命相搏？
就这样，各部落很有默契地罢了兵，各自积蓄力量闷声发财，过起了太平日子。
只是这太平并不长久。
如果翻一翻全球气象史，我们不难发现，公元2世纪，正值全球寒冷化。虽说跟当年的第四纪冰川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却也足以造成农作物歉收、动植物冻死这样的悲惨局面。
就在帅升回国后不到十年，一场饥荒降临在了今天日本的九州岛上。
种不出粮食但又要吃饭，怎么办？抢呗。
据史书记载，自公元150年前后起，倭国各部落互相展开规模空前的攻伐，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状态。
要说文明带来的好处还真是显而易见，不过短短数十年，原先那四五十个部落又互相杀得只剩下三十多个了。然而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饥馑并未因此消除，大家还是得饿肚子。
于是只能换一个办法了——逃荒。
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往北，一条是往西——往北走朝鲜，往西去四国以及本州。比如《新罗本纪》就有记载，公元193年的时候，有大概一千多个倭国人渡海登陆，求半岛人收留自己给一口饭吃。
一千多人，这事儿基本就可以定性为一个部落集体连夜出逃了。
不过因为当时造船技术的极度不发达，所以能够跨对马海峡逃荒的终究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往西走——从九州岛西北渡过最窄处不过700米的下关海峡到达今天的广岛一带，要么就此定居，要么再一路向西到阪神那一块；或者走濑户内海到四国，不过由于四国当时比九州更不发达，饥荒更严重，因此还得再往西，目标仍是阪神近畿地区。
在很多小说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嘴里，人类史上的很多次逃荒往往会被冠以一个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叫作民族迁徙。其实仔细想想道理没错，毕竟在那个要啥没啥的年代里，如果不是一整个部落一整个部落这么抱团取暖地往外跑，光是单枪匹马或者一家三口地玩逃荒，不死在半道儿上才有鬼。
因为是集体跑路，所以当地的文明基本也被完好保留着带到了新家，像竖穴式住居、冶金技术、农耕技术，等等，这些日本上古文明的典型代表，基本都是在2世纪后期由九州传至本州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混不下去”并不等于“混得差”，其实在逃荒的部落里，不乏具有高度文明和发达技术的主儿，有的甚至还能自己造船漂洋过海地和中国打交道。
比如在奈良天理市的东大寺山古坟里头，就挖出来过一把锻造于汉灵帝中平年间的环首铁刀。这把刀虽说原产地如假包换的是中国，但很明显被改造过，刀的环首被替换了，换上的那个，则带有很明显的日本技术。
这种改造也恰恰印证了我们的说法——天理市当年乃是豪族和珥氏的盘踞之地，和珥氏据传是公元2世纪自日本海边迁徙到本州，自带打铁技能的部落。
这就叫上帝关门又开窗，老天爷不在九州赏你一口饭，却让你把文明之花开在了四国、本州的大地上。
再说回九州岛的倭国。
短短几十年里，倭国大地上是死的死逃的逃，而剩下的那几十个部落，居然被统一了。大家伙组成了一个联盟，推举出了一个部落当盟主，这个部落叫邪马台。
邪马台这三个字在日本历史上那绝对是个里程碑式的存在，不光是因为“邪马台”的发音近似“大和”所以被认为大和民族的“大和”两字语源于此，更重要的是，邪马台乃是被历史承认的第一个能够代表全日本的政权。
邪马台的地理位置向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位于今天的九州岛北部，但也有观点认为或许已经延伸到了本州岛的近畿一带，但终究不过只是“或许”，至于具体的位置，至今仍然无法确定。
当然我们是写历史书的，不能老拿“或许、可能、应该、大概”这种词儿来糊弄人，老话讲宁可说错也不能不说是吧，无论如何亮明自己的观点总是必须的。
个人认为，邪马台的地理位置是在今天的九州北部。
事实上日本文明的起源也是在九州北部，之后再慢慢转移到了近畿的阪神奈京。最好的证据有三个：一个是古坟，一个是稻田，还有一个是环壕集落。
古坟我们放到后面讲，这里先说稻田和环壕集落。
众所周知日本最初的农耕文明是种大米，而种大米的技术则是大约三四千年前从中国长江下游区域给传过去的，最早的登陆地点是在福冈的博多，也就是今天的板付遗迹，至今还没有发现比这里更早的稻田种植遗迹；而同样的遗迹还有佐贺县的菜田遗迹和福冈县的江辻遗迹。无论是福冈还是佐贺，从地理上看都位于九州岛的北部。
再说环壕集落。所谓环壕集落，通俗来讲就是原始村落，这种村落的构造特点是外面有一圈壕沟，防火防盗防邻居，中间住人并且配有稻田。环壕集落是和大米一起从中国长江流域传到日本的，流行于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早期集中在福冈佐贺一带，有名的遗迹有刚刚提过的江辻遗迹和那珂遗迹（福冈县内），到了中期，则扩散到了四国、冈山、大阪以及兵库那一圈，而在后期则是全日本处处有环壕，就连位于关东的神奈川都发现了遗迹。
这些证据除了表明日本文明的发展路线之外，还说明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日本文明的最初阶段，是一个依附阶段，它是一种依附于中国长江下游流域文明之下的半独立文明，如果没有母体的存在，则很难想象日本列岛的原始时代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话题似乎扯远了，我们还是接着来说邪马台吧。
和倭国其他所有部落一样，邪马台地位最高的那个也叫王，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那儿是女王，叫卑弥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