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5日，阿劳在纽约市政厅演奏了以下曲目：

“演奏还算成功”，阿劳说：“巴赫的《组曲》和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都是我当时最拿手的作品。”只可惜阿劳并没有将《图画展览会》录制下来，这让音乐爱好者们非常难过。这个节目单中规中矩，没有小段的发挥，也没有迸发出大的火花。罗斯·帕门特（Ross Parmenter）在1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上对阿劳的曲目单做了这样的评价：“观众会听得疲惫。他擅长节奏明快的、细腻的乐曲，但对音域宽广、音色洪亮的曲子却不是十分出色，就是说演奏勃拉姆斯和穆索尔斯基曲子的时候，没有把握好音的强弱。”帕门特只认同德彪西的《舞曲》和肖邦、李斯特的《波兰歌曲》（没有详细说明）。当约瑟夫·霍洛维茨给阿劳读了这篇乐评后，阿劳说：“但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演奏会之一，即使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提起。”

阿劳在1923年不愉快的经历是因为缺乏宣传和其他各方面原因造成的。在1923年，那些在战争中曾经躲避过德国U型潜艇的钢琴家还是像潮水一般纷纷涌入美国，但是到了1941年1月，当U型潜艇再次遨游在大西洋中的时候，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在美国居留的艺术家的情况是：帕德雷夫斯基在那呆了六个月一直到去世；拉玛尼赫诺夫呆了两年；列文涅三年；霍夫曼在美国时已风光不再。长期居住的人只有两位明星级人物：鲁宾斯坦和霍洛维茨；一个大师：安东·施那贝尔；两位新星：谢尔金和卡萨德修。不过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下，仍然有位置留给阿劳来满足观众广泛的需求。就是这样，阿劳很快就于1941年2月19日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自己的演奏会，演奏曲目如下，和前一次（1941年1月25日纽约那一场）相比，更为华丽一些：

“这是我弹得最好的《狂欢节》之一。”阿劳说。霍洛维茨也找到诺艾尔·施特劳斯（Noel Strauss）在《纽约时报》上和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在《纽约通讯报》上对阿劳的评价，他们都提到这是他们听过的最出色的《狂欢节》（或许他们忘记了拉赫玛尼诺夫？）。这场演奏会之后，阿劳获得了50份合同，并迅速高效地完成了工作（当时他一年举办了140场演奏会，这是一个几近疯狂的数字）。然后，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子女，回到了智利举办他的巡回演奏会。智利下一站是秘鲁，接着是哥伦比亚、巴拿马、危地马拉、墨西哥，最后回到纽约，并一直居住到1947年，然后搬到了道格拉斯顿。后来他又在佛蒙特州买了一幢度假屋，阿劳在那儿养一些树木和花草，这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一。

阿劳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录制了一些唱片：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韦伯，之前我已经提到过。当时正版78转唱片和磁带的大量发行（磁带可以通过广播播放，在专利权到期后可以出版发行），使我们能够听到阿劳演奏的各个作曲家的大量作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共是13位作曲家）。至于唱片和磁带的音质区别，其实没有必要去特别区分，因为阿劳演绎得同样完美。倒是有件事，我们需要特别留意一下，阿劳在40年代及晚年经常和乐团合作演奏，而之前阿劳并不总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

特别要提一下阿劳和德西莱·迪福及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的施特劳斯的《诙谐曲》，不仅是因为这支曲子完成得特别出色，更因为一直到70年代末阿劳才再次弹奏起这支曲子。虽然说阿劳没有机会在施特劳斯亲自指挥下演奏，但他在柏林学习时，一定看过不止一次施特劳斯指挥，因为施特劳斯在柏林一直呆到1918年。阿劳的唱片目录里缺少了威廉·巴克豪斯的一部作品——阿劳曾在原作者和吉塞金的指挥下演奏过。这支曲子，可以说，阿劳演奏的版本和艾莉·奈演奏的版本，毋庸置疑都是最“真实”的。

阿劳的代表作还有韦伯的《协奏曲》，一共有三个版本，两个40年代的现场版（与迪福、恩里克·克莱伯合作）和一个60年代的录音室版本（与阿尔切奥·伽里艾拉合作）。《协奏曲》可以说是一支能考察出演奏者技术水平的测试曲，因为情感的起伏非常大，而且曲子结构是不对称的，因此要保持乐曲的完整统一非常难，对演奏者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有超级清晰的头脑和超强的演奏技巧。而阿劳的演奏非常完美，就像披上了一件异常坚硬严密的铠甲，完全不让乐评家有空子可钻。在这三个版本中，我个人偏爱阿劳和克莱伯一起合作的版本，而克莱伯指挥的韦伯的《自由射手》正是现有的最令人汹涌澎湃的版本。

还有在巴兹尔·卡梅伦指挥下的勃拉姆斯的《协奏曲》no.1。这部作品有阿劳的一贯风格，过于严格认真反而使那件铠甲粉碎。约瑟夫·霍洛维茨曾经拿出了一个磁带的版本，请阿劳听。阿劳听后，当他再看霍洛维茨的时候，对他说：“这太可怕了！我当时都想说这是谁弹的。事实上，我觉得过于老练了。”这个版本时长47分钟。霍洛维茨又让阿劳听了其他三个版本，都是现场版，分别是1964年、1976年、1977年的，各自时长为47、50和52分钟。阿劳说他对后两个版本比较满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录音室的版本，1960年和朱里尼合作及1969年和海汀克合作的，时长分别是：51分28秒、52分05秒。

阿劳在奥地利和德国时，恩师克劳斯曾在经济上资助了他多年。这之后阿劳重拾他的智利血统，在他的音乐中寻找并补充他的拉丁南美血液——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总之，在他的演奏曲目中，他系统地增加了阿尔贝尼斯、德彪西、拉威尔的作品，还有少数格拉纳多斯和法雅的作品。之前我提到过，在1939年，阿劳非常完美地演奏了德彪西的作品。1949年的版本——一共12部——让·查尔斯·霍夫雷（Jean-Charles Hoffelé）在Dante HPC141唱片的小册子中这样评价：“我觉得仅仅说阿劳用全新的手法演绎了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的作品里，无疑是运用了瓦尔特·吉塞金那令人追忆的手法，在克洛德四个主要的套曲里，阿劳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法来演绎。他的作品是五颜六色的，灿烂多姿、闪耀着光芒，这不是一种画家的光芒，而是雕刻家的光芒，像一个雕刻家正拿着凿子，用米开朗基罗一样的深谋远虑来雕琢他的艺术品，突然之间，凿子掉了下来，一切在瞬间消失。”霍夫雷很喜欢扩展他的话题，他还说：“阿劳演奏的《为钢琴而作》就像一块有生命的大理石，特别闪亮和坚硬，不管作为充满感情的戏剧还是作为比例协调的艺术品，它都如此具有表现力。”到这里，法国乐评人的评价我都非常同意，但是他的总结却让我疑惑不解。“对于阿劳来说，德彪西在音乐上不属于印象派画家，而是野兽派画家。”如果是我，我不会用画家来作比喻，而会用雕刻家来作比喻，因为，我认为阿劳演绎出来的声音永远是三维的，就像雕刻或者建筑那样。所以，我愿意用布朗库西、麦约的雕刻作品来做比喻给读者一个更清晰的感受。

这里我们暂时放下1949年录制的《夜之加斯帕》（缺少《斯卡博》），先来看1947年录制的阿尔贝尼斯的《伊比利亚》的前几部。阿劳的父亲祖籍是法国的普罗旺斯，所以他会为儿子取阿劳这个名字，不过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将德彪西放入他的保留曲目中。他把阿尔贝尼斯放入曲目中，不会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他的祖先离开了法国来到了巴塞罗那，也不会因为她的妈妈祖籍是西班牙。不管是沙文主义式的崇拜或者是同根的感情，在阿劳身上都没有起作用。真正影响到阿劳的是他自己的认知，无论是在他的时代还是在当今，都是非常难得的。阿劳的这种现代人文主义并不完全服从于德国文化，而且在他的曲子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一个部分，这就足够让我们感到惊讶。演奏阿尔贝尼斯的曲目，阿劳想要表现的并不是它伟大的民间文化，而是它伟大的人文主义艺术。

读者可以想象到阿劳所演奏的阿尔贝尼斯，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如既往地服从阿劳严格的风格，在那时阿劳的版本比安东·鲁宾斯坦所演奏的版本更受欢迎（这里比较的是各自演奏的《德里安娜》）。阿劳演奏的版本非常协调流畅，充满人文主义气息，这也是他所演奏的阿尔贝尼斯作品的一个基本特点。阿尔贝尼斯作品中的西班牙主义和贝多芬作品中的德国主义，无论在词汇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是明显不同的，但是阿劳将他们归在了统一的范畴里，因为他从两部作品上获得了集体无意识。“这是我知道最差的肖邦的作品，”阿劳说：“这个作品是由那些所谓的肖邦专家演奏的。比如在德国，有个叫柯查斯基的被看成偶像。听说他只弹奏肖邦的作品。但他弹得可怕极了。哦，还有个布瑞洛夫斯基！是我听过弹肖邦弹得最差的了！我们必须具备在不同作家的曲子里打拼的能力。否则就不能被称为一个真正的演奏者。”由这段话，约瑟夫·霍洛维茨总结出“最高水平的演奏者是那些懂得从所有伟大的钢琴家中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并为己所用的人，是那些懂得从自己的性感和自己的感情中发掘出宝藏的人，是那些不会拿自己国籍说事的人。”阿劳并没有结束他的谈话，“当然，”他又强调：“国籍还是有些用处的，这个不能否认。但是到底是哪国人通常还是最没意思，最无关紧要的，尤其是在那些天才的作品里。比如德彪西，对于他来说国籍问题就不如夏布里埃那么重要。”

现在我们来说说更前面的一个话题。我们必须认识到阿劳像一些甚至超过所有20世纪的钢琴家，非常尊重原作，他不可能是一个语史学家。他推敲《伊比利亚》的每一个音符，不会做出任何一处修改，每一个音的强弱都严格地按照原作。对于阿尔贝尼斯使用共鸣踏板的建议，他一点也不会放在心上，不过奇怪的是在演奏贝多芬作品的时候，他会使用。总的说来，这是整个20世纪钢琴家的一个特点，在继施那贝尔的改革之后，共鸣踏板的使用是属于贝多芬的一个更现代的特点，这种踏板的运用只属于贝多芬，对肖邦的（或阿尔贝尼斯的）却毫无影响。20世纪伟大的钢琴发展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不断制造神话的时代。而阿劳的伟大也使他有资格在最伟大的钢琴大师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当霍洛维茨请求他描述一下诠释作品和忠于原作的关系时，阿劳说：“诠释是一个介于原作者世界和钢琴家世界之间的一个综合概念。”对原作的研究和思考可以让我们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个综合却包括了钢琴家的内心世界。在呈现阿尔贝尼斯的世界时，比起尽力表现出阿尔贝尼斯的生活和历史，阿劳更愿意通过阿尔贝尼斯这个桥梁来表现自己的信条，将它释放出来，供后人思考。“尽全力去发现上帝的意志。”是的，这是给圣伊格里修斯的，但是阿劳把它放在了自己的价值观世界里。 XUxL/ZhQs7Rg4oRZpVxBsdemWfLpj+KmnCPSPUV7/sE6wfARd0V2+aVrl/xZfK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