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精神 |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同盟国战败了，俄罗斯帝国战败了，奥匈帝国也战败了。维也纳的皇帝、柏林的掌权者、圣彼得堡的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战争的胜利者聚集到一起，向失败者宣布各自的条件，并在6月28日那天于凡尔赛宫——这座路易十四的城堡——签订了著名的《凡尔赛协议》。与会方除了那些得意的胜利者之外，还有民众代表。他们渴望取得或者重获自由，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外交界和政界精英，经济学、统计学、地理学、民族学以及史学专家纷纷汇聚到巴黎，汇聚到凡尔赛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一位，他来自音乐界。虽然在其他方面他可能一无是处，但在钢琴领域却有着极深的造诣。他被选为波兰的代表，因为他除了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名人外，还是一名相当激进的爱国者。他叫伊格内西·简·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在他宽阔的肩膀背后，是58岁的年龄和53年的爱国精神。

李斯特的父母都是奥地利人，但他却出生在奥匈边境数公里外的一个匈牙利小镇；因此，即使他不是一个正宗的匈牙利人，也依然怀着对匈牙利的爱国之心走完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将波兰视为祖国的帕德雷夫斯基出生于波多利亚（Podolia）的一个小村庄——库里洛瓦卡（Kurylowka），现位于乌克兰西部，但曾经——用帕德雷夫斯基的话来说——“属于波兰共和国”。（事实上，他所说的共和国并非1918年成立的那个波兰共和国，而是1659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议会在卢布林达成协议后建立的波兰共和国。）他的故乡庄稼遍地，尤其是成片的果园，一望无际。五颜六色的水果先是被存放在仓库，然后分批运到城里，芬芳四溢的果香“有时比最美丽的花朵散发出的香味还要浓郁”。在这幸福的波多利亚，统治阶级由波兰人组成，耕作的农民则大多来自鲁塞尼亚。在这两个民族间，基本保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至少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阶级斗争。村庄里的生活宁静古朴，村民们快乐地歌唱跳舞，没有铁路，没有火车轰隆声的打扰。他们很少出行，即使出门，所用的交通工具也无非是马车、雪橇或是马匹。而帕德雷夫斯基的父亲——简，则管理着一片巨大的封地，并雇用了数千名耕田栽种者。

掌管大权的父亲拥有自己的一片艺术天地：他有时会拉小提琴，有时作画，有时又会以宗教题材进行雕刻，然后把作品赠送给教堂。他是一位美男子，对宗教相当虔诚，勤勉、高尚，还极为幽默。母亲波丽谢娜·诺维奇（Polixena Nowicki）是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教授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到了俄国，美丽聪慧、知书达理的波丽谢娜也因此出生在了那里。然而，民族的界限与政治的边境不尽相同，因此，出生于波多利亚的帕德雷夫斯基从不会因为自己是波兰人、拥有波兰血统而感到窘迫。在他之前，他的父母还生过一个女儿，名叫安东妮亚，而我们的伊格内西·简是在1860年11月6日出生的。因为始终没有从难产中恢复，母亲在他出生后数月就去世了，只剩下父亲一人独自抚养两个孩童。

3岁时，帕德雷夫斯基开始慢慢接触钢琴。因为在库里洛瓦卡根本没有钢琴教师，父亲只好请来一位小提琴演奏者，临时充当起这个连他自己都不太精通的乐器的老师。帕德雷夫斯基在3岁那年不仅展露了自己的钢琴天赋，还显现出爱国精神。1861年沙皇签署的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农村激起了各种矛盾，尤其引起了土地主阶层强烈的不满情绪，叛乱之风悄然蔓延，一触即发。俄国当局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阴谋”扼杀在了摇篮里。在一个不幸的早晨，一群哥萨克士兵包围了帕德雷夫斯基家的房子，为了寻找禁书、具有煽动性的布告还有军装，他们将屋子翻得鸡飞狗跳。最后，他们把伊格内西·简的父亲抓了起来，将他扔进监狱关了一年之久。

看到房子被包围，父亲又落在了一群“匪徒”手中，年幼却懂事的帕德雷夫斯基迫切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虽有些胆怯，他还是坚定地走向了一名哥萨克士兵。因为此人最高，所以在帕德雷夫斯基看来，他很有可能是团伙的首领。士兵见他走来，便猛烈地挥舞起手中的鞭子，像是要把人剁成肉块。尽管受到不小的惊吓，帕德雷夫斯基依旧不屈不挠，继续朝这位首领走去，问他：“我父亲究竟怎么了？”没有人回答他，帕德雷夫斯基却仍然坚持，最后挨到了“猛烈地鞭打”，还伴随着响亮的嘲笑声。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和俄国当局的第一次接触是我记忆中永远都无法抹去的痛苦经历。首先是肉体上的痛苦（当时我几乎被打得皮开肉绽），更重要的是，在我心里，那是对一个还不满4岁孩子的自尊心的凌辱，它深深伤害了我的心灵。”

在父亲遭到监禁的那段日子里，帕德雷夫斯基和姐姐一起住进了一位阿姨的家中，还跟随一名对钢琴几乎一窍不通的小提琴师习琴。4岁那年，帕德雷夫斯基学会了用波兰文和俄文书写，还学会了用法语交流，因为在阿姨家任职的教师恰好是法国人。除此之外，他几乎每天都会爬上果树，尤其是梨树，似乎多汁的香梨对他永远有种无法满足的诱惑力。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对水果表现出的痴迷远远要多于他对花朵的热爱。

许多曾经的农奴递交了请愿书——我说过，在那里没有阶级斗争——替帕德雷夫斯基的父亲求情。经过一年的牢狱生活，他终于获释。虽然重获自由，他却无法官复原职。于是，全家搬到了一个叫苏德克沃（Sudylkow）的小镇，镇上90％的居民都是犹太人。父亲在一座墓地旁找到了安身之处，年幼的伊格内西·简也因此目睹了所有在那里举行的葬礼，目睹了被黑色呢绒绸缎裹住、只露出脸庞的尸体被深埋进土里的过程，伴随着祈祷、歌声、哭声、叫喊声还有女人无休止的哀诉声——这些女人只有在葬礼结束后才能出现。帕德雷夫斯基在那幢房子里居住了好几年。“那些日子里的每一个细节，”他说，“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

那幢孤房的一边正对着墓地，另一边则朝向一片池塘。在夏天，每到周五的晚上，也就是犹太人星期六安息日的前夜，池塘边都会举行沐浴仪式。社区里那些满脸胡子的男人会褪去平日里穿着的长袍——这种长袍自十字军东征时代一直流行至今，在池塘里不断浮沉。帕德雷夫斯基说：“在夏天周五的晚上，是请不到人来我们家做客的。”即便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能想象，在那些长满胡子、顶着一头卷发的亚当后裔的裸体上，数百个因为割礼而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一起跳动，会是多么滑稽的场景。

如此之生活所导致的结果便是3岁以前还欢快活泼的帕德雷夫斯基，从此变得忧郁伤感起来，这种忧伤在他父亲续弦之时更是变本加厉。那一年他7岁。后母是个穷姑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婚后，这一家人都住到了离帕德雷夫斯基家不远的地方，不时来骚扰他们。帕德雷夫斯基和后母相处得还算不错，可他姐姐就不是了。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几乎每天都要爆发一次争吵，而每一回帕德雷夫斯基都得充当和事佬，只是回回都以失败告终。

在琴艺方面，帕德雷夫斯基倒也取得了些许进步，但仅仅是“些许”。父亲请来了一位新老师，住在离苏德克沃八十多公里的地方。他或是每周来一次，停留两三天，或是每月来一次，小住上五六日。到了他8岁那年，父亲又为姐弟俩换了个老师，住在他们家里。他是一位年迈的爱国者，因为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被判了刑，后来获得赦免，流亡去了法国。经过他的指点，两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在所有启蒙学科和法语中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波兰这个国家也愈发崇拜。但在钢琴方面——就连他的父亲也意识到——即便不算差强人意，至少也是收效甚微。

11岁时，帕德雷夫斯基在他居住的小镇上举办了几场音乐会，之后又将范围扩大到了扎克拉沃（Zaklaw）和奥斯特罗格（Ostrog）。他能在盖着大布的琴键上弹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知道这是一百多年前少年莫扎特的专长吗？或者这种方法是他的再创造？不管怎样，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弹着卡尔克布雷纳（Kalkbrenner）和伊格纳茨（Ignaz Tedesco）的作品以及《威尼斯狂欢节》的少年，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霍德凯维奇（Chodkiewicz）伯爵主动提出带他一起前往基辅。“在当时那个年龄，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场正式的音乐会，也没有听过任何乐队、钢琴手、小提琴手的演奏，就算是歌手的演唱也没有。对我来说，在基辅的经历就如同一次巨大的探险，”帕德雷夫斯基继续说，“我在那里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音乐会。他们还带我去看了歌剧表演，让我见到了一些名演员。我认为阿戴莱德·里斯托里（Adelaide Ristori）是其中最优秀的，他是位意大利歌唱家。”结束了基辅之行后，一群人打道回府，其中的一段旅行是在雪橇上度过的，还是在夜里。那是一次噩梦般的旅行，饥饿的狼群“陪伴”了他们一路。为了驱赶野兽，车夫点燃了装运行李的雪橇和在田间侥幸觅得的稻草，如此，大家才得以逃脱死神的魔掌。可是，死神……当帕德雷夫斯基刚踏进家门，就察觉到了大厅里数支蜡烛所散发出的光芒。正是在大厅里，静静地躺着一天前突然去世的爷爷的冰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