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启蒙岁月

一位弹奏钢琴并且从事歌唱事业的母亲，34岁成婚，40岁有了会发“呜嗯呜嗯”声响的独子，那么她会不希望这颗爱情的果实在将来成为一名音乐家，一名伟大的音乐家呢？就在格伦·古尔德刚刚颤颤巍巍学会站立的时候，佛洛伦丝就开始把他带到钢琴边，为他弹奏各式各样的曲子。嘴里哼唱这些旋律的同时，鼓励她的孩子一起哼唱并且试着让他触摸钢琴键盘。当然，从下方接触键盘，就必须得伸长手臂和手指。奥斯瓦尔多认为，就是从这里开始，为日后古尔德在键盘前的姿势——栖息于巨杉上的秃鹰——埋下了伏笔。

触摸键盘。当然，这里所说的触摸键盘是指触摸那些弹奏一首特定的曲子所应当接触的琴键。不然，母亲的身体就会立刻变得僵硬起来，脸色也会随之一沉，接踵而至的自然也就是严厉的责备。“正确地弹奏，”奥斯瓦尔多说，“早在古尔德能够有意识地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同取悦母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真是一位让人钦佩的女子！这就是如何让一位钢琴家能够正确无误地弹奏的秘诀！亲爱的母亲们，如果你们还在梦想着有一天你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名大有作为的钢琴家，那么佛洛伦丝的这项秘诀，你们可得好好学习了！

古尔德从4岁起就开始参加正规的钢琴课程。5岁时第一次在教堂公开演奏，为他父母的二重唱进行伴奏。1938年12月9日，也就是6岁那年，他又在马内利循道会进行了收费演出，并且还弹奏了他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第二年，恰逢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mann）前来多伦多举办音乐会。格伦在欣赏了那次的演奏会后，被深深地震撼了。

格伦·古尔德的生活还算是风平浪静。随母亲学习钢琴，在一所公立学校修读一般的文化课程，假期则在家里位于闪高湖的乡间别墅度过……赫伯特·古尔德经常在那钓鱼，而那里几乎所有的邻居也都是垂钓者。有一次，一个邻居带古尔德去钓鱼。他扔下鱼钩，感觉似乎有东西用嘴咬住了它，于是便拉起竹竿。然而，当他看到他的战利品是如何痛苦挣扎之时，却又立刻感到毛骨悚然。自那以后，古尔德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捕猎行动，而他的父亲也在他整整十年的劝诫之下，停止了捕鱼的行为，甚至在这以后，还养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习惯，那就是开着他的小汽船在湖里来回“奔跑”。目的就是为了把鱼儿全吓跑，那些勤快的渔民杀手就只有空手而归了。

古尔德如此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祖父与父亲的工作——那份使其家境相当富裕的工作。他明确拒绝踏入家里用来筛选狐狸皮与麝鼠皮的房间半步。那些都是加拿大的优秀猎手卖给他祖父与父亲的。他的父亲说，自孩提时代起，古尔德就梦想着能够在马尼图林群岛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场。在那里，他可以招待年迈的奶牛、老马以及其他“上了年纪”的动物们，而他自己也可以在那里安度晚年。这些童真的想法使他在长大之后成为了一名素食主义者，至少他经常吃素，并且还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禁酒主义者。

彼得·奥斯瓦尔多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姓氏的改变究竟对格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自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1939年古尔德一家在电话本的名单上由“Gold”变为了“Gould”，但格伦在参加学校各科考试的时候依旧还是使用他原来的姓，直到1941年10月26日。奥斯瓦尔多自然相信，在家庭讨论之后决定的这项姓氏更替，一定在古尔德内心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却苦于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能够让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假设。

与此同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格伦而言，他和母亲之间师徒关系的终止究竟对他意味着什么。佛洛伦丝像对待她其他那些优秀的学生一样，也让格伦接受了多伦多音乐学院教授的考核。最终，不但他所取得的高分是在安大略省前所未有的，而且还被授予了银质奖章。三年以后，也就是1942年，格伦考入了多伦多音乐学院。他跟随里奥·史密斯（Leo Smith）学习乐理，在弗里德里克·西尔维斯特（Frederick C.Silvester）那儿学习管风琴，而他的钢琴教师则是阿尔伯托·圭雷诺（Alberto Guerrero）。

应该说，佛洛伦丝是在一个极其恰当的时刻作出了这一关键性决定，因为当时的格伦正开始形成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品位，而这种品位又恰恰是和他母亲的风格水火不容的。佛洛伦丝所热爱的是十分虔诚的新教音乐以及从小就梦想能够在剧院演唱的意大利歌剧。她崇拜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恩瑞柯·卡鲁索（Enrico Caruso），并收集了他许多的唱片，而当时的格伦却开始对卡鲁索产生了厌恶之感，倒是他经常独自一人或是和一位名叫鲍勃·弗尔福德（Bob Fulford）的朋友一起收听广播，发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他的钢琴老师阿尔伯托·圭雷诺（Alberto Guerrero）则又让他认识了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以及其他一些古钢琴演奏家和管风琴家。

阿尔伯托·圭雷诺于1886年生于智利，在那里接受了高等教育后便去了圣地亚哥担任钢琴演奏者、乐队指挥、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以及音乐会组织者等各项工作。1918年，他移民至加拿大，作为钢琴教师一举成名，并公开演奏了数首当代乐曲。当时的格伦就开始喜欢使用超低高度的琴凳，对于这一点，母亲佛洛伦丝甚为担心，多次徒劳地想要去除宝贝儿子的这一“恶习”。而圭雷诺倒不怎么反对，他自己也喜欢坐得低一些，并且偏爱使用纯粹的手指技术，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格伦和他的新老师也算是站在同一立场上。佛洛伦丝铩羽而归，而赫伯特则让人为格伦度身定做了一张四只凳脚能够单独调节高度的极低琴凳。就是这张凳子，格伦用了整整一生。当然，就这件事情本身来看，我们或许也能猜到，在一家三口之间一定也爆发过无数次的地下斗争。

在学校的学生汇报演奏会以及其他各类公演，包括和父母的同台表演中，格伦无论是作为钢琴演奏者还是管风琴演奏者，其曲目总表都包括了巴赫和利维斯兹奇（Levitzky）的著名曲段（例如利维斯兹奇自1924年起就开始录制于唱片中、当时非常流行的《A大调圆舞曲》Op.2）。在1948年，继霍洛维茨（Horowitz）之后，格伦也弹奏了数首车尔尼的变奏曲，以此缅怀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而这些曲子也在1944年被录制到了他的唱片中去。1949年，他又弹奏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钢琴奏鸣曲》。或许这也是受到了霍洛维茨的影响，因为后者在1945年的时候在他的唱片中加入了这首曲子。我们可以发现，在格伦以后的音乐生涯里，霍洛维茨似乎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并在他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嫉妒与羡慕的种子。

格伦与交响乐队真正的合作开始于1947年，那年的1月14日与15日，在伯纳德·海茵兹（Bernard Heinze）的指挥下，他和多伦多交响乐团共同演奏了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同年10月20日，格伦在多伦多的伊顿音乐厅举办了个人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独奏音乐会，弹奏了斯卡拉蒂的五首奏鸣曲、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奏鸣曲》（Op.31）、经阿尔伯托·圭雷诺改编的库普兰《B小调帕萨卡利亚舞曲》、肖邦《圆舞曲》（Op.42）、李斯特的《泉水旁》以及门德尔松的《回旋随想曲》。从那以后到1950年间，古尔德又举办了几场为数不多的音乐会，弹奏的也都是些传统曲目。我们可以说，直到1951年1月4日，为世人所熟悉的古尔德才刚刚诞生。他的音乐会节目单包括欣德米特的《第三钢琴奏鸣曲》、古尔德自己创作的《低音管及钢琴奏鸣曲》和《5首短小作品》、莫拉维兹的《D小调幻想曲》以及克热内克的《第三钢琴奏鸣曲》。非常巧合的是，与古尔德同一时期发生的还有他与阿尔伯托·圭雷诺师徒关系的正式解除。与此同时，他也结束了在多伦多马文中学的学习。

1952年，古尔德在他的曲目总表中加入了斯威利克（Sweelinck）的《D小调幻想曲》、贝尔格（Berg）的奏鸣曲、勋伯格（Schönberg）的《钢琴小品三首》（Op.11）和《钢琴组曲》（Op.25），1953年又添加了韦伯恩（Webern）的《钢琴变奏曲》（Op.27）、吉本斯（Gibbons）的一首《帕凡舞曲》以及大量巴赫、贝多芬与勃拉姆斯的作品。但这张简单的表格并不能完全反映古尔德当时的情况。1952年10月4日，一个名为“新音乐联合会”的组织策划举办了首场勋伯格音乐会，以纪念这位在前一年刚刚去世的奥地利作曲家。事实上，这个“联合会”的成员只有两位：古尔德和罗伯特·弗尔伯德（Robert Fulbord），前者担任艺术总监、弹奏者和评论者，剩余事务则都归后者负责。古尔德在那次音乐会上弹奏了勋伯格的《钢琴小品三首》（Op.11）和《钢琴组曲》（Op.25），并承担了《拿破仑颂歌》中的钢琴演奏部分。演出轰动一时。

此联合会所组织的第二场音乐会在1953年10月3日举行，是勋伯格、贝尔格以及韦伯的专场音乐会。随后，他们分别在1954年的1月9日与10月16日举办了第三、第四场音乐会。在这第四场音乐会中，所有的弹奏曲目皆为巴赫的作品，例如著名的《哥德堡变奏曲》和其他一些由莫林·福里斯特（Maureen Forrester）演唱的咏叹调。那位“负责剩余所有事务”的成员曾经极力反对，认为巴赫的曲目与“新音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巴赫的作品永远都是全新的。”身兼艺术总监、弹奏者及评论者三职的古尔德如此简洁地回应了同伴的发难。就这样，古尔德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演奏了这首日后使其家喻户晓的曲子（同年6月21日，他曾在电台中弹奏过这首乐曲）。10月16日那天，天公不作美，只来了寥寥十余人参加这场音乐会。在仔细核算了财政状况后，两名成员都认为是时候解散这个联合会了。

古尔德在1953年时就已经在距离多伦多百余公里的斯特拉弗德夏季艺术节上小试牛刀。第二年他又重新回到了那个舞台。另外对于他的启蒙阶段，甚至是以后的职业生涯都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就是他在斯特拉弗德与亚历山大·施奈德（Alexander Schneider）和扎拉·内尔索娃（Zara Nelsova）的会面，正是同这两位音乐家一起，他完成了贝多芬的《弦乐三重奏》（Op.70）的演奏。当时的古尔德还不足22岁，而美籍俄国人施奈德已有46岁，内尔索娃也30有余。只能说，古尔德还只是一个在地方接受过一点教育的天才音乐人，而另两位则是已经享誉世界的知名艺术家。在那次演出的彩排还未开始之前，令人不快的一幕就已悄然上演：一方面，古尔德宣布他将凭借记忆演奏那首作品，而另一方面，施奈德却怎么都无法理解有人居然想要脱离乐谱弹奏一首室内乐。按照内尔索娃对奥斯瓦尔多透露的情况来看，虽然固执的年轻人表现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但在彩排开始的一刹那，人们就立刻察觉到了钢琴演奏者和小提琴演奏者之间的水火不容之势。“这首曲子你到底弹过几次？”施奈德毫不客气地问道。“这是第一次。”年轻人答道。“好家伙，”施奈德继续说道，“你要知道，我拉这首曲子已经不下四五百遍了！”话音刚落，古尔德便爆发出一阵笑声：“我总觉得，质量应该远远比数量重要。”在一位大师面前，这样的举动还真是有些肆无忌惮，但这样的反驳至少让我们这位年轻的魔法师逞了口舌之快。当时就站在施奈德一旁的内尔索娃告诉奥斯瓦尔多，在古尔德说出那句话之后，他倒是乖乖地使用“较为传统的方式”开始演奏了，至少是把乐谱放到了架子上。

在1947年古尔德与交响乐团合作的处女秀上，还有一位叫瓦尔特·霍姆伯格（Walter Homburger）的年轻人。之后，他向古尔德毛遂自荐，请求充当其经纪人，古尔德接受了他的提议。那年古尔德在伊顿音乐厅举行的独奏音乐会就是由霍姆伯格组织的国际艺术家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霍姆伯格不断为古尔德组织安排各种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但与此同时，按照古尔德父母的要求，他也必须“适可而止”，因为当时的古尔德仍然在钢琴、管风琴和作曲三者之间摇摆不定。

直至1954年，霍姆伯格认为是时候将古尔德推向美国的大舞台了，于是在第二年的1月2日和1月11日，他分别在华盛顿和纽约为其举办了两场音乐会。节目单包括吉本斯的一首《帕凡舞曲》、斯威利克的《D小调幻想曲》、巴赫的五首《交响曲》以及《第五组曲》、韦伯的《变奏曲》（Op.27）、贝多芬的《奏鸣曲》（Op.109）和贝尔格的《奏鸣曲》（Op.1）。

由于两场音乐会的演奏曲目大同小异，古尔德很快便发现了财政上的困难。据马丁·凯宁（Martin Canin）的统计，前来参加纽约音乐会的观众一共加起来不到40位，而租借音乐厅的450美元、印刷节目单及制作广告的1000美元，再加上古尔德与其父母以及经纪人的食宿交通费用，所有这些都是由古尔德自己（和他父母）承担的。可是，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纽约，都少有评论家为他的音乐会撰写评论文章。纽约音乐会的观众中倒是不乏一些年轻钢琴家（克劳德·弗兰克、保尔·巴杜拉·斯科达、加里·格拉夫曼、威廉·卡佩尔、马丁·凯宁），最重要的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部门经理大卫·奥本海姆（David Oppenheim）也在其中。他的到来还得感谢大方慷慨的亚历山大·施奈德，正是因为他的提议，奥本海姆才注意到了这位年轻人的存在。很快，奥本海姆便向霍姆伯格提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独家签约古尔德的建议。协议就此达成，古尔德在同年6月重回纽约，开始录制《哥德堡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