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曾说过，对于阿劳来说，克劳斯除了是他尊敬的导师，也同时扮演着他的父亲和上司的角色。父亲般的导师的去世给这个15岁孩子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给他的演奏生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幕布，之前在克劳斯的联系下，每年都会让阿劳保持15到20场演奏会。“他去世后，”阿劳说：“德国好像把我赶在了门外。我只能在一些小国家举办一些演奏会——像挪威、芬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而且报酬非常的低……在罗马尼亚我也演奏了……我害怕在德国演奏。但是我渴望能有人雇佣我，可惜一直没有。”

1920年，阿劳在伦敦的伊俄里安音乐厅演奏了斯卡拉蒂的《钢琴奏鸣曲》的一些章节，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以及作为非常有名的内莉·梅尔巴（Nellie Melba）（正是梅尔巴鱼的那个梅尔巴）演奏会上的嘉宾，在阿尔伯特大厅演奏了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1919年和1920年，阿劳获得了李斯特奖。1921年，阿劳满18周岁时，智利就不再给他奖学金了，因此阿劳不得不开始去想怎样解决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问题。1922年，他在维也纳第一次演出：阿劳选择了演奏贝多芬、舒伯特和肖邦的作品。在四场演奏会里，阿劳和当地的伴奏乐队一起演奏了舒伯特的《三重奏集》Op.99和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全集。1923—1924年，阿劳为鲍德温公司在美国举办了20场巡回演奏会。鲍德温是一家钢琴厂商，一直希望能打败竞争对手斯坦威，但是都未能所愿。结果是巨大的失望，如果当初不是鲍德温公司从中插了一脚，阿劳和她妈妈就已经带着遣送函回到智利了。当时和阿劳签了合同的柏林经纪人，因为没法从阿劳身上抽得分红，想出了一个“特别”的主意，“您就给我的女儿上钢琴课吧，一直到债还清为止，给我女儿上课。”阿劳说：“那个女人一直都令人讨厌。”

那个时候的阿劳，专业水平已经炉火纯青，他的手中握有一张数目庞大且惊人的曲目单，他可以非常轻松地学会并记住任何曲子。观众们也很喜欢他，一些同事们也很钦佩他，阿劳自己也有足够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可以弹奏得很好。但是业界对他的评论却很糟糕：“我不敢相信。一定是他们弄错了。他们对我很无情，可能是因为我的宣传做得不够，没有人知道我在欧洲已经小有成绩，没有人知道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新手。”阿劳在这里提起了他的美国巡演，他没有过多提起业界到底是怎样评论的，在美国，人们很容易受到各方面影响（那时音乐也会被污染，被贿赂，不是通过金钱，就是通过奉承）。但是，美国算是一个特例，柏林并没有这种坏风气，伦敦、维也纳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阿劳遇见了一个贵人，胡伯特·亚伯拉罕森（Hubert Abrahamsohn），他为阿劳的心灵疗伤一直到死（一直到医生去世，而不是阿劳。阿劳一生只有一个妻子，然后就是两个精神分析师）。

在阿劳生命的主旋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曾谋面的生父；一个在高龄产下他的母亲，或者说是她的女父亲；一个步生父后尘的花花公子哥哥；一个关心爱护她的姐姐；一个从智利过来协助母亲的姨妈；一个像信号灯一样指引着阿劳前进的伟大的监护人父亲；一群亲密的姐姐；一种反常的害羞。还有他心目中的头号女神——特雷萨·卡雷尼奥，那是一位在60岁时仍以自己美丽而有力的手臂和肩部震动了观众的女钢琴家。他心目中的第二个女神是索菲亚·孟特，70高龄依旧美丽动人，一种严重的自我存在危机感。这里再补充一点，还有一种反复出现的要放弃钢琴的想法。这对于从弗洛伊德到荣格的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家来说，可以说是一笔非常吸引人的精神财富。从这些事实，至少在阿劳身上可以发现一丝复杂的恋母情感和一丝潜意识的同性之爱。亚伯拉罕森医生在阿劳身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用他最大的真诚和友好来倾听阿劳的心灵。

不过当时做精神分析时，有一个不便的地方：亚伯拉罕森住在杜赛尔多夫，而阿劳住在柏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来挣看精神分析师的钱，”阿劳说：“我记得我当时找别人借了钱。但在1924年我到杜赛尔多夫呆了两到三个月，医生几乎每天或每隔一天就来看望我。他不收一分钱，因为他对我的案例非常感兴趣。”精神分析无疑需要病人的完全配合。但是医生并不会告诉病人他从病人身上发现的所有情况。我们没有当时亚伯拉罕森医生记录阿劳的病历表，因此我们也不知道阿劳的具体症状，他到底怎么看待自己的家庭环境，和自己从来没有上过正规学校这件事（他的教育一般都是来自母亲和克劳斯为他挑选的私人教师）。我们从阿劳那里知道，在和精神分析师一起分析完了自己的“童年”后，已经基本确定了在奇廉举办的第一场演奏会差不多就是“万恶的源头”：“你们要知道，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要从大舞台的侧幕中走出来为超过两百个观众演出其实不是件正常的事情。”“我记得我越长大就越害怕成为人群的焦点。在公众场合演出在心理上也是要做好准备的。需要你自愿，你真正有这个愿望在公众场合演出，倒不是要百分百的愿意，因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至少要是百分之九十的愿意，如果低于这个数值的话，就很有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

当时，智利的报纸会拿小阿劳这个小明星的态度开些玩笑。这些人有可能忽略了其实当时孩子的心里是非常混乱的。比如有一次，总统希望小阿劳可以给他的客人弹上一曲，但是阿劳当时很没礼貌地说他不想弹。直到总统和他开玩笑说不送他去欧洲了，他才惊恐地、急急忙忙地冲向钢琴。在瓦尔帕来索，有人找他签名，他拒绝了，因为他说他非常累。小阿劳当时一方面沉浸在鲜花和掌声中，一方面却担心着不能永远拥有它们，或者不能得到更多的鲜花和掌声，开始患得患失，久而久之，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不太清楚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下，小阿劳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但是似乎到了20岁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出来，阿劳还没能度过分隔孩童和年轻人的青春期。正是精神分析让他注意到了这点：“通过治疗，我发现了我的问题在于我的虚荣，正是虚荣阻挠了我迈向成功。我太想成功，得到赞美，我十分恐慌不能成功。亚伯拉罕森一直都在分析我这个思想。医生是对的，他告诉我你越不在乎虚荣心，你就会变得越强大，越有创造力。要勇敢地接受有时候不能得到成功这个事实。”虚荣——用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的话说就是——希望别人能想到自己，关注自己。

就像我一开始说过的那样，当我第一次听阿劳演奏时，我就发现，除了巴克豪斯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个钢琴家像阿劳一样自负、虚荣。看来，亚伯拉罕森医生确实要好好重新塑造一下他病人的性格了。

作为精神分析的一部分，医生还分析了阿劳的梦：“我带着我的笔记本，并训练我自己在当我做了一个重要的梦后就可以醒过来，然后把它记在笔记本上。我后来慢慢发展了我的这项能力，当我潜意识里想告诉自己一些事的时候就会醒来。”霍洛维茨有时候很喜欢向阿劳问些和主题无关的问题。他问阿劳：“那你的潜意识告诉了你什么呢？”“我发现紧张是不可避免的。”阿劳回答：“只要你是人类你就会避免不了紧张。如果一个人想要永远摆脱紧张，那他可以说是可笑的，比如说在上台表演前，努力让自己不要紧张其实就是件可笑的事。所以，我必须学着怎样和紧张一起共同生活。”事实上阿劳和这种焦虑抗争了一生，刚刚我也顺带提到，他一直保持和亚伯拉罕森医生见面直到医生去世，然后他又找到了另一个精神分析师，也是他的朋友。紧张，这种心理状态确实非常重要，对阿劳来说，这种紧张是阿劳一直无法战胜的，一种扰乱他生活的病态，其实在人们试图达到集体无意识的时候，紧张会扮演同盟军的角色。“这种紧张感会帮助你确定你的演奏的某种特点吗？”“我觉得是，”阿劳说，“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是我的钢琴演奏让我感到紧张，这种紧张人们都会有，它会让我很快进入一种混合了各种情感的状态，总的说来，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情感。移情的能力对于一个钢琴演奏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阿劳一贯坚持的思想。1967年他还发表了一篇短评文章——《一个需要精神分析的演奏者》，阿劳这样说：“我的朋友和我的学生常常问我，在我成功的音乐生涯中，精神分析课是一门必修课吗？我说，是，因为心理的分析和治疗也像舞蹈一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艺术。”

精神分析能够让演奏者悟透音乐世界的普遍真理，而舞蹈可以让他用全身来感受节拍的律动，可以让演奏者拿到一把打开技巧之门的钥匙。这里我们对阿劳精神分析的具体理论就不赘言了，因为他本人也从没打算将他的看法系统地总结出来，建立成一个体系，事实上，他只将他的这些思想传授给了少数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是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钢琴家，他们和阿劳一起工作，有时也会向他征询意见。1926—1940年，阿劳在史登音乐学院任教，若不是他的学生卡尔罗伯特·克莱因特因为反纳粹被处死，阿劳的教学生涯几乎没有任何让人值得注意的地方。亚伯拉罕森的精神分析最终还是收到好的效果，1927年，阿劳打败了所有大约200名选手，赢得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

大赛是在5月进行的，评审团阵容非常强大，有阿尔弗雷德·科托、荷赛·魏亚纳·达摩塔、约瑟夫·平保、安东·鲁宾斯坦和恩斯特·谢林，比赛的内容是弹奏一首必选的曲目——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事实上，1927年1月23日到30日，在华沙也举办了肖邦音乐钢琴比赛。那场比赛，最后列夫·奥博林赢得大奖，肖斯塔科维奇和奥博林一起进入决赛，最终获得第二名。阿劳没有参加这场比赛是因为他怕他弹不好吗？或许只是因为他更喜欢日内瓦的比赛，因为参加这个比赛即使没获得好成绩，也不会有太多人来关注你，也不会对一个史登音乐学院的教师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可惜当时霍洛维茨没有问阿劳这个问题。不过，在日内瓦赢得的这个有点意外的大奖像给他的事业注入一针强心剂一般，比赛后阿劳就立刻和环球唱片和EMI唱片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

就这样，阿劳摆脱了一辈子做音乐学院老师的命运，慢慢开始蜕变成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家，在世界各地举办着演奏会，但他同时还继续在柏林任教。在他事业不济的那几年，他回了柏林几次，也去了芬兰和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日内瓦比赛之后，阿劳开始在巴西演出。1929年，他去了苏联和意大利，他回德国的次数更多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在德国演奏。我们可以看看维托·莱维（Vito Levi）1968年在他的《特里亚斯的音乐生活》中是怎样评价阿劳的：“虽然说在他的演奏中，那种丰富和活跃的手法有可能会给那些古典音乐作品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智利钢琴家克劳迪奥·阿劳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第二场音乐会。”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莱维对阿劳的评价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iMMGBq/cxvO8i4xnTXgm0086SG3vSJIOhUOXTdxtJVM6S67npcmaq5yGFuSa5H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