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告诉我，布伦德尔的名字来源于‘布兰德里’。那是在中世纪以及在16世纪邪教文书里人们对恶魔的称呼。”

1920年1月5日，摩羯座的阿尔图罗·贝内代托·米凯兰杰利（Arturo Benedetto Michelangeli）出生于世；1931年1月5日，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降生人间；1942年的同一天，毛里奇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呱呱坠地。1月5日，11年的循环。在连续三次上演相同一幕之后，历史没有再重复第四遍（当然我自己是在1953年1月5日出生的）。不过就算只有三次，也足以让人拍案叫绝了。

有关布伦德尔的生平资料，除了唱片公司那里少得可怜的履历，我们也就只有他的一些自传了：《秩序的面纱》第一章和名为《画像中的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 in portrait）的DVD。布伦德尔出生在摩拉维亚的维森贝格（Wiesenberg），但那只是巧合，因为他的父母并非摩拉维亚人：

我的祖先是德国和奥地利人。我有一个名叫阿洛伊西希娅·桂拉（Aloisia Guerra）的奶奶，来自意大利的弗留利（Friuli）。家族里还有斯拉夫血统，这从我外公的名字威尔斯特尼（Wieltschnig）就可以看出，当然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已经被德国化了。总之，是名副其实的奥匈混血。

布伦德尔从未提起他父亲在维森贝格的工作，只是说过大约在他4 岁的时候“举家从维森贝格搬迁到了南斯拉夫一座名为克尔克的小岛上。在奥米沙利，我的父母尝试经营了两年旅馆”。在DVD里我们找到了几张小阿尔弗雷德在海边的照片。照片里的他一身黝黑的皮肤，胖胖的脑袋，瘦削的肩膀，还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在克尔克居住了几年后，布伦德尔一家又搬去了萨格勒布。父亲管理着一家电影院，小布伦德尔则开始跟随一名曾经师从麦克斯·鲍尔的德国老师学习钢琴：

在我父母看来，[每周]上几次课是良好教养的表现之一。……在7岁那年我创作了一首圆舞曲，有点类似于《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样的作品，但相近的部分也就只有四分之三。

阿尔弗雷德在一所德国小学就读，除了学习哥特字母和拉丁字母，还要学习西里尔字母。当二战爆发，父亲被重召入伍时，母亲和阿尔弗雷德就去了格拉茨（Graz）居住。小男孩在当地的音乐学院里重新找了一位钢琴老师，继续他的创作，并且修读作曲课程。在俄国人向奥地利施蒂利亚州（Stiria）进军的时候，这对母子又逃到了意大利与奥地利边境的南蒂罗尔（Sudtirolo）省（布伦德尔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座城市），那里是他父亲的驻地。当俄国人结束了对格拉茨的占领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那里。在那段时间里，布伦德尔还学习了绘画，他在格拉茨举办过一场树胶画展，并且开始了诗歌写作。之后，他参加了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国家钢琴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在17岁那年，他以音乐会演奏者的身份在格拉茨展开职业生涯。当时的曲目表分量不轻：

……首先是巴赫的《半音幻想曲与赋格》，然后是勃拉姆斯的《亨德尔主题变奏曲》，在休息之后，是我的一首钢琴奏鸣曲——当然，还伴随着一首双赋格曲。在第二次休息后，我演奏了马里皮埃罗（Malipiero）的一首作品——三首前奏曲与赋格，接着是李斯特的巴赫幻想曲。最后，我记得是4首加演曲目，包括一些赋格曲，其中一首是李斯特改编的由巴赫创作的《G小调管风琴幻想曲与赋格》。

他的初次登台是如此淡定自若：

当我的钢琴老师对我说是时候举办一场独奏音乐会时，我只是做了她要求我去做的事情；我的父亲把他的燕尾服借给我，我戴上硬领圈。然后我系好领结，登上了舞台。

如同我们之前已经了解的那样，18岁时，布伦德尔参加了在博尔扎诺举办的布索尼钢琴大赛。他所赢得的奖项也使他获得了在格拉茨与管弦乐队同台献演（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协奏曲》）的机会，以及在维也纳举办两场独奏音乐会的待遇。布伦德尔使用了1950年初在第一场独奏音乐会上的曲目表；

巴赫的《半音幻想曲与赋格》，勃拉姆斯的《亨德尔主题变奏曲》，舒曼的《狂欢节》和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这着实是一张内容丰满的节目单。

那时的布伦德尔已定居维也纳，“在舅母的一间屋子里，一开始我连一架钢琴都没有，那里实在太小，连一台乐器都放置不下”。

他的生活方式大致属于城市中产家庭孩子的类型：他们在当地学校规矩地念书，直到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他们的家庭生活稳定安逸，直到某一时刻，才第一次离开家庭，去大都市完成大学学业：

我的父母——布伦德尔说——具有非常强烈的保护欲，甚至有些过头。在很多方面，我都蒙恩于他们。他们给我温暖，让我觉得安心。除此之外，我成为了他们想象之外的一个人。对于所有一切特别吸引我的事物，即使我没有通过独自努力去获得它们，也会通过自己的探寻来对它们进行评价。这是扎根在我身上的一种习惯。

布伦德尔的钢琴老师及作曲老师都是诚实、敬业的自由职业者，但我们很难认为他在格拉茨首次登台独自演出的曲目表是这些老师悉心教导而来，它实则是学生首创精神的成果。布伦德尔的第一位老师，索菲亚·德泽利克（Sofie Deželić），当然也有她的功绩，因为她没有以一种太过学术的教学压迫她年幼的学生：

在好些年里，我弹奏的都是一些平常的音阶、琶音和练习曲。然后有一天我停止了这一切。我所希望的是，我对技术的理解来源于乐段，而非把技术强加于乐段之上。

他的第二位老师亦是如此：

路多维卡·冯·卡恩（Ludovika von Kaan）是一位温柔的老师，她的教学方法一点儿也不严厉，而且不管发生什么，她对我都始终和颜悦色。她看到了我的天赋，当我年满16岁时，她放任我独自前行，甚至没有提出过一点异议。

至于技术，我们也还有需要说明的地方。当采访者问及布伦德尔的技术成长是否“循序渐进”时，他这样回答道：

是的。很幸运，我有演奏李斯特作品的愿望，要知道在当时这是有些奇怪的，但正是这样的愿望，让我能够在精湛的技艺中成长。我沿着这条路走了很久。

采访者随后又问及在十五六年的时间里布伦德尔对于曲目总表的选择是否具有特殊偏好，他回答说他演奏他所听到的，其中很多是李斯特的音乐，不仅因为技术上的兴趣，还有对于音乐的爱好。不管是在萨格勒布（Zagabria）还是在格拉茨，剧场都是以奥匈帝国的中欧模式——也就是按照曲目总表进行组织的。在这两座城市里举行的都是交响音乐会和室内音乐会。实际上，年轻的布伦德尔在这两座城市的音乐生活里获得的灵感和激励非常广阔，要是他当时居住在别的城市——我随便举些例子吧——意大利的里窝那（Livorno）、法国的克莱蒙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或是西班牙的塔拉戈纳（Tarragona），他就绝不会这么走运了。然而，很少会有著名的音乐会演奏者定期访问萨格勒布和格拉茨，也鲜有巡回演出的知名乐团在这两座城市落脚，被聘请于此的大牌歌手更是历历可数。布伦德尔很清楚什么才是高质量的音乐演奏，也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当时还非常罕见的媒体工具——唱片，当然，还有广播。

对于布伦德尔这样涉猎广泛的艺术家来说，他在音乐界的培训期仅仅只是微小的一部分，也显然不是他个性形成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他对绘画和建筑的钟爱直到今天仍然伴随左右，只是他不再亲自作画，仅仅享受评论他人画作的乐趣。他对写作的热情却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他的自传《秩序的面纱》里，有整整一章的内容都关乎与此。当采访者问及他何时作出成为一名音乐家的决定时，他这样回答：

一切是在1948年我在格拉茨的第一场音乐会后逐渐明朗起来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写作。那时的我饱读诗书，而写作和文学对我来说，永远意味着第二条生命。

在童年阅读的基础上，布伦德尔在“十三四岁时”接触了《浮士德》，“我非常自豪，却没有读懂很多”。在15到20岁之间，他阅读了“在格拉茨商会图书馆里所有一切他喜爱的书籍。那里，也就是在地下室里，还存放着相当数目的战前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显然不会受到纳粹分子的欢迎”。在回答如何定义“当时的世界”和“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时，他的解释就更为错综复杂了：

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文学的作用于我而言，始终都是举足轻重的。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相对于人类直接性的观察而言，伟大的小说更能使我们充分地了解世界，并且通过小说来了解世界这种方式往往更为简洁。当时的我阅读了很多诗歌。随后在青少年时期，我又阅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Jean Christophe），这本书在今天几乎已经绝版，而在当时却代表了所有青年的伟大经历。还有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荒原狼》（Il lupo della steppa）和《德米安》（Demian），现在我还看到年轻人的手里捧着这两本书。在同一年还出版了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和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珠游戏》（Ilgiuoco delle perle di vetro）。它们一出版我就马上念完，在一所学生公寓里，我还演奏了在这两部小说里被引用的音乐片段，而一位可爱年轻的钢琴师演奏的应该是当代的任何一首其他作品。

随着战争的结束、纳粹分子严格审查制度的消失和对堕落艺术顽念的放弃，布伦德尔也可以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艺术进行一番探究了。这里，他对于存在主义的评价尤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通过我早期的各种经历，我不得不说，我早已深知这世界是荒谬的。随后，也就是在战后，那些存在主义者又进一步向我证实了这一点。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显然可以表现得极度沮丧，但也尽可以用一种最诙谐的方式理解它，尽情品味这一极不协调的喜剧艺术。

19岁的布伦德尔在维也纳定居，很快就认识了一些他的同龄人，比如英格丽·海布勒（Ingrid Haebler）、古尔达、巴杜拉-斯科达（Badura-Skoda）、德穆斯（Demus）、汉斯·卡恩[华尔特·克林（Walter Klien）则是他在格拉茨的朋友]。他绝不是一个空降首都的无知乡下人。在首都，他也绝非是通过就读音乐学院的方式来使自己变成合法居民的。在维也纳，在年满25岁之时，他阅读了穆齐尔（Musil）的作品：“穆齐尔的书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卡夫卡（Kafka）、乔伊斯（Joyce）或是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在谈到穆齐尔的时候，布伦德尔站在穆氏的立场上进行了自我诠释：“穆齐尔所追求的神秘主义是托马斯·曼永远都无法理解的，甚至连笼统的理解都无法做到。那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V3WB2Ur1bcFGUSHtVM5pxA4NyG+c6dPLgOXR0cADeEHhbZonLsBG/XULju+xQy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