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欧洲

早在1934年初，霍洛维兹就向《纽约新闻报》（New York American）透露，比起欧洲他更倾向于在美国发展，他说：“伦敦现在就像纽约，曾一度落后，如今则音乐会泛滥。德国显然已经出局了（霍洛维兹意指德国将面临纳粹时代的到来）。而巴黎从来就不曾真正有过音乐氛围。近年来，纽约的音乐会数量有了显著的减少，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优势所在。”

1938至1939年的演出季，霍洛维兹重返舞台，但犹太人的身份使其无法再去德国或奥地利。当时的意大利也即将推行种族政策，加之岳父与法西斯政权关系紧张，意大利自然也不能待了。旺达·托斯卡尼尼本想在巴黎居住，但战争打乱了所有的计划。1939年9月初，霍洛维兹全家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这还得多谢一位好心的热内亚官员，给霍洛维兹发放了并不完全合法的签证。除了1951年在伦敦（三场音乐会）和巴黎（两场音乐会）的短暂露面，直到垂暮之年霍洛维兹才得以重回欧洲。

战争期间，霍洛维兹曾想回俄罗斯开音乐会，也有过去南美的念头（1940年，托斯卡尼尼与NBC交响乐团在南美进行过巡回演出），最终都没能成行，只能待在美国。1942年霍洛维兹成为美国公民。自从1925年持半年有效期的签证离开苏维埃共和国，在西方国家霍洛维兹一直是个无国籍的人。因此成功加入美国籍让他觉得非常自豪，为了表达对这个新祖国的感激，霍洛维兹为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和约翰·菲力浦·苏萨那首盛极一时的进行曲《永恒的星条旗》编写了钢琴谱。1940年至1945年，霍洛维兹的演出活动并不频繁，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慈善音乐会、为战争募款的音乐会，甚至有在海军基地和部队里演出的经历。1945年，霍洛维兹决定转移事业重心，不再像1926年至1936年间去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了。

直到1936年霍洛维兹录制的唱片数量还很有限，这与他显赫的名声并不相符，与他的竞争者们如科托和鲁宾斯坦相比也很卑微。战争期间，他只录制了柴科夫斯基的《杜姆卡》、车尔尼的《变奏曲》、莫扎特的《奏鸣曲》（K 332）、由李斯特改编，他自己再修改的圣-桑的《死亡之舞》，以及与托斯卡尼尼合作录制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1945年，霍洛维兹突然明白录唱片不只是“捞外快”，而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于是，他找到了老朋友，精明的亚历山大·梅洛维奇，把与RCA公司谈判合约的重任交付于他。

梅洛维奇很快走马上任，并且成果斐然。这份有效期为三年的合同规定若霍洛维兹对录制的作品不满意，他本人有权阻止该唱片的发行；规定RCA旗下的其他签约钢琴家的年发片量不得高于霍洛维兹；规定除需按字母表排位的商业通告外，在RCA其余所有的旗下钢琴家列表中霍洛维兹的名字必须排在首位；规定在所有的广告宣传中，其他钢琴家的名字所用的印刷字体不可超过霍洛维兹的；还规定任何其他钢琴家都不能被准许录制舒曼的《梦幻曲》。三年中，霍洛维兹必须录制60面78转的唱片，他会因此得到每一面1250美元的酬劳，合计为75000美元。他能从每一场被录制并被允许发行的音乐会上得到5000美元的承包费，他可以得到钢琴作品唱片销售额的12.5％和音乐会实录唱片销售额的7.5％；只有当音乐会的指挥是托斯卡尼尼时，霍洛维兹才会降低版税至5％。

这份合同对于霍洛维兹来说当然是金刚铁甲，但RCA可能会面临在录制费用上有所损失的情况，特别是与交响乐团合作的音乐会现场录音，也限制了RCA与其他钢琴家谈判的条件。其他钢琴家自然也包括与RCA合约在身的阿图尔·鲁宾斯坦。鲁宾斯坦与霍洛维兹“结下梁子”不是一两天了，当初霍洛维兹录制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与鲁宾斯坦在二战前所录制的那些就曾有过一番明争暗斗。如今霍洛维兹签署的这份合同更是意在压制他，这对鲁宾斯坦可真是个不小的侮辱。随着帕德雷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相继去世、霍夫曼的隐退，在美国鲁宾斯坦成为了唯一能够与霍洛维兹分庭抗礼的钢琴家。然而之后的三年里，至少在唱片发行这部分，鲁宾斯坦不得不屈居次位。

唱片曲目的选择必须得到双方一致的首肯。RCA已准备了希望霍洛维兹弹奏的曲目单，根据先后次序，分成三个列表。在A列表最上方的是霍洛维兹从未在音乐会上演奏过的贝多芬的《月光》——1946年11月21日，这首奏鸣曲（Op.27 no.2）被永恒地刻录在78转唱片的音轨中。列于其下的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霍洛维兹在1944年就录制了该曲，却由于没有获得霍洛维兹的准许而未发行，之后就再也没有录制过。1945年，他录制了肖邦的《流畅的行板和大波洛奈兹舞曲》（Op.22）、普罗科菲耶夫的《奏鸣曲》（no.7）、霍洛维兹自己改编的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肖邦的《叙事曲》（Op.23）、李斯特的《在喷泉旁（Au bord d'une source）》以及其他很多作品。

现在唱片成为他每年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势必会占用原本用来休假或是举办音乐会的时间。霍洛维兹，一个爱在舞台上炫技的艺术家，连轴转的音乐会消耗了他不少的心力，因此休假是不能少的。权衡之下，只能大幅减少音乐会数量：从战前的每年80至100场锐减到一年不超过30至40场。

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四十家音乐会演出公司有意聘请霍洛维兹。一时间他受欢迎的程度无人能及，已然成为最耀眼最顶尖的舞台明星（关于这些我们之后还会提到）。无怪乎这四十多家演出公司也只得参与到争拍霍洛维兹的竞争中去了。霍洛维兹的酬金由此水涨船高，从战前的每场1500美元，到1942年的2750美元，再到战后的4000美元。如果有人质疑要价是否太高时，霍洛维兹就接受一个定额另加演出收入的提成。因为他的音乐会总会出现“票已售完”的情况，因此所得的酬劳会达到5000美元。1953年2月在纽约举办的音乐会，霍洛维兹得到的酬劳竟有8000美元之多，这我们之后还会说到。

可为何如此受欢迎且日入斗金的艺术家要将自己收入的20％给予一个只需将各种提议评估分类、安排巡演的日程，甚至连宣传推广都不用做的经纪人？自从演出活动被限制在美国时起，霍洛维兹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如之前所提到的，直到1934年，梅洛维奇一直是霍洛维兹的私人代表，为他联系工作、与各国演出经纪人洽谈。之后，霍洛维兹和米尔斯坦离开了梅洛维奇，这样就能与那些对他们趋之若鹜的经纪人直接交流沟通，最后也只需支付一份中介费，而非原来的二份。现在呢……

霍洛维兹在美国的经纪人从1928年起就是亚瑟·贾德森（Arthur Judson），一个强势又厚脸皮的家伙。他拒绝减少给他的分成，因为认识到霍洛维兹每场音乐会的收入可抵伊图尔比（Iturbi）的二十场。换句话说，贾德森是最不愿意看到霍洛维兹减少音乐会数量的，这意味着自己的收入也会大大缩水。1942年两人关系破裂，1943年合作宣告结束。很快，霍洛维兹找到了安妮·弗里德伯格（Annie Friedberg），这个经纪人比之前的要温顺许多，对于10％的分成没有异议，而且听任霍洛维兹取消音乐会，这已经成为霍洛维兹生活中的家常便饭。1952年弗里德伯格去世后，霍洛维兹又找来了俄罗斯裔的大卫·里比丁斯（David Libidins），此人1951年为霍洛维兹安排了在伦敦和巴黎的音乐会，是个理想的经纪人，对霍洛维兹取消音乐会的行为更加宽容，甚至愿意把佣金降到10％以下。可惜的是从1953年起，霍洛维兹的事业中断了整整十二年。

之所以不想继续各类演出活动，最根本的原因是霍洛维兹厌烦了这种生活：火车上的长途旅行、不断变化的酒店房间、不得不见的各色人等、接连不断的采访等等。妻子旺达不能总是陪伴他左右，而每次有她陪伴的时候……关于这个我们稍后再说……因此霍洛维兹需要一个助手，至少能帮他处理些琐事，例如给酒店的行李工小费、在餐馆里付账、整理行李等。

1940年底，霍洛维兹就曾在《纽约时报》上刊登过一条招聘启事：“为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觅一旅伴兼秘书。有意者请寄简历和照片。”一个名叫罗威尔·本尼迪克特（Lowell Benedict）的21岁学生被旺达（她自称V.霍洛维兹的秘书W.马尔蒂尼）请去参加了初步的面试。这个男孩先后通过了旺达和弗罗迪亚的考试，以每周20美元的酬劳被雇佣（外加生活费）。

罗威尔·本尼迪克特陪伴霍洛维兹四处巡演，直到1942年他在MGM公司找到了固定工作。这个位置马上由一个无名氏顶上，然而他的表现极差，在老板的特别批准下居然多干了三个星期。之后又来了几个无名氏。直到1948年，霍洛维兹才又找到一个可靠又样样能做的旅伴：他叫卡尔·埃尔夫（Carl Erpf），是年55岁，曾是保险方面前途无量的律师，但由于饮酒过度而酒精中毒不得不隐退；戒酒后，也失业了。同时，他还是霍洛维兹的精神分析师，劳伦斯·库比（Lawrence Kubie）的岳父。一年后，可怜的埃尔夫就认识到光靠他一个无法服侍好急躁的霍洛维兹（旺达比他更不堪），于是找了个年轻人来协助他。这个年轻人就是帅气十足的万人迷，演员肯尼斯·利德姆（Kenneth Leedom）。他还经常被梅洛维奇叫去参加与RCA的谈判。

这一连串的旅伴、秘书、服务生、情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过霍洛维兹担负得起：仅1952年，他靠音乐会和唱片就入账二十多万美元。1945年，他买下纽约高贵地段的豪宅一栋，在其间收藏有俄罗斯的漆盒和19世纪、20世纪的法国画（其中不乏莫迪利安尼、德加、马奈、马蒂斯、卢奥、毕沙罗和毕加索的作品。霍洛维兹以18000美元的价格买下毕加索的《休息中的杂技演员》，后来以750000美元的高价售出）。

这频繁的更替其实也是霍洛维兹烦乱心情的外在体现。要常年顶着“炫技演奏家”的头衔不容易；总在忧虑中等待“票已售完”不容易；无法接受自己不是常胜将军不容易。不容易啊……其实这时候最需要的是调整心态，筑建一道心理防线。这方面霍洛维兹显然不如海菲兹做得好。海菲兹的境遇与霍洛维兹颇多相似：二战后再也没回欧洲演出过，也是一个关注细节的艺术家，总希望自己比对手强，哪怕一点也好（1950年，海菲兹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三场音乐会入账9500美元，米尔斯坦是3800美元，奇诺·弗兰切斯凯蒂（Zino Francescatti）是3600美元。在收入方面，鲁宾斯坦终其一生都没赶上海菲兹，他的出场费大约在8000美元）。海菲兹驾着他的无敌战车一路所向披靡，直到1973年，72岁的他决定功成身退，转而投身于自己的另一个爱好——网球。霍洛维兹也是时候停下来喘口气了。

海菲兹能从容面对“演奏大师”这样的头衔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一是因为其生母给了他结实牢固的神经，还有一点或许是因为他没同旺达·托斯卡尼尼结婚。霍洛维兹和妻子的关系随时间推移变得愈发紧张，不仅因为霍洛维兹的同性恋倾向，还有女儿的原因。索尼娅·霍洛维兹非常调皮且聪明，是个很有艺术天分的小女孩。外公托斯卡尼尼对她是极其宠爱，这万般宠爱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一次，托斯卡尼尼全家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萨尔茨堡的转播——由一位著名指挥家执棒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然而收音机旁的大师对彼大师并不待见。交响曲开始没多久，小女孩就跑去调收音机的旋钮。她错把收音机当留声机，以为这样能让音乐快进……外公也不认同这样慢半拍的指挥，看到外孙女的行为，心满意足地鼓起掌来。到纽约之后，索菲亚开始学习钢琴，然后是小提琴、绘画和写诗，还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演员。她变得越来越心浮气躁、越来越任性、越来越不快乐，还总是惹得身边人也跟着不快乐起来。

15岁的索尼娅成为父母的一个大难题，他们不知道可以将女儿交给何方神圣来看管，而且他们无法保证给青春期的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霍洛维兹的同性恋倾向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旺达的说服下，霍洛维兹将自己托付给库比医生。后者是个循规蹈矩的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师，他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有“病”就必须“治疗”。他采取的治疗唯一“有效”的成果，便是加重了霍洛维兹的神经机能症和抑郁症。1949年，与旺达协议后，霍洛维兹搬去酒店独自生活。没有离婚，没有正式地分居，报纸上也未见任何流言蜚语。有时，旺达还是会陪丈夫去巡演，但两人各自分开睡。度假时，霍洛维兹会在肯尼斯·利德姆的陪伴下，专心于当时最大的爱好——钓鱼。

所有熟悉这对夫妇并亲历过他们激烈争吵的人们一致说，哪怕在两人分居的那段日子，霍洛维兹对旺达还是有“需求”的。据大卫·杜巴尔（David Dubal，Evenings with Horowitz，《与霍洛维兹共度的夜晚》，1991年）说，这话就是出自旺达之口。闲聊中，霍洛维兹对自己热爱的事物谈兴十足：香水、金钱和音乐。当杜巴尔问他其中是否包括所爱的人和妻子时，旺达插嘴说：“他不爱我，他只是需要我。”托斯卡尼尼的女儿有着托斯卡尼尼式的强悍个性，加上霍洛维兹的脆弱心理，让人不禁揣测两人之间存在施虐和受虐的关系。这对夫妇的行为或许可以为精神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典型事例。我们就此打住，只说一件，那就是霍洛维兹的酒店生活一直持续到1953年，前后整整四年。

在这段时期，来自评论界的压力也成为霍洛维兹不得不面对的众多压力之一。自从他改编了《永恒的星条旗》后，舆论就将其视为政治投机者，不待见他。20世纪40年代，霍洛维兹在他的曲目表中加入的一些乐曲才使评论界不再对此耿耿于怀。这些乐曲包括1943年霍洛维兹重新演绎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奏鸣曲》，这个版本得到了作曲家本人的认可；在同一时期，他还弹奏了舒伯特的《奏鸣曲》（Op.120）、门德尔松的《前奏曲和赋格》（Op.35 no.5）、杰罗宾斯基（Jelobinski）的《六首小练习曲》（Op.19）、梅特涅尔的《奏鸣曲》（Op.22）、普罗科菲耶夫的第六、第七、第八首《奏鸣曲》、卡巴列夫斯基的几首前奏曲（Op.38）和第二、第三《奏鸣曲》、巴伯的《出游》和《奏鸣曲》。其中有不少是现代作品，并不为很多人所接受，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也不怎么样。托斯卡尼尼在单独试听了这些曲目后，第一个做出了评判：“音乐不怎么样。是他让其变得伟大。”这次，评论界也与托斯卡尼尼保持统一战线。