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贝纳德·加沃特认为肖邦的照片（这里指的是1849年最著名的那个版本，并不是1846年褪色的照片版本）和科托一张在相同年纪的照片极为相似。对于一张技术含量高的照片，它的图像在感光板上呈正面像，而不是反面像。和所有的银版照相机原理一样，这点十分重要。这种相机对拍摄技术要求也很高，为了使图片更加逼真，每两张照片中间会有10—15分钟的停顿。肖邦的那张照片就是用这种相机拍摄出来的。加沃特是那种因为一次冲动或一个想法就可能把自己母亲的脖子拧下来的人，但是他这一敏锐的发现却成功地吸引了大众的兴趣。

科托拥有一些肖邦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出自这种银版照相机，由摄影家比森在音乐编辑毛利斯·施莱辛格的巴黎工作室拍摄完成。《多面的肖邦》是科托的一部充满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银版照相机在拍摄肖像方面的一些说明和评论。科托曾经这样说过：“我收集肖邦的肖像照片，是因为我从中感受到了对我深爱的大师的崇敬之情，这情感弥久而深刻。”这是一套饱含深情的收藏，此时银版照相机就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科托这样说：“为了解释银版照相机那奇特的原理，我们得承认它在机械构造方面的不完善和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最终结果就是可以完全避免那10—15分钟的停顿。然而，科托感兴趣的并不是银版照相机拍摄的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中的人物脸部结构特点以及和他以前收藏的那些肖像照片的巨大差别。

科托的失望以至于让他穿上肖邦的衣服站在照相机前摆起了同样的姿势：

那宽大的面庞在照片平面上尤为突出，给人不平衡的印象，科托在大部分照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忧伤，却不会在这里让我们想起。

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充满苦涩的集中，他几乎是本能地拒绝让自己脱离于精神和感受。

那时，肖邦离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在照相机前摆姿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不好，没有一点气力，但是科托却没有注意到：

从他痉挛的脸部轮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他很疲惫，这种疲惫有可能是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对于照相很不情愿的抵抗。那呆滞而紧绷的眼神似乎充满恶意，紧张又收拢的嘴唇，一切都证明他没有放松下来，他不是自愿前来的。

分辨他人的面孔是一个生理过程，有一些阶段，如果你缺乏必要的能力就无法去描述和分辨。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多么深刻的知识去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什么是极为相像的人，什么是遗传，因为它涉及的不单单是面相学，还有历史文学和肖像学。当它渗透于自己的文化和情感之中，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在富有激情的肖邦学习者中，科托可谓是天才。对我而言，他创造了一个既是肖邦又是科托的形象：当然在某些方面，肖邦还是肖邦。但是我认为，科托简直就是活生生的肖邦。这种犹如肖邦附体的感觉是银版照相机所办不到的：

这张照片是否选择了准确的拍摄材料，我们没办法下一个定论。因为它完全不取决于主观的诠释，我们也没办法说在某个短暂时刻有一些面部细节是相符的。

毋庸置疑的是，复制品虽然原理相同，但却没有得到人们在心理上的认同。灵敏的感光板不能只接受短暂的实体，我们还需要外部的真实性。复制品不能再造人的脸，复制品好像没有灵魂的人，只是一张没有精神支持的臭皮囊。

那么有哪些肖像文件没有和那些“深层的事实”脱离？如果在科托收藏的肖像画中选择的话，肯定不是那个“故作学院派的外表，没有反映出一丝肖邦特征”的路易斯·加内特。雕塑家波维的浮雕徽章可以说做到了一部分，“细腻的雕刻”使得人物“外表表达更加有力”。如果将眼光放到科托收藏之外的话，可以说，也一定不是卢浮宫愤怒的德拉科瓦洛肖像画，也不是悲哀的谢弗瑞恩肖像画，更不是严肃的科尔伯格肖像画，而是一幅本来属于著名的查尔斯·德·门扎德，后来有幸放在科托家中的一副肖像画，一副科托每天都要朝拜的肖像画。这幅画中肖邦的表情和乔治·桑描述肖邦肖像基本特点时所说的最后几句话有点相似：“肖邦的脸是那么俊俏，就好像一个悲伤的女人的脸，好像诉说着什么，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有说。”

科托认为他这副肖像画的作者是意大利画家路易吉·罗比，他的夫人曾是肖邦的学生——著名的俄罗斯画家威若·德·科洛格里夫。但是接下来的研究明确地指出这幅肖像画的作者是泰奥菲尔·克维亚特克夫斯基。然而，肖像画的内容和这幅肖像画的特殊性并没有任何重要的联系，那么科托在这幅画中到底看到什么足以让他每天去膜拜？

这张感人的脸是憔悴的，忧郁大于痛苦，脸上还有一些病理的斑纹，仿佛很严重的样子。

那双蓝色的双眼也接近灰色，当我们距离它更近时，我们可以看到那双眼睛呆滞无神，是那种发烧时才会有的混沌双眼。

嘴和下巴还是跟年轻时一个样，但是嘴唇苍白，整个椭圆形的轮廓向我们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其实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脆弱生命体。

他那个波旁家族式的微微颤抖的鼻子一直是人们调侃的话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感性在反抗着身体内的日渐衰弱，从而反射着一种奇特的活力，就好像一个非物质实体和突然而来的真实主义是矛盾的。肖邦给我们留下的是沉思的形象，也预示着肖邦的故事会成为永恒的经典。

关于那个波旁式微微颤抖的鼻子，我想并不是完全缺乏根据的，因为科托所认为的那种沙龙式的优雅在加尔藏地的《百科记号》中也有所解释：“在人们的认知中，男人的鼻子应该和他的阴茎大小保持一致。”不过科托认为，一致的东西可能另有所指。在他最后的著作《多面的肖邦》中就对肖邦的性格有一个全面的解释。这也正好可以从蒂图斯·沃伊切沃夫斯基和一些朋友的信中看出来，一些传记作者没能很好理解本书人物本身或者不恰当的描写让整本书成了宣传同性恋（或是公开的，或是潜在的）的书了。科托是这样说的：“肖邦就像所有的年轻人那样，在开始迷乱的性之前，他只是让自己休息一下。对于自己身体上的问题，他也很有节制地只和那些最亲密的朋友诉说，然而他过盛的情感却始终没有在一位女性身上驻留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之前和一些女孩子短暂的感情只是为了成为向朋友炫耀的资本，用来“掏空他的心”。

和葛拉拉斯卡·康斯坦莎之间的那些因为精神错乱而产生的的短暂的热情并没有给科托的判断带来困扰，因为从肖邦对女孩子爱的宣言来看，他很清楚：

在结束了青少年那段不确定的时期后，他不再是精神崇拜的奴隶。他沉迷于这种奇妙的感觉，沉浸在那种令人陶醉的冲动中和那些超凡的愉悦中，有时会给人一种似乎是注定了的感觉。这是一种无法抵抗的享乐派作风，而这一切却并不是通过肉欲就可以得到的。

除了可怜的康斯坦莎，还有另外一个可怜人：玛利亚·伍德泽斯卡。当她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了肖邦，在成为少女的时候爱上了肖邦，但对于科托来说，这个姑娘，简而言之，不仅是男性小情人让她的位置不保，还有来自康斯坦莎的竞争。康斯坦莎“收获了所有的赞扬，这一切都是伍德泽斯卡早就奢望的，只是奢望而不是目标”。事实上，肖邦已经“将自己独一无二的温柔倾注在了一种不确定的热情幻觉上，而关于他那温柔的爱情萌芽则由一种早熟的魅力引导着，被悄悄地安置在心灵的一个僻静角落里，甚至连他自己都未发觉”。

玛利亚那时还是一个孩子，肖邦没有等到她长大，就已经不自觉地着迷于孩童时期的玛利亚。不幸的是，这看似命中注定的两个人却没有走到最后，甚至不曾订婚。而这位姑娘，或许是因为轻率，或许是因为固有的冷漠，最后和一个波兰的庄园主人结了婚。这个庄园曾经就是肖邦出生的地方。看看命运开的玩笑吧！这样草率的婚姻，科托当时当然不知晓，谁知道如果让科托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呢，但由于丈夫在房事方面的不济，这场婚姻被圣罗塔法律所废除。

肖邦写给戴尔芬·波多卡的放荡书信在不久之后就公布于众了，而且并没有被大家认为是一份粗制滥造的伪信件，对于科托来说这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最后他还是拜读了一下，以下就是科托的评论：

从给波多卡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事情源于她的诱惑，但如果只考虑到波多卡对肖邦的诱惑却有些不公平，因为这种自然而然的诱惑是纯洁且克制的。对性的渴望与热情，和其他人比起来，肖邦的免疫力确实是差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要理解肖邦，给他以信任，把这短暂的时期看作是一个盲点而已。

科托又说道：

无论怎样，一开始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建立在音乐基础上的（这位迷人的波兰女子，好像是传说中的罗雷莱一样，是一个将美妙声音的诱惑力和女性自身魅力融为一体的典范），随后就变成了肉体关系，这种假想出的热情也因肖邦生命最后的阶段而被象征性地神化了。

临终前的肖邦一直沉浸在苦闷中，事实上，就在他去世的前夜，他的音乐家妹妹、波多卡和当时的公主卡扎托克斯一起，她们都是肖邦苦难和无助的见证人，肖邦要求她们在床边为他唱一曲咏叹调。如此，在肖邦生命弥留之际，这些不明诱惑者成为肖邦和音乐世界就此永别的使者。

最终在1954年出现了不可辩驳的，可以证明那些放荡言论是伪造文件的证据，对于科托来说应该感到极大的欣慰……但是对于最难啃的骨头——乔治·桑，科托却没能够将它掩埋掉：

对于肖邦来说，他们的关系最初源自人们的误解，源自那种生活中冒失地迸发出来的情感所带来的惊喜。

在这段不正常的亲密关系时期，不可替代的激情成为一种习惯，是激发肖邦创作的源泉。

肖邦在大马士革的职业生涯走入低谷的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巨大的失望，而失望的来源就是和玛利亚·伍德泽斯卡不切实际婚姻的破裂。虽然科托从没有说过，但是他认为肖邦直到28岁的时候，仍是处子之身。关于乔治·桑，因为她充满情欲，有着激荡澎湃的过去，才被科托描绘成阿米达式的人物：

只需要一次皮肤上的接触，一次由智慧和优雅装饰起来的接触，在此之前肉体的渴望和想象还离他很远（但并非指心里的欲望），他对此也并不知晓。他不断尝试新的纷乱的关系，只为了确认自己拥有正常的身体。最终他花了八年时间完成了全部的转变，开始了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生活。

多么美妙的事啊！早在18世纪就有的一妻多夫制直到1949年才被取消，这是多么超前的女权主义啊！科托还在一页一页地、带着偏见地继续研究那些资料。他说瓦莱塔的伯爵·朱塞佩·伊波里托弗兰斯奇-瓦内（《肖邦》，都灵，1910）已经承受过塔西宣言所宣判的“长期和糟糕的奴役”。根据科托的说法，肖邦在和乔治·桑有关系的那段时间被无情地要求直接与其“自我意识”对峙，而这个时期也是肖邦的自我认同意识最低谷的时期。更糟糕的部分就是，他那个波旁式的、压抑的鼻子，一直让他“免于非议”，但是他被扼杀在“形象酷似”中：“让他的一生都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幻想中：从他18岁开始，他的性格就几乎没怎么变过。”

肖邦，我们换句话说，因为他从来没有酝酿过要和家庭分开，并且他的一生一直受着痛苦的“流亡之苦”，还有“必须生活在命运给他安排的地方生活”的痛苦。科托的肺结核人人皆知，科托甚至都不会害怕想象一个可怕的疾病而让他一无所有：

肖邦另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一面，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存在着表里不一的双重社会观念。他是一个迷失的人，就好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在如此广阔的神秘世界中没有一个名字能将他与其他人区分开，而这一切都让一个充满痛苦和惋惜的年轻人的幻灭无限延长。

精神方面抑郁的现象，想象力的僵化，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医生通常把它叫作精神分裂。可以明显看出他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些不存在的心理投影、逃避，其实是因为身体机能已经出现严重的紊乱。

在这里，这种疾病是被称颂的，如此崇高，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了肖邦真实的人性，而这也是我们需要膜拜的。

但这种现象后来被爱德华·冈什在《遭受痛苦的肖邦》中（巴黎，1934）进一步诊断为“精神分裂和神经衰弱”。爱德华·冈什是医生，也是音乐学家，这一观点被一些没有能力的音乐学家所接受并且也让研究过这个课题的医生失去信心。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趣的是，科托在研究肖邦的著作时，也列举了肖邦的心理问题。如果要理解肖邦的内心世界，那么科托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右派反动的（所以我列举了反对派瓦莱塔伯爵的例子），不过那一长篇研究肖邦性格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是真实的，甚至可以说除了揭示了历史史实，其诉说也是感人的，因为文章里面努力让一个真实的人和一个天才音乐家的两种身份交汇起来。而作为一个和肖邦酷似的人，科托所付出的代价最终由莫舍莱斯的一句评价得到了验证：“有什么是和肖邦相像的吗？那就是科托的音乐，他弹奏的《第四圆舞曲》。”

直到这里科托才算是真正了解了现实。在他对弗朗克的评论中（关于这个评论我想在后面的文章中也一定会再次提到），他列举了一些不同作曲家的不同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肖邦的《圆舞曲》和《小夜曲》可以支撑这个观点：

这几段乐章可以说更好地表达了它们的作者，它有着动人的真诚，与最传神的肖像画一样的逼真，和最精心撰写的传记一样深刻。

这篇小论文证实的内容和保罗·瓦莱里之前发表的文章观点是矛盾的。关于这篇文章，科托说：“他不止一次地说明了，在这篇文章中，他有意图比较创造作品的人和作品创造的人。”肖像画、信函、传记，在需要表现一个人真实而深刻的一面时，其表现力是极为短暂的，但是艺术作品却可以永久地揭示一个人：这一点，科托从未怀疑过。

人们在那个时候经常讨论，时至今日大家也会讨论，把一个伟大作曲家的音乐和他本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谈是否合适。我的读者可能会问，在诠释一位艺术家时，除了分析他的作品之外，是否可以借助那些能够反映他心理和道德认知的一些手稿。我觉得这些详细讲述的评论才是唯一能让我们了解科托是怎样从一篇不完整的、有偏见性的文章出发，通过对肖邦作品神话一般的演绎，最终获得大众广泛而一致的好评。科托的名望也可以说间接支持了我的观点。科托在他对拉威尔的评价中说：“我们常常会说到某一段表演是天才的演绎，这并不是基于狂热的错误信仰，而是那带着翅膀的身体扇动了思想的飞扬。”

科托的文章，我认为是所有文章中最好的，对不同的评论者都会进行分析。科托在写作的时候，会涉及历史的数据及与话题相关的材料。但是费雷罗·莱奥，这位喜爱音乐的年轻的学者，在1928年仅以客观和文学的方式，在音乐杂志中出版了四页的文章。费雷罗说在经过了几年的局促，巨大的欢乐和深深的绝望后，他开始着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弹奏肖邦的音乐：“当我发现所有的评价一个接着一个，就好像落在地上的枯萎树叶，没有一点用处。我感觉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来弹奏肖邦了，因为我已经停止爱他了。”费雷罗希望找到他拒绝肖邦的原因，后来真的找到了：

巴赫的音乐环环相扣，庄严而又节制；贝多芬的音乐给人以极大的感动，节奏分明而又有所保留，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关于我们一直寻找的对音乐的那份美妙的疯狂感，这两位可以说都比肖邦好得多。它告诉我，我不再喜欢肖邦，因为我要开始真正的生活。

如果这是定理，那么随后也自然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对于我来说，我知道是肖邦告诉我，我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因为我发觉他一直停留在生活的外围。

肖邦的音乐是一个还需要去真正生活的人的音乐。他的音乐表现出来的感觉可能他自己也还没有弄明白……

肖邦有一段音乐就像一群卡普阿懒惰的士兵。如果这不是对他神奇天赋的一种尝试和一个从未“活过”、从未“听过”的人简单的直觉反应，那到底是什么呢？活着就意味着去理解。肖邦的音乐是对单纯感觉的一种追求，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悲伤。肖邦就这样，被永远封锁在青少年年华的悲伤和痛苦中。

这个痛苦的年轻人却不认为他的青春是劳伦佐所指的那样：

年轻的时候当然是一生中最悲剧的阶段，痛苦被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因为男人不仅仅要遭受苦难，而且在遭受苦难的同时还不明白承受这些苦痛的价值所在。所有的这些苦难并没有让他们了解自身。他们被苦难的神秘而淹没，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苦难从何而来，只是保证给一个结果，让他们知道青春是苦涩的。

没有任何痛苦会像第一次经历的苦痛那样难以忍受。

我觉得科托作为继承者可以将所有这些话都概括到“极为酷似的人”这个范畴内，而这不仅仅是个结尾：

肖邦，我青少年时期仰望的音乐家，脾气不太好，有些懒散。这个男人的整个一生都遭受着第一次失败的折磨，这点可以将我们区别开来。

尽管伤害无处不在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只有那些真正爱过肖邦的人才有权利放弃，所以那些爱过肖邦和决定不再爱他的男子都应该感谢上苍，他们虽然放弃了巨大的欢乐，但却找回了自己。

这篇简短的评论文章被命名为《肖邦或者年轻时代》。如果对于很多人来说，莫扎特是永恒的少年，那么对于科托来说，肖邦就是永恒的青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肖邦的继承人自己的确不懂得找回自己的喜悦？ VIV8Qa39PCvles9wbcgjKzsEzhm/6GaR2X7Go2ezGFo3vPhUB6/zlNZVRBNlC5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