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沙 |

在我刚才的讲述中，许多信息都源于帕德雷夫斯基的自传。现在我们对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自传本身的开头如果不能用“幽默”来形容，至少也是特别的：“我的人生开端极其普通。”普通？我们不禁问道。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以帕德雷夫斯基那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生命中最初的十一年，也没有人愿意在凄冷的夜晚看到近在咫尺的饿狼眼露凶光，更没有人愿意在一场新奇的旅行归来之时发现自己爷爷冰冷的尸体。但我想，帕德雷夫斯基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要表达另一层意思才对。此处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帕德雷夫斯基并不傲慢自负，但他始终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是不朽的。在罗西尼的歌剧《灰姑娘》中，王子的侍从丹迪尼奉命假扮王子。乔装后，因为说大话而遭到主人的责备，而他如此反驳：“我是伟大的，因为我伟大，我就能吹嘘我的伟大。”我说这些完全没有冒犯之意，只是像帕德雷夫斯基这样一位品格高尚、技艺精湛之人，是不可能使用自嘲这种方式的。所以，在谈论自己时，他会把自己归于“不朽”的层面。好吧，让我们想想，莫扎特在欧洲七国进行演出后，于他11岁那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清唱剧，12岁时又写下了第一部唱经弥撒。李斯特在他11岁时已名扬维也纳并得到贝多芬的赞许，12岁时走过了和当年莫扎特一样的道路，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帕德雷夫斯基呢？11岁的他只在一些小城市举办过几场小型音乐会，12岁才进入华沙音乐学院接受启蒙训练。在当时，华沙音乐学院连莱比锡或者巴黎音乐学院都比不上。因为在那里任教的老师，连一位著名的大师都没有。其实，帕德雷夫斯基自传的开场白恰恰显示了他的谦逊，只是我认为，他在11岁那年所经历的一切必定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伊格内西·简从基辅归来之时，他的父亲就认为，只要有人能对自己的儿子进行适当点拨，他就一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当时在波多利亚和华沙之间刚建成一段全新的铁路干线，只是火车运送的都还只是货物，没有乘客。因为父亲的坚持，火车员工终于同意让他们坐进一节货厢里。就这样，在父亲的陪伴下，帕德雷夫斯基来到了波兰首都，出现在音乐学院，并被免试录取。父亲怀着愉悦的心情登上了返程的货车，把帕德雷夫斯基留在了一位钢琴制造商的家中寄宿。这位制造商慷慨地招待了他，只收取极低的住宿费用，却为他提供数台钢琴用以学习。在华沙，帕德雷夫斯基惊奇地发现，原来照亮房间不只可以用蜡烛，油灯也行。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不知道世上还有油灯的存在。对他而言，那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他就读的华沙音乐学院是当年肖邦毕业的地方，因为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足足沉寂了三十载，直到1861年才重新开放。当时的院长是小提琴家阿波利奈尔·德·康特斯基（Apollinaire de Kontski，按照现代波兰语的拼法，应该写为Apolinary Kątski，但我还是采用了古老的写法）。他出身音乐世家，姐姐是歌手，一位哥哥是小提琴手，另两位则弹奏钢琴。阿波利奈尔·德·康特斯基是一位神童，得到过帕格尼尼的指点。还有故事说，这位热那亚人曾将自己的数把小提琴送给过他。作为音乐会演奏家，他在俄国、波兰、德国、比利时的舞台上异常活跃，还经常出现在圣彼得堡的宫廷里。但从1861年开始，他便在华沙过起了平静的日子，直到1879年在那里去世。其实，德·康特斯基家族真正的明星是钢琴家兼作曲家的安东尼。他是菲尔德（Filed）的学生，曾受到过肖邦和李斯特的褒奖。他创作过小歌剧、两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四百余首钢琴独奏曲，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随想曲《狮子的苏醒》。这部作品几乎能与他的同胞泰克拉·巴达捷芙斯卡-巴拉诺夫斯卡（Tekla Badarzewska Baranowska）所创作的《少女的祈祷》相媲美。总之，安东尼·德·康特斯基（Antoine de Kontski）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国际音乐会演奏家，并且为帕德雷夫斯基的学习开拓了广阔的视野。1872年他搬去了伦敦，一年之后又移居美国。1898年，在结束了最后一次世界巡演（包括中国和日本）之后，他再次回到华沙，次年在那里去世。

进入音乐学院后，帕德雷夫斯基立刻与教授他理论、和声与对位法的老师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同时却遇到了这样一位钢琴老师，对他的天赋视而不见，还认为他缺乏演奏这件乐器所应具备的悟性。帕德雷夫斯基更换了班级，只是刚逃出龙潭，又落入虎穴。如果说第一位老师是纯粹的理论主义者，从来不把理论与实际的技术相联系，那么第二位老师就是对传授技艺一窍不通了。反而是通过聆听一些钢琴家的演奏——尤其是尼古拉·鲁宾斯坦（Nicolai Rubinstein）的演奏，让他学到了比在钢琴课上更多的内容。只是很奇怪，帕德雷夫斯基居然没被送到圣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学习，毕竟这两个城市的音乐学院在整个欧洲都是数一数二的。我想，这也许是受到波兰沙文主义的影响或是他本人对俄国人的憎恨所致吧。

为了摆脱在钢琴上这种无所作为的现状，也为了获得创作上的灵感和相关知识，帕德雷夫斯基开始学起了长笛，之后又学习了双簧管、单簧管、低音管和圆号。但他从每一位老师那里得到的评价无非是：“你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长笛吹奏家、双簧管、单簧管、低音管和圆号演奏家。”他的小号吹奏水平要略好一些，而在学习长号时则表现出了异常的天分。（小号和长号是同一位老师教授，我猜他所教授的应该是乐队用的活塞式长号，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那种长号。）“你生来就是一名长号演奏家，”老师作出定论，“为什么你要在钢琴上浪费时间呢？你若吹奏长号，必将前途无量。”虽然帕德雷夫斯基没有完全被他说服，却依旧非常努力地学习着这件乐器。音乐学院的院长一直有一个在学生中组建乐队并进行公开演出的想法，伊格内西·简·帕德雷夫斯基便被指派到了第一长号手的位置。

帕德雷夫斯基确实在长号这一领域游刃有余，还成为了这支新生乐队的顶梁柱。然而比起好处，这项任务却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不便，因为在进行乐队工作的同时，他既没有放弃钢琴课程，也没有中断对创作的学习。乐队的彩排耗费了大量他原本应当用来学习的时间。渐渐地，他开始逃课，在校方多次提醒后依旧我行我素，最终被赶出了音乐学院。当时他已年满15岁，却仍旧这般不知轻重。只是显然，院长宁可留住一位顽劣的长号能手，也不愿看到整支乐队群龙无首。于是，帕德雷夫斯基被重新召回了音乐学院，官方说法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所以校方原谅了他过去的行为。只是与此同时，各大报刊也没少对这位院长进行口诛笔伐，认为是他个人对乐队的嗜好导致了一众学生花费过多的时间。一些学生在针对阿波利奈尔·德·康特斯基的抗议书上签了名，其中也包括帕德雷夫斯基。因此，他被第二次驱逐出了音乐学院。

这回，他的过错是无法弥补了，只是故事没完。出于对钢琴的执著，帕德雷夫斯基逐渐产生了组织音乐巡演的想法。他同一位22岁的大提琴手以及一位18岁的小提琴手达成了一致（他本人16岁），一起开始闯荡江湖。他们去过一些度假山庄和温泉疗养院，到处打听可以租借钢琴和演奏厅的地方。三人确实找到了些许演奏的机会，得到的报酬却刚好只够填饱肚子。终于，在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大提琴手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流浪艺人的生活，打道回府。帕德雷夫斯基和小提琴手继续在凉秋和严冬艰难地走遍波兰北方的各大省份以及俄国的边境地区。当小提琴手也最终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时，帕德雷夫斯基不得不独自一人继续前行。

最后，连他自己也到达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忍不住给父亲写了封信。在收到父亲寄来的一百卢比路费后，他终于能够回到家乡了。只是在重返家园之前，他想先去一趟圣彼得堡。他在那里同一个波兰熟人见了次面，却不想被对方骗走了身上仅有的一百卢比。幸亏后来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穷人，在自家简陋的屋子里招待了他整整两个星期，为他提供面包和茶以解决一日三餐。在漫长的十五天过后，帕德雷夫斯基终于等来了父亲寄出的另外一百卢比。（父亲居然在梦中看见儿子绝望地流浪在圣彼得堡街头。）如此，在长达一年的流浪生活后，帕德雷夫斯基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在圣彼得堡，他曾亲眼看到安东·鲁宾斯坦乘坐马车经过。因此，在他眼里，这场艰难的旅行和全部的遭遇都算是值得了。

流浪的岁月让帕德雷夫斯基从家庭和学校的闭塞环境中走到一个广阔却可怕的天地里。帕德雷夫斯基在他的自传里以轻松诙谐的口吻讲述了他的这段冒险经历，却没有向我们透露，在丰富了这些或积极或消极的经历之后，究竟哪些事物对他思想的变化、对他作为艺术家和普通人的成熟产生了影响。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长期独立冒险的生活，16岁至17岁间流浪艺人的艰难经历，一定对帕德雷夫斯基的性格培养造成了巨大冲击。他的自传是由其本人口述给一位编辑的——那位编辑深得他的信赖，对他忠心耿耿。这本自传描绘出了一幅肖像画，立体，精彩，却是主观单向的。我之前曾开玩笑地说，帕德雷夫斯基在他3岁时就显现出了爱国精神。他留给我们的关于他自己的印象是（我不知道是他故意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还是无意为之）：其性格塑造的导向不是积累财富，而是剔除糟粕，就好像一尊已经铸造完毕的青铜雕像需要摆脱石膏的束缚获得自由一样。帕德雷夫斯基的自传包含了许多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珍贵信息，但在揭露他本人灵魂深处的思辨时却极其吝啬。鉴于在认识他的人中没有人写过有关他的评论分析，我们眼中的他也就成了一个纯粹的英雄，没有敌人或是对手。当然，他的那些嫉妒心极强的同僚可能是例外。据说，他们给他起了“金钱雷夫斯基”的绰号，还总在他清点收入时计算他弹错的音符。可以说，帕德雷夫斯基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志向，或者说，自己的使命。就算有再多不利因素，他也有能力排除万难，去达成这一使命。他在17岁时就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一类人，这无疑是个奇迹。但所有这一切都会让我们——至少是我——产生这样的疑问：在帕德雷夫斯基的人生里，难道真的从未出现过危机、迷茫或是其他的诱惑吗？唯一能让我确定的只有他高尚的灵魂，但我不解，他的这种高尚品格真是与生俱来的吗？

刚才我们说到，在第二次被赶出音乐学院后，帕德雷夫斯基开始了探险生涯，此后又重新回到父亲的羽翼之下，一度销声匿迹。如果还有什么值得一提，那就是他又一次被音乐学院录取了。在被重新召回之后，有整整六个月他都废寝忘食，终于在1878年，也就是他18岁那年，获得了作曲专业的结业证书。此外，因为对钢琴的追求当时已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他还同乐队——也就是那个他曾经在其中担任第一长号手的乐队——共同演奏了格里格的《协奏曲》Op.16，这为他赢得了学院的钢琴教师职位。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在1880年娶了一位甜美的姑娘，次年做了父亲。同时，他也经常受邀为知名音乐家前来华沙举办的音乐会伴奏。其实，这完全得益于他的一次出色表现。那回，帕德雷夫斯基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利奥波德·奥尔（Leopold Auer）音乐会的钢琴演奏部分。我们知道，利奥波德·奥尔是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也是后来埃尔曼（Elman）和海菲兹（Heifetz）的老师。总之，二十出头的帕德雷夫斯基已逐渐变身为这片地区的首领，成为音乐学院和剧院的院长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妻子在分娩九天后的过世改变了他对未来的一切憧憬与期待。妻子在临终前把嫁妆交给了他，让他去别处试试运气。他把儿子托付给了岳父和岳母，向音乐学院请了假，带着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钱——包括妻子的嫁妆——去了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