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1903年的智利,意味着任何糟糕的事都可能发生在这个未来的大钢琴家的身上。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是包容欧洲高雅音乐的,因为这里曾经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当时艺术的主题永远是歌剧,除了歌剧还是歌剧。后来,器乐艺术紧接着歌剧闯入人们的视野,在1857年已经有世界级的艺术家如西杰斯蒙德·塔尔伯格(Sigismund Thalberg)在巴西举办演奏会,1869年路易斯·莫劳·戈特沙尔克(Louis Moreau Gottschalk)在他的世界巡演中向里约热内卢的观众展示了他的技艺。那个年代,如果要去另一边的太平洋海岸,除了要乘风破浪越过麦哲伦海峡,再骑着骡子越过安第斯山脉,最后还要坐上无休无止的火车。19世纪中期,器乐艺术就这样被欧洲二流艺术家带到了智利,并在那里慢慢地发展起来:因为渐渐有艺术家移民到这个遥远而特别的国度。大约到了1920年,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来索,渐渐有一些含金量高的世界级钢琴家来到智利。不过阿劳出生在1903年的2月6日,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首都圣地亚哥南边400千米的一个叫作奇廉的小地方。从奇廉到圣地亚哥可以坐火车:不到400千米的路程一共要走上7个小时。
阿劳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出生时,父亲已经47岁,是一个眼科专家,拥有一个眼科诊所,自由党的代表人物;母亲当时43岁,曾经在修女开办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会说法语,还是一个业余钢琴家。阿劳刚刚1岁的时候,爸爸就不幸死于一场车祸——注意,是马车。因为在那个年代,汽车还很少。阿劳的爸爸是个花花公子,死后留下了3个合法子女及数目不明的私生子。到底为什么会不幸被马车撞到,原因不明,大家猜测可能和他的风流故事有关吧。卡洛斯·阿劳医生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给家人留下的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可是,寡妇卢克利西亚·利昂性格坚强,她的坚韧令人肃然起敬,面对这些预料外的突发状况,她冷静地做出了选择:她卖掉了土地并开始教授私人钢琴课,就这样她把这个家撑起来了,而且还能维持着以前的生活水平,到最后也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辞掉一直照顾她们的老管家。克劳迪奥·阿劳·利昂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投入到音乐中,如果父亲在世,小阿劳可能还听不到这么多的音乐。在和约瑟夫·霍洛维茨的一次访谈中,阿劳提起了她的母亲,他说在他3岁的时候,和别的小孩一样,小阿劳也喜欢在纸上乱涂乱画,但是他画的不是什么小马、小盒子和小狗,而是五线谱。卢克利西亚因此下定决心开始教小阿劳乐理,教他怎样把这些音乐知识转化到键盘上。
1908年9月19日,小钢琴家克劳迪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进行表演,那是在奇廉的市政府音乐厅,小克劳迪奥演奏了莫扎特的《奏鸣曲》K.545、贝多芬的《变奏曲-再也听不到你的心》,还有全世界业余钢琴爱好者最喜欢的曲子之一——斯特利伯格(Streabbog)的《露易丝地区XIII》,最后一支曲子是和妈妈共同演奏的。观众们很激动,纷纷骑马或者驱车涌向阿劳的家。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又诞生了一位李斯特,而报纸喜欢说诞生了第二位莫扎特。一年后,1909年10月,小克劳迪奥的演奏再次在奇廉大获成功,这次他在舒勒演奏会上和一位小提琴家一起演奏了海顿的《匈牙利回旋曲》(HXV25三重奏的最后一个部分),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最后用他的小手和妈妈的大手一起演奏了格里格为易卜生《培尔·金特》所创作的《晨曲》。
在1908年秋天到1909年秋天间,有些故事不得不提。1908年9月19日,从头到脚一身白色装扮的小克劳迪奥(不仅袜子是白色,鞋也是白色的)在11岁姐姐的陪伴下走向钢琴,小阿劳坐在琴凳上,姐姐为他脱去了白色的手套,让他开始弹奏。因为小朋友的脚实在是不够长,所以他们特别为了小阿劳准备了一种特别的装置,好让他能够使用踏板。当时,剧院仍然没有电力照明设备,钢琴也是老的立式钢琴,上面放置了那些经典的混合烛台。小克劳迪奥用超乎他年龄的冷静、睿智和大气弹完了整场。妈妈对儿子的表现十分讶异和惊喜,当时她还给她的一个姐姐写了封信,信中说:“恐怕这个孩子不寻常。”小阿劳的克拉丽莎阿姨也注意到了这个小神童,她还亲自跑到卢克利西亚那,对她激动地大声说:“你们应该尽快收拾收拾,把家产卖了,离开奇廉去圣地亚哥吧,这个小孩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应该要去见总统!这个小孩是个神童!”卢克利西亚当下果断地做出了选择,她打好了包袱,举家前往圣地亚哥,并将小克劳迪奥托付给当时初出茅庐的,在儿童教育上小有名气的意大利钢琴家平托·保利(Bindo Paoli)。
但是卢克利西亚·利昂,这个很有远见的寡妇并没有把家从奇廉搬到圣地亚哥,也不打算让小克劳迪奥在智利发展他的钢琴生涯。她希望能向议会申请一笔奖学金,好让孩子能够去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国家学习。“我妈妈和我,”阿劳后来对约瑟夫·霍洛维茨说:“当时一个一个地拜访了所有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一个一个演奏给他们听。”小克劳迪奥还给智利共和国的总统佩德罗·蒙特表演了,总统还送给他一本《民族音乐》,并亲笔题词:“向一个6岁弹钢琴的孩子表达我深深的赞美。”阿劳说:“众议员、参议院几乎是全票通过了我的申请。”他们给了阿劳一笔丰厚的奖学金,数目相当巨大,以至于能够保证全家,妈妈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柏林生活多年而不用为经济发愁。过了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姨妈也搬到了柏林。
阿劳谈起这段故事,非常的简明扼要。其实像申请奖学金此类的事在官僚主义的制度下,前后一定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的。阿劳一家并不是在1909年,在奇廉开过演奏会后就前往柏林的,而是在1911年。这样说起来,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这位奇廉的小天才还跟着平托·保利一起学习。约瑟夫·霍洛维茨在圣地亚哥的一个报纸找到这样一则消息,说小克劳迪奥在总统府和一群外交官、艺术家们一起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另一则消息出现在《选择》上,说小克劳迪奥拜访了瓦尔帕来索(Valparaiso),当时年轻的作曲家索罗·帕里加(Soro Barrigo)、小提琴家布里米斯拉夫(Premyslav)和钢琴教师亚美利亚·可可(Amelia Cocq)试听了小阿劳的演奏。奖学金后来申请下来了,但过程还是十分辛苦的,从申请到下发中间隔了好几个月。但不管怎么说,结果还是让人高兴的。
为什么选择去柏林,而不是去其他地方?譬如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学院之一的莱比锡,或者是维也纳——那时伟大的列舍蒂茨基还在维也纳任教;或者说巴黎,因为卢克利西亚会说法语;或者说圣彼得堡,因为那和莱比锡一样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学院。为什么选择了柏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之所以首先选择去德国,是因为智利是一个洋溢着浓厚德国殖民地气息的国家。到现在都还有人说阿根廷人说西班牙语带着意大利语腔,而德国人说西牙语带着德语腔。“选择去德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从精神意义这个角度来说,对我启发非常大。”阿劳对霍洛维茨说:“在柏林,我的每个演奏细节都得到了锻炼,要是去了其他地方,比如说巴黎的话,进步一定不会这么快。”“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当时8岁的你去的是维也纳的话……”记者一直问了下去。“维也纳,”阿劳答说:“那效果可能没这么好。”接着霍洛维茨又问阿劳是谁做出去柏林的决定。“可能是妈妈做出了这个决定,然后家里的人也参与了讨论。好在他们眼光还是非常敏锐的。”为什么他们一致选择了德国呢?“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柏林说起来,从我们1911年到那儿一直到希特勒时代,都是全世界的音乐中心。”不过在1911年,不管是阿劳还是他的妈妈都不会知晓这一点。他们一家在权衡许久之后才决定去柏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对德国怀有一种崇敬感。之后从各个方面看,让阿劳去德国学习是真的打了一张好牌。
在圣地亚哥举行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奏会之后,阿劳一家就开始千里迢迢地赶往德国。他们首先坐火车越过了安第斯山脉,然后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阿劳还举办了一次演奏会。后来,一艘叫“蒂塔尼亚”的货轮载着阿劳一家,在海上颠簸了一个月,一直到了德国汉堡。在那儿,智利驻汉堡领事馆的一个官员接待了他们,并且替他们做好了去柏林的准备。到了德国之后,全家不会说一句德语,妈妈决定一辈子都不去学了,而阿劳开始慢慢学习并接受德语。“对您来说,还是说西班牙语比较自然吗?”1985年,大卫·杜巴(David Dubal)问了阿劳这样一个问题。“不,我还是说德语更习惯。”这是阿劳的回答。即使后来定居美国,阿劳的英语还带着一股德国佬的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