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林 |

帕德雷夫斯基原本打算在柏林学习钢琴，但又觉得首先完成作曲的学业会对自己更为有利。他拜在了德国作曲家弗里德里希·基尔（Friedrich Kiel）的门下。这位年届七十的大师被称作艺术学院里精力最充沛的作曲教授。在跟随弗里德里希·基尔学习作曲的同时，帕德雷夫斯基还研修了小提琴和大提琴的课程，从此对乐队中所有的乐器有了全面的认识。

在帕德雷夫斯基于柏林最初认识的一批音乐家里，有位名叫莫里兹·莫什科夫斯基（Moritz Moszkowski）的波兰人。他来自布赖斯拉伐（Breslavia），当时28岁，已是一名相当成功的钢琴家兼作曲家。帕德雷夫斯基这样对弗拉迪斯拉夫·高尔斯基（Wladistaw Gorski，小提琴手兼作曲家，同时也是帕德雷夫斯基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时的同伴，在之后的篇章里我还会提到他）讲述他第一天到达柏林时的情形：“……我去了莫里兹·莫什科夫斯基家中，他亲切又可敬，热情地招待了我。之后，应他的请求，我弹奏了几首克拉科维亚克和托卡塔。他边叫边把我抱住：‘太棒了！您简直就是天才！您绝对应该在这里举办一场音乐会。要是您愿意的话，我立刻就去找出版商，因为如果这些珍宝只是被留在记事本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至于我的演奏方式——我能想象你一定要冷笑了——也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非常吃惊地问我：‘难道在音乐学院您只是为初级班授课？’我礼貌地点了点头，并问他可否把我引见给基尔先生。他回答我说根本不需要，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太多的东西，没有必要再跟随基尔学习了。但我一直摇头，他接着又说道：‘如果您确实非常想去他那儿，我随时都可以奉陪。’次日下午1点，我们一起来到卢佐斯特拉斯92号，停留在写有弗里德里希·基尔名字的大门前。一位彬彬有礼、头顶小帽的老人为我们开了门。莫什科夫斯基向老人解释了我们此行的目的，还补充说在他身边的这个家伙（指我）不懂德语。只听见基尔低声嘟败道：‘这也不算太糟糕。’（……）我首先弹奏了古组曲中的《序曲》。‘非常好，’基尔说道，‘不过现在让我们来听些现代一点的作品吧。’于是我又弹奏了一首谐谑曲。‘很有特点，弹得也很好。’之后，因为基尔和莫什科夫斯基都想听我弹《前奏曲与托卡塔》Op.6，我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弹错了差不多六十个音符，当我弹完时，基尔却拍着我的肩膀叫道：‘好极了，好极了！精彩的炫技，优秀的技术，从容的触键。’基尔的这番话让我相信，在柏林，人们对钢琴演奏的研究，还真不怎么样。他让我马上（去学校）报到，从周三开始，每周上两次课，每个月支付三十马克作为学费。临别时他又对我说：‘你还应该继续学习一些对位法。’”

对帕德雷夫斯基来说，在柏林的音乐之旅是一次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他欣赏了数场由他敬佩的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所指挥的音乐会；第一次听到了勃拉姆斯和圣-桑的交响乐；聆听了比他年长几岁但早已出名的沙尔文卡（Scharwenka）和格伦菲尔德（Grünfeld）的演奏。而在基尔那里，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我已经对海伦娜·高尔斯基女士（Helena Gorska，在下文我会再次提到她）说过基尔对我的好意。但我想告诉你，其实有时候他的热情也会让我觉得尴尬。通常他为其他学生上课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但轮到我时，常常会持续两小时甚至三小时。如果那时正好有其他学生在，他还会让他们去别的房间，礼貌地对他们说：‘你们能够等我一会儿的，是吗？’（……）今天，他邀请我‘吃饭，可是得饿着肚子’，因为饭局时间是下周五。（……）我曾经拜访过的那些出版商，比如希永（Sijon）、西姆罗克（Simrock）、施莱辛格（Schlesinger）、陶德威恩（Trautwein），在和我接洽时似乎都不屑多说一句话。布克（Bock）却恰恰相反，他对我说：‘作者应该有名字。’而我则回应道：‘出版商应该有眼光。’我觉得似乎就是这句话让布克对我产生了愤怒吧。”

帕德雷夫斯基错了。得益于莫什科夫斯基的大力帮助，Bote ＆ Bock出版社的这位雨果·布克（Hugo Bock）为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批作品（并支付了他200马克），还经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在布克家，他结识了理查德·施特劳斯，小提琴手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f Joachim）和巴勃罗·德·萨拉萨蒂（Pablo de Sarasate），还有他的钢琴偶像安东·鲁宾斯坦，也就是他在圣彼得堡隐约瞥见的那位坐在马车里的大师。帕德雷夫斯基让鲁宾斯坦听他演奏了《主题变奏与赋格》Op.11以及其他一些选自刚刚出版的《旅行者之歌》Op.8的乐段。鲁宾斯坦对这些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对他的弹奏水平赞赏有加。以下是帕德雷夫斯基透露给我们的一段对话：“‘您应当创作更多的作品，创作更多的钢琴作品，’鲁宾斯坦说。‘哦，我在钢琴方面实在是无所作为，我连弹琴的时间都很少，’帕德雷夫斯基回答道。鲁宾斯坦摇摇头：‘并非如此。您应当花更多的时间去弹奏，您具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肯定，您将来在钢琴领域一定大有作为。’”如果要用基尔的话来总结这段恭维的评价，那就是：“您应该更努力地学习钢琴，因为您在钢琴演奏上同样具有极高的天赋。”

帕德雷夫斯基没有明说，但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基尔和鲁宾斯坦一定是在这个23岁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钢琴家兼作曲家的潜力，看到了一位几乎只弹奏自己作品的钢琴家的身影。莫扎特、贝多芬、胡梅尔、肖邦、塔尔贝格（Thalberg）都曾以此为业，到了19世纪末，又出现了赖内克（Reinecke）、圣-桑，或者他的新榜样，比如莫什科夫斯基、沙尔文卡和阿尔贝尼斯（Albéniz）。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新人辈出的年代[当时涌现了像绍尔（Sauer）、罗森塔尔（Rosenthal）、德·阿尔伯特（d'Albert）、布索尼（Busoni）等一批比他还要年轻的音乐人]，帕德雷夫斯基居然能够在他23岁时就开始钢琴家兼作曲家的生涯。这谈何容易！他没有一张现成的音乐会曲目总表，而且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学习：“我用了半生的时间才弄明白，钢琴有两种用处：一种是弹奏，另一种是工作！如果你选择前者，那么你将一无所获。你会被自己的情绪和你所弹奏乐曲的情感内容牵绊，在不知不觉中荒废你的一生。你会陶醉于你的情感世界——许多人就是这样浪费着时间——最后一无所获。而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么毫无疑问，你会受尽煎熬，你绝不会感到快乐，在你的世界里只会有‘努力’和‘痛苦’。你们看，在青少年时期，我只是弹奏，并没有在工作。我只是在十年之后才开始真正地工作，在这一刻以前（1937年），我都不得不做着艰难的挣扎，因为工作实在是件无趣的事。那时，我实在不明白应该如何去工作。但从一开始我就清楚，应该会有某个人或某样东西强迫我去工作，而不是去弹奏。好，我确实发现了，却是在许多年以后了。”

让我们继续。帕德雷夫斯基可能隐约感觉到，他虽有钢琴天赋，但学艺未精。于是在柏林待了一年后，他又回到了华沙，回到了音乐学院。这回，校方把高级班的学生交给了他来调教。他不负使命，许多家教课程也因此接踵而至。帕德雷夫斯基无疑是一名早期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那段时间里，他或多或少学习了所有乐器，以完善他作为作曲家所应接受的教育。此外，他还修读了拉丁语、数学、历史以及文学课程，以完善他所应接受的基础教育。在柏林时，他就已明白自己对于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还远远不够。每天他都要教授九到十个小时的钢琴，而晚上（每天晚上！）还要花费四个小时的时间向四个家庭教师学习这些基础课程。当时他还接受了为报纸撰写文章的差事。当他认为自己可以与那些知识分子相提并论时（同时也积蓄了一定的资金时），他再次去了德国留学。那时，弗里德里希·基尔已身患重病，于1885年去世，所以他改投到了海因里希·乌尔班（Heinrich Urban）的门下。这是一位理论家，并且在几年后也成为旺达·兰多芙斯卡（Wanda Landowska）的作曲老师。

跟随乌尔班完成学业后，帕德雷夫斯基回到华沙，在塔塔山山间的小镇扎科帕内（Zakopane）度过了几周假期。在那里他结识了波兰的一位著名演员——莫捷耶夫斯卡（Modjeska）夫人。后者在听他弹奏了自己的作品后，极力支持他去克拉科夫举办一场音乐会，并保证她本人一定会参与其中。公众因为莫捷耶夫斯卡的名声从各地云集而来，而帕德雷夫斯基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功，还攒到足够的报酬来支付他去维也纳向当时最著名的教授——波兰人西奥多·列舍蒂茨基（Theodor Leschetizki）求学的一切开支。于是，帕德雷夫斯基动身去了维也纳。那是1884年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