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赫玛尼诺夫获得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双学科毕业文凭之后,有四种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作曲者、钢琴师-演奏者、钢琴师-作曲者以及老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如果他当时选择了作曲者,那么也就意味着会同时成为乐队指挥。年仅19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在当时正处于五角星的正中央。这是他非常高兴的,因为数字“5”恰恰是他的最爱。无论是在钢琴还是创作的毕业考试中,他都获得了5分。他之后发表了使他声名鹊起的前奏曲《莫斯科的钟声》Op.3 no.2(3+2=5),前奏曲Op.23,前奏曲Op.32,又在前奏曲Op.32中的第五首使用了G小调(C,D,E,F,G——1,2,3,4,5),而在前奏曲Op.23的第十首里他也运用了G大调。总之,数字“5”对于拉赫玛尼诺夫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含义,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我在这里只是想补充,如果在五角星中间加上字母G,那就构成了共济会符号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拉赫玛尼诺夫就是共济会的成员。
现在让我们回到拉赫玛尼诺夫所面临的那道选择题。坦白讲,教师的职业对于那些兴趣在创作和演奏的人来说并不十分理想。但不可否认,至少这是一份拥有宽裕固定收入的工作,尤其像兹威列夫那样,生活会相当舒适。在这样的诱惑下,即使是当年像德彪西这样获得“罗马奖”殊荣的年轻人,也还是被屈服了。同样妥协的还有我们的拉赫玛尼诺夫,尽管他是第三个获得“金质奖章”荣誉的音乐人。当然,使他屈服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1893年他离开了姑姑瓦尔瓦拉的家,自己在外面租了一间公寓,独自承担租金(不过之后他又重新搬回了姑姑家)。
拉赫玛尼诺夫痛恨教书,因为在做家教的时候,尤其是为那些上流社会家庭显赫的小姐做家教的时候,他不得不风尘仆仆地赶到学生家里。要知道,就连鼎鼎有名的肖邦也是在他享有盛名以后才得到在自己家中为千金小姐授课的特权,她们大都由珠光宝气的贵妇人陪伴而来。拉赫玛尼诺夫通常都会姗姗来迟,然后调整上课的日期与时间。他在学生面前总是摆出一副老师的威严,但学生却依旧像贝壳粘着礁石那般缠住他。
早在1892年的时候,就有一位名叫科诺瓦洛夫的先生在自己的乡间别墅款待了拉赫玛尼诺夫整整一个夏天,而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拉赫玛尼诺夫每天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上一个小时的钢琴课程。1893年夏天,一对名叫莱希科夫和卡尔科娃的老夫妇无条件地招待了他。到了1894年,他接受了马林斯基学校(Marinskji)的教师职位,为一群少女授课。一封他当年写给该校校长的书信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教学风格:“今天我在还没下课之前就离开了教室,因为那些女孩子根本就没有完成我上一次布置给她们的任务。回去后,我从姑姑家的姐姐那里了解到,这件事情可能会传到你们耳朵里,而我班上的每一位学生可能也会因此受到惩罚。(……)总的说来,我原本就是一位极其平庸的老师,今天这样充满恶意的举动更是让人不可原谅。如果我当时知道我的学生们会为我这样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这样突然发怒的。”
是不是很仗义?拉赫玛尼诺夫在马林斯基学校连续教了两年书。之后,他又重操家教的旧业,同时担任了两所学校的音乐主任,但在这之后不久便结束了教师生涯。数年后,他也只是偶尔为吉娜·巴夏儿和露丝·史兰倩斯卡提些建议,其他的徒弟一律不再收纳,也不再教授任何的进修课程。
在1897年(这里我就不再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五角星五个角的重要程度来叙述了),拉赫玛尼诺夫接受了一家剧院第二指挥的工作,而那家剧院是由铁路大亨萨瓦·马门托夫投资建设的,到那时为止,马门托夫已为剧院提供了整整12年的赞助。当时,许多百万富翁都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巨资以显示他们对于歌唱的热衷,但马门托夫的举动却是源自于其内心对文化的真挚热爱。事实上,他在音乐、绘画和文学方面都相当了得。1897年,在他的聘请名单中就出现了一批年轻歌唱家(其中包括比拉赫玛尼诺夫略大数月的夏利亚宾)的名字,此外还包括了画家赛罗夫、列维坦、佛卢贝尔、第二指挥拉赫玛尼诺夫、第一指挥尤金尼奥·埃斯波西多以及一支乐队和一个合唱团。
拉赫玛尼诺夫选择了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作为他在这家剧院的处女秀。他检查了乐队,看过了歌手,并在埃斯波西多的帮助下召集所有人员进行了演出前的唯一一次彩排。彩排过后,所有人——包括拉赫玛尼诺夫——都非常清楚,他还不具备驾驭整场演出的能力。由于当天晚上就要进行首演,因此埃斯波西多只好临危受命代替拉赫玛尼诺夫。他成功地指挥了整场演出,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拉赫玛尼诺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学到了比任何一堂指挥课都要丰富的东西。
至于尤金尼奥·埃斯波西多是不是那不勒斯人的问题,我们无从回答。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职业音乐人,也是一位善良母亲的孩子。他很清楚应该如何同一位“金质奖章”的获得者处理好主副关系。当然,拉赫玛尼诺夫通过他自己在10月24日指挥的另一场演出——圣-桑的《参孙与达丽拉》,成功地挽回了自己的名声。
评论员对于他的表现赞誉有加,但他自己却对此麻木不仁。之后,他又相继指挥了达高明斯基的《鲁莎卡》、比才的《卡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五月之夜》等等。每一场都比前一场更加出色精彩,并且在正式演出前他都只进行过一次全体彩排。之后,埃斯波西多又给他分配了谢洛夫的《罗格涅达》(Rogneda)和维斯托夫斯基的《阿什科尔德之墓》(Tomba di Ashkvold)这两部略显拙劣的歌剧以及另外两部歌剧的片段:格林卡的《奥尔菲斯》和托马斯的《迷娘》。
同年12月4日,在一封写给朋友卢德米拉·斯卡隆的信中,拉赫玛尼诺夫这样说道:“我们的剧院简直乱七八糟,没人知道后天或者明天,甚至是今天会发生些什么。”在那个冬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拉赫玛尼诺夫离开了马门托夫的剧院。
因为西洛提在他欧洲的独奏音乐会上弹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Op.3 no.1,并获得巨大成功,后者在1898年就收到了来自伦敦方面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去那儿指挥和演奏。次年4月19日,他来到了伦敦,为爱乐乐团指挥了鲍罗丁《伊戈尔王》中的一首咏叹调以及他自己创作的交响诗《岩石》(Le Rocher)。此外,他还亲自演奏了《哀歌》Op.3 no.1和《前奏曲》Op.3 no.2。在接受第二年继续来伦敦举办音乐会邀请的同时,他也向听众承诺,会把最新的作品保留到来年的伦敦钢琴及交响音乐会上进行演奏。关于这件事,我们还得费点周折往回看看。
他放弃了教师的职业,也不青睐指挥家的工作。那么作为作曲者,他的命运又如何呢?
事实上,作曲者的身份占据了拉赫玛尼诺夫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位置,虽然他在担任作曲者期间,连在面包、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上都舍不得多花一分钱,那是他在担任教师和乐队指挥时绝不可能出现的状况。作为一名作曲者,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到1894年。1895年,在柏林举行了第二届鲁宾斯坦音乐大赛,分为钢琴和钢琴曲创作两个组别。在1890年举办的第一届比赛中,尼古拉·杜巴索夫在钢琴组一举夺魁,费鲁齐奥·布索尼则在创作组名列首位。拉赫玛尼诺夫无法奢望同那些钢琴演奏天才一争高下。事实上,最后钢琴组的冠军头衔落入了约瑟夫·列维涅的囊中,亚军则被康士坦丁·伊贡诺夫获得。但在另一个组别里,拉赫玛尼诺夫却具备了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并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大赛要求的所有曲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报名参赛,而是从那年的1月就开始投入到《D小调交响曲》的创作之中。
就我所知,其他任何的传记作者都不曾详细叙述过这一细节。但在我看来,拉赫玛尼诺夫放弃一个在国际大赛上一举成名的机会而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交响曲创作生涯的开端上,多少让人有些吃惊。正如上文所说,那首交响曲是拉赫玛尼诺夫在1895年创作的,而两年前,他就已在圣彼得堡奔走,听取音乐学院各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对于他创作的组曲Op.5所发表的评论。当时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提出了一些相当中肯的意见,但拉赫玛尼诺夫事后回忆,他自己在当时只是很无礼地耸了耸肩。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并没有计较这些,相反,平易近人的里姆斯基还在1894年12月指挥了《阿列科》中的舞曲。1896年6月,交响诗《岩石》在格拉祖诺夫的指挥下于圣彼得堡上演。由此,拉赫玛尼诺夫便产生了把他新创作的交响曲也搬上首都舞台的想法。
他把那首交响曲的曲谱拿给了塔涅耶夫过目,后者在看完后显得一片茫然,于是拉赫玛尼诺夫不得不重新加工。1897年3月27日,这首曲子终于在格拉祖诺夫的指挥下在圣彼得堡进行了公演,却出人意料地遭遇了“滑铁卢”,尤其是“五人团”成员之一、被看作是“新俄罗斯乐派”干将的西撒·居伊,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或许是格拉祖诺夫没有好好演练,并在临场发挥欠佳,或许是圣彼得堡人想要给24岁的拉赫玛尼诺夫一个有益的教训,教会他谦逊,不要妄想自己能够在一夜之间取得像柴科夫斯基和格拉祖诺夫那样的成就。而事实是,拉赫玛尼诺夫在这场音乐会之后就去了马门托夫的那所剧院,专心于乐队指挥,直到1900年都未再创作过任何作品。只是,在他离开了马门托夫的剧院后,就开始终日与酒为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