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也纳 |

“在我所认识的钢琴家里，没有一位能够与他匹敌，现在是这样，以后亦会如此，”帕德雷夫斯基这样评价列舍蒂茨基，“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巨人。如果我把他作为标尺来衡量目前我所认识的人，他们都将是微不足道的。”

显然，这是极高的评价。在当时，钢琴教师总不如作曲家那样出名。19世纪末的维也纳无处没有勃拉姆斯的影子，人们确实也该替列舍蒂茨基多说些话了。如我之前所言，列舍蒂茨基是帕德雷夫斯基的同胞（Leschetizki在波兰文中的拼法是Leszetycki，但其实这是个斯洛伐克名字）。他于1830年出生在利沃夫（Leopoli），9岁时在莫扎特最小的儿子——弗朗茨·克萨韦尔（Franz Xaver）的指挥下弹奏了车尔尼的协奏曲，从此开始了钢琴生涯。自1840年起，他在维也纳跟随卡尔·车尔尼习琴。卡尔·车尔尼是贝多芬的学生，也是李斯特与其他众多名家的老师。15岁那年，列舍蒂茨基开始做起钢琴家教并在大学学习哲学。22岁时他去了圣彼得堡，首次弹奏了自己的作品《马可的兄弟》（Die Brüder von Marco），从此在这座城市安定下来。32岁时，他开始在安东·鲁宾斯坦刚刚创立的音乐学院任教。在1878年以前，他一直都留在圣彼得堡，培养了包括安妮特·艾西波娃（Annette Essipova）在内的众多学生。艾西波娃于1874年在俄国首都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此后相继在伦敦、巴黎、米兰以及美国等地取得巨大成功。她在纽约的节目单（从1877年4月23日到5月2日，整整七场个人独奏会，其中有两场弹奏的全部是肖邦的作品）告诉我们：这位26岁的女孩在她老师那里学会了很多东西（也间接反映了24岁的帕德雷夫斯基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艾西波娃收获的成功将列舍蒂茨基再次带回到人们的视线。1878年，他在维也纳开设了一所钢琴私人学校，而其助手正是艾西波娃（1880年后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亲切又慷慨的”列舍蒂茨基热情地招待了帕德雷夫斯基，“在作曲方面给予了他极大鼓励”，但“在钢琴领域却让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断言说为时已晚”。“那时我25岁，”帕德雷夫斯基说，“我必须从头开始，从最基本的指法练习开始。我得弥补在那些年里失去的所有时间，那些根本没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工作的时间。”他还幽默地补充道：“那时我真是连走路都没学会就已经开始跳舞了。”如果列舍蒂茨基对他说并未看出他的钢琴天赋，帕德雷夫斯基或许也就死心了（真的会吗？），“但他却说我会有成功的可能（……）啊！太糟糕了！”

虽然列舍蒂茨基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钢琴弹奏的专题论文，但通过其助手写下的各类文章，我们也能对他的训练方法略知一二。这里我们以马尔威·布里（Malvine Brée）的《列舍蒂茨基方法基础论》（Die Grundlage der Methode Leschetizki，1902年，美因茨）作为参考。她起初是列舍蒂茨基的学生，之后又成了深得他信赖的助手。她的这本书分别先于托拜厄斯·马太（Tobias Matthay）的《触键艺术》（The Art of Touch）以及鲁道夫·玛丽亚·布瑞索特（Rudolf Maria Breithaupt）的《钢琴的性质》（Die Natürliche Klaviertechnik）一年和三年出版，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早了五十年。列舍蒂茨基对于技巧的训练方法和杜塞克德（Dussek）的《方法》（1796年，Metodo）中所介绍的大同小异，少了《胡梅尔的方法》（1828年）以及《车尔尼的方法》（1839年）中体现的开放度，完全忽略了阿道夫·库拉克（Adolph Kullak）的《钢琴的形式美学》（1860年）中提到的一些方法，该书在19世纪末时已被汉斯·比斯卓夫（Hans Bischoff）修订到了第三版。要在键盘上进行一些手指灵活练习，帕德雷夫斯基不必每次都去打扰列舍蒂茨基。或许任何一位老师都会让自己的学生在琴键上狠下苦功，学习大拇指的移位技术。列舍蒂茨基自然也是如此，但他传授给帕德雷夫斯基的远不止这些：首先，他教会了帕德雷夫斯基如何学习。

在帕德雷夫斯基的自传里，作者在弘扬老师光辉形象的同时，在我看来，也似是低估了教学的整体内容。之前我曾提到，帕德雷夫斯基就好像一尊已经铸造完毕的雕塑，需要刷去残渣，然后进行抛光。他本人如此说道：“我到他那里时，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了，所以他对我的态度，稍有别于他对其他普通学生。在他看来，我是一位颇具前途的作曲家，他很希望，真的，他很希望可以教我。但同时，他又无法把全部的演奏知识都传授给我。对他而言，这很尴尬。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从不鼓励我演奏——我让他陷于窘境。所以，在给我上课时，他总有那么些不自在。”此前，帕德雷夫斯基曾说，自己“已经具备了音乐家的素质”，所以列舍蒂茨基向他讲解“一部作品的感觉和风格”，也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在这一方面也许我知道的还要比他更多一些”。帕德雷夫斯基一向大度，但在说这番话时，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了。列舍蒂茨基曾经在维也纳跟随一名理论家西蒙·塞赫特（Simon Sechter）学习过作曲。这位老师后来还将布鲁克纳（Bruckner）收为徒。列舍蒂茨基刚录进唱片的《交响协奏曲》Op.9以及1882年分别在布拉格和曼海姆上演的两部歌剧《马可的兄弟》和《最初的裂痕》（Die erste Falte），在我看来，都显示了让帕德雷夫斯基引以为豪的“更多一些”是何等可笑。这不是一个创作技巧或是演奏风格的问题。我不是要冒犯谁，只是不免假设，始终同知名音乐家保持联系的54岁的列舍蒂茨基，应该会比刚满24岁、才在大都市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帕德雷夫斯基更从容老练吧。

列舍蒂茨基门下有一百多名学生。他住在一幢豪华别墅里，上完课后总会去听歌剧或是音乐会。他总是很晚才吃晚饭，饭后打牌或是玩桌球，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再去散会儿步，直到黎明才睡下。第二天继续教学，但通常不会早于11点。帕德雷夫斯基虽然没有在他的自传里说明，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像列舍蒂茨基那样的大音乐家，在散步时很有可能会去妓院走上一遭。当然在俄国，这种“可能”几乎等同于事实：尼古拉·鲁宾斯坦有时会从妓院直接赶去莫斯科音乐学院上班。在常客之中，名人不占少数，绝不会缺少大指挥家、大演奏家。出于对他们应有的尊重，我不想在此指名道姓。在布达佩斯，至今还有人记得一位著名的乐队指挥，他经常让自己如天使一般的妻子陪他去妓院。然而，一天早晨离开时，他却忘了把妻子也接走，于是当他到达剧院猛然想起此事时，不禁用手拍了下自己的脑门，大声叫道：“糟了！我把老婆留在妓院了！”如果不是一名绅士——真遗憾他是一名绅士——帕德雷夫斯基绝对会在自传里添加这样火辣的描写。可他就是一名绅士，从头到脚都是。

因为不知道列舍蒂茨基的习惯，帕德雷夫斯基第一次去他的别墅时，提早了许多时间。当他受到接待时，惊奇地发现主人向他致意的方式原来如此随便，就好像熟人一般。毕竟他在华沙就认识了安妮特·艾西波娃，当时他还赠送给对方由Bote ＆ Bock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作品，而对方更是在维也纳演奏了他的《变奏与赋格》Op.11。列舍蒂茨基当时猜想，帕德雷夫斯基应该是要向他展示自己的最新作品。然而，当这位24岁的年轻人向他提出要跟他学琴时，他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不过他还是听完了帕德雷夫斯基的演奏，犹豫再三后，将他收作为徒。此后，就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他让帕德雷夫斯基进行了指法训练并弹奏车尔尼的练习曲。他弹得不算好，也不算熟练，不过总算凑合着学会了圣-桑的《第四协奏曲》。要是熟悉这首《第四协奏曲》，就会马上明白，要么列舍蒂茨基实在是个魔法师，要么就是帕德雷夫斯基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遭受折磨。

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里，帕德雷夫斯基随列舍蒂茨基完成了九到十节课。他潜心学习，完全沉浸在这座城市的音乐和歌剧氛围里。（他是歌剧的疯狂追随者，我相信在那些演员身上他也学到了许多东西。）他还结识了勃拉姆斯，并让对方聆听了自己的数首作品。在花完了为数不多的积蓄后，帕德雷夫斯基再一次回到华沙，举办了一场个人作品专题音乐会。此外，他还去听了安东·鲁宾斯坦的四场演奏会，留下了“非凡的印象”。鲁宾斯坦之所以让他惊艳，是因为其演奏可以从神圣的天堂落入混乱的人间。（此外，他还说过，自己在一场独奏音乐会中弹错的音符甚至能被用来编成一首曲子。）鲁宾斯坦完全漠视弹错的音符和演奏的瑕疵。关于这一点，恐怕可以写一部鸿篇巨制了，我们无需在意。何况那些极度追求准确的演奏家，比如布索尼和拉赫玛尼诺夫，在谈到他时，总会表现出欣赏，甚至可以说是满怀敬意。帕德雷夫斯基最后这样有趣地评论道：“鲁宾斯坦是一号大人物，而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在那时，他的这种演奏方式是对我职业生涯的最大鼓励。”阿劳在谈到他之前那一代的伟大钢琴家时曾说：其实错误的弹奏一度是天才们的专长。总之，在鲁宾斯坦身上印证了这一点后，帕德雷夫斯基算是自信满满了。

在华沙，正当帕德雷夫斯基苦于无处赚钱之时，列舍蒂茨基的引荐为他收获了斯特拉斯堡音乐学院的聘书。“列舍蒂茨基强烈建议我接受这个教师职位，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为了证实他从前的说法，也就是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奏家，我起步太晚，因此这几乎成了天方夜谭。”帕德雷夫斯基最终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我不赞同他的这种说法，但我完全明白他想要帮我一把的好意。似乎（接受它）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在斯特拉斯堡，他每周工作24小时，并兼任家教。此外，他还专心研习，举办了一场同乐队合作的音乐会（节目包括圣-桑的《第四协奏曲》），一场室内乐音乐会和一场独奏音乐会。他也在卡尔斯鲁厄和阿尔萨斯的其他一些小城市进行了演奏，认识了法兰西共和国前任总理同时也是下任总统候选人朱尔·费里（Jules Ferry），以及下议院院长查理·弗洛凯（Charles Floquet）和上议员舒尔·凯斯特奈尔（Scheurer-Kestner）。

此处我得插一小段有关帕德雷夫斯基社会关系的题外话。在1885年夏到1886年夏的这段时间里，他始终居住在斯特拉斯堡。当时阿尔萨斯摆脱德国的统治还只有十五年的时间（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兰西大败而归）。阿尔萨斯及其首府斯特拉斯堡自1681年起就归法兰西管辖，因此在1885年时，无论从文化还是政治的角度，它都具有浓烈的法兰西色彩。在居住期间，帕德雷夫斯基和上述政界人物逐渐建立起了友好关系。“这些好人鼓励我，鼓励我去巴黎，去那里演奏。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强劲的动力。他们对我在巴黎开展事业抱有十足的信心。他们的关心是如此强烈而真诚，甚至改变了我的心态。”他开始——我们在以后会看得更清楚，只是在斯特拉斯堡时已初现端倪——将自己定位为天才人物，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各地的社交场合，并不断加大自我推销的力度。

唯一让帕德雷夫斯基感到不快的是鲁宾斯坦。在去巴黎的路上，鲁宾斯坦途径斯特拉斯堡。由于他必须在火车站等候两小时，闲来无事，便邀请了斯特拉斯堡音乐学院的院长以及帕德雷夫斯基共进午餐。相谈甚欢之时，他邀请两位去巴黎找他。帕德雷夫斯基之后确实去了巴黎，并再次和鲁宾斯坦共享了午餐。但当他向鲁宾斯坦索要其音乐会门票时，却被打发去了剧院经理赫曼·沃尔夫那里。这位经理不问缘由就直接把他赶出了门外。帕德雷夫斯基在他的自传里用了好几页笔墨来披露鲁宾斯坦和沃尔夫的这种行为，还声称从此事中得到了教训，发誓自己将来决不会拒绝他人索要其音乐会入场券的要求。其实有时，还不止如此。一位老妇人曾经告诉我：二十世纪30年代时，帕德雷夫斯基在米兰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当时这位老妇人还只是个小女孩。因为实在买不到那场独奏会的门票，她和另外几个女孩就一起趴在了帕德雷夫斯基乘坐的那辆轿车的玻璃窗上。帕德雷夫斯基很快明白了个中原委，于是摇下窗户。当他看到保安粗暴地把那些女孩拉开时，立刻用法语叫道：“这些年轻人是和我一起的。”之后，他让工作人员在钢琴周围为她们加了三个座位。比起我的叙述，这位老妇人——她从未结过婚——的原话要长得多，也感人得多。在叙述这个故事时，我发现她眼含热泪。帕德雷夫斯基就是这样一类人：他的行为举止会让人把他当作传说中彬彬有礼的君主。

1886年夏天，帕德雷夫斯基回到了波兰，更加坚定了继续钢琴生涯的想法，也因此回绝了所有的教师职位。虽不再有收入来源，他却获得了钢琴制造商儿子的资助——曾于1872年在家中招待过他的那位。于是他再次启程去了维也纳，找到列舍蒂茨基。在1886年至1887年间，他一共跟随列舍蒂茨基上了十六节课，并创作了《小步舞曲》，让他的名字很快变得家喻户晓。在老师的帮助下，他首次登上了维也纳的舞台，在由奥地利女歌唱家波林·路卡（Pauline Lucca）发起的慈善音乐会上弹奏了自己的数首作品。在获得热烈的反响之后，他决定去巴黎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