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丹尼斯·科托，1877年9月26日（早晨5点）出生在尼翁，这个有着4000居民的小城坐落在日内瓦湖畔，位于洛桑到日内瓦的中间。科托的父亲来自勃艮第地区一个名叫索恩的小村庄，是朱拉到辛普龙的铁路上的一名普通工人。科托的母亲，出生在伯尔尼州，是一位家庭主妇。在阿尔弗雷德·丹尼斯之前，科托夫妇已经生了6个孩子了，但到1877年，6个孩子中只有3个还活着：最大的是个男孩，20岁；还有2个女孩子，分别是14岁和12岁。所以阿尔弗雷德是科托家族最后一个“晚来子”：他的父亲当时42岁，母亲已经43岁了。父母和哥哥姐姐都给予了这个晚来子很多的希望，因为他是他们的梦想，说科托有着“艺术家和作曲家”的前途。小时候的科托是多才多艺的，但离作曲家这个称呼还差得很远。事实上，他也没有表现出音乐方面的明显天赋，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是对医学有一些兴趣吧。然而科托的家庭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职业的选择唯一可依靠的是热情和对待事业长久的耐心”。大家认为，小小的阿尔弗雷德继承了父母严谨和刻苦的优秀品质，是做音乐家的一块好料。

1882年科托一家搬到了日内瓦，他和两个姐姐一起进入了音乐学院学习，大姐姐莱昂在钢琴班，二姐姐安奈特在和声理论班，她们俩一起教自己的小弟弟。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学习，父母专门买了一架旧的立式钢琴以供练习。四年之后，科托父母亲已经意识到日内瓦的音乐学院并不是最优秀的，于是全家又搬到了巴黎。父亲找到了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老大奥斯卡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安奈特是售货员，莱昂每天要教授近十节钢琴课，每天从城这头忙碌地奔到城那头，可能太忙疏于练习，音乐学院的录取考试发挥不理想，她被音乐学院拒绝了。

阿尔弗雷德和莱昂一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与生俱来就有着一双灵动的双手，维克托·马赛的考试中他们就选择了由斯特莱阿伯格演绎的作品，难度极高的《珍妮特的婚姻》中的一段优美的幻想曲来进行考试。对于斯坦利伯格来说，谁才是有灵动双手的人——当然是比利时人简·路易斯，但相反的是人们在念他的名字的时候都将最后的字母Z轻声带过。维克托·马赛是当时的权威，也是众多录取考试评委中的一员。但可惜的是维克托在两年前就已经去世，而对于现在音乐学院的教授来说，斯特莱阿伯格更变得一文不值，他根本不算是有一双灵动的会弹钢琴的巧手。科托演奏几分钟之后评委们开始发笑，易怒的校长安布罗西·托马斯用力地摇响铃铛，中断了阿尔弗雷德的演奏。哥哥和姐姐拉着手迈着缓慢的步子，沮丧地从音乐学院的大楼里出来，往前面的庭院走去。这时一位先生叫住了他们，他自我介绍：“我是艾米雷·德贡布，是正在筹备一个钢琴班的教授。”德贡布说他已经注意到了面前这个个子小小的男孩身上的潜力。他建议阿尔弗雷德跟随他学习一年，在他的课上做一位旁听生，保证小科托训练过后可以正确地弹奏全部曲目，学院的荣耀大门也会永远向他敞开。

我并没有那些通读历史的能力可以让我进入德贡布的内心世界来了解他的思想。但是按我的想法，可以说那些保守派曾经偷偷地聚集在院子里，这些人显然都是些最狡猾的人，他们被称之为“掘墓人”。他们的出现感觉好像是上帝派来的救赎者，以令人怜悯的样子靠近那些吹号人。显然我是不知道的，可能德贡布习惯把那些受伤的病患放到他的医务室中并且照顾他们，也有可能一开始德贡布就看到了小科托是块未经加工、还带着泥土的钻石，只要经过音乐学院的打磨，就能够变得干净且光彩熠熠。就这样，科托就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了德贡布的课堂。

贝纳德·加沃特证实这位“受伤”的初学者在德贡布的“医疗室”里待了一年，但是没有被真正照顾到，也就是说科托从来没有真正上过一节课。对我来说，这很奇怪，旁听者竟然这般容易就做到了，一个九岁多不到十岁的孩子，又或者称作是上天的恩赐，科托首开先河地参加了音乐学院的录取考试，在1887年11月7号演奏了一首并不准确的杜塞克的协奏曲，包括第一次曝光的乐谱的一部分，竟然受到了一向非常严苛的校长托马斯的肯定：“还可以，弹奏得很利落，乐谱还过得去。”我认为除了有德贡布的指导，科托肯定从其他人那里也学习到一些东西。如果要和真相统一起来，就应把一切的荣誉都归功于老师。

就像加沃特所证实的那样，德贡布出生于1829年，“曾受到过肖邦的多次指点”。但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德贡布从来不说自己是肖邦的学生，只说自己是德贡布，因为他是肖邦学生的身份这件事，被那些真正的肖邦的门徒否认，但德贡布诗人钢琴家的名号，却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他既不在乎肖邦的门徒说了些什么，也不在乎加沃特证实了什么，德贡布可以什么都不是，但是却早已声名在外。真正的肖邦的学生是一名高级音乐课程的讲师，乔治斯·马夏斯，他曾经常常出现在德贡布的课上并有所收获，同时也乐于和别人谈论他的这位老师德贡布。科托这样评价：“那些自大的幻想家妄图能够继承肖邦的全部，殊不知他们的那些言论恰恰证明了德贡布的诠释才是无与伦比的肖邦作品的演绎。”

那时候德贡布的课有很多人去上，十分地辉煌。在1889年6月2日的课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科托演绎了赫兹的《协奏曲》No.3，瑞奈德·汉演绎的肖邦的《协奏曲》No.1，拉威尔演绎的莫舍莱斯的《协奏曲》No.3！科托并不是“天赐的”钢琴家，“他有一双丑陋的手，并且没有充满力量的肌肉，手指之间的伸展度也不是很宽，算是差劲的指头。”但在成为钢琴家的路上，科托为训练自己的手指做了许多工作，当然也是为了扛住外来的竞争压力，比如拉威尔是谦逊的重量级乐器演奏家，瑞奈德·汉是如此具有天赋，是一位偏执地拒绝和外界联系的音乐家，还有里斯勒、拉扎尔·莱维、武姆泽，这些人都在向演奏家的生涯迈进，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来参加学校比赛，但是科托在1888年（演奏莫舍莱斯的《协奏曲》No.3）和1889年（演奏赫兹的《协奏曲》No.3）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学校有规定，如果某位学生参加了三次音乐会比赛而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话，就会被开除。1890年科托（演奏朱里斯·舒尔霍夫的《奏鸣曲》Op.37）奇迹般地摆脱了这一厄运，终于在第三次比赛中获得了奖项，尽管是最后一名。1891年（演奏季劳德的《快板乐曲》）获得了第二名，1892年（演奏贝多芬《奏鸣曲》Op.53）获得了第一名。1892至1893学年开始时，科托就被分配到了路易斯·迪米尔的高级班进行学习。尽管科托在演奏中表现得平庸无奇，但是他的老师德贡布对他有信心。那些在课堂上对科托的评语是最好的证明，科托并没有受到一点的打击：1888年他这样写道“很有前途”，1890年和1891年这样写道“前途无限”。如此对科托的音乐生涯充满信心，德贡布大概是一位先知吧。

“我什么都没有，”科托这样说道，“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我什么都没有，奇怪的是，我从不会为承认这点而感到羞愧。我必须承认的是我挺喜欢现在我的这种缓慢的、有条理的、冗长的演奏方式，所以我感谢德贡布，无论是在理论还是音乐上都使我受益的一位老师，甚至可以说我的整个人生都得益于他。”我们可以发现，科托在进入高级班学习的时候已经15岁了；弗朗西斯·普兰特在音乐学院获得大奖并且顺利毕业时只有11岁；约瑟夫·维尼亚夫斯基和迪米尔在13岁毕业；阿尔弗雷德·卡塞拉和罗伯特·洛特在16岁时毕业。这么看来，科托显然像一个极有耐力的“山地车运动员”，而不是那种爆发力好的“短跑选手”。

1892年，路易斯·迪米尔49岁的时候可是一个“短跑好手”。迪米尔完全专注于演奏现代曲目（尽管现在不这么认为），但其中包括弗朗克的《交响变奏曲》，圣-桑的《协奏曲》No.4、No.5，1902年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两首协奏曲，罗西尼的多首曲目，都是迪米尔在演奏厅中经常表演的曲目，其中甚少有古典浪漫的曲目，大多数都是巴洛克式的曲目。自1889年的世博会开始，迪米尔就用一架由普莱耶尔专门打造的古钢琴来进行音乐表演。迪米尔经常演奏，还常常和大提琴家德萨特一起合作，有时候用古钢琴，有时候会用现代钢琴。德萨特也会用大提琴和古提琴交换表演，德萨特还改编了一首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但迪米尔的演奏却被评价为缺乏感情、音色干瘪，当一个世纪过去了之后，我们再听迪米尔演奏的门德尔松的《浪漫曲》Op.67 No.4和肖邦的《小夜曲》Op.27 No.2时，确实会感受到这些缺点。除了缺乏感情和音色干瘪，迪米尔在演奏形式上也属于先驱，这种演奏形式直到1920年后才被大众所认可。迪米尔不仅是一位钢琴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化人，对此，人们不再有怀疑。但是他想大家怎么评价他呢，“优秀的教师”吗？

科托这样说：

尽管我们的大胆评价没有很吸引他，但他还是以一种慈爱的态度来审视和对待这些评价。最重要的是，他给我们灌输了在演奏时最应该具有真诚这个观点。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显然是更高层次的，同样清澈和精准的演奏质量只能在弗朗西斯·普兰特的演奏中才能找到……总之，迪米尔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也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钢琴家代表。

阿尔弗雷德·卡塞拉并不同意科托的看法：

迪米尔是一个极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对阿谀奉承特别敏感。那时候获得最高分的人都是那些拍马屁的人，我当然不属于其中……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师。当演奏时有一小部分演绎得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如何向学生解释为什么，他只会告诉学生再加大强度来练习曲子和音阶。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在他的学校待了三年，老师们通过自我观察为学生们打开了新的地平线或者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这些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他在理论教学上十分消极，在演绎上自然也不会有趣到哪里，他的评价通常都很普通和俗气（《坛子的秘密》，佛罗伦萨，1942）。

如果我们认为卡塞拉的话是符合逻辑的话，或许我们应该把科托列为属于爱拍马屁那一类人里面吗？我可没这么说过。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惊讶，并不是很多，因为迪米尔赞赏科托的理解力和认真用功，远远大于对他音乐品质的赞赏。在对科托的评论中他这样写道：认真工作和聪明的（1893）；非常的聪明，工作认真（1894）；非常聪明、刻苦的学生，注意过程（1894）。除了这些品质之外，科托最受迪米尔赞赏的是第一眼的阅读力：非常好的阅读者（1893）；出色的阅读者（1894）；完美的阅读者（1894）。在课堂里迪米尔将科托描述成了管乐器的伴奏者，有新的学生进入德贡布的班级时，迪米尔就派科托当“检验工”。

后来科托的专业完全开始沿着轨道行驶，比艺术造诣方面的发展更为顺利。但是与此同时，命运却派了一个金黄色头发、满脸通红、身材略微臃肿，名叫爱德华·里斯勒的人来，他注定和科托的生活深深交织在一起。爱德华勒在1873年出生在巴登巴登，里斯勒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拥有法国国籍的阿尔萨斯人，1874年阿尔萨斯被归入普鲁士管理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到了法国。里斯勒是科托的良师益友，星期天经常作为科托家的客人和他们一起吃午餐。有一天科托让里斯勒听他演奏的门德尔松的《庄严变奏曲》，里斯勒这样说道：“我想给你演示一下那一部分如何演奏。”科托叙述道：

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像是被什么击了一下，并不是音符的原因，而是他演奏时散发出的魔力，那发光的感染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演奏是如此的不凡，我完全受他所支配，音乐将我渗透，让我的灵魂和肉体得到了统一……里斯勒向我展示了一个我不曾认识的充满迷幻的世界。这一刻，由心而生的音乐似乎为我的心灵开启了新的地平线，他诠释的饱含深情的乐曲使我动容，在那一刻我再也不对他的存在和能力产生半点的怀疑。

我得承认大马士革街上这位引人注目的音乐家的诞生让我有一点疑惑，因为现在仅存不多的里斯勒的专辑中，和迪米尔相比，我并没有听出来在演绎上给我带来多少的不同。科托没有明确指出我上文中提到的那个片段的演奏发生在具体的哪一年，也没有告诉加沃特在听完安东·鲁宾斯坦演奏后的感想。鲁宾斯坦1894年来到巴黎，帕德雷夫斯基1888年也来过巴黎，之后又回来过好几次。在奥平斯基·亨克里写的关于《帕德雷夫斯基》（洛桑，1928）中，科托这样评价道：“巴黎是帕德雷夫斯基事业的开始，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是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在广阔的音乐领域，艺术家用小众的艺术表现出了最高贵的情感，他不再是一位钢琴家，而是一位驾驭了键盘的诗人。”我推测，这个感触使科托打开了一片全新的视野，比里斯勒和巫师帕德雷夫斯基曾经拥有的更为广阔。

1894年与乔治·埃内斯库的相识，对科托的艺术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让他的室内演奏曲目呈爆发式的发展。科托还与两位小提琴家雅克·蒂博和朱尔斯·布舍里共同合作演出过，除了经典的奏鸣曲外，还大胆尝试了弗朗克和莱克乌的乐曲：

还记得与布舍里的第一次合作，我们仔细揣摩并且弹奏了弗朗克的奏鸣曲。我那部分的演奏显得如此笨拙但却充满激情，这是一次无法忘记的经历。无论是风格、弹奏，还有演绎，我的朋友布舍里都让人震惊。之后我还和尤金·伊萨伊、蒂博、克莱斯勒合作过同样的奏鸣曲，在他们中间，布舍里是最应该获得掌声的。

1894年科托得到引荐，让鲁宾斯坦来听他演奏的机会。在迪米尔的家，科托弹奏了《热情奏鸣曲》的第一部分。鲁宾斯坦听着，并没有对科托做出任何评价，还要求迪米尔再来一杯白兰地。迪米尔示意科托停下来。但当科托要离开的时候，鲁宾斯坦叫住了科托并且说：“小伙子，不要忘记我现在和你说的话。贝多芬，他并不是在学习音乐，而是在重塑音乐。”

让我们重新回到科托的学习之路上。他在1894年的比赛中获得了最小的奖项——鼓励奖。（科托清晰地记得在歌剧《波西米亚人》第二幕中，科林用挑剔的目光看着新来的咪咪，说道：“我不会给你任何奖励。”）1895年，科托没有得到任何的奖项。托马斯这样评价道：“冲击力太大，演奏僵硬、干瘪，太循规蹈矩了。”1895年起，科托开始学习作曲。1896年安布罗西·托马斯去世了，肖邦学生卡米拉·奥梅阿拉的丈夫，希欧多尔·杜伯伊斯代替了他的位子。这次比赛分成三个阶段，对于科托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比赛。1月22日，科托演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Op.111。迪米尔评价说：“科托是优秀且引人注目的。他是完美的阅读者，并且相当刻苦。”1月17日他第二次尝试，演奏的是李斯特的《G小调幻想曲与赋格》《保罗的圣方济在水面行走》。迪米尔又做了评价：“完美的学生，极其聪明，极其用功，卓越的音乐家。”杜柏瓦这样评价：“美妙的音符，踏板运用得很好。”1月23日科托正式演出，演奏了肖邦的《圆舞曲》Op.52，以及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维尔多的一部分乐谱。杜柏瓦这样写道：“情感丰富，权威、成熟，卓越的艺术家。”

这次钢琴比赛的奖只颁给了科托，但是通常情况应该有两个得奖者。波里尼公司和埃拉尔公司按照传统赞助了两架钢琴作为比赛的奖励。但科托是唯一的获奖者，他有权利获得来自两家公司的奖励。只是科托父母的公寓太小了，他只接受了来自波里尼公司的一架三角钢琴，而这个牌子正是肖邦的最爱。35家报纸报导了这场比赛，对于1897年音乐演出季来说这只是个序曲。科托有着比当演奏家更大的野心，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波里尼公司总经理古斯塔夫·里昂给他的附加礼物：一次去拜罗伊特的旅行，在那里演出了《四部曲》。7月末，科托却从拜罗伊特离开：因为在人行道上站着等待他的爱德华·里斯勒。 PMDKLIbrHxjTXnyJwLu9SkSL/pdEpxshVHFOcXjW6ovreghJdKXeUPtBKJIaU/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